画卷与画面有什么不同 犹太民族历史画卷的一幅重要画面

　　二十年代，我在美国目睹了许多“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天主教徒的歧视，曾作了一些关于一般美国白人与这些人之间的“社会距离”的调查。这些资料一直未得机会整理，十年动乱期间又散佚殆尽。有幸的是，光旦先生生前长期积累的关于中国犹太人的资料却保存了下来，并且经过整理，编成了《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即将出版。
　　光旦先生与我同学九年、共事二十二年。其间，我们不时探讨世界上的犹太人问题，许多看法趋于一致。
　　我们幼时一起读过基督教的《圣经》，其《旧约》部分是犹太人的经典，迄今一般犹太人仍认为记述的是他们早期的历史。其实，其中一些荒诞无稽的神话传说，不免可笑。
　　我们一起读过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高利贷者夏洛克的那种毒狠无情的形象，使人感到犹太人可鄙。
　　我们一起读过世界史，了解到古代犹太人从惨淡经营的家园里累次被驱逐。他们流离转徒，在东到巴比伦，西经拜占廷、东欧、非洲，甚至西欧的广大畛域里，聚居于别国篱下，受到当地人、阿拉伯人、天主教徒、基督教徒和十字军的残酷迫害，数以千万计的人被屠杀或卖作奴隶，信仰的宗教被取缔，私有财产被掠夺，其境遇之悲惨，实属可悯。
　　当无数犹太人遭到凌辱，面临存亡续绝和伊斯兰教、基督教当道强制他们改变信仰庶可免于一死时，他们那种顽强抵抗、宁死不屈、慷慨就义的英勇事迹，又诚可敬。
　　犹太裔中群英间出，在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名单上又迭有其人，而摩西、耶稣基督、海涅、赫茨、门德尔松、柴门霍夫、弗罗伊德、斯宾诺沙、狄斯莱利、爱因斯坦等人在各个方面的贡献为世人瞩目，至于马克思所开创的理论体系，更是不可泯灭。所有这些，使人深感犹太民族可羡。
　　在美国，看到了许多犹太人巨富与其他资产阶级巨头操纵金融和实业，通过鲸吞豪夺，使无数小企业倒闭破产，广大劳动者艰难竭蹶时，又觉这部分犹太人可憎。
　　我们对犹太人的以上印象，迄今仍是很多人对他们的看法。随着岁月流逝和学习的深入，我们对犹太人的评价，也有了一定的改变。我们逐渐认识到，对一个民族的评价，如果主观褒贬、拘泥成见或对历史事实不能错综条贯、纬以精思，就会把一个民族描绘出迥乎不同的形象，并且往往歪曲真象。我们在前面举出的犹太人的一些事实，只不过是犹太民族形象的一些侧面，其所谓可笑、可鄙、可敬、可羡、可憎，一经分析，都是片面的、不深刻的。
　　诚然，一般犹太人笃信上帝创造人类，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宠儿等等都是迷信，但在人类蒙昧的历史长河中，类似这样自我中心的神话传说，即使在今天教育最发达的民族中亦有成千上万的人抱有这种信仰，固不特犹太一个民族为然。而且，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宗教迷信是不可避免的。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由多神信仰到笃信一神是一次跃进。犹太人很早就独树旗帜，笃信耶和华为独一无二的尊神。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不应贸然嗤之以“可笑”。
　　犹太人到处经营小商业，贩卖旧货和发放高利贷。这些活动被说成是犹太人的第二天性，因而把他们看作是无情、残忍、剥削成性的人。其实，他们从事的这些活动是历史条件造成的。他们在长期流亡期间，基本上集中在城镇里，没有机会从事农业，在穆斯林、天主教和新基督教的统治下，他们被剥夺了从事许多正当职业的权利，只能跻身于星象占卜、医疗、小商业和放债等有限的范围内。特别是放债，在当时的宗教统治者看来是反自己的教义的、不洁的，是虔诚的教徒不屑做的。但又鉴于它可以暂时解除贫穷人们的某些拮据，遂允许或甚至强迫他们从事这种肮脏的活动。在他们的生存和财产安全没有保障的条件下，放债条件自然要高一些，经过漫长时期的因循传袭，形成了一种职业模式，这便是犹太人高利贷的由来。他们从此就被视为可鄙而难以自拔。
　　为了抗拒宗教迫害，坚持自己的信仰而慷慨就义甚至集体牺牲，是宗教狂热和情绪激化的一种结果。这些举措，在各种宗教的历史中也偶有所见，但反过来看，屈服于淫威，背着良心而接受洗礼、成为贪生怕死的“新基督教徒”(marrano)者，又何止倍蓰。
