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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写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

    时间:2019-02-15 05:53:2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妇女诗歌的经典化      常有人问我花了这么多年编纂了一部这样大部头的妇女诗集有何感想?   编纂这部选集,并把中国女诗人的作品译成英文,以便全面地介绍给西方读者,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后来这个“个人”的愿望渐渐转变为一个极其庞大的合作工程,不少学者陆续加入了翻译的计划。到一九九二年的春天为止,已有六十位来自美国各院校的学者参加翻译工作。无形中我们走进了世界性的女性作品“经典化”(Canonization)行列,希望通过比较与重新阐释文本的过程,把女性诗歌从“边缘”的位置提升(或还原)到文学中的“主流”地位。在目前多元文化的影响及薰陶下,这种经典化已成为最令人瞩目的文化现象之一。就如著名文学批评家亚当斯(HazardAdams)所说:“在今日的批评活动中,最令人感到兴奋的,莫过于女性书写的重新发现,以及随之而来对经典作品的过滤与精选。”
      关于“边缘”与“主流”的问题,我认为传统中国女诗人与西洋女诗人正好成了一个明显的对比。据吉儿伯特(SandraGilbert)与古芭(SusanGubar所述,西方传统一向视写诗为“神职”(holyvocation),但女人因为不具神职人员的资格,所以一直少有机会展露诗才。耶鲁大学的侯梦丝(MargaretHomans)教授也曾以英国传统为例,提出类似的看法。她说男人总把女人看成静静的听众,而不是主动创作的女诗人。事实上,有人甚至认为“女诗人”(Womanpoet)是个“自相矛盾”的名词,盖希腊文“诗人”(poiētēs)原属阳性之词。因此,吉儿伯特与古芭便得出结论道:英文中所谓的“女作家”(Womenwriters)通常都指“女性小说家”(Womennovelists),如简・奥斯汀(JaneAusten)、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Bronte)与乔治・艾略特(GeorgeEliot)等人。西方女诗人占了一个极其边缘的位置。
      反观中国,情况并非如此。二十世纪以前的女作家几乎千篇一律是女诗人。从上古以来,女诗人占了一个主流的地位;尤其是数干部的诗歌选集登载了历代无数的女诗人作品。其数目之多、篇幅之广确是世所罕见。今日虽然许多选集专集已经遗失,但仍有不少材料可以在台湾的中央图书馆、大陆的北京图书馆、日本的内阁文库以及美国各大学图书馆中找到。总之,材料之丰富简直令人眼花缭乱。
      然而,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为何这一大批选集及专著一直受到现代学者及读者的忽视?
      首先,要强调的是,与现代人所想象的相反,传统女诗人并没有受到当代人的忽视。即使一般女人的社会地位不高,但才女的文学地位却是很高的(这与中国文人一向重才有关)。尤其明末以后,随着出版事业的繁荣以及妇女阅读能力的增长,不断发行的各种女性文本成为极受欢迎的热门读物。妇女诗词的大量刊印不只是当时女性文学创作繁荣的具体反映,而且也成了促使其更加进步的主要动力。不幸的是,关于这样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不少文学史却只字不提。这是因为它们忽视了明清两朝的诗词(认为它们再好也不如唐宋诗词高明),而中国女诗人却偏偏在明清两朝表现了空前的文学成就。既然明清诗词被整体地忽视了,大部分的女诗人也就自然地被排除于“历史”之外了。所以现代读者大多只知明清以前有薛涛、李清照等女诗人,却不知在那以后还有数不尽的诗词名媛大家。
      此外,文学史中的“女性空白”多少受到一种错误观念的影响。五四以来的“女性主义者”常常把传统中国说成一个被“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统治的时代,但实际情况与此大为不同。有讽刺意味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口号始于明末清初大量才女涌现于文坛之际。所以口号的产生不但没有反映出妇女受压迫的现象,它反而显示出一些卫道之士对才女文化的日渐兴盛所感到的威胁。(这些“卫道之士”自然也包括不少缺乏文才的妇女。)其实我们更应当注意那些公开支持、赞赏女性诗才的文人:他们帮助女诗人出版各种各样的“名媛诗词”选集,并为她们撰写长篇的序跋。例如,竟陵派诗人钟惺竭力提拔女诗人王微,并称她为不世出之才;另一位文人陈继儒也认为王微之诗“即须眉男子,皆当愧煞”;而邹斯漪则称名伎柳如是为“诗博士”。值得注意的是,才女叶小鸾的父亲叶绍袁也在此时重新肯定所谓的女性“三不朽”。他在他的《午梦堂全集》的序中说道:“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妇人亦有三焉:德也才与色也。几昭昭乎鼎千古矣。”叶绍袁之所以强调女子三不朽的重要性,乃是因为他以为自古以“德”出名的女子甚多,却少有女子以“才”著称者(就如以“色”闻名者寥寥无几一般),所以希望趁着为自己家中才女结集的机会重申妇才的可贵。在明代末年,像叶绍袁一样的开明之士不少,例如沈荃、葛徵奇、赵世杰等人都努力标榜女性诗才。
      许多明清文人为了提拔女诗人,还采用一种有趣的策略,那就是,再三地强调《诗经》中的许多篇什乃为女子所作,以便藉此证明孔夫子在选诗三百时特别看重女性。由于《诗经》的诠释一向与道德风教息息相关,所以不少明清文人就利用这个性别策略来打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论,从而提升了闺秀诗人的普遍地位。从无数的选集序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窥见这种策略的多样性发挥与功能。用今日的批评术语来说,这种策略的目的就是要把原来边缘性的女诗人选集提升为“经典化的选集”。
      然而,明清女诗人并不完全依靠男性文人来提高她们的文学地位。她们除了编选女性诗词集以外,自己还很自觉地出版自选集,尤其更以一种自我呈现的精神在序跋中很郑重地为自己奠定一个特定的形象(见康正果,《重新认识明清才女》,《中外文学》,一九九三年十一月,页124)。这样一种新的女性形象与过去的才女形象有所不同:在明清以前,一般女诗人并无出版自选集的习惯,所谓“诗集”大多身后才由他人收集而成。宋代女诗人朱淑真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她在生前据说曾经整理过自己的集子,但死后作品被父母“一火焚之”,以致于“百不一存”。许多年之后,一位名叫魏仲恭的人因在旅途中偶尔听见“好事者”传诵朱淑真词,他才开始广泛地搜集这位才女的事迹与作品。后来魏仲恭终于搜辑完毕,得诗十卷,名《断肠集》,并为之作序。朱淑真的诗词因此才得以流传。朱淑真堪称是“幸运”的,因为她的作品在偶然的机遇中终于得到其应得的认可。但其他不知有多少唐宋女诗人,她们的作品早已丢失,不可复得。她们早已被历史遗忘了。
      比起前代的女诗人来,明清才女可说是幸运多了。随着出版业的兴盛,女诗人自己出版专集早已成为一种风气。她们不但希望得到当代读者的赞赏,也渴望自己的作品能永垂不朽。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这么多成群结队的才女与男性文人认同;她们喜欢通过写作来表达真实的自我。做为富有自觉性的女作家,她们已大大地改变了传统男性文本中所建立的那种被动的、“无声的”女性形象。所以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这么多男性文人如此热心地奖掖女诗人。然而,不幸的是,这些优秀的女作家终究又被现代人遗忘了。只是这次的“遗忘”不是由于文本的丢失,而是由于撰写文学史的学者对文学时代观所持的偏见。
      将要出版的英文本《中国女诗人:诗歌与评论选集》乃是对这种历史偏见的一大更正。我们希望通过文本的英译,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实际的文学现象,进而改写文学史。为此,特别在“序言”中声明了我们企图建构一个新文学观的苦心:
      
