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心到相对：口述史方法的“能与不能”
时间：2020-03-18 05:24:4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口述史是历史学科的一个线性分支。在历史学基础上，口述史学以其独特的理论研究方法和自下而上的学科体系，研究对象以“人”为中心，从宏观到微观，横向与纵向结合中确定其适用范畴，尝试研究范式、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的多元转换。
【关键词】口述史；方法
【中图分类号】K06 【文献标识码】A
口述史是历史学科的一个线性分支。在历史学基础上，口述史学以其独特的理论研究方法和自下而上的学科体系，研究对象以 “人”为中心，从宏观到微观，横向与纵向结合中确定其适用范畴，尝试研究范式、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的多元转换。以价值论角度阐释，口述史学科与方法的百年蜕变，一方面源于口述史的固有价值。固有价值是独立的、普遍的、自明的。第一：研究视角的拓展与开阔，打破等级和阶级的固有桎梏，促使其研究对象面向大众群体而不局限于统治阶级和精英阶级；第二，研究领域的纵深化为历史史料的研究与获取打开了闸门，多元的领域打破了历史史料来源的单一性局限；第三，研究方法的普适性拉近了历史与普通社会生活、人民群众的距离，从而赋予了历史史料内容的详实性与真实性。另一方面得益于口述史学科与方法的 “工具价值”。工具价值不是事物本身的性质，而是一种关系的性质，具有依存的、特殊的、非自明的特征。
任何定义（在理论上）都应符合无一漏洞的一般性要求，但相对于无限的宇宙时空中包含的全部知识而言，人类个体和群体的认识能力均极其有限，这就使得任何定义中超出定义视阙的事实“遗漏”会不可避免地存在，而这些事实又必然会被作为反证，来最终证伪任何定义的普遍真理性，使之成为反映相对真实认识的特殊性定义。这个几乎不可能克服的悖论，让定义的“一般性”性质根本没有可能实现。尽管如此，学界对于各种概念界定的考辩与探究，仍然乐此不疲。并以绝对真理自诩。事实上，正如某学者所提到的，“真”很难容易被证明，伪证可以无限接近于真理，但不可能与“真理”完全重合，然而伪证又大量存在。已有资料显示，国内外学者分别对口述史概念进行了多维度界定。尽管，一些概念的界定已随着传媒技术的更新与转型而日渐式微，但其一方面阐释了口述史发展历程的阶段性特征。另一方面表明了口述史研究在现代先进观念的指导下，逐步走向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和客观化。
口述史方法的“能与不能”更多强调口述史的实践层面和应用层面。以口述史维度去追溯历史、记忆、记录、回忆，继而以社会学的角度判定受访人的话语权、话语体系和语境。通过解构达到重构历史、还原事实的目的。然而，任何历史都取决于历史目的。口述史在重构历史的过程中将达到怎样的历史目的？口述史真正为“谁”发声？
一、口述史方法对阶级和文化身份的认同
汤普逊认为，历史的社会目的也是相当喧嚣的：过去往往为战争与征服、掠夺领土、革命与反革命以及某个阶级或种族对另一个阶级或种族的统治而辩护。对政治家来说，过去则是确立各种具有证实作用的符号的来源。而对于普通人，他们通过历史，是想要理解他们亲身经历的动荡和变迁。尤其家族史，可以使某个人产生某种强烈的感觉：他们觉得个人的寿命会延续得更长些，甚至在他们死后仍旧可以存活下来。”口述史研究的对象主要以“人和历史”为主，人的背后隐喻阶级、种族、身份、性别、年龄、民族等多重能指；自人类具有社会行为进行社会活动，阶级与等级便与之相随。中国古代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严格执行森严的等级制，自上而下分为：统治阶级王、诸侯、卿、士大夫、庶人、工、商、皂、隶、牧、圉；印度卡斯特制将居民分为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个种姓，各种姓从事不同的职业；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和奴隶等级。
