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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魂 电视剧_不朽的画魂

    时间:2019-02-27 05:40:4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记得《中国书画报》曾在面临世纪之交时,发表过时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中国美术史》副总主编的美术史论家邓福星撰写的一篇论文,题为《在探索中发展――中国画五十年回眸》,其中谈及:“高剑父、刘奎龄、徐悲鸿以及赵望云、蒋兆和、沈逸千等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程度地对中国画进行了改革。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成为后来写实中国画的先驱……中国画的写实派先驱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正在开创着一个新兴的画派。这一画派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画坛上独领风骚。”(语见1999年9月30日《中国书画报》)然而,在以上一连串大画家名单中,有一个名字是当代读者比较陌生的,那便是英年早逝的上世纪“三十年代成名画家中之佼佼者” (语见1979年6月《明报月刊》)沈逸千。
      名垂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已故画家沈逸千(1908-1944),光绪末年生于江南名镇嘉定(今属上海市辖区),祖籍松江,系书香门第出身。他的原名为承谔,自幼嗜画,并随父学习书法。少年时,则师从旅沪日本画家细川立三学习素描。他在成年之后,因崇敬当时名满天下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故以孙先生的号“逸仙”之谐音为自己更名。
      20世纪30年代初,沈逸千在考入上海美专西洋画系后,矢志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报效祖国,遂致力于中西技法融合的写实绘画探索和现实主义绘画题材的开拓。如今,后人可以从1932年结集的《上海美专新制第十届毕业纪念刊》中看到沈逸千专版上印有以下一首佚名诗:
      “众人皆醉君独醒,
      先觉者自是劳碌命。
      九一八山河颜色变,
      奔走呼号喘不息……
      别消极,不灰心,劝人家甜自己的心!
      血泪染丹青,惊心动魄警国人!
      至诚哀精卫,任劳任怨,一心抗夺中华魂!
      革命种子仅尔硕果存!
      民族灵魂只有你寄身!
      东北羊亡你要去补西北牢,
      海角天涯荒郊绝塞茫茫前程何处是你的归宿……”
      令人惊叹的是,这些诗句几乎成为沈逸千短暂人生的缩影。
      “九一八”事变后,沈逸千历任上海美专国难宣传团团长、上海国难宣传团团长、《大公报》特约写生记者、《良友画报》战地记者、中国抗战美术出国展览筹备会总干事、战地写生队队长。我们现在从历史资料中不难发现,沈逸千既是当时国防美术的急先锋,又是20世纪中国西部题材绘画的领头羊、画马名家。难怪当年的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在晚年自述《海粟黄山谈艺录》(福建人民出版社、984年出版)一书中叹其为“画坛怪杰”呢!
      2008年1月17日,申城上空飘起了雪花,大概是这个不朽的画魂显灵了,因为那天恰好是“画坛怪杰”沈逸千的百岁冥诞纪念日。当晚,上海东方电视台新开播不久的艺术人文频道,便在《艺术年轮》节目中及时介绍了沈逸千的生平事迹。
      可是,远在100多年前的这一天,当这个弱小的生命降临到嘉定古镇西门外一户人家时,并没有人预言他是一个天才画家。不过,事实胜于雄辩。据小说《秋海棠》的作者、作家秦瘦鸥这位与沈逸千同乡、同庚的小学同班同学撰文回忆:“逸千从小爱好美术,几乎无师自通,十岁以后就不需临摹,能脱手画出各种人物、鸟兽等。”(语见1984年1月29日《解放日报》刊载的《沈逸千印象》一文)
      更没人料到:就在生命旅程走过36年后,事业上正如日中天的沈逸千没有牺牲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没累倒在当时艺术家人迹罕至的西北边陲,却干、944年中秋节前夜在“雾都”重庆神秘地失踪了。从此,他便被封存于那段“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里面。这与其说是沈逸千千人的悲剧,不如说是一个历史悲剧。
      惜沈逸千在画坛“失踪”约40年时间,于上世纪80年代初得以“复出”后,却屡遭改名换姓。有一部关于抗日战争的专科词典里,在“战地写生队”这一条目中,竟将他改了名,铅字硬是让他变成了“沈逸先”。还有一本正规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明明是谈及抗战时的他和张善�,可是,阴错阳差地出现在该书上的竟是两个被张冠李戴了的名字――“张逸千”和“沈善�”;甚至连《历史上的今天》一书中,亦把他的出生地“嘉定”误排为“嘉宝” (好在好莱坞影星嘉宝本人有所不知,否则,倒会把她乐坏的)。诸如此类五花八门的错法,看似令人匪夷所思。实际上,由此可见,当时国人对于常识的无知和对历史的误读程度之严重。
      潘公凯认为:“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救亡图存……20世纪的中国艺术家没有同时期的西方艺术家那么幸运。比如,法国画家马蒂斯的终生追求就是让人看了他的画之后感觉就像坐在摇椅中那么舒服。他没有水深火热的经历,国家发生战争,打胜了他能画,打败了他还能画,所以他无所谓。毕加索也是一样,最多画一两张画对时局表示抗议,大部分时间他只管跟情人过愉快的日子,想画什么就画什么,销路也不愁。而当时的中国艺术家不可能置身大局之外,这就是区别。”(语见2009年12月33日《南方周末》)
      那么,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画坛的情况究竟如何呢?诚如中国美术馆研究员陈履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画论纲》里指出那样:“从整体上看,民国时期的中国画又可以1938年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后一时期,因为外患、民族性的意识主导了绘画的潮流,以抗战为中心的社会现实为民国时期中国画的变革又创造了一个历史的契机。”(语见《美术界)杂志1998年第四期)
