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了解周恩来 周恩来挫败蒋介石的“溶共”梦想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骨子里最怕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共产党。自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虽然确定了联共抗日的政策，在以后的国共合作谈判和抗战初期的国共合作抗战中，也作了一些重要让步，在实行开明政治方面作了不少努力，国内“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但历史证明，蒋介石的仇共、惧共心理是根深蒂固的。抗战后，他限制八路军的抗战区域，不许中共在敌后建立政权，要“削弱共产党力量的五分之二”。他害怕共产党借抗战之机发展，这可以说是蒋介石最大的心腹之患。
　　这个心腹之患在抗战开始不久便迅速地发展蔓延起来了。在武汉失守前夕，中共即在敌后建立了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晋绥、山东和华中等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底，八路军由组建时的3万余人，发展到15．6万人，新四军由组建时的1．2万人，发展到2．3万人。蒋介石最担心的事在日益迅猛地发展着。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彻底消除自己的心腹之患，蒋介石想到了“溶共”的主张。因此，自1937年底到1939年初，国共两党关于“一个大党”问题的谈判历程，无疑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历史上最耐人寻味的篇章。而周恩来在这次谈判斗争中，挫败蒋介石的“溶共”阴谋，力保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8年初，国民党的中央宣传机构开始了“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军队”的大肆宣传。“一个政党”是这次宣传鼓噪的重点。从其宣传的动机和目的来分析，都可以看出蒋介石国民党的这次宣传带有明显的全面吞并党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倾向，宣传的主要对象直指中国共产党。其实，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蒋介石就是要利用这场民族灾难的机会，来达到他在全国“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军队”的法西斯一统天下。一场温情脉脉的“溶共”计划拉开了序幕。
　　1938年2月10日，素以反共著称的国民党《扫荡报》发表社论，极力宣扬“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鼓吹在国民党外存在其他党派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统一。言下之意就是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党。这个党就是国民党，其它的政治党派都该取消。
　　同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在武汉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假惺惺地表示：“对主义的信仰我并不准备加以限制，先总理已经说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并不矛盾，我们任何人都不能修改或反对。我对各党派也无意取消或不允许它们存在。我的愿望只是希望各党派能够熔成一体。共产党可以整个加入国民党，在党内成为一个派别。两党存在，总不免冲突和竞争。你们共产党最训：策略，隐蔽在国民党内来求自己的发展，这不是一种很好的策略吗?将来的国民党内部，最革命、最能干的也就成了最基础的。当然，国民党也可以改变名称，党内可以有不同的派别嘛。”
　　蒋介石第一次向中共兜售起了他的“溶共”计划。他小心翼翼，出语谦恭，一副礼贤上下、求贤若渴，以抗战大局为重的样子。
　　谁知，周恩来并没有领他的情：“我看国共两党都不能取消，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
　　“那么，我们今后还可以再研究研究……”蒋介石见话不投机，便暂时收起了他的设想。
　　当天晚上，周恩来和王明将这次与蒋介石会见的情况向党中央作了报告，说：“综观蒋的态度，一个党的思想仍然有，但目前并无强制执行的意思……。”
　　3月1日，中共中央向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3项提议：(一)建立包括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拟定一个统一战线纲领，各党派保持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二)建立与健全民意机关。(三)成立统一的全国性的民众运动领导机关，以便真正达到全国人力、物力、财力总动员的目的。中共中央在提议中明确表示：要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许一党合法存在，同时不承认其他党派合法并存的办法，既为事实所不许，取消现成一切党派而合并为一党组织的办法，亦为事实所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解决办法，应遵照中山先生的精神”。
