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互联网与数字野蛮主义|野蛮主义
时间：2019-02-16 05:42:1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互联网日益成为人们抒发自我意识、参与公共讨论的平台。近几年来，视频共享网站、个人博客/微博、社交网站、百度百科/维基百科等新型网络服务日益发展。它们的出现改变了网民以前被动接受信息的局面；网民开始主动参与互联网内容的创造。这一趋势被称为“Web2.0”,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参与式互联网”。二○○七年，美国《时代》周刊评出的年度人物就是“网民”。《时代》总编施滕格尔的理由是: Web2.0的主力军的迅猛发展使得网民自创内容和参与性爆炸性地增长，影响力日益增加；“社会正从机构向个人过渡，个人正在成为‘新数字时代民主社会’的公民”。以前评选年度人物的标准是影响千百万人，现在的年度人物就是千百万人本身。
参与式互联网如火如荼的发展趋势已经改变了其他社会领域。有论者甚至认为Web2.0成全了真正的“网络民主”（Webocracy）。有人从中看到了一种“草根新闻”（Grassroots Journalism）的趋向：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那本标题醒目的《我们媒体：民治民享的草根新闻》（We the Media：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一书。作者吉尔默认为，在互联网和博客以前，所谓新闻传播不过是大型媒体、新闻企业以及专业记者的特权，一般民众无缘享用。博客等Web2.0技术的出现恰恰使得原先处于新闻被动读者地位的观众参与新闻制作和传播过程之中，真正实现了广大民众的新闻传播自由。读写(Read－Write)的万维网、BBS、Blog、WiKi、手机短信、RSS甚至P2P，使得网民们(Netizen)不再只是新闻消费者，而成了生产者与传播者。特别是Blog和RSS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一对多”格局(书、电视、广播、报纸)，或“一对一”(电话、信件、电报)状况，变成现在的“多对多”。因此，吉尔默将以博客为代表的新的新闻形式称为“公民媒体”（Citizen Media），它对受政治势力、商业资本以及职业群体左右的主流传播业是一种补充，甚至是一种挑战。正是伴随着这样的趋势，Web2.0也在商业领域日益走俏，比如网络大鳄谷歌（Google)就顺应时代精神，在二○○七年斥资一点六五亿美元收购了美国最大的在线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
虽然“众人拾柴火焰高”，但Web2.0的草根新闻和网民表达中也存在着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现象。在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就曾经关闭了其下一个博客的评论功能，因为该博客的某政治性文章引来大量不太合适的评论。此外，大量博客内容空洞、流水账似的写作方式，也让人在Web2.0的浪潮过后感到一些空虚。这一点相信在国内论坛和博客上逛过的人们也有同感：口水很多，亮点很少。
因此，参与式互联网在美国引来的并不全是一片叫好。美国的文化保守派人士对现在的互联网“文化”（之所以用引号，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互联网根本不配用“文化”这个词）发起了攻击，其中语调和分量最重的叫做《泛泛之辈：互联网如何扼杀了我们的文化》（The Cult of Amateur: How today’s internet is killing our culture，单从书名就可以看出作者的挑衅意味以及主题思想）。作者安德鲁・金在投身IT行业以前曾是政治哲学教授。此君曾经因为二○○六年在美国保守派喉舌《旗帜周刊》（The Weekly Standard）将Web2.0斥为马克思主义而“臭名昭著”。二○○六年十月间曾在《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与赞成参与式互联网发展的《长尾理论》的作者安德森（Chris Anderson）进行过一次对谈，题为“激辩2.0：衡量新网络民主的价值”（Debate 2.0: Weighing the merits of the new Webocracy）。在那次对谈中，金已经抛出了他对于Web2.0的网络文化的反对，而二○一○年其著作出版之后，金又在CNN的电视节目中大谈他的理论，一时间炒得沸沸扬扬。
