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装修风格客厅_后现代的小时尚
时间：2019-02-16 05:35:4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于“新历史主义”的笔记 叶秀山先生在《读书》一九九四年二月号的文中提到，“后现代”是一个没有时尚的时代；如果有时尚，也顶多是些小时尚。如今在美国人文科学研究领域成为热门话题的“新历史主义”，就是这样的一个小时尚。
一九九二年夏天柏林自由大学召开了一个“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会，从美国邀请了三位学者。三位学者不约而同地都在论文中大谈“新历史主义”。对此，素来自负的德国教授们有些摸不着头脑，也有些不屑：美国学术界是不擅长原创性理论建构的，除杜威以外没出过几位让人记得住的思想家。美国学术界近二三十年来一阵阵的理论发烧，大都是在转手炒卖欧洲思想家的理论。所谓“新历史主义”，想必又是昙花一现式的玩意儿，很可能是上世纪在德国流行过的“旧历史主义”的翻版。
可是这一次德国教授们弄错了。“新历史主义”是正宗美国货，与“旧历史主义”关系不大。它已经领了近十年的风骚，至今没有式微的迹象。新历史主义在美国各大学的英、德、法等欧洲语文系很是走红，在美国研究、人类学、电影史和艺术史的研究中也颇有市场，影响甚至波及到立论向来严谨的历史系。这一小时尚，一九八一年的焦点人物是保尔・德・曼，一九八三年的理论风云是德里达和“解结构”，从一九八五年起，“新历史主义”就成了最时髦的“理论”。
也许此处的“理论”二字很不准确。新历史主义并不是一种“理论”，它只是一种研究方法，主要是一种文学的研究方法，或者更准确地说，只是一种研究文化的方法，也可以说是一种切入作品的角度和方式。新历史主义的实践者很少谈理论，往往还表现出某种“反理论”倾向，因此，要对他们的方法进行“理论性”的概括，颇为不易。掀起新历史主义旋风的核心人物是柏克莱加州大学英文系的施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教授。一九八○年他出版了一部学术著作《文艺复兴自造时尚》(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在序言中，他称自己的研究为“文化诗学”(poetics of Culture)。八十年代初，伯克莱的一批年轻人文学科教授频频办沙龙，搞讲座，讨论学科如何创新的问题。一九八二年《文体》杂志(Genre)出了一期专辑，推荐“伯克莱学派”的探索性论文。格林布拉特为这期杂志写了一篇引言，引言中他一时不知应该如何概括这一学术创新，只好生造了一个术语“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一九八三年沙龙的同人合力办起了刊物《表述》(Representations)，鼓吹和实践他们的新方法。之后，“新历史主义”在美国的学院里很快蔓延开来。加州大学出版社从一九八六年起推出“新历史主义”研究系列丛书，已经出了几十本之多。
“新历史主义”这个术语看上去有些自相矛盾。人们常说艺术长新，生命长新，“历史”是已经过去的事情，怎么会有“新”的特质？格林布拉特玩文字游戏，拼凑出这个术语时，心中想到的，是统治西方文学研究领域三四十年之久的“新批评”。他那一代学者，是在“新批评”的学院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新批评”要求仔细研读文体，却忽视作家的生活及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当时的说法是，文本是个自足的系统，它就是一切，“文本内在”(textimmanent)的批评才是文学研究的正宗，其它的如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都是些“外在的批评”，是方向性的错误。伯克莱的新生代学者所要反叛的，正是“新批评”这个当时的“时尚”。他们主张重新转向历史，但他们所说的“历史”，与上世纪德国历史主义学派所理解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历史”不是单数的“history”，而是复数的“histories”。