　　捱到6月3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突然发出一则电讯，称：“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于6月3日上午召开第十四次常务委员会，决定恢复陈独秀、张国焘、毛泽东、周恩来、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二十六人的国民党党籍。”企图造成“一个大党”的既成事实。
　　当天晚上，在武汉的周恩来和王明、董必武等人深夜开会研讨对策，向国民党交涉不能在报上刊登中监委钓决定。并拟出中共的《紧急声明》。次日，派吴玉章前往重庆处理此事。
　　6月4日中午，吴玉章在重庆一下飞机，就向各报社负责人发表谈话表示： “国民党中监委的这一决定我们中共不能接受。理由有三：第一，两党合作关系是否恢复民国十三年之办法并未商定；第二，事前亦未通知与征求中共中央和我们的意见；第三，这恢复党籍的名单中，有张国焘、陈独秀等为我党所开除的人，把他们和我们同类相待，未免滑稽，更不能忍受。”吴玉章拿出我党《紧急声明》，要求重庆各报第二天刊登。
　　当晚，八路军驻重庆联络处主任、《新华日报》重庆分馆负责人周怡将声明稿正式分送各家报馆。
　　这时，国民党中央监委张继也在重庆，得知之后，惊慌不已，即请重庆各报对中共声明缓登。第二天一早，就去找吴玉章，苦苦相求说，中共声明万万不可登出，否则将对国共合作影响甚大。吴玉章向张继说明中共坚持要刊登《紧急声明》的种种理由，义正辞严。张继不得不承认这是他们的错误，但仍不同意各报刊登中共声明。又说，好在监委会的决议，还要经过中央委员会的批准才能成立，还可以从长计议，想办法补救。企图以此拖延时间，扩大国民党中央社消息的影响，造成中共默认的事实。
　　吴玉章识破张继的用心，坚定地答道： “既然重庆各报已经登出你们的消息，那我党就不能不表示态度!”
　　张继无法，只好急电报告蒋介石。
　　之后，国民党自知理虚，才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声明，取消了监察委员会的所谓“恢复党籍案”。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这个举动，本来是想给蒋介石帮忙，希望造成蒋介石所设想的“一个大党”的部分既成事实。可是蒋介石的这个阴谋被周恩来等人识破，被当事人拒绝了。中共的《紧急声明》使蒋介石和国民党在政治上自讨了一场没趣，碰了一鼻子灰。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周恩来在延安同毛泽东等人商定了中共党员公开加入国民党的“跨党”办法。10月1日未等会议结束，周恩来便赶回武汉，并于10月4日将中共的意见告诉了蒋介石。14日，蒋介石表示：“关于中共党员公开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的问题，必须由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讨论。”又将此事暂时搁置了起来。
　　就在第二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在延安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宣布了在国统区设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中共中央负责与国民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以及在南部中国和港澳等海外地区的全部工作。中国共产党与蒋介石国民党关于“一个大党”的谈判斗争任务，历史地落在了南方局和周恩来的身上。
　　12月6日晚，蒋介石在桂林会见周恩来，对中共关于国共组织合作关系的提议表示意见：“一、跨党不赞成，中共既行三民主义，最好合并成一个组织，力量可以加倍发展；二、如果此点可谈，在西安召开华北西北将领会议后，就约毛泽东面谈；三、如果共产党全体加人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
　　周恩来冷静而明确地答道：“第一、中共实行三民主义，不仅因为这是抗战的出路，而且因为这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则不都如此想，所以国共终究是两个党；第二、跨党的办法我们不强求，如认为时机未到，可采用其他办法；第三、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第四、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失节失信仰，而且于国家有害无益。”
　　周恩来坚定的回答，使蒋介石大失所望。他只好说：“如果你们考虑合并的事不可能，我也就不必约毛泽东到西安会谈了。”
　　可是，蒋介石仍然没有死心，事隔6天，1938年12月12日，他又在重庆约见前来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章，再次提出两党合并的问题。这当中除王明不是南方局成员外，博古、董必武和吴玉章都是南方局委员。这一天周恩来还没有到达重庆。
　　蒋介石与王明等中共参政员一见面就说：“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或共产党仍然保存自己的党我也赞成，但跨党办法是绝对办不到。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于国民党成为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了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是不变的。”
　　蒋介石还特地对吴玉章说：“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
　　吴老说：“我相信共产党是相信马列主义社会科学的真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不能动摇，如果我‘二三其德’，毫无气节，你也会看不起吧!现在世界上固然有只要一个党的强国，如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和德国的纳粹，但也有各党并存的强国，如英、美、法等国。”吴老以世界各国政治体制多元化的发展现实，彻底否定了蒋介石在中国只能有一个党的谬论。