金的书名已经说出了其大半的意思。他认为，目前的网络民主化带来的是互联网上大量的垃圾，使得各种半吊子和二把刀的言论观点充斥在博客、个人空间之中。“Web2.0实际上所传递的是对于我们所处世界的肤浅观察，而非深度分析，刺耳的意见而非深思熟虑的判断。”在他看来，博客里面全是“用户制造的胡说八道”，YouTube里面“具有真正价值”的视频和歌曲少得可怜，维基百科就是个大杂烩，远逊于不列颠百科全书等等。甚至他还抛出了这样的观点，他认为Web2.0的用户们整日在网上玩扑克、搞儿童色情以及数据盗窃等行为，都严重地背叛了“犹太―基督教伦理”，“无知与唯我论汇合，低品位与暴民统治汇合”。金简直成了网络时代传统文化伦理的卫道士。
金的精英主义观念得到了另外一位网络人士拉尼尔（Jaron Lanier）的呼应。此君在一篇名为《数字毛主义：新联机集体主义的危险》(Digital Maoism: The Hazards of the New Online Collectivism)的文章中将现在的维基百科视为一种数字时代的毛泽东式的集体主义。他认为：“这种集体主义几乎就是集体是全知的（all-wise）这一思想的复兴，……这与代议民主或精英政治大相径庭。这个思想已经招致了可怕的结果，它或从多个历史时期中的极右或极左思想强加于我们。今天它正被突出的技术行家和未来主义者重新引入（在许多情况下我认识他们并喜欢他们），这使得我们面临的危险有增无减。”他认为真正的思想就是在少数几个头脑之中的，维基百科即使倾全体网民之力，也无法与真正的思想家相比。尤为重要的是，这种集体主义已经威胁到了美国的立国基础――代议制的间接民主。其实，金在二○○六年跟安德森的辩论中就曾说：
在我到硅谷做事前，我教的是政治哲学，我给一个班讲过美国建国，讲《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建国当时的很多争论现在又都出来了。我想，更确切地说，问题可能就是“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之间的矛盾。我认为，你们在弗里德曼（Tom Friedman，《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写到的这个“平坦的”世界中之所见，和其他很多肯定技术的作家之所见一样，都是“直接民主”的理想化。我还是认为，我推崇的那种智慧，用经济术语来说，那种“稀缺”（scarcity），并不是在大众中间产生的，而是在富有才能和经验的人身上，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是如此。相对于迷恋这种理想化的群体，其实，虽然说起来很抽象,但历史上可以找到很多例子，大众并没有表现得多么智慧甚至没有基本的礼貌，我宁可只注意专业性的价值和受过足够训练的人们的智慧。
另外一位为金助战的大文化人是前美国图书馆协会（ALA）主席戈尔曼（Michael Gorman）。二○○四年底，他还在候任ALA主席时，正遇Google与五大图书馆合作数字化图书，他在《洛杉矶时报》发表文章，对Google大加讽刺，因而在网上被大骂。二○○五年二月十五日，他在《图书馆杂志》发表文章《博友的反攻倒算》(Revenge of the Blog People!)，用很不屑的口气谈论博客，又引起一番论战。而如今，戈老先生亲自开博，自然让人感到有些异样。当然，他开博的地方也与一般网民不同，他落户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网站上。单从他最近博客的几篇文章就可以看出其主旨：《Web2.0: 理性打盹儿》（Web2.0: the Sleep of Reason），《互联网的赛壬女妖之歌》（the Siren Song of the Internet）等。他在博客里引经据典地传达的一个核心思想是：“我们必须运用判断，智慧地使用数字资源，并将占据西方社会知识主流达几个世纪之久的价值观注入数字世界中去。”