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江红岳飞【《岳飞》的遭遇】
时间：2019-02-13 05:34:0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一九四○年前后，我在沦陷后的上海，追随留在敌后主持剧运的一些前辈和战友，从事抗日戏剧活动。那时，抗日的剧本既无可能上演，而从历史中发掘剧作的题材，本是不得已的，却未始不是一条宽广的路子。这一阶段，历史题材在上海影剧坛得以广泛流行，是有它所以形成的特定历史条件的。我们固然知道“历史是不会重演的，但这里面有许多教训却值得我们学习。把历史与现实的相似之点集中与扩大，这是我们写作的任务。眼看着目前有一群逝去的魅影又活跃起来，想把民族的生命重蹈前人的覆辙。这时，我不禁然心忧。我愤恨！我控诉！”(见《初版本后记》)
那时，汪精卫正在南京搬演“还都”的丑剧，“国民政府”的招牌又在原址挂起来，老店新张，自不免要制造舆论声势，为他的“和平救国”寻找理论根据。除御用文人出马之外，这位国民党汪副总裁还不时亲自跳上前台表演一番，说什么：“天下战争没有不了的一天，百年战争，结局仍旧不出一和了事”；“趁这时保全一点国家元气，还有讲和的本钱，否则连求和也不可能了；”“我们是战败之师，吃亏自是免不了的，退一步想，和平的结局是吃些小亏罢了，而争战的结局却是亡国”；因此，中日两国必须“共存共荣”、“同甘共苦”、“同生共死”，如此等等。我翻开历史，秦桧在八百年后有了嫡派传人，他们的腔调与板眼又何其相似乃尔！我决心将这一段历史写成剧本，并将以上“名言”纳入秦桧的台词。这便是当时为中国旅行剧团而写的《岳飞》(原名《精忠报国》)。剧本脱稿后，自己觉得很不惬意，既受史实的拘束，又羼入汪副总裁的宏论，显然非驴非马，全剧更缺乏严密的结构、紧凑的“动作线”和生动的语言。当时，我已被敌伪所注目，而不得不准备出走，行色匆匆，不暇反复琢磨，只得勉强交付出版者。由于剧稿的毛病不少，需动“大手术”，而一时我又没充裕的时间，希望等待以后能有一次修改的机会，把它弄得比较完善一点。
一九四一年六月，《岳飞》首次在上海公演，我已经早离开上海。据说，这个戏是经过种种艰难曲折的斗争才获得在当时“法租界”的兰心戏院公开演出，但演至第七天终于“因故停演”。一九四四年冬，我在重庆，从《大公报》的一篇通讯《的教训》中获悉，这个戏又于上年十二月在上海再度公演了。这次演出引起极大的轰动与骚扰，“象一颗猛烈的巨型炸弹在敌伪的心脏炸开了”。
《大公报》的通讯是这样报道的：
“……那是去年九月中旬的事：正当敌伪欣然‘接收租界’以后，有几位在公共租界内敌人直接主持的‘保甲青年指导部’里含垢忍辱佯充鹰犬的志士(的确可称为志士，只是我跟他们太陌生了，竟无法举出他们的名姓来，为之表扬，真是莫大的憾事)，便向敌人建议，以为伪‘市府’既然公演了《家》，作为庆祝‘收回’租界的盛典，敌人这一方面，似乎也大可演一次戏来点缀点缀，这自然是敌人所乐于批准的。当下就问他们有什么戏好演？他们回答，可以把岳飞的事迹编成一剧演出。敌人听了，自然很诧异，因为他们都知道岳武穆是中国历史上主张抗御外侮最力的一位大人物，如何能把他请上舞台去呢？那些志士答复得真好。他们说：‘现在的中国人多数有一种误解，以为岳飞的坚持抗战是对的，秦检的主和是错的。其实，考诸史乘，内容并不如此简单。岳飞只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军阀，而秦桧的和平主张，更是非常合理。所以只要把这种真相在舞台上演出来，必然可以纠正中国民众的心理，使他们知道盲目抗战的无益、中日和平的必要。’