　　蒋介石蛮横地说：“他党可以并存，就是共产党不能并存，如不取消共产党，我死也不会瞑目。”
　　最后，蒋介石见说服不了中共参政员，竟然恼羞成怒，亮出底牌：“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内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共产党在民众中发展，那么，国共之间的冲突肯定是不可避免的。”
　　气急败坏的蒋介石，终于吐出了杀气腾腾的真言。
　　这次激烈的谈判，历时5、6个小时之久。但蒋介石并未因中共代表的坚决反对而就此罢休。
　　当天晚上，王明、周恩来、董必武、博古、吴玉章(周恩来只是电报署名，其时尚未到渝)将这次与蒋介石会见的情况电告了党中央。
　　1939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在重庆的周恩来、王明、博古发出了关于对蒋介石暂时应取比较静观态度的指示。指出蒋介石对以后国内政治上的具体办法、国共两党的关系及对中共六中全会决议的对策，似乎还在考虑之中，我们方面暂时应采取比较静观的态度，不必求之过急。
　　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就要召开了。汪精卫叛变，国民党自然要开个大型会议来统一一下思想认识。同时，蒋介石也准备在大会上向他的同志们就国共合作的组织关系进展状况作一个说明，以证明他所领导的政党的强大。他急切地希望得到中共方面肯定的答复。不然，他一年多来的精心策划和“苦口婆45"’就都白忙活了。
　　1月20日晚，也就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的前一天的晚上，蒋介石急不可待地再次约见周恩来，他向周恩来发出了最后通牒：
　　“恩来呀!明天我们就要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了，我想我们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问题该有一个说法了吧，我提议的两党合并一事你们考虑得怎么样了?”
　　“不可能。”周恩来干脆地回答。
　　“怎么不可能呢?你再问问毛泽东嘛，我希望能够在会议期间得到你们的答复。” 　　周恩来说：“敝党中央对贵党五中全会将会发出正式函电，那就是我党的意见了。”
　　“现在汪精卫跑了，眼下更是我们两党精诚团结合作的好机会。即使你们暂时不同意合并，我也要有新办法。”
　　“委员长有何具体办法?”周恩来问。
　　“我暂时还没有想好。”蒋介石可能是真的别无良策了。
　　趁此机会，周恩来赶紧问起毛泽东一直催他向蒋介石提出的要求解决自1938年秋以来国民党在河北、山东、陕甘宁等地制造的反共捕人摩擦事件。
　　蒋介石显得有点幸灾乐祸、暗自得意的样子，矜持地说：“两党合作的根本问题不解决，不仅敌人造谣，即令下级也常不安定，影响上级。”言外之意，合并问题不解决，摩擦就无从避免，他个人也将无能为力。
　　蒋介石显然是在讨价还价，他的话外音即是：你不合并，那就该挨打。
　　这次会见，蒋介石仍然没能从周恩来嘴里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回答。当然，毛泽东要周恩来向蒋介石提出的解决国共之间摩擦一事，也就不奢望蒋介石能够加以解决了。
　　周恩来毫无结果地回到他和邓颖超在朋友处暂时居住的上清寺曾家岩渔村。
　　第二天，周恩来致电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了昨晚与蒋介石会见的情况。并提出两条建议：一、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中央应有表示。二、拍一密电，提出中共的具体意见。“指出我党愿与国民党进一步合作，但目前事实如杀人、捕人、封报、攻击边区、甚至武装冲突，磨擦日益加甚，此必须迅速解决，以增互信；救急办法，提议由两党中央组织共同视察团或委员会，前往各地就地解决纠纷，至少可弄清事实，向两党中央报告，以便寻找进一步具体合作办法”。
　　1月24日，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发出《中共中央致国民党蒋总裁及五中全会电》，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于军事进攻外，加重了它分化中国内部的阴谋。我们的对策，唯有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与扩大国共两党长期合作。“抗战虽为一艰难过程，团结则为一无坚不摧无敌不克之利器。”
　　1月21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举行。23日，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秘密报告。全会决定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由蒋介石任委员长，并秘密通过党务报告决议，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规定以蒋介石《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及《整顿党务要点》两报告为今后国民党党务工作的方针。
　　在国共关系问题上，蒋介石在党务报告中号召“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既是针对当时国民党内部的“懒惰”、“虚伪”、“散漫”、“迟滞”等不良积习讲的，同时也是针对抗战以来共产党的猛烈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讲的，他是要以“三民主义党魂”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与“智、仁、勇”的“党德”，来对抗生气蓬勃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新思潮。蒋介石说：“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我们对中共不好像十五、十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