      从选集的目录中,读者会惊奇地发现,我们所选的绝大多数女诗人都来自明清两代,而且许多作家的名字会给人陌生的感觉。但这个选诗的分配法是我们深思熟虑的结果……也是我们有意采取的一种“反常法”……我们的选集是对当今许多诗歌选集的偏见的一种反应……。
      
      然而,即使如此,我们的选集也不忽视明清以前的女诗人作品,因为我们以忠于历史为目的,企图不惜精力地把中国女性诗歌自古以来那种包罗万象的丰富内容介绍给现代的读者。只是因为现存的明清文本材料非常之多,故在那以前的女性作品也就相对地显得较少了。从纪元前到二十世纪初,我们共选女诗人一百二十多家,其中明清以前的作家有二十五位。在英译的中国女诗人选集中,这个选集的篇幅之大,所包括的女作家种类之广,以及所牵涉的翻译学者的数目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
      在目前多元文化的影响之下,“多样化”(diversity)已成为人们思维与话语的主要动力。尤其在“经典化”的批评活动中,“多样化”的概念或多或少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认为,新的文学经典应当包括不同种类的文学“声音”,因此在精选女性文本的过程中,特别顾虑到“多样化”的原则,希望从各个女作家群中找到代表性的人物:她们有的是歌伎,有的是家庭主妇,有的是史学家、画家、隐士、革命家、女遗民,有的是为丈夫守节的寡妇,有的是为情而死的痴情女子,有的是经年感伤的弃妇。通过这种“多样化”,我们希望重新认识女性文学所发出的各种各类的声音,藉以重新思考有关文学史的问题,包括重估那些已被纳入“经典”的女性作品。
      在此同时,我们也把历代对女性书写的评论文字当成重要的文本来考虑――因为正是那些文字左右了女性作家在文学史中的地位。为了突出两性观念的异同,书中特别开辟了“女性评论家”与“男性评论家”两部分,各选了三十家左右的言论。经由阅读武则天、钟嵘等古代声音,我们希望找出中国文学史中一些复杂、富有自省力(或破坏性)的因素。我们也希望研究,为何像葛徵奇那样的晚明文人,会如此崇拜女作家,甚至发出十分主观的“女性至上”论。他说:“非以天地灵秀之气,不钟于男子;若将宇宙文字之场,应属乎妇人”(《续玉台文苑》序)。赵世杰在他的《古今女史》中也说:“海内灵秀,或不钟男子而钟女人。其称灵秀者何?盖美其诗文及其人也。”
      我由衷地希望,藉着我们这部女诗人的选集,现代的读者(无论是西方或是东方的读者)可以重新发现中国女性在文学史及文化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种重新发现的过程也就是经典化的过程,它需要时间的考验,也需要美学的再思。
      (ChineseWomenPoets:AnAnthologyofpoetry andCriticism;Kang-i SunChang,HaunSaussy;StanfordUnivPree,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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