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学术观点的演变

时间：2020-03-19 05:18:54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内容摘要１９４９年以后郭沫若在学术上多次变化的种种表现，是有时代原因的。他从大革命时代开始便投身革命，将学术与文艺服务于现实斗争需要。他所扮演的角色是战斗火线上的匕首、投枪、革命军中的马前卒。本文主要探讨郭沫若自二、三十年代开始，关于中国社会形态发展阶段的论点，以及对某些历史人物评价的变化及其原因。

关键词郭沫若中国社会形态历史人物评价多变性时代原因

作者沈涵鲲，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生。（上海：２０００６２）

郭沫若先生作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巨人，他为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他在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上的地位是彪柄史册的。他以一人之力竟在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以及甲骨、周金的清理、笺释上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尤其在史学领域，他以全新的理论（历史唯物论），全新的材料（甲骨、周金等考古材料）对中国古史的重新建构，起到了开拓性的作用。史学大师顾颉刚当时即称道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此后，但凡言及中国古史，郭沫若的成就都是无法回避的。

今天，当人们在继承和发展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成果时，都会自然地联想到郭沫若的贡献。“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当郭沫若登上文坛的时候，恰逢“民主和科学”的大潮扑面而来之时，因而，他能开一代诗风，创作了《女神》、《凤凰涅槃》等现代诗；以及后来创作了优秀的剧本《屈原》、《武则天》、《蔡文姬》等等；而其临终前夕又激情呼唤“科学的春天”。然而，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国的学术文化走过了一段迴环曲折的历程，每个学者都或多或少地打下了时代的烙印。因此，今天我们对这位“时代骄子”学术观点的多变，要看到其背后的时代原因；对他的评价也应该多一份同情的理解。

一

郭沫若的学术观点最为人诟病处在其多变。以他关于中国社会形态发展阶段的论点为例，前前后后就迭经变化。最早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导论》指出：（一）西周以前，原始公社制，（二）西周时代，奴隶制，（三）春秋以后，封建制，（四）最近百年，资本制^①；而到后来的《青铜时代》里，则改为殷、周两代皆是奴隶社会，并且殷末周初是“奴隶生产最盛的时候”^②；１９５０年４月他在北大的一次讲演中宣称：“殷周应该是奴隶社会，就是短短的秦代也应该划入”。^③ 然而２年之后，他又在《奴隶制时代》中一反前说，主张“奴隶制的下限在春秋战国之交”，^④并“附论西汉不是奴隶社会”，“把秦代划入了奴隶社会，也是不正确的。”⑤ 有学者说郭沫若关于中国社会史分期的议论，历大变四，中变五，细变则难以枚举，可以说是毫不夸张的。^⑥

郭沫若观点的前后变化，当然有学术的因素，他本人也曾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１９５４年新版引言中坦承当时“由于材料的时代性未能划分清楚，却轻率地提出了好些错误的结论”。但更重要的是郭沫若用来作为分期标准的理论依据，实际上是随着时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这是郭沫若一次次对其学术观点进行修正的根本原因。阅读郭沫若有关古史分期的一系列论著，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郭沫若立说的首要依据是摩尔根、恩格斯的社会进化公式；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以后则渐渐接受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的观点，尤其是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建国以后，毛泽东关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论断，对郭沫若的立论更是产生了重大影响。

５０年代初期，郭沫若古史分期论断反覆之快让人目不暇接，１９５０年２月写《蜥蜴的残梦》时，他强调的是“殷、周是奴隶社会”。^⑦一个月之后，他在《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中表示“奴隶社会的告终应该在春秋与战国之交”，^⑧可是仅仅一个月，却宣称“殷周应该是奴隶社会。就是短短的秦代也应该划入”。数月之间竟致变而再变。郭沫若在同年６、７月又表示中国奴隶社会是需要作一个总解决，但现在“实在没有这个工夫，似乎也没有什么迫切的必要”，“只要搞历史的人知道社会是发展的也就够了。奴隶社会的始终，那是次要的问题。”^⑨这种演变不太符合一个学者的态度。

郭沫若曾在３０年代所作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里，就明白地宣告“对于未来社会的渴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⑩ 显然，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并非为历史而历史；亦非以学问为目的，而是为决定“未来的去向”，出于“对未来社会的殷切期待”。郭沫若通过他的历史研究也的确证明了现实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为“一个指导如此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提供了它所需要的“革命理论”和“历史知识”。从这一方面讲，郭沫若无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对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基本阐述，在１９４９年之后成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概念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成为人们最基本的常识。

