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在“文革”中的传播和普及

打开文本图片集

“文革”期间，学习和宣传毛泽东诗词被当作贯彻“最高指示”的政治任务，传播毛泽东诗词被视为“忠于毛主席”的神圣行为。毛泽东诗词借助于毛泽东本人的人格魅力、政治影响力和人们对毛泽东的崇拜，通过广播、出版、音乐、表演、绘画、书法、邮票和手抄等各种形式，广为传播。全国掀起了群众性学习、宣传、歌唱和运用毛泽东诗词的热潮，人们对毛泽东诗词的热情空前高涨。

通过出版物传播

毛泽东诗词主要是通过书籍进行传播的。“文革”十年，是毛泽东诗词在报刊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十年，也是毛泽东诗词出版发行数量最多的十年。

中央报刊、地方报刊和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的小报，频频在显著位置刊登毛泽东诗词。1966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用整版篇幅套红刊印《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手稿，手迹下附释文。1967年7月16日，为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一周年，《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水调歌头·游泳》手稿和释文，并配发社论《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从1966年3月至1976年8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1820家印刷厂承担了毛泽东著作的印刷工作，十年间共印刷《毛主席诗词》4亿册。

正规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

1966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分别出版《毛主席诗词》简体字横排袖珍本，并于国庆节前后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其版本形式与往年版本比较，有几个新的特点：一是开本缩小，由原来的大开本缩小为64开本，便于携带。二是由原来的繁体字改为简体字，便于广大工农兵群众阅读。三是由竖排改为横排。四是将封面设计成红色，突显了“文革”特色。五是书前增加毛泽东棕色标准像一幅。六是降低价格，定价0.08元。这些变化，使毛泽东诗词集从形式上更加类似于风行一时的“红宝书”，大大便利了毛泽东诗词在广大工农兵群众中普及。

另外，新版本在部分文字上也作了调整：一是每首诗词的名称与题名的字体比例大小作了对调，题名字体增大，诗词名称字体缩小。二是《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的原注分了四段。三是《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最后附录的柳亚子写的七律和说明全部删去，换成了柳亚子《感事呈毛主席》一诗，末尾附柳亚子关于“分湖”的解释。四是《水调歌头·游泳》“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改为“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1967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出版了新的《毛主席诗词》。这一版本与1966年版比较，在装帧和文字上也有几点变化：一是开本更小，100开；二是不再用纸质封面，而是改用红色塑料封套；三是封套上的书名“毛主席诗词”五个字烫金，封套上印有毛泽东手书《清平乐·六盘山》；四是文字上有一处改动，即《蝶恋花·答李淑一》的编者注改动了一个月份，将注文中的“一九五七年一月”改为“一九五七年二月”。

1967年版于1968年3月第二次印刷时又有两点变化：一是更换了红色塑料封套上的毛泽东手书，由原来的《清平乐·六盘山》换成《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二是改变了《卜算子·咏梅》后面附的陆游原词独占一页的状况，将陆游原词移至《卜算子·咏梅》后面的空白处。1967年版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各种毛泽东诗词集的蓝本。

1974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线装大字本、线装小字本、布面精装本、平装本等四种不同的装帧，出版了《毛主席诗词》。从装帧形式看，基本上恢复了“文革”前1963年版的样式：竖排、繁体字，布面精装本、平装本的开本为特30开。装帧设计上与1963年版不同的是，布面精装本的布面用红色，书名烫金，未用郭沫若题字，扉页如同《毛主席语录》那样印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字样。1974年版所收诗词，与1963年版完全相同，只是文字、标点依从1967年版。正因为1974年版与1963年版大同小异，故1974年版在版权页上标明，它是1963年版的第二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中的线装小字本、布面精装本、平装本于1974年6月第二次印刷，精装本由布面改为纸面。

