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亲情 邓小平哪年去世时间

　　1949年底，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二野战军遵照中央指示，吹响了进军大西南的号角，邓小平也由此开始了两年零八个月的西南之行。这里，留下了他领导西南建设的丰功伟绩，也留下了他耐人寻味的亲情故事。
　　
　　夫妻情
　　
　　1939年9月，邓小平与卓琳结为伉俪。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多年来，他们彼此信任、互相支持，从未吵过架。但进军西南的时候，邓小平考虑到行军路途遥远，地形复杂，危险性大，便打算不带家属。
　　这天，邓小平对卓琳说：“这次进西南，你们就不要去了。”话音刚落，卓琳赶紧说： “不行。你们老是把我们丢下不管，这次我一定要跟着你去。”斩钉截铁的同答让邓小平有些始料不及，正准备答话便又被卓琳给堵了回去：“我是共产党员，你砍我的头我都得跟着你去。”看这气势，邓小平没办法，只好同意随行。
　　但随行的路途困难重重，随时都有可能遇到国民党散兵游勇、潜伏特务、土匪、地主武装的突然袭击。为了保证首长和家属的安全，二野作了充分准备，专门组建了一个内卫班，警卫员都是从各纵队抽调出来的战斗骨干。
　　1949年11月1日，刘邓向第二野战军发出了进军川黔的命令。刘邓指挥部紧随三兵团之后出湘西，由秀山进入川东南。
　　这天，指挥部一早要出发，李达参谋长通知说：“检查车辆，今天要过封山十八盘，山高路险不能出事。”
　　当时，刘伯承一家6口人和邓小平一家5口人各坐一辆吉普车，全部随军行动。邓小平的贴身警卫崔来儒开内卫车，算是警卫员兼司机。按计划车辆行进的顺序为：第一辆是内卫车，第二辆是李达的指挥车，然后是刘邓首长的车，在后面是警卫车，随后跟着司政后机关。
　　可是，这天早上在前面开道的内卫车怎么也发动不着，急得崔来儒一头大汗，连早饭都没吃。好不容易刚找到毛病，出发的时间又到了。李达向邓政委报告： “内卫车出了点问题，是不是等一会儿再走?”邓小平看了看表，对刘伯承说：“不等了，咱们先走。”崔来儒从车底下钻出来，拦住邓小平说：“政委，能不能再等一等，万一……”
　　“万一个啥子哟?咱们走!”
　　崔来儒不敢多说，但也长了个心眼，便对邓小平的司机说：“你开慢点，等着我们追上来。”
　　刘、邓的车开走了，李达的车也开走了。崔来儒知道只有李达的车上两个参谋手里有枪。仅两支手枪，真要遇上敌人根本顶不了事。他一边忙活着修车，一边前思后想地宽慰自己：好在首长后面还跟着警卫连的车，有情况他们会顶上去的。大约过了20分钟，内卫车总算修好了。内卫班加上崔来儒共十几个小伙子，每人配备两支枪，一色的冲锋枪和手枪，车上外加一挺机枪，战斗力极强。
　　车到十八盘，一路大坡开不动，发动机呼呼地响。崔来儒抬头一看，只见公路两边是刀削一般的峭壁，陡岩突立，山两侧全是密林，密不透风，要是藏上十几个人，在路上根本看不到。内卫班长也看了看窗外，警惕地说：“小崔，开快点。这是个闹土匪的地方，搞不好要出事。”又回头对车上的战士说： “咱们眼睛放亮点，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拐过一道急弯，忽然发现慢哼哼正在爬坡的警卫车，崔来儒吓了一跳：“喂，怎么搞的，把首长都丢了?”警卫车司机哭丧着脸说：“没办法，首长的车跑得太快了，我们跟不上。”崔来儒加大油门，一路如风地狂追下去。
　　今天是怎么搞的，先是内卫班的车出了毛病，接着是警卫车跟丢了首长。前面只有3个首长的吉普车了，车里除了首长，就是老婆孩子，一旦敌人伏击，连抵抗的力量都没有!想着想着，崔来儒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翻过一道山梁，终于看到了前面首长的车，崔来儒这才松了一口气。可是再想往前赶，超到刘、邓吉普车的前面去，就不容易了。一是山路狭窄，二是吉普跑得太快，崔来儒只好保持高速，紧随其后。
　　走了一程，又是一个上坡，车速慢了下来。崔来儒看到前面的山坡上一群鸟飞了起来，开始以为是汽车惊的，没有当回事儿。车到跟前突然听见“砰”的一声枪响，一颗子弹硬生生地击在车厢板上。
