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办婚姻【我所经历的包办婚姻】
时间：2019-02-21 05:28:3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母亲40多岁才生我这个幺儿，难免把太多的爱倾注在我身上。快60岁时母亲患了重病，担心我没长大成家她就先走了，于是同父亲商议要提前给我完婚。 我13岁那年，媒人介绍了一位姓陈的女子给我。我们大巴山农村有订婚早、结婚早的习俗，我的许多小伙伴也是订了婚的，所以当时我不觉得订婚有什么不好。一个星期天下午，我们母子同媒人一道去了陈家，媒人告诉我那个高高的女孩就是我将来的妻子，她比我大四岁，没读书，我一听心里就凉了半截，不喜欢，但双方父母对这门亲事很满意，决定为我俩订婚。
我向父母讲了我的意见，母亲笑着说：“你还小，分不清好歹，我看这女孩很能干，以后当家理事肯定在行，年龄大点不要紧，懂事，还可以照顾你。再说如果找个年龄与你相当的，我怕是等不及了。儿子，我都快60的人了！”
我刚进初二，母亲就身患癌症。在县医院住了几天，她就要坚决出院回家。那时我的老家还不通车，母亲只能坐车到我就读的中学再步行回家。天快黑了，母亲才下车，她步履蹒跚，白发盈头，不见昔日泼辣风采。我心里挺不好受，赶紧扶她到女生宿舍，女同学玉秀把自己的铺腾出来，侍候她早早躺下休息。
晚自习结束后，同学们嘻嘻哈哈回到宿舍。与玉秀同宿舍的几个女生以为我母亲已经入睡了，便低声开玉秀的玩笑说：“你公婆来了可要好好表现一番哟！”大家边笑边说俏皮话，把玉秀的脸都给说红了，可她一句辩驳的话都不说。母亲听后以为我背着父母重新找了一个未婚妻。
第二天我请假送母亲回家，在路上母亲开始教训我了，她说我不应该瞒着父母自作主张找对象，又说那个女同学模样儿乖巧不能当饭吃，陈女虽没读过书但劳力好，很适合农村家庭，还说我若找个读书人今后都外出工作了，父母由谁照顾？死了以后谁来守坟墓？我给母亲作了许多解释，她叹了叹气也就不再多说了。
玉秀是一个美丽的姑娘，我俩的确很要好，常在一起讨论作业，读课外书籍。我也喜欢和她说话和她玩，有了好吃的总是一人一半分着吃。在校宣传队时，她跳舞，我拉二胡。她很爱看我拉二胡，说我的手指特好看，哪怕在舞台上表演，她也时不时地往乐池瞅。
为了改善师生伙食，我们学校养了好几百头猪。每周劳动课，学生就得给饲养场割猪草。我从小在家受宠惯了，很少干活，不要说割猪草，就连哪些草猪可以吃都不知道，因此每次割的猪草都少得可怜，根本完不成任务。奇怪的是，每次班主任公布任务完成情况时，我都是超额完成，而玉秀却有时因不能完成任务受批评。最初我还以为是饲养场的人记错了账，后来才知道，原来是玉秀让收秤员将自己割的猪草记在我的名下，然后再完成自己的任务。这件事让我很感动，以后割猪草时就更加努力，尽量减轻她的负担。我也会找些机会帮她做些事，献点殷勤。一来二往，同学们就开玩笑了，说我俩在谈恋爱。我们嘴上虽百般辩解，其实心头倒觉得甜甜的。十五六岁的年轻人情窦初开，虽不完全懂得恋爱，但确也喜欢异性青睐。
送母亲回家后不到一个月，堂兄来学校要我立即回家，说母亲病危。我心中一惊，禁不住哭了出来。堂兄说：“别哭，你快点回去就知道了。”再细问，他什么都不说了，我似乎觉得他有事瞒着我。
刚到家门口就看见许多亲友拥在门前，脸上挂着笑，他们不像奔丧的样子。这时母亲也出现了，她不是病危吗？我望着她那慈祥的面孔不知说什么好，还是她先开口说：“儿子，你回来娘就放心了，我是哄你回家结婚的。”
一听结婚，我撒腿就往学校方向跑，我在前面跑，一群人在后面追，堂兄跑在最前面，他很快抓住了我。当我乱吵乱跳时，我那重病缠身的母亲颤颤巍巍地赶来了，她流着泪，重复着多次给我说过的话。我坐在地上拿不出主意，毕竟我还是个16岁的学生娃，既不想结婚，又不敢违背父母的意愿，更不愿看到母亲伤心的样子。
我只好回到家中，换上他们早已为我准备好了的一套新衣，由父亲引导，到祖坟前叩了头，在堂屋神龛前敬了香，然后随一大群娶亲队伍去陈家迎亲，一路上唢呐吹得人心里烦透了。