　　犹太族中的熠熠群星对人类文化的伟大贡献是无可辩驳的。然而，这并不表明犹太民族的天资和禀赋特别高于其他民族。这些人是在各人所在的国家，幸而受了专门培养、教育而成材的。哪个国家的教育和科技较发达，哪个国家就人才辈出。犹太裔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国籍分布是与那些国家所培养的人才总数成正比的。同时，在没有出现被人公认为杰出人才或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社会中，也有大量犹太人生活着，但在他们里却并没有出类拔萃的人才。总之，犹太裔中的杰出人才取得的成就是与他们所在国家的科学文化水平密切联系的。
　　至于犹太资产阶级的那种残酷剥削则是私有制产生的，并且是受私有制法则支配的。他们的面貌不过是私有制罪恶的表象而已。犹太资产阶级及其用以剥削的无数金融绳索，是为终将被埋葬的私有制所准备的殉葬品。在这个意义上说，更可憎的是犹太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私有制。
　　列宁指出：“所有的民族都是历史的民族”，它们作为人们的一种共同体，其发展既有生物的因素，也有社会历史的因素。前者是经，决定着民族之间的共同特征；后者是纬，决定着民族之间的多种差异。犹太人在今天政治舞台上所扮的角色是多样的。它有政治的一面，有经济的一面，也有文化的一面。不论是复国主义运动和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横暴侵略，还是犹太资产阶级垄断巨头对世界金融的操纵，或者犹太学者对人类作出的杰出贡献，都只是犹太民族中一部分人的活动，不能据此概括整个犹太民族，我们对这些活动应一分为二地进行评价，有褒有贬。谴责以色列反动政权或犹太资产阶级垄断集团从而谴责整个犹太民族，表扬犹太人的学术贡献从而表扬整个犹太民族，都是不科学的，应该扬弃。这一点是光旦先生生前同我的一致看法。
　　犹太人的远祖长期生息在阿拉伯半岛的大沙漠边缘和一些绿洲中，以游牧为生。约在公元前二十世纪至公元前十七世纪之间，他们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移至巴勒斯坦境内的迦南。这里地处红海与阿拉伯大沙漠之间，向为各族人民所混居。来到这里的犹太人逐渐转向农业，虽不免同外族争斗，但在一定范围内也与他们混血，经过长期繁衍，形成了传说的十二个部落。
　　天灾频繁的半沙漠地区使犹太人不能随遇而安，早期的一次特别严重的天灾使他们不得不四散迁徙。大部分人进入埃及，部分犹太人获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但到了公元前十三世纪，在开始遭到埃及王朝歧视、压迫和奴役的犹太人中，出现了杰出的领袖摩西。他以所谓的天神的旨意为号召，利用宗教狂热，团结了本族人民，并终于率族迁回迦南。摩西也就因此被认为犹太教和犹太法律的创始人。
　　犹太人返回故乡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因地处古代东西几大文明区域的边缘、东西商业贸易通道的要冲、古代帝国军事扩充的前沿，同时又是世界几大宗教的摇篮地区，而宗教抵触一向是情绪暴发的火药库，所以这里可以说是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永远是多事的地域。此外，这里的犹太人在这一时期政治上分裂为二，互相猜忌，王室又阋墙内讧。于是，新兴的罗马帝国乘隙插足，终于在公元七十年毁灭了犹太人建立的国家。为了彻底粉碎犹太人接连不断的反抗，耶路撒冷被夷为平地，大量的犹太人被屠杀或沦为奴隶，更多的人被驱逐。耶路撒冷的沦陷，使犹太人失掉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为了生存和寻找栖息之所，他们飘泊流离，荆棘载途。后来，他们虽在西班牙有了立足之地，但终因信仰不同而被驱逐，许多人死于遁途，留下的人不得不改变了宗教信仰。在东欧，也曾有犹太人的集居地，但俄国人的清洗迫使大批人逃往匈牙利、波兰等国。犹太人中的许多移民也曾在沿地中海周围的地区定居，有些人则前往荷兰、德国。还有一部分人逃往法国、英国，后来转往美国及中南美。移居的犹太人在有些地方，因被宽容收纳而扎下了根，既保留了自己的民族性，又对当地做出了贡献。在多数地区，他们始终被视为异族人，一直忍辱偷生；更有一部分人，一俟发现有他们容身之地，便携老带幼前去试探。光旦先生在本书中提到的开封犹太人的大部分祖先，就是落籍于印度的部分后裔经过千里迢迢前来试探的。
