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正义

时间：2020-03-19 05:25:16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张承志称《心灵史》是自己最重要的一本“生命之作”。在出版了20余年之后，张承志对《心灵史》进行了全面、细致的修订，并制成了精美的“珍藏纪念版”。其后又将“珍藏纪念版”《心灵史》所得的10万美元收益作为“天课”全数捐献给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以及为难民提供土地和食物的穷苦农民。张承志的演讲回顾了自己从清华附中到乌珠穆沁草原再到黄土高原的人生历程，又细述了捐献巴勒斯坦难民之行中所经历的感动与震撼。从清华附中到巴勒斯坦，作为一名作家、知识分子的张承志越过“人心的死海”，用属于他自己的特有的方式进行着对于历史责任的反思与承担，对于人生价值的找寻与追求。

关键词：张承志；《心灵史》；红卫兵；巴勒斯坦难民；天课；正义

一

就像所说的那样，我不太喜欢参加过多文学界的交往和讨论会、研讨会，这类的文人活动。因为我觉得一个作家全部的东西拿出来应该是经过慎重思考的，而且是经过文字打磨的一些文学语言，有这些作品发布给社会就已经够了。在作品之外的过多的发言，往往招来的结果是负面的，所以我说话、发言确实比较少。但是今天这个讲话，实话说，是我主动愿意来讲的。这个类似的讲话我在几个大学甚至几个国家都已经讲过。

有一个单词，我想大家不清楚，因为人民大学肯定不教授这样的知识。有一个伊斯兰的词汇叫做“达瓦”，这个“达瓦”的意思就是宣传。但是它和西方流行的“宣传”（propaganda）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不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宣传，而是一种“正义”的宣传。因为今天我们往下说的话中会涉及一些当下最大的“正义”问题，所以我就放弃我自己不太愿意在文学场所抛头露面、胡说八道，然后语多必失，招致这样一个结果的过去的习惯，来做这样一个“达瓦”，也就是这样一个宣传。

这个话题往下就会说得越来越清楚，有这么一个切入口，就是这个讲演的题目“文学与正义”。我来之前，程光炜老师问我：“你讲演的题目叫什么？”我就随便想了一个“文学与正义”，这个题目在南京大学也用过。其实这个题目也可以叫“从清华园”或者说“清华附中到巴勒斯坦”；也可以叫“从红卫兵到巴勒斯坦”；或者叫“一个作家最终追求的东西是什么？”。或者借用日本作家堀田善衛晚年在西班牙格拉纳达阿兰布拉宫面对精美绝伦的伊斯兰壁画装饰时说：“我也学些阿拉伯语如何？歌德不是八十岁才开始学波斯语么？”大家听到这样的话可能觉得很生疏，我在我的文章中曾经翻译过这样的段落。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我个人来说，从儿童时代的结束，青年时代的开始是在清华附中。具体地说是在上到高中二年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有的人可能知道，我所就读的高中，北京的清华大学附中曾经诞生了中国的红卫兵运动。我在今天由于没有任何自我炫耀的嫌疑了，可以向大家公开地说：“我就是红卫兵这个单词的作者”，甚至可以这样说，它是我自己的“处女作”。

今天，我已经64岁，将近65岁了。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间，回顾自己青春开始的时候，回顾自己从高中时代开始的那个初衷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个时候更牵扯到自己作为一个作家或者说作为一个成功的作家，受到一定的社会承认，甚至是一定的社会宠惯的作家应该怎么面对自己的文学成绩、文学道路和自己今后的人生这样一个问题。所以说不仅要回顾自己当初的一个起点、开始的开始点，这其中也包含着我们追求的一个终点。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可能没有人在文学评论中公开提及中国出现过很多年纪太大的作家还在絮絮叨叨地写作和发言的时候，他们的发言和写作呈现出一种非常可笑的，不仅是幼稚的、水平不高的，甚至是低能的，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的这样一种状态。而且本人却浑然不觉，继续地发表、继续地到处说。

从清华附中这样一个起点开始之后，也就是说，从一个在我们中国社会中被人不仅是完全彻底否定，而且是百般辱骂的“红卫兵”这样一个起点开始之后，很快，我们经历了人生一个接一个的特殊阶段。就像我们这一代人都有过的经历一样，我自己就被命运抛弃到了内蒙古大草原。今天在场的朋友中有一些蒙古族的朋友；有我们40年前一起在乌珠穆沁草原上插队的战友，都来到这儿。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起点作为人生的第二步奠基也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今天中国的这个作家，刚才我说了一些老年作家岁数大了以后就开始写得糊涂、说得也糊涂的时候，我在警惕这样的自己，自己也不要变成这样的作家。所以我觉得人在一定的时候要考虑自己的终点，考虑自己最后的一段路应该怎么走。也可能今天我这个年纪说这些话，时间过早了一点，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以惜墨如金为自己的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儿子来说，这样对自己提醒是必要的。

在内蒙古草原这场更重要的锻炼之后，我觉得原来的红卫兵已经彻底地改变了。我在日本出版了《红卫兵的时代》这本书，在这本书中我提出了对红卫兵、对文化革命的一个基本观点：文化革命和红卫兵运动，如果说它有什么罪恶的话，它最大的罪恶就是对人实行了歧视。由于人的阶级出身、家庭背景，对人实行了三六九等的划分，对人实行了歧视。这种他者歧视，是最最不能容忍的罪恶。但是同时，如果说，红卫兵运动和文化革命有一种历史教训值得继续注意，或保存、发扬、修正，把它变成新的活力的东西的话，那就是当时的对体制的坚决彻底的造反，对体制的破坏。一个庞然大物的国家体制在人民面前轰然倒塌、荡然无存，这种现象、这种事实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它的意义，我想怎么评价都不过分。用这样分成两半的思想，我概括了自己的一个想法，这一切想法都落实到我们的实践中。因为红卫兵运动结束之后，我们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变成了身份最低下的一批人。因为当时在讲阶级制度，牧民分为贫下中牧、中牧、上中牧、富牧、牧主，最好的是贫苦牧民。我们知识青年的经济地位，尤其我们这些在内蒙古草原的知识青年中的特权高干子弟非常少。在内蒙古插队的知识青年普遍都是一般的家庭出身，都要靠自己的双手劳动，在草原上自己养活自己，甚至有个别人还要养活遥远的在北京的家人。这样的一种社会存在和这样一种风雪草原的酷烈，充满魅力的生活把过去那种肤浅的浅薄的、只知道喊政治口号的、甚至在人云亦云地跟着一种潮流对别人实行了他者歧视或侮辱了另一部分阶级身份更低下的人，有这样一种严重缺点的红卫兵，我觉得实行了一场非常彻底的改造。当然，这种改造因人而异，实行改造和主动接受这样变化的人是不多的，或者说每个人接受的程度是不同的。但是我们在内蒙古草原的人，绝大多数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这种重新的塑造。在70年代大家回到北京、离开了草原以后，这些满身带着羊膻气、脚上甚至没有城市里穿的皮鞋与布鞋、球鞋，而穿着马靴回到北京的青年人，思想已经非常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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