1974年12月，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大开本的线装本《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这是文物出版社1966年9月版线装本的重印本，书中的字体是集宋黄善夫刻本《史记》字，字体圆润洒脱，刚劲有力。诗词的文字、标点依从1967年版。1975年6月，文物出版社按照1974年12月的这个版本出版了小字线装本。

1974年出现类似“文革”前古典装帧形式的毛泽东诗词集，这是有历史背景的。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后，毛泽东和党内许多同志都对“九一三”事件以及“文革”以来的一些极左做法，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反思。毛泽东同意由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采取某些措施纠正文化、出版领域里部分极左的做法。“文革”前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曾得到毛泽东的喜爱，因而重新出版这种古典装帧的诗词集既不会引起毛泽东的反感，也不易给反对这种装帧形式的人以口实。可是，1974年版问世的时候，正当“批林批孔”的风口浪尖。因此，1974年版没有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重要报纸上刊登出版消息。

1976年1月，文物出版社在《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基础上增加《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两首，出版了《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字体依然是集宋黄善夫刻本《史记》字。

非正规出版物中的毛泽东诗词

为了表达对毛泽东的无限忠心，全国各地的群众组织，纷纷加入编印毛泽东诗词的行列，编印出版毛泽东诗词被当成“宣传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在印刷出版毛泽东诗词的数量上，表现出泛政治化倾向，把印数的多少与人们对毛泽东的热爱与忠诚联系起来，与人们的政治热情和政治态度联系起来。印得越多，表明对毛泽东越热爱，越忠诚，革命立场和政治态度越坚定，以致在印刷数量上无限膨胀，达到惊人的数字。印数和品种之多，可谓空前绝后。

这个时期，版权制度被当成资产阶级的东西，出版物不受版权限制，无须任何机构审批，任何组织和单位都可以任意编印毛泽东诗词注解本，任何一个版本都可以被随意翻印。翻印本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照抄原创书，内容一字不改。二是在原创书基础上，翻印者根据新的资料有所改动，或增加新的内容，或略作删节。三是将多种本子的材料加以选择、编辑、整理和综合加工，对注解资料进行汇集。翻印本内容大同小异，数量远远大于原创本。非正式版本通常是非卖品，有铅印的，也有油印的，有的是单位印行免费发给职工，也有的是作为会议纪念品赠给与会代表。

群众组织编印的毛泽东诗词注解本，大多以“战斗队”“学习小组”“革委会”等名义，内容带有浓厚的宣传成分，重视政治诠释，轻视艺术鉴赏，任意曲解，肆意拔高，牵强附会，互相抄袭，内容雷同，鲜有个人见解和独立思考，学术价值不大。编者多是一些红卫兵和造反派，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古典文学修养比较欠缺，注解时常不得不借助于被打倒的“反动学术权威”的解释。诸多注解本对同一首诗词，同一个词句，同时列出几个不同注家的解释供读者选择。有的编者在编选这些材料时，有意略去注家的姓名，有的还专门在《前言》或《后记》中注明，这些解释可能存在问题，甚至存在严重的错误，提醒读者“明辨是非”，决定取舍。

在版本形态上，受《毛主席语录》的影响，许多注解本被设计成流行的便于随身携带的袖珍本。装帧上，通常将毛泽东头像、毛泽东诗词手书或毛泽东喜爱的梅花印在封面上，扉页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献给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字样。

值得注意的是，“文革”时期的许多版本收录了一些当时尚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和毛泽东关于自作诗词的批注。但由于资料来源不是正规渠道，加上辗转传抄，一些字句时有错讹，存在以讹传讹的现象，文字内容多不可靠。有的版本将他人的诗词误为毛泽东诗词收入书中。更有甚者，将江青书写的毛泽东诗词书作当作毛泽东的手书插入正文。