　　总之，犹太民族很早便丧失了国土，全球的大部分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地处远东的中国也在他们的视野之内。在一个社会文化环境迥乎不同于西方的中国，他们如何得以生息、消长，西方仅作过一些不完整的报道，而为填补这方面的空白作出一些贡献，是光旦先生早有的抱负。
　　正如斯大林指出的：“每一个民族，不论是大小，都有它自己的本质上的特点，都有只属于该民族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殊性”。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在世界上也是极为独特的。今天的犹太人在全世界约有一千五百万人，其中三分之一居美国，五分之一居以色列。此外大多数集居在欧洲各国，尤其是苏联的城镇中。这种大分散而又大集中，基本上分布在城镇中的人口分布，是犹太民族的一大特点。他们来到中国后仍然保留了这一形态。
　　犹太人在体质上，由于长期同别族相处而不免出现的混血，已使我们难以纯粹用他们的传统形象(如鹰鼻)来识别他们了。这种体质特征在别的民族中也已大量存在，而在犹太人中并不人人具备。他们原来的体质标志已在日益消失。这一过程在开封犹太人中也极易看出，从体质上观察现已很难分辨、识别了。今天如果住在北欧、中东的犹太人和住在纽约市的那批对犹太教最虔诚的“黑犹太”，以及中国开封犹太人的后裔聚居在一起，就很难使一般人相信他们是同一种族的人。
　　今天，犹太人已没有一种共同的语言了。他们或操希伯来语，或操意第绪语，或操英语、法语、德语、斯拉夫语、阿拉伯语等等。散居在不同国家的犹太人大都采用所在国的语言。在中国的犹太人则到中国后不久一直沿用汉语，原有的语言早已遗忘了。尽管如此，今天世界上有一大部分犹太人仍采用由一种德语方言组成、用希伯来字母拼写、字汇中杂有希伯来文、俄文、波兰文等的意第绪语。这种语言至少在相当一大部分人中保存了下来，而且仍在通行，这未尝不是民族意识的一种表达。
　　各国的犹太人以从事商业的中产阶级为多，但到了近代，尤其是在美国，阶级分化极为突出。深刻的阶级矛盾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犹太民族的一体感。但即使到了今天，当地的支配民族对犹太人仍然或多或少实行歧视和欺凌，这就有助于使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有意无意地保持着民族意识和同族感。与此同时，大多数人所仍然笃信的向为天主教和基督教排斥的犹太教，成为他们同类意识的纽带，从而使他们保持了一些与其他民族有若干差别的民族特性。在这一点上，开封犹太人又另有其独特性。我们知道，在宗教信仰上，正如我们将在下面加以申述的，愈遭排斥，就愈加顽抗，愈是保持不变。相反地，在宽容自由的局面下，反而会出现相互影响、彼此渗杂的现象。开封犹太人就是这样。他们长期来已逐渐与同他们相近的伊斯兰信仰融合，早已不再独树一帜了。这些都是光旦先生生前所一向注意而且常向学生讲述的。
　　不同民族相处，出现不同程度的矛盾，甚至严重到相互残杀，这是历史事实。犹太人在长期流徙中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固然是惨极人寰，但分析当时的历史情况，也不能不说是历史的必然。综观他们遭受的迫害史，可分为两个阶段。在十九世纪以前，矛盾性质基本上是属于宗教方面的。嗣后，由于宗教在人们生活中所占重要性的递减，原来的矛盾逐渐转化为种族性质的矛盾。在宗教矛盾下，斗争的焦点是信仰的冲突，种族矛盾的焦点是人种的较量。信仰可以改变，人种的较量只能是你死我活。这里可略加申述。
　　与犹太人长期相处的主体民族，不是信仰伊斯兰教，就是信奉天主教或新基督教。这些宗教在中古时期都是扩张性的，都以能多吸收新的教徒为荣。它们都极端鄙视异教徒，认为后者是邪恶不赦的。但只要“改邪归正”，就可以立刻一视同仁。例如流亡在欧洲的犹太人，尤其是在中世纪的西班牙境内的，有时尽管处在被驱逐、屠杀或卖作奴隶的境地，但一旦接受洗礼，放弃犹太教的信仰，不再遵守星期五的休息，不再举行割礼，就可以立刻安然无事。这些人就不再是犹太人而被称作“马拉诺”或“新基督教徒”了，可以参加当地的一切活动，甚至少数人能上升到领导阶层。因此，在“马拉诺”名义的掩护下，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在人身和财产消灭的边缘，得以保存下来。