“许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大文明已经发展出一种基于对思想者个人的尊重以及对于好学之人和饱学之士的崇敬的学术风潮。那些人的思想通过文本而保存下来，其中很多文本从中国、阿拉伯、希腊以及罗马经历多个世纪传承下来，构成了人类的历史记载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戈尔曼这些写得很“拽”的句子，和金一道，总让中国人想起康有为讲的“保教”一事。看来，精英与民主、代议制与直接民主、野蛮与文化等诸多重大问题，不免又被Web2.0重新提出来。
对于网络俗文化的批判已经不仅限于文化和政治哲学。很多人也从法律的角度对网络俗文化进行挑战。他们的武器就是重申知识产权原则：网络俗文化不仅仅破坏了文化品质，同时也破坏了法律制度。
不言而喻，互联网给知识产权带来了巨大挑战。这一挑战不仅仅体现在无以计数的侵权与盗版，同时体现在对于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本身正当性的反思。在美国，以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网络法名家莱西格（Larry Lessig）为旗手的知识产权反思派极力反对版权法的无限扩张，以此保护“自由文化”的发展。莱西格认为知识产权法的大力扩张违背了美国建国者的政治哲学和文化理念，将窒息文化创造性和文化的广泛传播。“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即是他所代表的一系列知识产权新思维的体现。并且，美国微观经济学界也对知识产权的正当性从经济学方面做出了挑战：知识产权是垄断，压制自由竞争，没有经济效率，不符合自由市场的基本原则。一时间，人们很难听到“明目张胆”地为知识产权制度和哲学进行总体辩护的声音了。
世界上总有“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的事情。并且这位“程咬金”乃是一位大人物，他的名字叫做马可・赫尔普林（Mark Helprin）。此人是美国著名的小说家、记者和保守派评论家。赫尔普林毕业于哈佛、普林斯顿和牛津等名牌大学，获得过写作领域的各种奖项（比如古根海姆奖），其小说《冬天的故事》（A Winter’s Tale)也是畅销书；此人还在一九九六年的时候为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多尔（Bob Dole）做演讲稿撰写人，笔头十分了得。其笔锋既有名士之风，也含剑弩之气：瞧瞧他的书名就可知一二 ――《数字野蛮主义：作者宣言》（Digital Barbarism: A Writer’s Menifesto）。
此书本身就源于一场网络论战。二○○七年五月二十日，赫尔普林在《纽约时报》发表一篇评论，认为知识产权是作者或者艺术家的权利，国会应该延长保护期限予以加强保护，让作者的知识产权延续至子孙后代。该论继而引起网友的激烈批判,《纽约时报》甚至还报道了这一盛况空前的大批判运动。赫尔普林说自己被吓到了。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淹没了他。
赫尔普林虽被吓到，但没有被吓倒。两年之后，他将自己的原初想法扩展成了一本书：《数字野蛮主义：作者宣言》。按照莱西格教授的说法，本书是对于前段时间赫尔普林因《纽约时报》文章所遭受的“数字镇压”(Digital Putdown)的回应。
赫尔普林很传统。他不在网上对批评（辱骂？）他的网友进行回应,而是选择传统媒体《纽约时报》。这一选择本身就有讲究。你可以说他不屑与网友在网上对话；你也可以说他很拽――即使要对话，我也选择写书这种方式，因为你们这些“笨蛋”（英文是“Dullard”，这是赫尔普林形容网友的原话）不会写书，写了也出版不了。并且，书中的用词和造句也尽显雄文华章之能事。比如，书的扉页就引用一段希伯来文，足以让网友目瞪口呆。再比如，书中旁征博引了丘吉尔、杰斐逊、麦考莱等西方名流的话，显示其博闻强记的大文人之风。当然这都是针对网友的――赫尔普林引用丘吉尔的话说：“为什么在一个有琴师的房子里跟猴子们说话呢？”答曰：“因为猴子现在比琴师重要。”我们可以说，虽然这位先生很传统，但现在火气很大。