　　“有情况!”班长喊了一声。与此同时，山坡上枪声响成一片，子弹打得车篷“扑扑”、直响。想到前面是首长的车，又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崔来儒当时就出了一身冷汗，他停下车，打开车门，抱着枪滚到路上，趴下一看，山坡上黑乎乎十几支枪正朝这边瞄着……再一看这些人穿什么衣服的都有，知道是碰上土匪了。内卫员们全都下了车，他们原本都是极有经验的战斗骨干，一看眼前这阵势，马上散开，占据有利地形进行反击。班长喊了声：“机枪，开火!”“哒……哒……”一阵机枪扫射，“冲啊……”战士们端起冲锋枪朝山上冲去。山上的土匪顿时乱成一团，只听一个土匪喊道：“打错了，这是当兵的，当官的都在前面跑了……”土匪一窝蜂地朝山沟里跑了。
　　内卫们跳上车往前赶，到了山顶，看到刘、邓首长的车停在一个山坳隐蔽处。“怎么回事儿?”刘、邓都下了车，邓小平还点着了一支烟，卓琳和孩子们也都从车上探出头来。“报告首长，是一股土匪，已经打跑了。”刘伯承说：“这股土匪有一点经验，知道放过前面的打中间。”邓小平笑道：“大官和有钱的都在中间，我们不是大官，也没有钱。要是他们迎头一打，我们还真的不好办呢!”崔来儒也松了一口气说：“幸亏我们都是一色的吉普车，土匪从车型上也无法分辨。”
　　“是啊，小崔今天是歪打正着，如果内卫车不出毛病，真的在前面跑了，那我们可就苦�!要是土匪把我们两家都抓走了，那就出大洋相了!”邓小平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一场灾难总算是有惊无险!
　　带着孩子随军的日子是很苦的，每天都是坐车，很晚才到一个地方，卓琳赶紧给孩子们收拾好睡觉。第二天很早又得把孩子们打起来，继续行军。路上有土匪，卓琳特别担心孩子们的安全，尤其是经历了那次的险情后，她更是不准孩子们乱跑。有时候住在山庙里，为了让孩子守规矩，她不得不吓唬他们说： “你们要是调皮就让庙里的神怪来。”最苦恼的还是孩子在车上尿尿的问题。汽车一刻不停的走着，小孩憋不住尿，男孩还好办，女孩子怎么办呢?教堂里有一种水罐，就拿那个水罐给女孩接尿再倒在车外面。
　　一路的艰辛总算挺过来了。卓琳带着孩子随二野司令部顺利到达重庆。二野和西南局的干部子女很多，解放重庆后，干部都要下乡工作，孩子们怎么办?为了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西南局成立了人民小学。随军到西南的夫人团里，卓琳的学历算是最高的，因此由她来当校长，负责管住这些孩子。
　　当时的人民小学分高、中、低三个年级，吃、喝、住、衣服全由校方负 责。二野和西南局的十部子女都在这里念书，邓琳、邓朴方也是人民小学的学生。这一群在部队长大的孩子，个个娇野，不好调教，卓琳就拿自己的孩子开刀，以儆效尤。睡午觉时，大儿子邓朴方看见妈妈在，就假装睡觉，她一走就手舞足蹈。为了治他，卓琳中午睡觉时就躺在他的床上，把他的胳膊腿全摁住，用手巾把他的脸蒙起来，对他说：“你不好好睡觉我就不走。”邓朴方没办法，只好睡觉。其他孩子看她这样治邓朴方，睡午觉时也都不调皮了，秩序就这样维持下来。有的孩子不好好上课，不听话，又哭又闹，卓琳便把他们带到校长室，任你哭闹，她一概不予理睬，办自己的事，等孩子闹够了，闹累了，自己就乖乖的了。那时候，孩子们喜欢打克郎球，人多了往往要排队轮流上场。邓朴方和其他孩子一样，争强好胜不服输，有时候输了不肯下庄。一次正好卓琳经过，了解情况后，让邓朴方和耍赖的几个孩子立正站好，教训他们要遵守大家定下的规矩，不允许谁特殊。还有邓楠，那时才5岁，卓琳没时间单独照看她，便把她也放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让她老老实实地听课。
　　担任校长期间，卓琳对自己的四个孩子常常忙得顾不上，只有每个星期六晚上孩子回家住的时候，她才有时间给他们讲个课题，增加知识，而对其他孩子反倒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尤其是哪些二野的遗孤们。每到周末，大多数孩子都被家长接回了家，但是那些父母牺牲在战场上的孩子们只有管生活的老师照看，卓琳便主动留下来组织他们搞活动，看电影、做游戏……在他们心中，卓琳就是他们的妈妈。几十年后，这些孩子大都成为将军、教授、工程师，在北京相聚，一提起邓妈妈，大家都肃然起敬。
