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济学家的徐雪寒 经济学家
时间：2019-02-16 05:39:2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徐老在《经济研究》编辑部工作，他非常关注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的写作，所以常常找我们聊天，了解写作的进程。后来，我们又一起在国务院发展中心工作，在与他共事的过程中，我经常阅读他的文章，逐步理解了他深邃的经济思想，也逐步明白了他的研究视角。时过近三十年，再来读徐老的文章，我有一个感觉：徐老的文章较比官员，没有套话、没有标签，全是经济事实；较比学者，没有专业词汇，更没有模型，全是老百姓明白的经济生活。很实在，但又很深刻。这里，我想就徐老的经济思想做一简要的梳理，与大家共同缅怀这位杰出的经济学家。
一、在经济增长方式上，注重稳定，反对政策性通货膨胀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但是劳动力供给却相对过剩，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对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追求高速度发展形成一种强大的压力。在一九八四年后半年，“适度通货膨胀有益论”的观点开始流行，主张用货币过量供给，实施通货膨胀，由此来刺激经济的增长。那时，徐老面对货币供给严重失控的情况非常焦虑。在他的启发下，我们一起署名，在《人民日报》撰文说：我们绝不应该把通货膨胀当作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文章联系中国经济建设的教训，分析了用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来搞基本建设的弊端。到一九八八年，通货膨胀被作为一项刺激经济高速增长的政策在报刊上公开宣传。这年初，工业增长速度已大大超过了国力所能支撑的限度，国内市场全面紧张。徐老愤然抨击，指出：高速度是靠通货膨胀支持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即使搞通货膨胀也只是偷偷摸摸，实在到了纸包不住火的时候才公开承认，可是我们却在公开提倡。他在《改革》杂志一九八八年第四期公开点名批评了那些鼓吹政策性通货膨胀的“新闻记者”。徐老列举了政策性通货膨胀的种种弊端，大声疾呼：“要把反通货膨胀作为重要的大事来抓。”他还告诫说：“要充分重视物价问题，不要抱侥幸心理，不要继续玩火，搞什么通货膨胀以积累资金，保产值增长之事。如果早一个月端正改革的思路和做法的话，将来就可能减少一年的损失。”徐老把通货膨胀归结为政策行为，很有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就转型国家来说，在一个时期内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相伴而行，似乎是一个通病。但对中国而言，经济增长却总是与通货膨胀牵手。上世纪末开始的市场化改革，为了刺激农副产品以及消费品的短缺，政府大幅度提高了收购价格，一九七九至一九八四年，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总指数提高了54%，其中一九七九年一年就提高了20%，一九八二年又提高了8%，大幅度的提价，政府无疑要投放相当数量的货币。所以，调价是使物价总水平增高的一个主要原因。上世纪末，通货膨胀有两位数，这与价格改革的步子加快有直接关系。这是当时徐老批评政策性通货膨胀并未引起重视的一个原因。当前，宏观经济能不能保持稳定，这已经不是一个国家能独善其身的事了。但如果仅仅使用货币政策的宽松、紧缩来应对，经济下滑就放水、经济高涨就断流，难免会引起通货的波动。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政策性的通货膨胀。对政策性通货膨胀批判最为尖锐的是哈耶克，他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只要货币数量不增加，无论是较高的工资，还是较高的石油价格，或是一般进口品的较高价格，都不会抬高商品的总体价格水平。他还认为，执政者本身就存在着增发货币的内在冲动力，而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论，为政府的货币发行提供了错误的理论基础。因此，他也否认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的理论。上述两种理论，都是为政府滥发货币的错误做解脱。哈耶克一九七八年给《华尔街日报》的一封信中说：你们能否在每期的头版用大写的字母印上一个简单的事实，通货膨胀是由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造成的，除此之外，任何人都不可能造成通货膨胀。
二、在改革思路上，注重市场取向，反对诸侯经济
