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潘旭澜】潘旭澜太平天国
时间：2019-02-14 05:35:3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这么快，潘旭澜先生离去五年了，我相信他的生命已经化作了天上的星辰，而他的文字一定就是他留在人间的精魂：他乐为人师而绝不带门阀之气的教授风格，他具有忧患意识而又有智者尊严的散文风骨，他独立不移充满自由精神的学术研究，都可以在他的文字里触摸得到。2006年7月香港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潘旭澜文选》(上、下册)就是他的学生们为他精选的一部选集，其中包括了他倾注半生精力的杜鹏程研究的《诗情与哲理》，以及散落在报刊杂志上的一些文字。阅读这些文章，就是与他的灵魂对话。在这个越来越喧嚣、躁动的世界里，我个人以为这种对话是必要的精神疗救。
一
潘旭澜先生是知名教授，他有很多门下高足，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其他学生的关爱。在潘先生的字典里，永远没有狭隘的门户之见，他是一位君子之师。他说：“古人有言，‘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则说，人之乐在甘为人师。教师生涯，只要肯付出，就会收获友谊与快乐；即使清贫，也是充实而富有的人生。”他自己“一辈子像粒沙子，在好些个学校滚来滚去”。他的学生中，有小学生、中学生、大学本科生、硕士生、青年教师进修生，来华留学的高级进修生、博士生、博士后，潘先生很为自己如此齐全的“教历”而自豪，一辈子为师并乐此不疲。课堂内外，他都把学生看做朋友，力求彼此之间平等亲和，除了切磋学问之外，着重谈为人处世。潘先生有一段话道出了他的为师原则：“我经常对这些年轻朋友说，做人比做学问重要，学问好而人品次那也是失败的人生。做学问主要靠自己。我尽力帮助你们激发创造性思维和提出可供参考的治学方法。要力求拓展精神视野，在广博的基础上在一两点上专深，不要急于求成才可能有大成。你们的观念、方法即使与我很不同甚至相反，只要有道理，我就认可或给予好评。学习是互相的，我也注意向你们学习，汲取新观念新知识。”《论语》有言“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正因为如此，学生们也都对自己的老师“执弟子礼甚恭”。
我从来没有入过潘旭澜先生的师门，但是我又有幸得到他那么多的关爱。把潘旭澜先生认作老师，远在我认识他之前。潘旭澜先生的《艺术断想》出版于1982年，那时我在遥远的北方读大学二年级，这本书给我打开的新世界完全超乎我的想象。在此之前，文学在我脑子里除了从小就熟练掌握的“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就是一团一团绚丽的辞藻。而我读书的校园刚刚建起，百废待兴，所有的图书都还留在千里之外洋河滩上的旧校园里，讲课的老师也是从宣化城来了又走。虽然步入中文系，我的读书生活一直是空荡懵懂。《艺术断想》成了我大学时代的个人“图书馆”，我在里面找到的文学教诲，胜过任何一本教科书。
一个崭新的笔记本上，我曾记下过《艺术断想》触动我的第一段话：“感情越真切就越具体。那种‘我激情满怀’，‘我愤怒万分’，‘我深深爱上’，‘我心潮澎湃’之类的表白，如果不和真实而具体的事物联系、结合在一起，那就不过是干巴巴的空喊，即使加上十来个感叹号，叫破了喉咙，也不能使人感动，只能使人觉得是装腔作势而已。”这句话对我的启示至今犹在。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人，成长的环境“硝烟弥漫”，文化已经被消解得无影无踪，年轻的心只有热血很少斯文，我中学时代被不断展览的作文几乎篇篇都充斥着“心潮澎湃”之类的情感。而潘旭澜先生说，一切真切的情感都应该产生于具体、自然事物之中，来自生活深处的涓涓细流，他的这些话慢慢抚平了我那些狂热而粗糙的文字，使它们安静下来。