此书虽在行文风格上多有傲慢偏见，但在具体内容上并不乏真知灼见。书分七章。第一章通过比较作者构想出的两个场景来展现我们所处的时代。第一个场景是二○二八年的加利福尼亚：一切都在电子时代中快速运转；第二个场景是一九○八年的意大利：一切都在慢条斯理的信件和优雅别致的生活中慢慢品味。作者认为前者在不断摧毁人类的文化：一切都是分心，一切都是浅尝辄止，一切都是草草了事；人没有闲暇，没有品味，没有深思。这两个场景的对比引出了作者该书的主题：野蛮对于文明的战争。作者将之与冷战相提并论。第二章描述这场战争中反版权集团的普通战士――网民大众。他们首先攻击的堡垒是知识产权。作者认为网民们不负责任的野蛮语言受到了网络匿名性的保护，变得肆无忌惮，并用这种语言大肆攻击知识产权制度和知识产权文化。第三章讲述的是反版权集团的将领，包括英国著名文人麦考莱、美国国父杰斐逊以及当代的微观经济学家。麦考莱和杰斐逊都被认为是反对版权的权威人士。作者认为，麦考莱诚然是反版权的，但麦考莱的理由太过浅薄；杰斐逊却断然不是反版权的，人们误解了他。他认为，杰斐逊的理念只涉及专利权，并没有涉及版权。第四章论述反版权集团的技术基础，即互联网时代的低成本复制和发布技术。作者认为这些技术使得反版权分子更加嚣张。在第五章中，作者认为，反版权运动实际上反对的是产权制度；反版权的人实际上蔑视产权本身，并因此获得道德优越性。在这一点上他们跟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思想有相同之处。而版权本身是人类文明社会伦理道德的一个支柱。第六章则更进一步，作者明确反对免费午餐的哲学，认为人们寄希望于新技术会实现这一理想，但现实却是永远不会如此。在最后总结中，作者认为他并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乱加罪名，把网络反版权运动称作“数字野蛮主义”是名副其实。
赫尔普林将知识产权和网络文化的关系问题提高到了文明与野蛮的高度进行分析，虽然很多具体观点可以商榷，但其宏大的视野和深刻的洞见仍然发人深省。赫尔普林本人捍卫的是一种贵族式的财产观念：财产是文明社会的象征，而随意掠夺别人的财产是野蛮的象征。知识产权不但是财产，而且更是人类社会文明和文化高贵性、优雅性的体现，绝不能淹没在网络文化的粗俗性之中。在这个高度上，作者对诸如维基百科、创作共享以及自由文化等事物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需要注意的是，作者虽然捍卫知识产权制度，但并不支持大公司借助知识产权垄断经济利益。作者在书中明确表示了对于好莱坞知识产权律师的不屑。作者捍卫的知识产权，毋宁说是一种美国工业化之前的文人自由创作并因此获得知识权利的传统感觉。这是一种“小农经济”的田园诗般的怀旧。因此作者明确反对工业化之后的知识产权无限扩张和滥用，反对好莱坞，反对工业化的文化生产机制。
可以想见，赫尔普林的“反动言论”会得到什么样的攻击。书出版之后，在书中被点名批评的莱西格教授马上撰写长篇博客大力驳斥，言词十分激烈，认为赫尔普林“精神错乱、胡说八道”。赫尔普林随即在美国保守派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上发文回应，为自己的书进行辩护，文章的结尾说：“《数字野蛮主义》一书与其说是对知识产权的辩护，不如说是对于文化扭曲的攻击。这种文化扭曲已经成为一个充满假先知时代的假先知之一。虽然人类不如机器那样功能完善，虽然人类本身有些磕磕绊绊和毛手毛脚，但人类终归高于机器。这一点从来如此，并将永远如此。这种信念永远不应投降。但最近以来投降派们正似乎不痛不痒地在滋长；他们如此蹑手蹑脚以至于所有的警告都石沉大海。”
（Dan Gilmore, We the Media: 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O’Reilly Media, 2004;Andrew Keen, The Cult of the Amateur: How Today’s Internet is Killing Our Culture, Doubleday, 2007;Lawrence Lessig, Free Culture, Penguin Books, 2004; Mark Helprin, Digital Barbarism: A Writer’s Manifesto, HarperCollins Publisher,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