中国改革是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而踏上了艰难的历程。对一些改革措施的实效如何判断？应该而且必须依据客观实践和经济事实加以认真总结，从中引出经验，吸取教训，“大包干”就是一例。徐老以相当集中的资料，对“大包干”能否提高经济效益进行了理论上的优劣分析，比如对财政、信贷“大包干”。徐老指出：财政、信贷是宏观调控系统实现其对经济协调作用的两个最重要的手段，但是按“大包干”，实行承包在一定几年不变的情况下，必然会使这两种调控手段失去其应有的功能。徐老在分析外贸外汇的“大包干”时指出，这势必扩大了外汇留成的范围并加剧了外汇使用的进一步分散，造成进口用汇的严重浪费，包括重复引进、消费品进口、公费出国旅游等，直接破坏各个环节之间的经济协作，强化了层、片、省之间的经济利益，无端地新添了各种经济矛盾和冲突。对企业承包制，徐老指出：企业承包制，就短期微观的效益而论，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职工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但以长期的经济效益而论，却存在着不少问题，它实际上强化了上级机关对企业控制和企业对上级机关的依赖；固化了现存的不合理经济结构，给经济结构调整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制造了新的障碍。徐老指出，“大包干”把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事实上重新纳入了行政性分权的“怪圈”。“大包干”，实际上就是“诸侯经济”。徐老对大包干的批评，对市场取向的改革，具有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当今各级行政机构的利益分割，已经远远超出了那时的所谓“诸侯经济”，在经济发展由政府主导的格局下，投资项目的设定、税收税种的确定，特别是土地拍卖价格的高低，都由政府说了算，形成了各级政府独自的利益瓜分的格局，财富日益向政府集聚，向民生转化的仅仅是其中的很少一部分。有戏言说，中央利益可以法治化，省级利益制度化，再往下，就很难说了，市级利益合理化、县级利益暴力化、镇级村级利益流氓化了。
三、探索金融和财政、价格和工资体制的改革
在金融方面，他针对货币量变动和经济变动之间的关系以及货币量变动对经济变动的影响，在深入分析三十多年中国金融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金融体制改革的大体方向：加强中央银行的地位，使中央银行依法享有货币发行的保持币值稳定的权力，与此同时，要有针对性地提高中央银行自身的能力，中央银行要能够用科学的方法正确判断经济发展的趋势、物价总水平的合理变动、货币流通的正常速度，以便独立确定货币供应总量。他特别批评了一度曾广泛流传的公式：货币发行增长率等于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指出，中央银行的货币供应（包括现钞与存款）必须严格限于国民经济增长的范围内，而不应该加上通货膨胀率。徐老关于央行独立确定货币供应量并确定为银行改革的核心目标，抓住了金融体制改革的要害。就目前来说，金融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货币发行量的控制已不是由一个业务部门所能决定得了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对货币供应量的理解基本上还基于经验的判断。不少人都认为：货币发行增长率应该等于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九十年代，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货币供应增长率应该控制在比GNP增长率高一倍以内（张卓元：一九九四年第五期，载《中国工业经济》）；进入本世纪，随着金融业的逐渐成熟，通常都认为：银行货币供应量取决于银行准备金供应量（由公开市场业务决定）和货币供给的乘数（由法定准备金比率决定）（萨缪尔森：《经济学》，406页）。但需要指出，随着出口贸易的发展，外汇收入急剧增加，但汇率不能自由浮动、外汇不能自由兑换，因此央行不得不出手用法定准备金收购外汇。这就出现了一种恶性循环，在紧缩政策下，央行提高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冻结了商业银行的流动资金；但央行又用这些准备金收购了大量的外汇，近期外汇占款已达到基础货币投放量的80%以上,外汇储备中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已经是银行与出口企业之间通过结汇而投入到国内流通领域中的纸币的记录，所以只能境外使用，一旦转投入国内，就是二次投放，直接推动国内的通货膨胀。就国内正常的货币投放来说，二○○九年末，M2增长27.7%，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增长33%；二○一○年上半年，M2增长率达到22.7%，贷款增长19.2%。二○一一年第三季度末，M2增长率下降至19%，贷款余额下降至18.7%。预测：二○一二年货币供应增长率在16%左右。当今，中国已经是世界上货币最多的国家，截至二○一一年六月，中国M2总量达七十八万亿元，换算成美元约十二万亿美元，超过同期日本十万亿美元和美国九万亿美元的规模，而与整个欧元区相当。