　　种族矛盾是另一回事。矛盾的主要方面旨在消灭对方。既然计在消灭，自不存在改造或转化问题。十九世纪以后，种族不平等和诺迪克种优秀论在欧洲广为散播，日益众多的以优秀种族自居的人们，把异族人视为劣种，分成等级，唯恐本族人受到玷污，竭力提倡把他们隔离、驱逐，最好彻底消灭。到二十世纪以后，尤其是在纳粹主义的煽动下，开始从犹太人开刀。我们知道，不论宗教矛盾还是种族矛盾，都是以暴众情绪为武装的，都是极端行动的导火线，一经爆发就难以收拾，理智很难驾驭它。因此，尽管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科学文化首屈一指的德国，堂堂政府竟明目张胆地公告于世：犹太人不能担任公职，不能任律师、医生、教师、编辑。最基本的国民资格和公民权全被剥夺。纳粹分子的屠杀队，甚至施用电刑和毒气辅之以枪弹，逐年逐月按计划杀害犹太人。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纳粹权势下的欧洲，共有六百万犹太人被杀害，成为历史上一幕凄惨可怖的大悲剧。
　　不同的民族处在类似的发展阶段，经济上都基本自给自足，共同生活在同一广大地域内，彼此可以独立并存。这种几乎是闭关自守的并存状态在历史上是经常看到的。此外还有两种民族并存的模式。一种是，彼此属于不同的经济形态，例如一方为游牧经济，另一方为农业经济，毗邻相处互通有无，达到生物界的所谓共生状态。另一种是，一方人数多，面积广，经济基础雄厚，政治、文化处于支配地位；另一方与此相反。双方是支配与从属、强者与弱者的关系。关系是否良好，关键在支配民族：压迫导致反抗；宽容带来融洽。反抗产生对立情绪，对立双方必然互不相容，而融洽则会导致同化。但是，对处于从属地位的异族人的不信任、猜忌和凌辱，在历史上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犹太人被赶出巴勒斯坦后，基本上一直生活在第三种模式中。考虑到犹太人的民族性格、他们笃信自己的宗教、他们与当地中产阶级的经济矛盾等等因素，再来看他们如何被禁闭在“隔脱区”(Ghetto)过着非人的生活，如何随意被驱逐、任意被征税和服劳役以及他们如何顽强地抵抗同化，在大部分身上保持着犹太人的敏感和坚信自己民族性格终将得救的乐观态度等等因素和现象，就不难理解其后果的所以然了。在民族关系中，都是相互为因相互为果的。只要一方是强权，另一方必然负隅顽抗；一方面有威胁，另一方就必然镇压。双方间的鸿沟很难填平或逾越。
　　早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哲学家康德在琢磨历史规律时就注意到，凡持有自己宗教信仰的群体，一进入另一宗教信仰的汪洋大海中，自己的信仰就会逐渐消失，日久之后，自然会同周围的信仰溶为一体。但是他又认为，唯犹太人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们足迹遍四海，尽管孤立在异教中，仍能完全保持自己的信仰。他认为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很早就具有成文的和较为完整的经典，这样的人与不同信仰系统的人，尤其是与那些没有成文经典而只是在习俗仪式上有所不同的人相处，就会保持自己固有的宗教信仰。这是历史的规律，然而，康德总结的这条规律并不适用于开封府犹太人的情况。开封犹太人有宗教经典，有传播教义的人，也有庙宇，与周围人的信仰迥然不同。在这种情况下，理应同其他地区的犹太人一样长期维持自己的信仰和民族特性。但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却罕见地在不长的时期内被同化了。其原因，不能仅从他们的内在因素去寻找，而应当从他们的处境中来挖掘。
　　中华民族历来是有气魄的。历代王朝在异族人不干预其政治的前提下，都一贯提倡“中外一体”，对异族、异教一般都兼容并蓄，对犹太人集团亦不例外。这从犹太人自己的文献中也可以看到。在光旦先生引的开封犹太人的《重建清真寺记》中，追溯清真寺初建时有这样一段话：“……出自天丝，奉命而来……进贡西洋布于宋。帝曰：‘归我中夏，守遵祖风，留遗汴梁’……”。这寥寥数语，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它说明宋朝统治者决无强迫同化他们的企图，“守遵祖风”意即允许他们维持自己原有的信仰和遵循自己的风俗习惯。其二，清真寺初建于金代建都开封后三十八年，即一一六三年。金一建国，当然就有自己的正朔年号。这篇《重建清真寺记》是在明代弘治二年即一四八九年写的，文中所用的纪年不依开封金代的正朔，而用偏安于杭州的南宋的正朔。金人是少数民族，而宋是主体民族的象征。在几百年之后，在使用年号这一小问题上犹太人仍有所轩轾，正足以说明他们对与之长期友好相处的主体民族的王室仍怀着缅念的感情。总之，开封的犹太人被赋有根据犹太教法典的规定恪守宗教仪式等自由。中华民族的这种“温和”和“让步”，固然可能使犹太人通过自己的宗教内容保持民族的独特性，但是另一方面确实避免和消除了中华民族和犹太人之间心理上的猜疑、隔膜，这就为自然同化创造了条件。