通过书法、邮票、歌曲传播

毛泽东不仅是诗人，还是一位大书法家。毛泽东诗词手书，由于具有很高的书法美学价值，出版部门将毛泽东诗词手书搜集起来，出版了多种毛泽东诗词手稿本。毛泽东诗词手稿本既有多首诗词手稿的汇集本，也有单篇诗词手稿，还有可供张贴在门框上的诗句联手稿，包括成册出版和以单页、裱装、宣纸木版水印、石刻拓片等形式出版的版本。

20世纪60年代初，一些书法家为了使人们在练习书法的同时，兼学毛泽东诗词，出版了以书法形式传播毛泽东诗词的字帖本。这是一种具有浓厚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版本。它融实用性、艺术性于一体，为广大书法爱好者所喜爱。许多书写者将书写毛泽东诗词作为实现自己艺术价值的一种重要途径。六七十年代出版的主要是毛笔书法字帖，以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魏碑等为主，开本相对较大，从20开到6开不等。书写者多为书界名家，如郭沫若、费新我等。1973年10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郭沫若书写的《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1975年4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费新我书写的《毛主席诗词行书字帖》。后来，有的篆刻家尝试着用篆刻形式来表现毛泽东诗词。

为了扩大毛泽东诗词的影响，邮电部通过发行邮票的形式，广泛宣传。1967年5月1日，邮电部发行《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纪念邮票，共8枚，其中第二枚图案是毛泽东像和毛泽东诗句“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手书。1967年10月1日、10月6日和1968年5月1日，邮电部分三次发行一套《毛主席诗词》邮票，共14枚。邮票图案除第一枚采用毛泽东照片外，其余13枚采用的是毛泽东在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创作的13首诗词手稿。其中发行量最大的达1000万枚，最少的也有600万枚。经过40多年的消耗和损毁，如今这套邮票已成为集邮爱好者竞相收藏的珍品。

毛泽东诗词歌曲是“文革”中具有时代特色的产物之一。早在“文革”前，毛泽东诗词歌曲就已出现，一些音乐工作者在学习、领会毛泽东诗词的同时，深为诗词中的宏伟气魄、深邃意境和博大情怀所鼓舞，激发了极大的创作热情。他们采用各种表现手法，将毛泽东诗词谱成歌曲。

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上演，在重要的历史场景，如“井冈山会师”“陕北会师”“埋葬蒋家王朝”演唱了毛泽东诗词歌曲。只是那时还只有不多的几首，其在音乐中的地位也同其他歌曲一样，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而到了“文革”中，情况就不同了。

1966年5月举行的第七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在文化广场为上万听众专场演唱了毛泽东诗词歌曲，引起极大反响。1966年6月2日，新华社记者在有关第七届“上海之春”音乐会的评述中说：“广大工农兵聆听了毛主席诗词演唱以后，纷纷要求把毛主席的一些语录也谱成曲，使之广泛传诵。”这以后，所有已经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全部被谱了曲（有的是一词多曲）。

同毛泽东语录相比，毛泽东诗词没有那么多的政治语汇，这些诗词本身又具有较高的艺术魅力，因此毛泽东诗词歌曲多系优美动听的抒情歌曲。在“文革”时期，以往的抒情歌曲几乎全都被批判为“黄色歌曲”“靡靡之音”，人们不敢再唱。但是人们在生活中总不能成天只唱慷慨激昂的战斗歌曲或杀气腾腾的造反歌曲，因此毛泽东诗词歌曲作为可以公开演唱的抒情歌曲，填补了人们的精神空白，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在整个“文革”时期，毛泽东诗词歌曲始终是当时的流行歌曲。

许多著名作曲家参与了毛泽东诗词歌曲的创作，在众多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作曲家中，作品最多、影响最大的当数劫夫。据统计，劫夫为毛泽东诗词谱写的歌曲多达43首。其他为毛泽东诗词谱曲的著名作曲家还有贺绿汀、郑律成、瞿希贤、李焕之等。