　　1950年的冬天来得有些早，凛冽的寒风刮得树枝呼呼响，尽管大家都把窗户关得紧紧的，但冷风还是从窗户缝里一个劲地往里钻，教室里弥漫着冬季特有的寒气。这时，正在讲课的卓琳忽然注意到有几个孩子冻得特别厉害，嘴唇都开始发紫了，还不停地搓动着小手。她走近正准备询问几句，但薄薄的布鞋马上吸引了她的目光，再看看，孩子们身上穿的还是秋天的绒衣，坐在那里一个劲地发抖。眼前的场景让她心里一阵酸楚，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这几个孩子正是父母阵亡了的二野遗孤。
　　那天，一下课，卓琳就匆匆地来到邓小平的办公室。“现在已经是寒冬了，孩子们的棉衣、棉鞋都还没着落，烤火炉也没有，你得管一管。”卓琳的语气有些生硬。邓小平继续看着文件，淡淡地回答：“现在正是经济恢复时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各行各业都需要资金，你看看，各单位要钱的报告这么一大摞。”邓小平指了指桌上待批的公文，继续道：“可话又说回来，学校的事找西南文教部去，凡事都有个归口，要讲规矩。”
　　卓琳一听，顿时火冒三丈：“亏你还是西南局的领导，你还讲不讲良心。在我们学校里有几十位一二九师、二野的遗孤，他们的父母跟随刘司令员和你南征北战，抛头颅，洒热血，战死沙场，如今解放了，你们难道就不管了吗?你到教室里看看去，那些烈士的孩子都冻成什么样儿了。这么冷的天，大家都穿上棉袄了，可他们身上还是薄薄的绒衣和布鞋，看看他们生了冻疮的小手，你……”情绪上的激动让她有些哽咽，泪珠直往外涌。
　　邓小平被卓琳的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你别说了，是我们对不住他们啊!”他拿起电话，“喂?请给我接西南文教部楚图南同志。……喂，是楚图南吗?我是邓小平，西南财经委员会最近拨给你们的款，要首先考虑人民小学那几十位烈士后代啊!要给他们更多的关照，不能亏待他们!”
　　说到做到，孩子们穿上了学校新发的棉衣、棉鞋，脸上绽开了充满稚气的微笑。
　　主政西南期间，邓小平和卓琳各忙各的，但都是为了革命工作，都是为了国家事业。他们彼此支持，互相鼓励，为西南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学校工作一直都很繁忙，怀上第五个孩子时，卓琳也丝毫没有懈怠，那时教师一时不好找，她便主动担当起讲课的工作，语文、数学，连音乐都教。直到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她才带着孩子一同到了北京。
　　
　　长幼情
　　
　　作为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委的邓小平，坐镇重庆、主政西南，领导着西南7000万人民建设政权、恢复生产、清剿土匪、修建铁路，真可谓日理万机!
　　1950年春天，邓小平的舅舅淡以兴和继母夏伯根来到重庆。警卫员崔来儒立刻向正在开会的邓小平悄悄报告：“政委，您舅舅和老娘从广安老家来了。”邓小平一怔。崔来儒继续说：“要不要通知卓琳校长，叫她回来招呼一下?”邓小平把手轻轻一挥：“不用了，告诉接待科安排他们在招待所住下。”“不行哪，您那个舅舅等得有些不耐烦了，一个劲嚷嚷说大老远赶来，肚子饿得咕咕叫呢……”“那就先安排把饭吃了。”“他说还要喝酒，要吃香肠、老腊肉……”邓小平不语。崔来儒急了：“政委，我给您提个醒，家乡老辈子来了，您不陪陪?怕是失礼�，人家要说闲话的……”邓小平挥了挥手，又回到了会议上。
　　是夜，在邓小平家里，淡以兴满身酒气闷头坐在沙发上。邓小平回来了。淡以兴劈头就问：“好哇，贤娃子，你当真当了大官，六亲不认了!皇帝老子还有三个草鞋亲嘛!”邓小平苦笑：“舅舅……”“你还认得幺舅啊?你还记得你的亲娘老子不?”邓小平答道：“记得。”淡以兴突然哭了起来，边哭边说：“我可怜的老姐姐啊……贤娃子，你晓不晓得，你走后不到七年，你妈就因为想你盼你惦记你，四十岁出头就死了。你那时还在法国，你是她的长子，她生前最疼你了，你想过她死前的心情没有?她没能见你一面，死不瞑目啊!”