“这篇奇妙的说明，真把敌人说得高兴到了十二分，便立刻教他们着手筹备。隔不多久，剧本编好，送上去一看，果然‘别辟蹊径’，把岳飞和秦桧的一场是非全推翻了。于是决定立即公演，敌人还特地向所谓‘中日合办’的中华电影公司借来了几位大明星加入演出，地点则定在大上海戏院――上海六大首轮影院之一，报纸上的广告也登得其大无比，象巨钟一样地猛撞着。
“演出的第一天，观者不足半数，第二天就加了一倍，第三天十足客满，第四天连明晚的票子都买不到，第五天就此禁演。那主持这件事的几位志士，都让‘宪兵’给抓进去了。原来，他们送给敌人审阅的剧本，是特地编着哄骗他们的，实在演出的是另外一个剧本，不但岳飞在舞台上是一个誓死抗战的民族英雄，而且还从秦桧的嘴里直接喊出了‘汪派’分子所惯用的‘共存共荣’、‘同甘共苦’、‘同生共死’等口号。这在被活埋在坟墓里的民众，当然是兴奋极了，而它所给予敌人的教训也太大了――等于是一记重重的耳光――使他们不由不从心底里震颤起来，更深切地觉悟到中华民族是永远
不可征服的！”
这个传奇似的报道，我当时远隔数千里外，无从核实，然而演出的主办人确实是敌伪的《青年日报》，戏在中途被迫辍演和人被日寇抓走都是事实。就是这个被日寇、汉奸认为“反动剧本”的《岳飞》，在解放后的六十年代，又被林彪、“四人帮”的追随者们再度作为“反动剧本”，而对作者加以残酷的迫害，企图打成“现行反革命”！我以后将要谈到这件事。
那两次在敌后的演出，我都没有亲临其事，并作为一个观众分享他们为争取演出权的胜利而兴奋与喜悦，也没有分担他们因被迫停演而沮丧与忿怒，更没有由于是责有攸归的剧作者而跟他们一同身陷囹圄、患难与共。
人们说：“从掌声里看《岳飞》启幕，再从掌声里看这历史悲剧的闭幕。”这并不是我那个很不成样子的剧本有什么可以值得博取观众掌声的地方，而是此时此地沦陷区的爱国同胞们，从演出中“找到了他们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是那从可敬的演员口中说出的“特别具有教训意味的台词，那样有力地打动了台下每一个观众的心。”(引语均见当时上海报刊的评介)
不久，日本投降了，汉奸政权随之覆灭。我想，这个剧本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从此再也没去想念它，更不用说要对它进行一次“大手术”，“把它弄得比较完善一点”。这如同随手唾弃的一卷烂纸，它对我并无值得找回来的使用价值，更不用讲对它还怀有什么留恋之情了。尽管从报上偶尔看到此剧有时还在一些地方陆续上演的消息，只是在我心上并未激起一抹涟漪。
解放后，我脱离戏剧行业日久，忽然一九五七年春天，某地一个剧团的负责同志不知怎么转弯抹角探听着我的地方，如在废品堆中蓦地发现他们所寻觅的陶鬲碎片。剧团同志殷切希望我趁此机会偿还改写的宿愿。这事实在出乎我意外，春风又吹燃了破灶寒灰。忖思我当年的“影射史学”既已完成历史使命，这回应还它个历史本来面目。在历史上，岳飞的冤狱是宋高宗(赵构)和秦检的合谋。岳飞之死，秦检怎能独尸其咎？正是“笑区区一桧更何能？逢其欲！”当初写剧，未尝不有鉴及此，只是为了突出作为主要矛盾的民族矛盾――反对日寇卵翼下的汉奸卖国贼，虽明知那个儿皇帝也不是东西――投降派的同谋者和杀人主犯，但倘若把皇帝也拉下水，就未免大煞风景，有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嫌疑了。在沦陷区，大敌当前，总得顾全大局，西洋景是戳穿不得的，还得捺住性子把那位儿皇帝捧作抗战的“民族英雄”。解放了，消除这个忌讳了，骂皇帝也不至于犯禁吧？然而，拆掉旧架子，能不能写好，我没有把握。这年初夏的一个夜晚，在一次随同一位戊戌变法时期的老人晋见毛主席的偶然机会中，我意外的听取了伟大领袖的教诲。毛主席以他渊博的历史知识指出，宋高宗和秦检都是南宋投降派的头目；秦桧是敌人派进来的奸细，他和宋高宗把河北忠义民军和真正抗战的将士看作比金邦更危险的敌人，因此“攘外必先安内”，“先平内寇，然后可以御外侮”；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就是被蒋“委员长”当作“内寇”来“平”的。毛主席风趣的谈话给了我最大的鼓舞，使我鼓起勇气，坚定信心，决计要把《岳飞》修改好。