在中国，由统治阶级所主导的文化，一般称之为“主流文化”“雅文化”；与之相对应地文化称为“非主流文化”“下层文化”“俗文化”等。主流文化因其受统治阶级的推崇与认同，在文化领域占据支配地位，而非主流文化为主流文化所排斥。形成 “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的长期对峙。但是，这种阶级文化的对峙伴随着社会更迭“雅俗共赏”式文化审美理念已被大多数人群接受且认同。事实上，历代主流文化并非皆是统治阶层创造，而大都由占人口大多数的底层民众所创造。基于此，笔者认为口述史的研究是在承认阶级对峙、文化身份的差异性前提上进行的。并且，口述史注重材料的真实性、客观性、广泛性和民主性。因此口述史研究方法不再一味迎合精英文化而更加倾向于下层人士、民间群体、边缘群体的口述材料。口述史可能進行更公平的尝试，因为证据往往可以从下等人、无权者和失败者的口中说出来。口述史可以更现实、更公平地重构过去，可以向既定的记述提出挑战。只有这样做，口述史才可以使整个历史的社会使命具有某些激进的意涵。
二、口述史方法语境体系的多元进化
口述历史的方法似乎为一些特定历史的公之于众另辟蹊径。与传统的文献史料法不同，口述历史方法增加了一个新的变量，即历史的见证人和在场者——受访者，使得历史的认识过程中又增加了两个新的维度，即受访者与历史现象间的关系，访问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亲历者“在地性”的事实体验，传递着不仅仅在于历史的如何与何如，更为受众和研究者开拓了多元的语境体系，关注人性和人文主义情怀的建构，进一步思考人性距离真理有多远的问题。抗战史、殖民史、文革史、知青史、女性史、文学史、黑人史、艺术史的记录是分别置于多元语境体系中进行的。这些历史的特殊性决定了分析与建构的过程需要介入口述历史的研究方法，站在各自的语境体系中重建。并需要采纳与多学科贯通融合的研究方法得以行得通。
以黑人史为例，19世纪至20世纪是欧美文化中心主义大肆猖獗并给世界带来空前文化戕害和人道灾难的两个世纪。非洲黑人歌手的歌词道出了这两个世纪中，在人种文化歧视方面的普遍真相：“白皮肤，里面请；棕皮肤，等一等，看看情形；黑皮肤，啊，对不起，不能进，不能进！黑人史的历史语境在于：文化歧视理论和人种优劣论的肆意横行，同时折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抢占原材料、廉价劳动力以及分销市场的阶段性史实。这似乎为欧洲人贩卖黑奴、剥夺黑人生存权益、歧视黑人文化、大肆扼杀黑人种等恶性行为提供了“合理性”。基于此种语境，田纳西州菲斯克大学图书馆的研究项目“美国黑人口碑史料学”，“借助录制各居民阶层代表人士的谈话记录，他们能提供生动的和各种各样美国黑人生活的情报，以补充美国黑人的历史和文化的空白。其目的在于通过曾经创造过和经历过历史的人们自己的语言，重新赋予他们在历史中的中心地位。”因而，黑人历史与黑人文化语境的建构实现了种族优劣论语境下边缘群体的社会进化、恢复了他们在历史中的应有地位。
三、口述史方法的“不能”
尽管口述史的学科建设及方法论意义被学界认同，然而口述史方法在中国的应用体系并不全面与彻底。口述史方法的局限性或快或慢地显现。“以个人经验为主的口述史研究，则容易被视为偏向于主观叙述、个人故事，从而被置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之外，其研究的学术性和客观性因此而备遭质疑”。澳大利亚史学家帕特里克·弗雷尔就尖锐指出：“口述历史正在进入想象、选择性记忆、事后虚饰和完全主观的世界……它将把我们引向何处？那不是历史，而是神话。所以口述史仍局限于史学研究领域或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被其他学科采纳，还没有被纳入质的研究范式中，其具备的方法论意义也被忽视。”
修昔底德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大量采用口述史料，并运用缜密求真的科学方法，怀疑某些口述史料的可信度。他说“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说法，由于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安全。基于此，如何规避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需要研究者在长期实践过程中，结合文献资料反复矫正，判断真伪。尽量避免个体经验先行主义，由“记忆的真实”力求达到“外延的真实”。从而实现将个人、记忆、社会的有效关联，做出最客观的判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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