　　邓小平的眼睛不禁湿润了。“舅舅，我怎么能忘了生我养我的那片故土，怎么能忘记与舅舅一起上学，一起赶场，一起打碰钱、做游戏……尤其是妈妈，离开她老人家三十年了，这三十年，无论我走到哪里，慈母的形象时常浮现在我眼前啊!妈妈那么勤劳、善良、正直!那时爸爸常年在外，家中大小事务全靠她一个人负担，照料我们几个子女和祖母，白天养蚕、缫丝、喂猪、做饭，夜里缝补浆洗，过度的劳累怎么不让她老人家……记得离家那天，妈妈带着弟弟妹妹送我一程又一程，一直送到五里墩。我拉着她的手，叫她别哭，告诉她我出去留洋，把书读好了回来，将来在外面做事再回来接她……”
　　“还有爸爸，”邓小平深情地继续追忆着往事， “我要永远感谢他老人家，他是个开明、有抱负的人，是他把我送上留法勤工俭学之路，从此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1920年农历七月十二是我16岁生日，爸爸特地从广安赶到重庆给我过生，为我送行。记得我们去了太平门附近的一个小餐馆，爸爸点了几个好菜，可他拿起筷子就哭了，一口也吃不下。我对爸爸说，我已经长大成人 了，我会牢记你的教诲，拼命学习，将来学成回国报答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第二天我就登上了法国聚福洋行的‘吉庆’号客轮，起锚东下，码头挤满了送行的亲友，我看见爸爸不停地向我挥动手臂……”
　　邓小平与淡以兴舅侄俩只顾拉家常，竟忘记了一旁的夏伯根。近50岁的夏伯根身材高挑，衣衫整洁，脑后束着发髻，手里拎着包裹和竹篮，人很精神。她是嘉陵江上一位船工的女儿，勤劳善良、聪明能干，深得乡邻的爱戴。她虽然不懂政治，但是却一心认准了共产党好。女儿邓先芙参加了地下党的活动，有一次把华蓥山游击队的共产党员领回了家，夏伯根二话没说，就把共产党员在家里藏了起来。重庆解放后，夏伯根听说邓小平回来了，十分高兴。她拿起一把锁把大门一关，拎上一个小包裹，和邓小平的幺舅淡以兴一起来到了重庆。
　　这时淡以兴急忙拉过夏伯根介绍说：“贤娃子，这就是你的后妈夏伯根，是她给你老子披麻戴孝送终的。你老子死后，你们这个家全靠她支撑起来，孤儿寡母不容易啊。她种田、织布、做饭样样会，为人爽快侠义，乡亲们没有不夸的，都说你们邓家有福气。”
　　“舅舅，你别说了。”夏伯根转过来对邓小平又说：“听说你回来了，想来看看你，没有别的意思。”
　　邓小平听罢幺舅的话，看着眼前这位比自己只大几岁的农村妇女，激动地抓住夏伯根的手，眼里噙着泪水说：“不，留下来，我们一起生活，夏妈妈!你是我弟弟妹妹的妈妈，也就是我邓小平的妈妈。今后我们给你养老!”
　　一番话，听得夏伯根泪流满面。后来她一直和邓家人生活在一起。十几年后的“文化大革命”里，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劳动，夏伯根也没有离开。当时邓小平对卓琳说：“我们三个人一个都不能少，少了一个哪个都活不成。”夏伯根与邓家同甘共苦，一直到百年仙逝。
　　淡以兴与邓小平同年，长相与邓小平也极其相似。虽然是邓小平的亲舅舅，但解放后他一直在广安老家，自食其力，直到去世。
　　
　　手足情
　　
　　邓小平的妹妹邓先芙，解放前夕在广安上中学，已经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活动。重庆解放后，在组织的安排下，邓先芙和两个小姐妹一起从广安来到重庆，正赶上重庆市民举行庆祝西南解放的新年大游行。邓先芙和两个伙伴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抬眼就看见了高举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邓小平和刘伯承的照片。这也算是兄妹俩生平打了第一个照面。接着她们来到邓小平住地，卓琳笑着迎了出来： “哪个是我妹妹呀?”邓先芙没见过卓琳，也不知道她姓什么，慌忙答道：“我就是。你是哪个哟?”“你就是先芙啊!我是大嫂卓琳哪。”邓先芙十分惊讶：“你怎么晓得我叫先芙?”卓琳笑了： “我当然知道。你大哥经常提起你呢!”