其次，“历史”不只是已经过往，已经完成的东西，它是一个进程，一直延续到今天，影响着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反过来，当代人的实践活动也在发展着“历史”，阐释着“历史”，赋予“历史”新的意义。再者，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很难在研究中“重现”，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Wieeseigentlichgewesenwar)，是很难弄清楚的，因为所有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都只是对历史事实的一种“表述”(representation)，当今的研究者对历史文本的诠释，也是一种“表述”。而“表述”与“真实”之间，存有无法逾越的距离。寻找历史的本来面目既然已经不可能，那么试图通过对历史的准确描述来发现历史的真正意义，进而对历史作总体的把握，总结历史的规律，就更成了虚妄。今天的批评家的任务，应该是去重构文本产生时的那个“语境”(Context)，也就是当时的文化氛围。重新转向历史的目的，是让今天的研究者在他们的“表述”中与“历史”对话。
格林布拉特的朋友、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家”LouisMontrose曾经为他们的创新总结出了两句绕口令式的格言，叫“文本的历史性”(thehistoricityofthetexts)和“历史的文本性”(thetextualityofhistories)。前一句有些像老生常谈，无非是指任何文本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背景，特定的历史背景对文本的产生和流传形成相当程度的制约。后一句却颇有新意，它指的是历史在文本中留下存照，只有沿着文本留下的轨迹才能追溯即往的物质存在，过去留下的任何笔录的东西都可算作文本，这些文本织成一个巨大的帷幔，历史就遮掩在这个帷幔后面。换句话说，文本不是历史，文本只能折射历史，文本等待后人解读，解读文本需要研究者的判断力、明辨力、想象力和理性，研究者通过各种文本去重构的，还不是那个“既往的物质存在”(livedmaterialexistence)本身，而只是那个物质存在的文化氛围。
新历史主义所说的“文本性”颇具后结构主义的色彩，它无远弗届，包罗万象，“历史”在它背后倒成了玄虚的东西；又因为解读属于客体的文本需要主体的创造性，“历史”又渗入了美学的成分。新历史主义主张打破各种文本之间的界线。比如在文学研究中人们习惯于区分出“文学性文本”和“非文学性文本”，其实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条明确固定的界线，那条界线只是在人们的想象中，所以在相当程度上是任意的、武断的。新历史主义提倡在人文学科的研究中重新划定界线(redra－wingtheboundaries)，由国家、语言、种族、性别、政治、宗教、伦理、地域、历史等因素而划分出来的那些明显的界线应该被打破；涉及到文本的时候，诸如文学与非文学、经典与非经典、文字与口述、精英与大众、高雅与通俗之间的界线都应该被超越。这也就是所谓的不破不立：只有在消融、合并、跨越、打破原有的界线之后，才能构想和订正出新的界线。总之，“文化诗学”的研究是没有任何禁区的。研究者不该自我设限、划地为牢。传统的文学研究如果变成“文化诗学”的研究，它的“前沿阵地”(frontier)就要尽可能地向外扩张，其研究的领域也将充分地拓展。
翻阅几年来刊载于杂志《表述》的论文，浏览加州大学出版的那一套“新历史主义”研究丛书，笔者发现“文化诗学”内容十分广泛，其研究题目也多种多样，各种界线的确被打破了。从古希腊哲学、中世纪神学、文艺复兴思想、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直到当代美国文学乃至墨西哥民谣，都可以是丛书的题目。在上述的杂志里见到三篇与中国有关的论文，一篇关于中国古代建筑艺术，一篇讨论古代中国民族的形成，另一篇则探讨八十年代的“朦胧诗”如何“表述”庞德以来的“西方现代诗”。在所有称得上“新历史主义”或是“文化诗学”研究的论著中，有关英国文艺复兴和莎士比亚的题目占了相当的数量，因为早期伯克莱学术沙龙的几位核心人物多为研究文艺复兴的专家。