到了陈家大院，那里早已挤得水泄不通，人们争先恐后地伸长脖子看我，叽叽喳喳，指指点点，估计是在评论我这个小小新郎倌吧，我很不自然却又要跟着礼生亦步亦趋打躬作揖，给前来堂屋受礼的各路亲戚叩头。
当天晚上按提前推算的吉时举行进轿仪式，将那个女孩扶进大轿。第二天天刚亮，鞭炮齐鸣，我又在礼生引导下拜别女方祖宗神位，迎亲的人员抬上陪奁嫁妆，轿夫将还在干哭的新娘抬走了。
中午花轿到家，我撇下新娘急忙回学校去了。按我们山区农村风俗，当天晚上还要拜天地，饮交杯酒，次日夫妻双双回门。我这个新郎都走了，谁来完成这些仪式呢？后来听说是我姐姐代我完成的。陈女对此很有意见，所以回门后不到我家来住，以后也经常住娘家。
回到学校我向班主任老师诉说了这一切，老师叹口气说：“你小小年纪由父母包办结婚是不幸的，婚姻也不合法，等你长大了再自作主张吧。”
我又找到玉秀同学，把我对结婚的不满、无奈向她倾诉。她吃惊地盯着我，没等我说完就转身跑开了。
结婚不到两个月母亲就去世了，老人家也许是放心地走了，可她并不知道，儿子为这场婚姻却受了十几年的折磨。
陈女的确朴实能干，能吃苦，会理家，身体健壮力气大，背一百多斤的行李爬坡上坎也不喘气，但在她脑子里装的尽是油盐酱醋柴。她看不惯我，说我一天到晚只晓得书、书、书。我从心里也没把她当妻子看，还在门上贴了一副自撰对联：
诗书为友度时日，
笔墨结伴过生平。
又将《红楼梦》中“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抄录下来贴在书房兼卧室的墙上。
有一天我悄悄打开她的箱子，发现有一块绣花绸面非常漂亮，便自作主张将这绸面剪成一幅窗帘挂在窗子上。我爱邀些朋友到书房聊天。那天我正和几个朋友谈天说地时，陈女突然回来了，黑乎着脸，也不与人打招呼，一把将窗帘扯将下来。我觉得没面子，立即与她争夺。谁知她力气比我大，一家伙就把我掀翻在地，好在那天有几个朋友护着，还没吃大亏。如果发生纠纷时，只有我俩在，我可就只有吃亏的份儿啦。
有一次，我发现房屋旁我家菜地四周的果树被人砍了，光秃秃的很难看，一问才知道是她给砍的，她说这些树荒地，影响收成。联想到她把我的一本本日记撕来引火用，把一本本书用来剪鞋样的种种不是，我就气汹汹地站在石梯上跟她吵架，她吵不赢就来武的，乘我不备，一头从背后撞来，把我撞翻在石梯下，手臂摔掉了好大一块皮，鲜血直流。我从地上爬起来，随手搬了一块大石头，做出要打的样子，其实那是吓唬人的，那块石头我双手用力才端起来，就算用尽平生力气也扔不到她身边。恰巧这时她娘家来人碰到了这一场面，转身回去搬来许多族人，又找了当地干部，要与我理论。
几年后我长大了，力气也大了许多，她不敢与我打架了。其实当我成年后就再不想打打闹闹过日子了，我想和平解决，不厌其烦地说服她离婚。一说到离婚她就死活不干，理直气壮地说：“我是你们何家用大轿抬进来的，我死也得死在何家。”我静下心来，认真给她分析离婚给双方带来的好处，不离带来的不利。时间一久她也有些动摇了。有一次好说歹说她同意去离婚了，可到了法庭还没等问上几句，她娘家就来了一大帮人，众目睽睽下把她从法庭拉走，还威胁我说：“你等着有好果子吃。”
“文化大革命”那几年离婚比登天还难啦，一些造反派出身的领导找我谈话：“贫下中农子女你不喜欢你喜欢谁？这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社会上一些不明就里的人对我指指点点，说我思想不纯，是陈世美。还有些领导威胁我说：“你再闹离婚，我就要你在农村修一辈子地球。”的确，我本来被粮食部门看中去工作了几个月，但大队、公社不签字，不盖印，我走不成；公社有一个领导欣赏我，调我去当代理干部，可那个领导被造反派打倒后我只得走人；我当代课老师工作出色，但还是不能转正……究其原因都是闹离婚所致。我的至亲好友们可着急了，轮番劝我和好，要我为自己的前程着想。那些年舆论普遍同情女方，指责男方。她娘家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有掌握权力的干部，他们动员了许多有形无形的力量来迫我就范。