我们在治史的过程中，史料不会因理论的变化而变化，但史料的取舍诠释是可以因理论的变化而变化的。郭沫若不少学术观点的反覆多是从“后世理论”的需要出发，而并非是真正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

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里，郭沫若用金文中“赐田和以田地赔偿或交易的纪录”来证明“周代自始至终并无所谓井田制”，“亦无所谓一夫受田百亩的农人。”{11}然而到了１９４４年的《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这些“记录”又成了“井田制是断然存在过的”“铁证”了。{12} 原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郭沫若由于受到前人观点的影响，视“井田制”为一项“封建制度”。这与他“西周时代——奴隶社会”的论断正相悖，于是索性将“井田制”一笔抹煞。{13} 但是井田制的存在毕竟得到大量材料的支持，郭沫若此举不免引来学界中人的商榷，况且井田制作为“解决殷周社会组织的一个极重要的关键”，将它抹去，殷周社会组织究竟如何便无从考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里找来大量材料论证在井田中劳作的是“生产奴隶”，而不是“颁井受田的农人”。{14} 换言之，井田制是一项奴隶制度，而不是封建制度。这样一来，他的西周奴隶社会论得以维系，而井田制也可以承认了。

３０年代的时候，郭沫若认为《尚书》中《盘庚》三篇“只多少有一些史影，大部分是后世史家或孔门所润色出来的东西。”{15} 可是后来在《十批判书》中，他又断定“那三篇东西确是殷代的文献，”{16} 是值得引用的。原来郭沫若在《古代社会》中认为商代已“进展到牧畜的最盛时期”，“农业已经出现，但尚未十分发达”。{17} 于是《盘庚》三篇中的材料，如田、畴、农、藉、蚕、桑、丝、帛等字的出现；禾、黍、麦、穑等字的屡见不鲜；四季的划分，历法的严密；春秋二季的祈年和“告麦”、“观黍”的记载；以及殷人用酒祭神和好酒，等等，都在作者有意无意之间被一笔带过了。４０年代以后，当他证明殷周同属奴隶社会，殷代的农业已是“生产的主流”的时候，这些当初遭忽略的材料被重新引用。相反，原来用来证明殷代农业“还不甚发达”的证据——商人的“耕具还是石器”，却被舍弃了。

另外，郭沫若原本极重视生产工具在社会形态划分中的标志作用，在《古代社会研究》里，他甚至从摩尔根、恩格斯所列的公式出发，倒果为因地断言：“铁的发现，论理应该是在周初，不然那农业发达的原因便无从说明，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社会变革的时期也无从说明。”{18}然而，在建国以后郭沫若渐渐向毛泽东的有关论断靠拢，更多地将“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作为中国古史分期的设准。曾经说了２０余年的“生产工具”论反倒不大讲了。

二

如果说古史分期的研究多少还带有一些学术意味的话，那么郭沫若对于某些历史人物评价的反覆，可以说是完全与现实政治的风云变幻密切相关的。这一点，从他对秦始皇评价的几次改变中表现得很明显。

郭沫若无疑是否定秦始皇的。他作于２０年代的散文《大地的号》，长诗《我想起了陈胜、吴广》，{19} 都以秦始皇来比喻现实中暴虐的统治者；在小说《秦始皇将死》中，作者更是借焚书坑儒来影射国民党的文化围剿。{20} 他这一观点在１９２８年底脱稿的《中国社会之历史发展阶段》一文中有所改变。因为当时郭沫若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并以西周、东周交替作为奴隶制，封建制转换的分界线。这样一来，秦始皇便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依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其在历史上应起进步作用。于是在此文中，郭沫若肯定“秦始皇不愧是中国社会史上完成了封建制的元勋，他把天下统一了。”{21}

到了４０年代，郭沫若的观点又改变了。其缘由除了此时的郭沫若倾向将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线改定在秦汉之际，于是秦始皇一下子由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变为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头子，必须大张鞑伐之外，现实政治的动因无疑是最主要的。作为中国共产党文化战线上的一名战士，郭沫若需要借“骂”秦始皇来影射蒋介石，这一点从《筑》等剧本中作者对秦始皇的批判可见一斑。

如果说剧本作为文艺作品，不免带有艺术的夸张，尚不足以完全反映作者观点的话，那么在《十批判书》这本堪称严肃的学术著作里，郭沫若对于秦始皇有着更为严厉的批判。“十批”中最先写成的“第一批”——《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一文历数秦始皇的政治主张和作为：“他是极端专制，不让人民有说话的余地的。”“天下是一面大刑狱的网，所谓政事，除游观、建筑、南征北伐、东漕西转之外，似乎只有断狱了。”“像这样一位极端的秘密主义者，极权主义者，实行万世一系的人，当然反对君主虚位说，而对于禅让说，论理是尤当反对的。”焚书坑儒使“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秦始皇也把先秦诸子的大部分综合了”，但他所综合的“多半是先行时代的残余渣滓。”{22}