相应地，所有关于文艺复兴的研究在方法上就呈现出明显的相似性。也许格林布拉特的近著《莎士比亚式协商对话》(ShakespeareanNegotiations)最能体现出“新历史主义”独特的研究方法。格林布拉特教授的专长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书名似乎也暗示书中将主要讨论莎士比亚。但与人们的期待相反，该书的每一个章节，无论长短，几乎都用一个奇特的、听起来近乎荒诞的历史掌故开头。著者慢慢地叙述那个掌故，然后提醒读者，故事不是出于虚构，而是一桩真实历史事件的记录。不错，故事听起来很荒诞，但细心考察当时的社会背景，就会发现那个掌故只是“世风”的一个侧面，读者感觉到的怪诞，在事件发生的时代也许很是稀松平常。为了重现当时的“世风”，重构当时大致的文化氛围，著者开始广征博引，他引证的材料，几乎全都源自传统意义上的非文学性文本，比如法庭的记录、医学文献、教会的宣示、科学试验报告、外交文件、传教士的日记、冒险家的笔记等等。勾陈出各种非文学性文本，可以映衬前面讲过的奇特的掌故，也可以同文学性文本进行比较。将掌故、非文学文本和文学文本并列，就可以看出三者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关系。既然文本折射历史文化氛围，文本就是社会能量的载体，社会的能量就通过不同的文本进行流通，或者照格林布拉特的说法，是在文本中“协商对话”。所谓“社会能量的流通”(circula－tionofsocialenergy)，也就是社会上各种利益、各种势力、各种观念之间的互动。文学性文本只是社会能量流通中的一个环节，其他含有相同的社会能量的非文学性文本的存在，是文学性文本产生的前提。所以“新历史主义”不再把作家视为天下，也不再相信作品有什么“原创性”(originality)。莎士比亚的剧作所反映的，乃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各种势力、各种利益、各种观念之间的关系。其他非文学文本中的社会能量“流”到了莎士比亚的剧作之中，剧本在戏院演出以后，文学作品中的社会能量又通过观众重新“流”回社会。就像资本一样，能量流通的过程也是一个增殖的过程。文学性文本是社会能量增殖的重要环节。文学作品强化既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帮助人们认可特定的权势关系。文学作品的产生和接受都与社会能量的流通密切相关。借用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术语，如果我们把文学性文本当成“中心”，把非文学性文本当成“边缘”，那么新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可以归纳为先撇开中心，在边缘展开，从边缘取证，然后指向中心，包围中心，返回中心，最后加强中心。因为角度改变了，研究方法改变了，“新历史主义”的实践者对传统经典作品的研究，常常就会得出与人们习以为常的定论完全不同的结论。他们挑战和质疑关于经典作品的既定看法。他们宁愿让读者在经典作品面前感觉到一点不舒服，不愿意让读者在经典之中陶醉。在他们看来，关于某一部经典的定于一尊的解释，往往也是社会能量运行，社会权势、社会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新历史主义”借用“解结构”的术语，声称他们并不是要去“颠覆”经典，他们所作的，只是“通过颠覆维护经典”。
所以，在格林布拉特笔下，莎士比亚的《亨利四世》、《亨利五世》、《里查三世》等历史剧中关于君臣暗斗、宫廷倾轧的展示，便和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的主张，以及警察局对作家马洛的一份秘密调查报告的结论互相呼应；解决那些矛盾冲突的技巧和原则，则在逻辑上与殖民主义者对美洲土著施行的政策一致。奥瑟罗的莽撞、不通情理、不知好歹以及自取毁灭，怎样和当时的欧洲白人对黑人的“认知”有关；《奥瑟罗》剧中人物依阿果的工于心计、步步为营、巧设圈套，怎样反映了欧洲人在面对广义上的“摩尔人”时的歹毒。李耳王的疯魔与剧中的恐惧与基督教所说的疯魔与恐惧是不是一回事？《无事生非》、《皆大欢喜》、《第十二夜》等喜剧中女扮男装、男女误会的情节，所本的是一桩令医学界颇为困扰的公案，它们宣示了伊利莎白时代性别角色的混淆和错位。转述一段新大陆探险家的报告，分析殖民者如何以上帝的名义恐吓土著，如何以基督教文明较高级的技术霸权摧毁后者的反抗，也就自然能够理解莎士比亚剧作《暴风雨》中“白人魔术师”(Whitemagician)的呼风唤雨意味着什么；懂得Caliban为什么被塑造成一头黑乎乎的半人半兽的怪物，明白Prospero统治海岛、奴役Caliban的权势到底来自何处。