《艺术断想》帮助我把思维的翅膀渐渐地展开，我开始为一首诗、一句话或者一个故事寻找它们的由来与归宿。“文学概论”的课上讲：“语言是可以直接表现任何生活现象的，无论实际生活现象或精神生活现象，凡是人们所能认识到的东西，语言都可以直接表现它。”那时的我，很长时间都为这句话困惑，觉得它无比正确，却又虚无缥缈。《艺术断想》中有一篇《以实写虚》的文章，专门讨论了生活中的虚如何经由语言而实，如《琵琶行》里白居易是用别的几种声音来比喻弹奏琵琶的，是以声音来写声音；《老残游记》就另辟蹊径，以“实”的事物――攀登泰山，来比喻、描写声音，把音乐物质化、造型化，把时间的、作用于听觉的现象通过空间的、作用于视觉的形象来表现出来。读者通过这视觉形象，能够在自己的想象中“听到”王小玉的高扬婉转的歌声。潘先生细致、精到的分析，为我打开了一扇门。在我远不知叙事学、文体学、新批评等等学术术语的年代里，他以平淡的文字对文学的艺术解读远胜于任何批评方法带给我的艺术启蒙。
1990年，我到复旦去读研究生。潘旭澜先生由一个遥远的名字变成了近在咫尺的人，但是对于我，越是敬仰越是陌生，并没有勇气去拜访他；他也从来没有给我们上过课，只是偶尔在校园小路上见到他高高的、瘦瘦的身影，威严而冷静地走过。直到毕业论文答辩，我的导师请来潘旭澜先生做答辩主席，才和他正式见面。我没有想到，表面看起来不苟言笑的潘先生其实待人一派温情；百忙中的他竟然那么认真地阅读我的论文，我看到他在论文缝隙里写满了批注，我几次想张口要来那本论文，最终还是没有勇气，这也成了我永远的遗憾。第二年，我把论文整理成二篇文章发表，且都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那时我已离开了上海，却在一天傍晚接到他的长途电话，他说：“祝贺你的文章发表并转载，你已经为现代文学研究做出了贡献。”这电话惊得我目瞪口呆，好一会才相信真的是潘先生打来的，他竟然会为两篇论文打来祝贺电话，而我并不是他的学生。
从此，我和潘先生的联系频繁起来。有一次我说：“我现在一个人教三门课：现代汉语、逻辑学、公文写作。每一门都和我学的专业无关，而领导认为它们都和中文有关，我都应该能教。”潘先生听后回答：“这就是我们的现状，我会为这件事写一篇杂文。”我没有看到潘先生写出来的杂文，也许那也只是他对现实的一种表达，但是他像年轻人一样，不会做好好先生，他要说出自己的立场。以后，也许是知道我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越来越远了，潘先生对我的关心反而更为具体，他主编的《新中国文学词典》出版后很快给我寄来一本，我明白他的心意，我只有用心努力回报他无声的鼓励。后来，我考上了郭志刚先生的博士生，潘先生高兴地再次打来电话祝贺，并且很快给我寄来他的两个学生李林荣和袁勇麟刚刚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让我参考，他说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的写作不一样，要有更宏阔的气度。在北师大，我记得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很多个黄昏我都在校园里那个电话亭子外面排着队，等待着打一个长途电话给潘先生，他万里之外为我指导论文。遥远的声音传来的时候，那是我最踏实的一刻。博士毕业，我留在了北京。但是，潘先生并不认为这是理想的选择，他说：做学问要求得～个安定的环境，留在北京就要克服许多生活的困难，会妨碍你读书写作，而一个 人能精力充沛地读书写作的时间没有几年，所以他劝说我回到家乡去。但是，我那时无比迷恋在北京生活的便利，并没有接受潘先生的劝告。事实证明，新的环境的确消耗了我许多精力，我真的很少有时间读书写作，真是愧对先生，就羞于给他写信或电话，拖延着，总以为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机会。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就这么永远地走了。
二
潘旭澜先生说，在他所有的文字里，他最在意的是他的散文。散文是他对世界和自己的审视和自省。他出版过散文集《咀嚼世味》、《小小的篝火》、《长河飞沫》，以及那本饱受争议又触动人心的《太平杂说》。