　　此外，允许开封犹太人通过平等的科举考试，参与政治生活，是他们被同化的另一原因。从十四世纪开始，开封犹太人中的知识分子和商人，越来越多地走上仕途，有的甚至获得了高官显爵。这些人受到了中国传统思想和儒教的影响、熏陶，以及封建官场的环境和他们与汉族官吏交往的频繁，逐渐改变了他们立身处世的哲学。这些，都强有力地冲淡了他们的民族意识。特别是他们是犹太人集团中有势力、有威望、有影响的人物，其影响所及，不能不遍及于整个犹太人集团。后来开封的犹太人把三纲五常等儒家伦理原则当作自己的伦理规范，用儒家伦理术语来描述自己的神即是一例。
　　再一个原因是通婚。民族间的通婚孕育着民族接近和种族融合。这是大民族主义者和种族等级论者一向大声疾呼、坚决反对的，也是种族隔离政策禁忌的核心。任何一批向外试探性的移民，必然是男多于女的。他们来到异乡，迫切希望同当地人通婚。但在象中国那样的封闭性质的封建社会，门当户对、亲上加亲的传统一向特别受到尊重。在一般情形下，与一个种族不同、语言不同、生活习惯不同的人婚媾是难以想像的。但犹太人到中国时间不算太长，却在体质上、语言上、生活上都已与当地人几乎已辨不清。这说明他们与当地人的通婚不是个别的，而是有相当数量的。对这一禁区的突破显然是他们被同化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这种夫妻结合不仅导致日常生活中宗教痕迹的逐渐消失，而且随着这种结合的日益扩大，必然削弱犹太人的社会文化的结合力，破坏其人种的独特性。
　　最后，开封犹太人被同化，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的，归根结底是“经济情况”决定的。他们处于当地汉人的汪洋大海之中，自己又主要是商人、中产阶级、医生和工匠，没有也不可能保持他们原有的经营方式，在各种生活领域中，一方面固然受到当地人的挑战和竞争，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依靠当地人。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仿效的心情，促使他们向当地人学习――从生产方式、文化到语言，甚至采用汉人的姓名。于是，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封犹太人的像貌、衣著与汉人已毫无二致，在宗教、习惯方面悉如汉人，例如其祖祭、丁忧、婚娶丧葬之礼均依汉制；固有的语言文字消失了，姓名改变了等等。总之，完全被中华民族同化了。
　　开封犹太人被同化的史实，说明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道理。个人或群体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随时随地同别人或别的群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其间，虽有主动的一方，但在极大程度上仍然受另一方的制约。如果只注意前者而忽略了后者，就不能全面了解事态的发展。开封犹太人的演变，犹太人本身固然是主要角色，但周围的民族及其宗教、文化、社会制度等等对犹太人的命运和演变都具有强烈的影响作用。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和恢宏气魄，不但对犹太人，而且对同她接触的任何民族都是不变的。因此，她总是能够同别人和别的民族和睦相处，最后溶为一体。宽宏大度、取人所长、平等待人，至今仍是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的传统，而这个传统在世界历史上是少见的。光旦先生的《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犹太民族历史画卷的一幅重要画面，而且还启发人们进一步认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巨大力量，而后一点恰恰是我同光旦先生生前经常谈及并总是引以自豪的。这一点，他没有机会利用积累的资料写成专著加以系统阐发，我在这篇短文中，谨代简述。
　　 一九八二年六月于北京
　　
　　(《中国境内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潘光旦编著，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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