格林布拉特是很难被摹仿的，因为他选用的公案掌故，引证的非文学性文本和讨论的文学作品之间，常常有一种奇妙的“巧合”关系，别的研究者未必能像他那样，运用三种素材来回穿梭编织，挥洒自如。比如格林布拉特分析《暴风雨》中的Caliban仇视Prospero，对后者持有的象征知识霸权的“书”满怀恐惧，希望烧掉那本书。紧接着，格林布拉特又转述了一则故事：上个世纪，比利时探险家Stanley去中非洲某处考察，一天突然被黑人包围。黑人要求Stanley烧掉沿途所作的笔记，认定那本“书”，会给他们的部落带来灾难。stanley当然不会因为土著的“迷信”牺牲掉自己珍贵的笔记，他相信那是无价之宝，“欧洲的公众对它会有兴趣”。Stan1ey作了个骗局，他摸出一本随身携带的莎士比亚当众烧毁，平息了黑人的愤怒，给自己解了围……后来，笔记本被带回比利时，欧洲人在笔记内容的引导下，在中美洲建立起了一片最惨无人道的殖民地。
莎士比亚就是如此这般地加入了“社会能量的流通”！格林布拉特还顺便提了一个“恶毒”的问题：欧洲的“公众”，会不会允许Stan1ey烧掉一部《圣经》？
新历史主义渊源，比较清楚的至少有四条：一是解结构主义关于文本的论述；二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三是福柯有关权势与知识的关系的论说――晚年的福柯从七十年代末起常在伯克莱讲学，对格林布拉特那个圈子的人影响很大；最后则是CliffordGeertz的人类文化学――尤其是Geertz发表于一九七三年的那篇著名论文，“纵深描述：文化阐释理论的一种尝试”(thickdescription， towardaninterpretativetheoryofculture)，更是反复地被与新历史主义有关的学者所引证。
新历史主义在美国近年来“两军对垒”式的文化大讨论中角色有些尴尬。显而易见，它不会讨右派喜欢，他们认为它无非是马克思主义的翻版，尤其反对后者再次将文学研究社会化、政治化。早在一九八六年，当时的全美语文学会主席J.H.Miller便不无忧虑地指出：“近年来文学研究全面转向，从前对语言的关注，突然变成了对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社会组织、阶级、性别状况、社会语境，以及物质基础的关注。”对新历史主义批评得最激烈的是GeorgeWill和前联邦教育部长WilliamBennett等。但是，正如笔者曾在《读书》一九九四年一月号《离经叛道》一文中说过的，右派的声音，大多数在校园之外。左派则认为新历史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是釜底抽薪。不谈经济基础，不谈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就被架空了。另外如女权主义者CamillePag－lia则指责新历史主义的实践者创立的文本是一锅大杂烩，是败坏读者口味的大拼盘。新历史主义太花哨，太重写作技巧，其实践者不过是些学术“雅痞”，完全没有自己严肃的世界观，他们的那些“左倾”思想，不过是些貌似开明进步的学术装潢……
不管怎么说，格林布拉特圈子的人成功了。当年沙龙里的几位骨干，大都已被优厚的待遇吸引到了各个学术重镇。格林布拉特自己也频频往返东西海岸，同时在伯克莱和哈佛兼职。去年三月纽约时报周刊的一篇人物特写，题目就是“围绕格林布拉特的一场风暴”。
时尚总是一批人造出来的，时尚也总是要“造就”出一批人。如果时代还在变化，就会有时尚。在这一意义上说，有时尚比没有时尚好，没有大时尚的时代，小时尚也不错。
AramVeeserH.，TheNewHistoricism，Routledge，New
York，1994.StephenGreenblatt，ShakespeareanNegotiations，
UniversityofCa1iforniaPress，Berkeley，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