第一次知道潘旭澜先生写散文，是一个偶然的机会。那是一个春日的黄昏，我在阅览室里随意翻开了一本新到的杂志，最先看到的就是潘先生的散文《小小的篝火》，写的是先生辛劳而又慈爱的母亲对自己的呵护和挂念，那些点点滴滴的小事却在我心里弥漫成一片又一片温情。当我离开阅览室，走进春日的霞光里，满心都是这篇散文带给我的感动和敬意。他最早的散文是在初中时代发表的，而后读书、教书，成为学者，这期间几乎没有写过散文，重新写起散文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先生说，他写散文是为了偿还心债。而这“心债的偿还”在他散文里主要以两条互相交织的生活之流构成：对自己所遭遇过的苦难与不幸的历史记录，以及对在这人生之途中感受到的亲情与友爱的怀念。
潘先生曾长期受尽歧视和排挤，“文革”中久呆“牛棚”，从1964年秋到1978年底整整十四年被剥夺了教学与写作的权利。这本该是人生中最灿烂的岁月，他却在苦难和煎熬中度过了。回首这段坎坷的人生，先生的心绪一定是极不平静，而他的散文里绝没有个人的哀怨和失落，只有温热。他说：“人生在世总会有不愉快的，什么都一直积存于心，就会负荷太重而弄得路都走不动，甚至会憋死。但我不会也不愿意忘记那些不是人的岁月，这正是为了现在，更是为了将来，它们永远不属于个人。”因此，潘旭澜先生的散文总是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来回首过去，不只是作者个人的经历，而体现了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经过苦难的人更能体会什么是人间真情，先生在回忆往事时笔端饱蘸着对亲人和朋友的爱。他所珍惜的一篇《流萤》就是写给自己的妹妹的，此文从1989年起笔到1993年完成，感情的积淀历经五年的时间，其中的醇厚亲情相信每一个走进它的读者都会被浸透。潘先生散文的内容相当丰富，赴日本讲学期间他写了许多异域见闻及感受，这些不只是风景风情的描绘，而是以学者的眼光对中日文化的洞察，思考一种人类文化的真谛，饱含了对祖国的思念和祝福。他凭借对社会人生的深刻体验与文化修养的紧密结合，用散文这种形式传达出高尚的人格力量。我读潘旭澜先生的散文，就常常被这种人格力量所感染。我听先生说过：“散文应当给读者一种人生的回味和启迪，应当以作者的人格号召力感染读者。巴金的《随想录》、冰心晚年的散文都是用真情唤起良知的努力。”生活中有许多高尚的东西，要用艺术来表现它们。不沉缅于过去的伤感，也不一味吟唱今天的赞歌，感情持重自然，没有起伏的大悲大喜，就像一棵把根深深扎在地下的大树，时时刻刻给身边的行路者昭示着生命的意义。这是从事多年文学批评练就了一双锐利的目光，他的散文一人笔就凝聚了对世界人生的深刻洞察力，他从不为浮光掠影的观感和恬淡闲适的意趣而提笔，不去表现那种“茶杯里的风波”，而是反映出社会的风声云影，并寄托自己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他的散文深刻而灵动，这种深刻的根基恰恰就是智者的尊严。潘先生曾经说：“对我喜欢的一些散文家，我赞美他，但决不迷信他。我不迷信任何人。”他写散文的成功，也就来自这种自尊和自信。他说：“人与文、名与实、诗与哲学、艺术与人生，是一种很大的问题，很难的题目，涉及很多方面的追求，难度是很大的。通常是人一生都做不到的，但要有这种努力。”相信每一个走进他的散文世界的读者，都会体会出他所作的努力。他还说：“我绝对追求为人生的文学。我觉得审美价值与认识价值并不是对立的。为艺术，终究也是为人生。所以我认为，散文的最高境界，是情思与形式的双重完美。内容与形式要契合，契合巾一定要有自己的声音、感受在里面，用我的声音写我对社会人生的感受。因而我写散文时就力求摆脱一切影响，把汲取的营养变成无形的东西，变成我的细胞、维生素、蛋白质。”他的散文大都没有固定的章法，一切形式都为内容。他认为：“散文本姓‘散’，比起诗歌、小说、戏剧来，它有更大的自由，要讲‘文无定法’。首先就是散文。……散文族类的作者们，由于各自的兴趣与特长，侧重某一品种自然无可厚非，倘若只因怕无‘家’可归，而作茧自缚，划地自囚，从长远看，未必明智。”
2000年《太平杂说》出版，很多研究者认为此书从深层启发了不少知识分子反思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太平杂说》不只是散文，更是他的研究心得。他说：“有些学术领域，如果没有隔行者参与，本行的学人长期受圈内绝对主流观点的塑造、制约、熏染，很难有自由思想和独立认识。”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一个作家，一个饱经忧患的学者，他分析研究大量太平天国史料，用自己的言说方式对这个几乎已成定局的研究对象提出了质疑，其最大一问就是“文化”之问。《太平杂说》共收三十五篇文章，篇篇指向文化沦落后的悲哀。潘先生在后记中所言：“历史不可随意颠倒，也不可阿世曲说。”的是确论。他不是史学研究者，但他是一个探问历史真相、寻求真理的人。