徐老对价格和工资体制的改革，从宏观经济实际出发，有时很“热”；但有时又很“冷”。一九八四年前，徐老对价格和工资体制的改革态度非常“热”，他认为：现在经济改革步伐慢、宏观经济见效甚微，很多事情都卡在价格问题上，使我们评价经济效益好坏失去了科学依据；工资制度中“一乱二死三平均”，很难真正体现按劳分配原则，职工积极性难以充分调动起来。由于价格、工资制度不合理，对国民经济倒转来形成了“逆调节”。因此，他要求国家限制基建规模，腾出一部分财力，支持工资、物价体制的改革，以便把经济运行的内部脉络理顺，发挥各种经济杠杆特别是价格和工资的灵活调节机能，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子。但一九八四年后，徐老眼见通货膨胀的势头一年比一年猛，因此，他对价格和工资体制的改革态度又变得比较“冷”，认为，在通货膨胀压力十分严重的情况下，首先应该治理环境、控制需求，如果贸然进行全面的物价改革，很可能是一种冒险行动。在宏观经济不十分稳定的环境下，他不赞成急于出台有关物价、工资改革的相关政策。
一九八八年下半年，我国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面临严重困境，徐老直言不讳地分析了造成困境的原因：“政策性通货膨胀”造成了经济上的混乱；“块块行政性分权”削弱了宏观调控能力；缺乏有效的产业政策，人为制造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改革缺乏全面规划，措施不配套，政策上的短期行为，强化了各行各业对眼前经济利益的追逐；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官僚主义膨胀。
徐老还非常重视人口问题。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关于人口理论的争论，积累了相当丰富的资料，并进行过非常深入的研究。
徐雪寒在解放前写的经济论文，以中国特有的经济矛盾为对象，以丰富的资料、严谨的论证、鲜明的观点，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工业、农业、铁路、海关、市场以至货币、金融、财政等问题，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如何扼杀中国的民族工业、加剧农村经济破产；揭露了英、美、日帝国主义如何瓜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铁路、海关、货币、金融、财政等领域的主权；揭露了封建军阀割据和内战如何造成国内市场分割，并与封建势力相勾结加剧对广大农民的压迫和剥削等等。这对青年一代了解解放前的经济状况和中国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经济史料。
徐雪寒研究问题始终是紧紧追踪实践，追踪理论在实践中有什么问题？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要学习他们不断研究新情况、着手解决新问题。就目前的社会现实来说，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堆积了越来越多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在实践中有渐渐走样的危险，权力不能被制衡、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被权力的统制所渐渐取代，国有资本的垄断地位渐渐固化，社会不公，权利、资本、劳动之间和谐的经济关系渐渐地恶化起来。徐老当年针对某些社会问题批评说，“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官僚主义膨胀”、“在中国，权力仍然可以资本化”等问题，如今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凡是熟稔政府投资工程项目的人都很清楚，凡政府主导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各类形象工程、采购招标，其腐败寻租成本一般都在20%以上。有估计测算，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央政府主导的“四万亿”投资项目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和银行配套的二十多万亿投资中，有相当一部分通过或明或暗的不同渠道，被大大小小的贪官以及各类代理人所瓜分。如今的社会，如果以利益的分配为谈话主题，利益，已经很难说是市场中的博弈，而是在权贵中瓜分。
百年寿辰怀念老前辈，追思他的经济思想,我们对老一辈的经济学家抱以深深的敬意，也为当今诸多的社会问题深深的担忧。如今的不少社会问题，比他们当初所抨击的社会弊病，要严重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