随着毛泽东诗词歌曲的传唱，一些优秀作品不胫而走，深入人心。许多歌曲在词谱结合上，体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如《忆秦娥·娄山关》用沉稳的节奏和旋律，表现了一种悲壮的情绪和奋起的力量。又如《七绝·为女民兵题照》，铿锵豪迈，刚柔相济，朗朗上口。彦克、吕远的《七律·长征》，沈亚威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赵开生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劫夫的《七律二首·送瘟神》等一批名曲，被视为中国声乐艺术的珍品。

为普及毛泽东诗词歌曲，广播电台开设专门栏目播出。据《人民日报》1967年11月19日刊登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67年冬季、1968年春季节目时间表显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二套节目在每天早上播出《毛主席语录、诗词演唱》节目。中国唱片社把《沁园春·长沙》等多首诗词歌曲灌制成唱片，在全国公开发行。1976年元旦，《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鸟儿问答》公开发表后，中国唱片社又灌制了《毛主席词二首》朗诵片，销往各地。

进入校园，传播到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外

1957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将《七律·长征》收入初级中学课本《文学》第五册。这是首次将毛泽东诗词收入中学课本。

毛泽东诗词大量编进课本，走进中小学和大学课堂，是在“文革”时期。1967年初，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曾明确建议学生要学习毛泽东诗词。周恩来说：“我准备向中央提个建议，春节以后，初中生可以考虑开课，数理化可以教，语文与政治可以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诗词，教师不行，你们大学生可以去教嘛！”

“复课闹革命”以后，由于“文革”前的中小学课本不能适应运动的需要，各地便自行编印课本。语文课本普遍的选文标准是“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于是，毛泽东诗词成为语文课本的基本内容。

在大学校园，学习毛泽东诗词的氛围更加浓厚，编辑刊印毛泽东诗词教材、讲义，蔚然成风。

毛泽东诗词走进大中小学课堂，在“文革”时期具有独特的意义。这个时期，历史和古典诗词的教学内容极为贫乏，而毛泽东的30多首诗词，却将整部中国历史排列下来———“不周山下”“子在川上曰”“鲲鹏展翅”“秦皇汉武”“魏武挥鞭”“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秋收起义”“军阀重开战”“红军不怕远征难”“百万雄师过大江”，这些诗词不仅让中小学生从中领略到毛泽东的诗情，学习了历史知识，而且普及了格律、平仄等古典诗词知识。

毛泽东诗词除汉文版外，还有外文版、少数民族文字版、对照文版和盲文版。其中少数民族文字版有蒙古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藏文、朝鲜文、哈萨克新文字和维吾尔新文字等13种，盲文版有5种。毛泽东诗词外文版的译文，有外国学者翻译的，也有中国学者翻译的；有国外出版的译本，也有国内出版的译本。国内的译本主要由外文出版社翻译出版。

20世纪60年代，国内专门成立了毛泽东诗词英译定稿小组，这个小组由文学界、翻译界学贯中西的专家学者组成，负责对毛泽东诗词旧译文进行全面修订或重译，并翻译新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他们广泛征求意见，前后数易其稿。

1976年，中宣部指示成立一个由文化部和外文局联合组成的16种文字的毛主席诗词翻译班子。这是一个调集了各方面翻译力量的翻译机构，其中既有诗人，也有翻译家，有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也有外国专家，如袁水拍、钱锺书等。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还走访了郭沫若、茅盾、胡愈之、赵朴初、臧克家、王力、冯至、郭化若等。后来除出版了日文版的42首本外，其余各文种均出版了39首本（此前的1959年出版有19首本）。其中，英文版有特种精装甲种本、乙种本和普及精装本、平装本等。

1976年5月1日，由外文出版社用小8开特种精装甲种本、小8开特种精装乙种本、28开精装本、28开平装本、50开袖珍本5种版式出版了新译本《毛泽东诗词》（39首）。这个新译本堪称毛泽东诗词英译本中的经典之作。事实上，它也成为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法、德、日、西、意和世界语等10多种译本的蓝本。9月，商务印书馆根据这个译本，出版了《毛泽东诗词》（英汉对照）。