　　大会所通过的宣言中说：“全国同胞不问其过去政治见解与派别之如何，凡愿实行三民主义而参加本党”，“无不诚挚欢迎”，惟“必保持中国民族真诚纯一之精神”，“吾人绝不愿见领导革命之本党发生二种党籍之事实”，“更不忍……因信仰不笃与意志不坚，致生顿挫。”这两段话，是“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法西斯宣传的继续，也是蒋介石多次要求共产党与国民党合并的“溶共”政策的继续和重演。
　　大会还秘密通过蒋介石提出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并决议设立“防共委员会”，严密限制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分子的思想、言论和行动，破坏抗日的群众组织。
　　会后，国民党又发布了一系列反共文件，如《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第八路军在华北陕北之自由行动应如何处置》、《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等。这次全会确定了国民党的抗战政策重点从对外转向了对内。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标志着国民党自抗战以来在政策上的重大转变。会后，国民党虽然还继续打着“抗日”的旗帜，但抗日消极；虽然还继续打着“联共”的旗帜，却不断制造借口，搞军事磨擦。
　　1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为国共两党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电报提出：国共两党应坚持团结抗战。巩固与扩大国共两党长期合作，为全国爱国同胞和世界先进人士所切望，为全民族抗战建国所必需；所谓两党合并为根本原则所不许。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它任何政党；两党合作以来，反共磨擦，时有发生。希望国民党五中全会能致力两党长期合作，以慰全国人民殷切之望。
　　电报还说：“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作，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共产党诚意的愿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决不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何政党。此不论根据抗战建国之根本利益，根据两党长期合作之要求，根据中国社会历史之事实，根据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之原则，以及根据孙中山先生之遗训，都非如此不可。”
　　同日，鉴于各地磨擦日益加剧，周恩来也致信蒋介石，称：目前国共两党关系，如不彻底改善，就既不能减少磨擦，也不能合作到底。信中指出：中共既成为党，当然需要发展，惟因合作既属长期，故中共六中全会特决定不再在国民党及国民党军队中发展党员。中共愿在某些省区减少发展，以示让步，但最基本的保证，还在一方面中共绝无排挤或推翻国民党的意图，另一方面国民党对中共的部分发展不应恐惧。
　　周恩来在信中历数国民党在各地对共产党的迫害事实，指出抗战年余，中共党员在各地不仅无抗战自由，甚至生命亦常难保。现在各省狱中属于共产党政治犯者，比比皆是。中共派遣的分往各省的干部，甚至如徐特立、曾山，其所带的中共中央决议及政治经济书籍，经贵阳时也被全部没收。周恩来要求国民党在这次全会中对国共两党关系和合作前途确定一个基本的认识，他表示中共深信两党合作有长期的必要和可能。他在信函中指出：目前为了解决具体纠纷，可先由两党中央各派若干人同往各地视察，能就地解决者解决之；不能解决者，来国民党中央商讨。
　　《中共中央致国民党蒋总裁及五中全会电》、《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和周恩来给蒋介石的复信，彻底打消了蒋介石做了一年多的单相思的美梦。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关于“一个大党”问题的谈判至此收场。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成立伊始就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不为国民党所威逼利诱，坚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一改过去王明主持长江局工作时期，在蒋介石、国民党面前唯唯诺诺的右倾态度，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和骨气，赢得了在与蒋介石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中的第一个胜利。
　　蒋介石的“溶共”阴谋未能得逞，他便祭起了“防共、限共、反共“的大旗，一个好端端的团结合作抗战局面很快就被蒋介石给扼杀了。国内政治局势急转直下，国共磨擦层出不穷。身处国统区中心、肩负统一战线重任的周恩来、南方局和办事处的艰难使命及辛苦工作，由此便没完没了，进入了一个长期、复杂和艰巨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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