建国以后，时过境迁，昔日对秦始皇的批评又不合时宜了，于是郭沫若不得不对秦始皇的评价再作修正。１９５６年他在校阅剧本《筑》时，特意说明他写这个剧本“存心用秦始皇来暗射蒋介石，因而对于秦始皇的处理很不公正。秦始皇是一位对民族发展有贡献的历史人物，蒋介石哪能和他比。”{23} １９５９年郭沫若在《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写道：“历史上有不少人物是应该肯定的。但其中有些人还受到歪曲，应该替他们翻案。殷纣王，秦始皇和最近正在讨论的曹操，都是。”“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杰出人物。”{24} 此时，郭沫若对秦始皇的评价显然已转向正面。这些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５０年代郭沫若对他的古史分期理论再作调整。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断限最终落在了春秋战国之交，这使得秦始皇再次以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面目出现。但更重要的因素，则是毛泽东的态度。

毛泽东在１９５９年的一次讲话中，曾说到秦始皇焚书坑儒不算什么，我们超过了他几百倍。郭沫若在他作于６０年代初期的《读随园诗话札记》中就表示： “以焚书而言，其用意在整齐思想，统一文字，在当时实有必要。”“然始皇焚书并不多”，“其焚书最多者实为西楚霸王”，“何能归罪于始皇耶”？更为牵强的是，郭沫若还说“又始皇收天下之兵器，毁之以为钟锯，所收者乃铜而非铁。”“故始皇毁兵，在中国为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之过渡。且毁兵器而为钟锯，不更有偃武修文，卖刀买牛之意耶？”{25}《读〈随园诗话〉札记》一书在１９６１年正式结集出版前，其内容已先行连载于《人民日报》的副刊。《论秦始皇》一篇在总共７７条札记中列在第８，其反应十分灵敏。

“文革”期间，毛泽东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直白地表示“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并作七律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在这种情形下，郭沫若除了表示“肯定秦皇功百代”，“十批大错明如火”之外，还能有什么选择？

郭沫若学术观点之多变，说到底是因为他的学术与政治的结合过于紧密，政治形势一旦变化，为其服务的学术观点自然也不得不变。学术若是完全迁就于时势便会丧失其独立性，而以现实政治的需要与否为其唯一度量。郭沫若晚年对《坎曼尔诗笺》的明显作伪视而不见，对李白杜甫有悖常理的任情褒贬，现大都已为学术界所深刻反思。

三

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希望能以学术经世，郭沫若也不例外。所以，虽然当新文化运动的大潮挟着“个性”与“自我”的呼喊扑面而来时，他也曾为之欢呼。郭沫若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因为唯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共产主义前景的来世瞻望和历史理想主义的革命人生观，能为彷徨和迷惘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最热烈的道德激情。这与所有中国知识子心灵深处的渴求——以学术经世致用，进而治国平天下——正不谋而合。

从郭沫若的个人经历来看，他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或者说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家，然后才是一个学者。

郭沫若在１９２６年南下当时大革命的策源地广东，在广东大学文科执教，旋即转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的宣传科长、秘书长；并在北伐途中先后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这些职务所要求的自然不是为文艺而文艺，为学术而学术，而是充分将文艺、学术与现实政治斗争相结合，进而宣传革命。１９２７年３、４月间，国共分裂前后，郭沫若更是以他《试看今日之蒋介石》等３篇文章，站到了政治漩涡的风口浪尖。随后郭沫若参加了南昌起义，并担任宣传委员会主席和总政治部主任，总揽政治宣传工作。{26}

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这３年，无论对于中国社会，还是郭沫若个人的命运都具有深远的意义。于中国社会而言，国共合作，以俄为师，拿来的是苏俄政党的组织方式，后来的国民党，以一个政党为核心，通过严密的组织系统，实现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教育……方方面面的控制。于郭沫若个人而言，虽然他早在１９２３年便发出了“我们要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的呼喊，但那只是出自一个诗人的激情与幻想。郭沫若真正在一个政党的组织领导下，完完全全地将自己的智慧与才情服务于革命事业，无疑是从这时开始的。