毛泽东诗词以空前的规模影响到各个方面

1961年，林彪对军队提出，对毛泽东著作要“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掀起了“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的高潮。“文革”前，毛泽东诗词只是在知识界和文化水平较高的人群中流传。到了“文革”时期，“活学活用”运动从军队延伸到地方，毛泽东诗词以空前的规模传播到各个阶层，进入千家万户。

在许多文章和文学作品中，无论是社论、通讯、批判文章，还是诗歌、散文，根据题材、内容、观点的不同，选用不同的毛泽东诗词。有的把毛泽东诗词用作文章标题；有的在正文中引用，或加强文章的文采和力度，或增加批判的分量，引用的频率仅次于毛泽东语录。引用时，在字体、颜色、排版等方面加以突出。这不仅成为当时的一种流行时尚，更被视作“革命”的标志。

从1967年1月至1968年9月，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这些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人民日报》都相应发表社论，以示庆贺。《人民日报》对28个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发表了27篇社论（上海市造反派在1967年2月擅自成立“上海市人民公社”，毛泽东不同意该名称，故《人民日报》未发表社论。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时，《人民日报》合发一篇社论）。

在这27篇社论中，有4篇社论的标题采用了毛泽东诗词。1968年2月21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是《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热烈欢呼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3月23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报》社论标题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热烈欢呼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4月8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报》社论标题是《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4月16日，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人民日报》社论标题是《不到长城非好汉———热烈欢呼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在这27篇社论中，有11篇在正文中引用了毛泽东诗词，如“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只争朝夕”“金沙水拍云崖暖”“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等。

一些艺术家将毛泽东诗词配上有关画面，制成年历或宣传画，如1973年底，人民画报社将一幅名为《梅花欢喜漫天雪》的梅花图案制成1974年年历，随画报赠送读者。1976年4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将一幅由雪山、气球、标语和欢呼人群组成的宣传画，取名《无限风光在险峰》，在全国发行。此外，用毛泽东诗词取名的还有电影纪录片、话剧、明信片等。

“文革”时期，人们的生活用品、学习用具、生产工具等，均成为宣传毛泽东诗词的载体。许多印刷厂在印制日记本时，将毛泽东诗词手书作为插页，以增加日记本的艺术性。天津无线电厂在生产收音机时，在面板印上毛泽东诗词手书《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以增加收音机的观赏性。人们在照相馆照相，常常根据自己的年龄、性别和职业，以及照相的地点，在照片上题写不同的毛泽东诗句：若是青年人照相，题“风华正茂”；若是集体毕业照，题“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若是红卫兵串联，题“红军不怕远征难”。

毛主席像章是“文革”时期最为流行的佩戴品，各地制作了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佩戴、搜集和相互赠送毛主席像章成为一种时尚。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像章中，许多文字和图案是根据毛泽东诗词的内容设计的。有的将整首诗词植入，有的是摘句；图案除毛泽东像外，还有梅花、井冈山、金沙江、千重稻浪、红军爬雪山等。

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接见国内人士和外宾时，常常以毛泽东诗词挂屏为背景，与客人一起合影。在一些重要场所，如天安门城楼休息室、人民大会堂、北京机场贵宾室等地，均悬挂着毛泽东诗词书法挂屏。1967年5月3日，毛泽东与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接见造反派姚登山。合影时，选择的背景是墙上悬挂的巨幅毛泽东诗词手书《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7月12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在中国实习期满即将回国的刚果（布）实习生，合影的背景是毛泽东诗词手书《沁园春·雪》。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会见来访的挪威社会主义青年联盟主席保尔·斯泰根，背景是毛泽东诗词手书《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贵宾室会谈，机场贵宾室墙壁上悬挂的是一幅巨大的毛泽东手书《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相关热词搜索：文革，诗词，普及，传播，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