我没想到，这个《岳飞》修改稿，以后竟闯了大祸。我当年幸免于日寇、汉奸的毒手，却不免于“四人帮”的鹰犬的肆虐。他们企图借此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专了我的政达六七年之久。秦桧、万俟之徒对待“官犯”的抄家、隔离、批斗、审问、逼供……种种手法，又重见于今日；元黾年之流阿附其主子的诽谤中伤、罗织成罪的伎俩，“于今不新鲜”。
在他们的定案材料中列举我的首要“罪状”就是：
“一九六三年，文艺界的一批资产阶级黑线人物，借演历史剧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进攻时，××也把他在一九五七年修改过的反动剧本《岳飞》与××话剧团联系，企图重新上演。这个修改后的剧本，含沙射影地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
究竟我怎样“含沙射影地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呢？据说，是把我在一九四○年写作并于一九五七年修改过的《岳飞》同一九五八年的庐山会议挂上钩了。一个平凡的人(决不是那种“天马行空”的“天才”)，一个普普通通的剧作者，竟能远在解放之前或至少是某一事件发生的头一年就能预料“炸平庐山”的一场斗争，这岂非惊人的“神机妙算”！难怪林彪、“四人帮”横行之时，形而上学猖獗，先验论代替了科学的唯物辩证法。我这个渺小的人，在这批“响当当的人物”心目中，“真乃神人也”！据说，我在这个“反动剧本”里讲了不少“反动话”：
――“这冤枉事自有天知道！想不到一个人立下多大汗马功劳，到如今只落得披枷带锁。”
――“听说，韩世忠元帅也被召回临安，罢了官职。”
――“当初一班立国安邦的忠良将，到如今打入了天罗地网。”
――“这年头，肯说话的人越发少了。”
如此等等。他们指我是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走资派”鸣冤叫屈、闹翻案。
林彪、“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既是一群对祖国的历史常识无知到极点的家伙，也是一伙作贼心虚的胆小鬼。他们全不知道岳飞自起兵以来屡次连结河朔忠义民军共同抗金，当时有很多忠义民军先后来归，成为岳家军的骨干力量，而这些忠义民军正是被当时南宋小朝廷诬蔑为“假勤王之名，公为聚寇之患”的“强盗”的。岳飞之所以有远略，所以与众帅不同，正由于他出身贫困的农民家庭，当过佃客，了解民间疾苦，能够联系群众，与士卒共甘苦。他的抗金战事取得胜利，是和广大人民的热烈支持以及两河忠义民军的实心策应分不开的。我剧中有个反面人物(岳飞部下的叛徒王俊)詈骂以“红巾作标志”的太行“八字军”(士卒脸上刺有“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个字，故称“八字军”)为“强盗”的一段台词，“响当当的人物”便叫嚷这是“恶毒攻击八路军”！
我写《岳飞》，“莫须有”三字狱最后竟落到我头上来了。谁说写历史剧无法体验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