我读《太平杂说》，一再感受到这本书无论从语调还是句式都和他以往的作品有很大不同。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玉石不止闪烁出温暖的光泽，也显示了犀利的硬度。
三
作为文学研究者，潘旭澜先生不算多产。《艺术断想》、《中国作家艺术散论》、《潘旭澜文学评论选》、《诗情与哲理》、《长河飞沫》几乎构成了他文学研究的全部文字，他并不是惜墨如金，而是要下笔有据，不愿做官样文章和粉饰之语。陈思和教授曾经回忆说：“潘先生当时说过他的治学方法，一是要跟踪式地研究作家，要读完作家的全部著述才能够下结论。他笑着说：‘我脸皮薄，如果这个作家的书还有一本没有念过，就不敢随便写研究文章，怕被人提出质疑啊。”’
《诗情与哲理》是一本出版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杜鹏程小说专论，这本只有两百多页的书，潘先生却付出了近半生的心血。他从五十年代起，就用心读过杜鹏程的作品，发表过研究文章，讲授过专题课程，还因此在“文革”中被人声色俱厉地逼着“交代与杜鹏程的黑关系”。其实，彼时的潘先生不曾与杜鹏程见过面，书信来往也很少，“‘黑关系’就是写在讲稿上、印在刊物里的那些文字”。“文革”结束之后，潘旭澜先生继续杜鹏程研究与教学，甚至一连四年“都在琢磨写作这部书稿中度过春节”，这样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态度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潘旭澜先生对杜鹏程研究的韧性和执著一定与他自己的内在生命有强烈关联。潘旭澜先生这样表达过他对杜鹏程的敬意：“从生活出发而不是随‘风’转，他富有胆识地塑造了一系列先进知识分子真实、生动、深刻的形象。他说：‘不能因为赶浪头而玷污了作家的称号’”。作者杜鹏程因《保卫延安》所受到的冤屈和迫害，也是极左思潮支配下中国文学史上因人废文、以文废人的典型案例。潘先生对这部作品和作者所表示的敬重就不仅仅停留在文学研究本身了，他把杜鹏程小说归纳为“诗情与哲理”充满寓意，因为诗性本是纯净和脱俗的。
潘先生去世后，一位后辈学人回忆说：潘先生生前曾因搬家时让年轻人到他家里挑书，而这位学人挑中了《诗情与哲理》，潘先生却不给，说是他准备丢掉的东西，“不值得保存”，在强求之下才落签题字，并特加注释：“此书写于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有环境与个人的明显局限。”这个细节如其说是自谦，不如说是先生的豁达。敝帚自珍历来是每一个文人的本性，但是在一个有着强烈独立精神的文人看来，有着“环境与个人的明显局限”的研究成果即使付出了再大的心血，也必须被超越。在杜鹏程研究中潘旭澜先生饱含的浪漫和激情以及强烈的反省意识，足以构成今天文学研究的样板。
潘先生晚年最大的一项研究成果是主编《新中国文学词典》。这部编撰时间历时七年才完成的词典工程浩大，竟然是“自发的民间学术工程”，没有申请任何课题经费。我不清楚词典的编撰过程，但是我却知道潘先生为这部词典消耗了健康。词典出版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是“这不是一部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文学工具书，而是灌注了编纂者对文学历史的独立思考和对艺术作品的独特鉴赏”。作为一个1984年就由国家学位委员会特评为全国首位中国当代文学的教授，潘旭澜先生的这部词典应该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史上的一个标志。
斯宾诺莎说过，一个人的眼前应当时常出现某种人性的典范。每当我想起这句话，眼前就出现潘旭澜先生清癯挺拔的身影。在这个意义上，潘旭澜先生永远与我们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