玉秀很同情我的遭遇，自分别以后每隔三五天就给我写一封信，她是唯一鼓励我冲破藩篱、寻求真爱的人，我常常热泪盈眶地反复读她写来的信，甚至能背诵其中的段落。
玉秀师范毕业那一年的暑假，步行百多里山路寻访到我家，她是专程来看望我的，我感动得不知说啥好。当天晚上她不顾旅途疲劳，和我聊了一个通宵。天亮了，我让她在书房睡一觉。我到陈的寝室一看，空无一人，陈不知到哪里去了。我急忙跑出门一问，才知道她一早就回娘家去了。我知道她又想发难，要借题搬弄是非。玉秀醒来也明白了一切，耍了一天就执意要走。我很矛盾，既想留她多耍几日，又怕让她尴尬，只好送她出门。
送了一程又一程，不知不觉已送了50多里。她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要我回去。我却长送不舍，不愿分手。在她坚持下，我只好站在一处高高的石头上目送她，她眼里闪动着惜别的泪花，那模样楚楚动人。我站在那里一直看她变成一个小黑点，最后被大山完全遮挡，这才若有所失地悻悻回家。
1970年我离家出走了，到陕西参加修建襄渝铁路，一离开家，心情好多了。在陕西，凭我的二胡功夫被选进了文艺宣传队。之后我凭着多年学习积累，有一定写作能力，又被调到一家省属事业单位当了个小小的秘书。在单位，上上下下对我极有好评，上级考虑提拔我了，派人去老家调查我的婚姻，调查我有无外遇。调查结果虽无不好，但又认为陈是贫下中农出身，本质很好，没有理由闹离婚。在那“贫下中农当家做主”的年代，我却要与贫下中农闹矛盾，无疑组织上会认为我阶级感情阶级立场有问题，为此我第一次提拔泡汤。
1983年新的《婚姻法》颁布实施，离婚只强调夫妻感情。一时间全国离婚率急剧上升，有人惊呼世风日下，我却认为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饱汉不知饿汉饥”啊，那些道学家们哪能理解不幸婚姻给双方造成的痛苦呢！
老家许多领导人调离了，法庭新上任的余法官是重庆人，他也有过不幸的婚姻遭遇，所以对我的离婚诉求格外关注，上任不久就开庭。
余法官问：“男方的诉状说他16岁就结了婚，是真的吗？”
陈抢着说：“是啊，他不到16岁我就跟他结婚了。”她以为我越小她就越有理。
余法官又问：“你们结婚后感情好不好？是不是经常打架吵架？”
陈又抢着说：“有个屁的感情，他一年四季在外，很少回家，家里全靠我一人，现在虽不打架了，但见面不是吵架就是不理我。”陈又以为自己占了理。
法庭又调查核实了许多问题，也让我们各自陈述了意见，最后征求财产分割意见时，我说家中所有财产，包括祖传的和我新建新置的一律归女方所有。陈不解地看着我，不相信似的说：“你什么都不要？全归我？”
当我正式拿到一纸离婚证书时，心里真是百感交集，一出法庭大门，便躲在一个无人处痛哭了一场。陈冷笑道：“你自己要离婚，还有啥好哭的？”待我平静下来后，生平第一次拉住她的手说：“你是一个朴实能干的好女人，本应有一个爱你的好丈夫，但我无法做到，没有给你带来幸福，我对不起你，但这不是我俩的错。”
已经有好几年没跟玉秀联系过了，我没给她写信是不想打扰她。她也不知我的下落，因我从陕西到四川，工作单位也频频变动。离婚后，我向一位友人询问玉秀的电话号码和通讯地址，他在电话中很奇怪地问我：“玉秀死了多年了，难道你还不知道？！”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反复问他是不是在开玩笑。
朋友告诉我，玉秀三年前死于结核病，生前她到处打听我，写信寄往我老家，又从旁人口中打听到我在达州某处，马上写信寄往达州，不久这封信又退了回来，原来她并不知道我的具体工作单位。
那天晚上我怎么也不能入睡，翻身起床为玉秀写了一篇长长的诔文，备了一杯水酒，找来几根香，沐浴着惨淡的月色到玉秀当年来看我的路口，焚化了那厚厚的一摞诔文，向远方的灵魂默默志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