      其实,作为一位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成绩卓著的画家,在上述这段中国美术史上(无论前期和后期),沈逸千的客观存在,体现出其人生亮点恰恰就在于:当中华民族面临危难的时候,凭借自己的一技之长和一腔爱国热忱,毅然走出了现实主义的中国画艺术新路,引领画家边疆写生的热潮,唤起军民抗战图存的热情。他直面惨烈的战争,用画笔描绘英勇的中国军民,记录真实的历史场景,再现祖国太好的河山,把自己的足迹留在了西北边陲和抗日疆场上。
      沈逸千的业绩有目共睹,怪不得在抗日战争期间,其同行、画家徐悲鸿就写有:“沈逸千君极为努力,抗战期中最有成绩主人”(语见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2009年春季拍卖会拍出的徐悲鸿信札)之评语;早在1937年春,致力于“国防文学”的剧作家阳翰笙便在《沈逸千绥蒙画展观后》一文末尾处有感而发:“像逸千先生这种热情和毅力,实在是值得我们每一个艺术工作者学习的。特别是那些生活在‘沙龙’中的艺人们,倒更有学习的必要”(语见《阳翰笙百年纪念文集》第三卷);而大文豪茅盾则于1942年秋在《对逸千画展的感想》一文中,用肯定的语气写道:“沈逸千先生走遍了南北各战场和西南、西北大后方,在文艺工作者之中,他是走路最多、疟得最远的一个人。如果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那么,他的作品的价值也就可以知道了。”(语见《茅盾全集》中国文论五集)
      的确,我们现在看一个画家的作品之价值,不仅要看其商业价值,而且要观其艺术价值,更要掂量其历史价值。然后,才会弄清其收藏价值何在。   当代收藏界人士认为:“毛泽东肖像的美术佳作汇成五彩斑斓的历史状貌,从历史的角度展示出中国美术的光辉成就和杰出的创造,给人以时代的震撼与艺术审美的冲击力。”[语见《收藏界》杂志2004年第2期载《毛泽东文化藏品红透拍场》一文)2006年11月,在毛泽东逝世30周年后,由已故美国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尔于1972年创作的十幅毛泽东肖像画之一,被香港一位地产商人以1700多万美元(当时约合1亿3000万港币)的天价竞得。而沈逸千当年以毛泽东为模特儿所绘的素描肖像,无疑是这类美术作品中的佼佼者。由于经慧眼独具的毛泽东本人认可,因此,“该作品不仅作为历史遗物已显得弥足珍贵,而且就艺术品本身而言亦可谓价值连城,堪称毛泽东肖像画中的极品,势必将成今后收藏家关注的对象”。 (语见《财富收藏》杂志2009年第2期载《活宝:毛泽东的签名画像》一文)
      沈逸千为名人绘像,貌似神合,史称一绝。他曾为毛泽东画过像,并获毛泽东本人亲笔签名。这个故事就发生于1940年2月15曰晚上,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拨冗在延安窑洞里热情地会见了一群从重庆远道而来的文艺界知名人士,其中不仅有导演应云卫,演员舒绣文、黎莉莉、吴茵、周伯勋等人,而且画家沈逸千亦为座上宾,他时任战地写生队队长,兼任影片《塞上风云》的顾问。由于沈逸千早在1933、1934年两度入蒙,还出版过《蒙边西北画刊》。1936年,他又作为当时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大公报》的写生记者,第三次驰骋于蒙古草原,而其水墨写生作品则以连�的形式屡屡见报,吸引着内地广大读者的眼球。不久,大公报馆顺水推舟地为他推出了《察绥西蒙写生集》,以致一时洛阳纸贵。接着,沈逸千又先后在南京、上海、杭州举办以察、绥、蒙为主题的个人画展,颇具影响。因此,曰后便被影片《塞上风云》剧组相中为该片顾问的理想人选。
      沈逸千为毛泽东绘像这段鲜为今人知的旧事现被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年谱》里,在1940年2月15日就有了如下一段文字记载:“(毛泽东)设晚宴招待西北摄影队。该队是去内蒙拍摄《塞上风云》影片外景途经延安的。毛泽东关切地询问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生活、工作、学习情况。在领队应云卫介绍《塞上风云》的内容和拍摄计划后,毛泽东说,《塞上风云》这部电影较好地体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是一千很有意义的题材。上海青年画家沈逸千应邀出席晚宴,毛泽东在沈逸千即席为他画的速写像上签名留念。”这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是硕果仅存的,其写生功力令人折服之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历史是最公正的,它终将恢复一切事物本来的真实面目,并由距离产生永恒的美。进入21世纪之后,2001年,在北京五四大街上的中国美术馆里,曾隆重举行过一次盛况空前的“百年中国画展”(由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美术馆主办),其中便展出了沈逸千的遗作《鄂尔多斯游牧记》。2005年,在坐落于上海南京路上的上海美术馆举办的“永恒的记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京沪美术联展”中,则将沈逸千的遗作《神枪手》列为经典作品之首。在这位经历了历史考验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画坛怪杰”的遗作面前,观众为之震撼,媒体为之哗然,他那不朽的画魂实在是从未离去。
      沈逸千没有留下墓碑,他却在由自己的遗作所构筑之艺术丰碑中得以永生。沈逸千虽然已经离开这个阴晴不定的世界60多年了,但是即使在今天,我们还是完全可以借用现代诗人臧克家那句铿锵而隽永的诗句来作为沈逸千的墓志铭: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画家沈逸千的名字永远留在了历史长河中,诚可谓:流水不腐,英名不朽,浩气长存!
      正因为有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画坛怪杰”沈逸千之类富有传奇色彩的画家存在,所以,中国美术史册才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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