　　不一会儿，邓小平回来了，见到妹妹就问：“家里还好吧?听说你参加地下党的活动了?”“妈妈和哥哥、妹妹还住在老屋子里。”邓先芙知道共产党是不会特殊照顾家里人的，要靠自己奋斗，所以她接着说：“我是来参加三分校的，不是来找你们的。”邓小平想了一下，告诉她：“组织上首先要对你进行政历审查，合格了才有资格参加革命。你去考军大吧，要学猴子变人，先把脑筋洗了，改造思想。考上了就有机会参加革命。好好努力，将来为国家作贞献。”
　　当时西南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各个部门都急需人才，西南军政委员会就在重庆办起了西南军政大学(简称军大)。后来邓先荚经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西南军政大学，毕业后长期在四川省委办公厅从事机要工作。
　　邓小平的另一个妹妹邓先群，年纪比较小，解放后从北京实验中学毕业，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除了“文革”期间，她一直在军队工作，是军中为数不多的女少将之一。弟弟邓先清，从小身体不好，一直在四川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邓小平的大弟弟邓垦(邓先修)在他离开家乡，远渡法国的时候还只有七八岁。后来听说邓小平回国了，在上海。于是1931年，邓垦到上海求学时，父亲要他去找邓小平。到了上海找来找去没着落，邓垦便在《时事新报》上登了寻人启事：“邓希贤兄，我现在已经到了上海，住在……，希望你见报以后来找我。”邓小平的熟人看见了，告诉他有个弟弟登报在找他，但到底是真是假搞不清，因为那时国民党特务也会用这个方法抓人。后来，通过多种方法的侦察和确认，邓小平找到了邓垦，并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联系。此后，由于工作的需要又各奔东西，邓垦也参加了革命。直到1945年七大以后，邓小平从前方回来，兄弟俩在延安才又见了一次面，此时的邓小平已经是一二九师政委了。多年来，兄弟俩聚少离多，即使有机会见面也是行色匆匆。后来，邓垦先后担任过泸州行署专员，重庆市教育局局长、副市长，湖北省副省长，武汉市委书记等职。
　　邓小平和邓垦先后参加了革命，邓家的产业全靠小弟弟邓蜀平(邓先治)经营。邓蜀平当过国民党广安县的小官吏，是一个小地主。西南解放后，邓蜀平听说邓小平在重庆当了“一把手”，就想方设法来到重庆，找到了邓小平。一见面，邓蜀平就发起了牢骚：“你们晓得我在家里有多辛苦吗?你很早就离开家了，爸爸又在外头，家里大小事情都要我来操办。你倒是什么事儿都躲掉了?不过现在好了，你在重庆当了大官，以后咱们家就有好日子过了。”
　　邓小平听了邓蜀平的这番话，脸色一变，严肃地说：“不要想得太多。你是国民党旧职员，但没有做什么坏事，今后应该好好地改造思想。你可以去考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到那以后要好好地改造，自己去闯，不要有什么奢望。”当时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了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专门改造“旧人员”，并对表现好的予以正式任用。邓蜀平到了革大后，还经常往邓小平家里跑。但是邓小平很少见他，就是见到了，也就是几句“好好改造”的话，然后就让他回去。
　　从革大毕业后，邓蜀平被分配到贵州省六盘水下面的一个偏远县工作。他牢记大哥的教诲，一直表现很好，入了党，当过区长、县长、六盘水市副市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为本人的地主成份和邓小平被打倒，邓蜀平受到牵连，被迫害致死。
　　邓小平的姐姐邓先烈，在邓小平离开广安之前就嫁给了一家姓唐的地主，这位姐夫唐惠民是一个很富有同情心的人，邓小平留法勤工俭学时所需的300大洋，就是他资助的。正是由于他乐善好施，临近解放时，唐家已成破落地主。解放后开始清匪反霸、减租退押，邓小平写信给姐姐、姐夫，要他们遵守政府的法令，退清押金，好好改造。由于当时实行供给制，邓小平没有薪金，他便把自己的稿费拿出来帮助姐夫退押，10元、20元、30元，直到退清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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