１９３７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亡命扶桑的郭沫若离日返国。归国前，郭沫若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表示愿意做“党的喇叭。”归国后，他先后出任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厅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主委等职，实际上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宣传工作。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１６日是郭沫若的５０寿辰，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整个祝寿活动办得异常热烈隆重。其实早在１９３８年，中共中央在周恩来的建议下正式决定：以郭沫若作为鲁迅的继承者和中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内外传达。周恩来在郭沫若的祝寿大会上作了《我要说的话》的讲演，他在讲演中把郭沫若比作一面旗帜“带着我们大家一道前进”，又把郭沫若当作一个战士，作为打击敌人的先锋和干将。{27}于是，郭沫若也热烈而忘我地以浪漫主义激情实践旗帜和战士的角色，争当革命军中马前卒。

郭沫若在１９４１—１９４３年先后创作了５部历史剧，可以说都是配合中国共产党的现实政治斗争而创作的。《棠棣之花》、《屈原》、《虎符》、《筑》皆取材于战国时期合纵抗秦的史实。这些故事与皖南事变之后的特殊情势，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斗争正有契合之处。郭沫若后来回忆，在创作过程中周恩来给了他很多难以忘怀的指导和帮助。他在创作前会征询周恩来的意见；剧本完稿后，又会同周恩来一起研究剧本，作修改；在公演时，周恩来都会亲临剧场，大力支持；公演后，周恩来还会精心组织评论文章对剧本内涵加以进一步的发挥和阐扬……

唯有《孔雀胆》一剧取材于元代云南大理总管段功与梁王公主阿盖的爱情悲剧故事，稍稍偏离了当时的政治主题。剧成后，郭沫若照例征询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看后委婉地表示，剧本写得不错，但在此时上演，其意义不可能与《屈原》相提并论。１９４３年元旦，《孔》剧正式上演，观众反应相当热烈，但是连演８天，评论界却不置一词，甚至有人质问“全剧主旨何在。”直到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８日《新华日报》刊出徐飞的评论文章，说《孔》剧要表现的是“妥协主义终敌不过异族统治的压迫。”这才算是把一部原先“毫无意义”的爱情悲剧赋予了“意义”。郭沫若后来在《〈孔雀胆〉后记》中也解释，“不明主旨所在”的原因是“由于恋爱斗争的副题过于扩大，掩盖了主题”，并称赞徐飞的评论是点睛之笔。{28}《孔雀胆》原是郭沫若写得最快的一个剧本，文思如涌，５日即成，应该是很得意的。但后来，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都认为《孔雀胆》是几部历史剧当中最不成功的，这纯粹是以政治意义为衡量标准的结果。

郭沫若在重庆还写了不少史论，《甲申三百年祭》是其中最著名的。《甲申三百年祭》最初也是在１９４４年１月应中国共产党要求而成的一篇讽刺时局之作，其主旨是借明亡３００年祭影射国民党若再专务内争，不思抗日，则必将重蹈明亡之覆辙。原文并没有要告诫中共干部不要为胜利冲昏头脑的意思，是毛泽东后来依据形势需要对《甲申三百年祭》作的全新诠释，才添加了这层含义。{29} 于是《甲申三百年祭》便成了“以史为鉴”的范本，在现实政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１９４９年以后，郭沫若在学术上的种种表现留下不少遗憾，其实郭沫若从大革命时代开始便投身革命，将学术和文艺服务于现实斗争需要。他所扮演的角色从来就是战斗火线上的匕首、投枪、革命军中的马前卒。因而他的学术思想很难卓然独立。

不可否认，郭沫若有其人格上的缺陷。同为马克思主义三大史学家之一，在“文革”中，翦伯赞被迫害致死，范文澜则保持了可贵的缄默。这使得我们很容易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以一种道德评判替代对这一代知识分子所处的时代及其悲剧性命运的历史反思。今天，很多人还喜欢将郭沫若与陈寅恪这两个个性、经历完全不同的人，放在一起以一种“自由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衡量、评价，这样比较最终的结果也无非是将复杂的历史简化为一张张鲜明的脸谱，然后通过这一张张脸谱来陟罚臧否。我们现在真正需要的是对历史、对历史人物深刻的省察，唯有如此方不致于“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注释：

①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导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３０

② 青铜时代青铜器时代．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５８５

③ 中国奴隶社会．人民日报，１９５０．６．１０

④ 奴隶制时代四奴隶制的下限在春秋战国之交．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３３

⑤ 奴隶制时代五附论西汉不是奴隶社会．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６０

⑥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２００３．３７８

⑦ 蜥蜴的残梦——《十批判书》改版书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０６７

⑧ 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８２

⑨ 申述一下关于殷代殉人的问题．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９６

⑩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６

{11} 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四周代彝铭中无井田制的痕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４４—２５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