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商界小说与国民性

摘要：中国虽一直是农业国，却也有根深蒂固的商业传统。有了这样的社会基础，就必然会在文学作品中留下商人的形象以及商人经商的心理、谋略、手段的描写。从这个角度研究文学与国民性问题，也就成为一个有趣的话题。当代许多描写商人命运的小说在深入揭示小贩、巨商的处世之道、经营之道时，也就写出了中国国民性中深厚的世俗心计、市井理性；同时，作家们不约而同地深刻剖析了妨害商业健康发展的种种政治痼疾与文化隐疾，也昭示了国民性问题的深刻根源。

关键词：当代小说；商人命运；国民性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1）08－０114－０6

中国一向以农业文明著称于世。中国历代统治者也以“重农抑商”为基本国策。然而，早在《战国策》中，已记载了历史的另一面：“有其实而无名者，商人是也；……无其实而有其名者，农夫是也。”到了汉代，政治家晁错也指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①因此，尽管中国文化一直以“重义轻利”为基本的道德，“重利”的俗语还是在民间一直流传、深入人心，诸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有这样的社会基础，中国人才创造出了善于经商的奇迹——从历史上的“陶朱公”、“徽商”、“晋商”的传奇到后来的“浙商”、“闽商”、“潮商”、“台商”、“港商”的神话。许多研究中国民族性的外国学者都注意到：“中国人还是商业性的国民。……中国国民性就是做买卖的命。中国人有钱的爱好，无论多么小的积蓄也不浪费，喜欢投机和钻营。富于心计、伶俐的中国人很会抓住买卖机会获得利益。”② “即使是欧洲人，在同中国人的商业战中也失败了。利欲之念是中国人的普遍属性。‘买卖’是他们生活的最大乐趣。”③有了这样的社会基础，就必然会在文学作品中留下商人的形象以及商人经商的心理、谋略、手段的描写。从这个角度研究文学与国民性问题，也就成为一个有趣的话题。

一、“亦农亦商”的能人

农村也是孕育商品经济的土壤。农民常常为了换取生活必需品而赶集，就使得他们中间的聪明人成为“亦农亦商”的能人。

例如陕西作家柳青的小说《创业史》中那个“蛤蟆滩最令人难捉摸的一个人”——郭世富，他“经常注意柴、米、油、盐各货的行情”，因为他是当家人，“要做孔夫子和朱夫子两位老人家的忠实后代”。他是“不识字的经济专家”，擅长在集上“拣点便宜”，以小本钱买下适合储存的细粮，卖出不适宜储存的陈粮，而且做得不显山不露水，“即使他要卖十石麦，他也要从从容容分几回卖，不能引人注目”。他信奉“和气生财，大道生财”，希望“财源茂盛达三江”；他有心眼，卖粮时“只在口上灌一斗好麦，其余全是次麦”，以次充好，正是发财的诀窍之一；他因为发现“共产党做买卖可真是外行”而暗暗开心，他“最清楚粮食是什么东西。对庄稼人，粮食经常是半货币性质的东西。遇到票子不值钱，或票子的价值不稳定的时期……乡下人们做买卖都说粮食，谁说票子呢？”在这个人身上，作家写活了一个小农商人的心计。而他正是淳朴的梁三老汉“顶羡慕的人”：“要是家家都能像郭世富那样，套起胶轮车拉着稻谷到黄堡镇去粜，那就好了。”当革命作家柳青以不无批判的笔锋写下郭世富的“生意经”和梁三老汉的向往之情时，他显然没有料到：他其实写下的是中国许多农民最本色的活法，是比梁生宝式的“社会主义新农民”更具有代表性的大多数中国农民的毕生追求——自食其力，勤勤恳恳，发家致富，达到小康。

河南作家李準在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中也刻画了一个从村姑、难民转变为小贩的人物形象：“凤英他爹是马鸣寺街上一个牛经纪，为人会说会跑。凤英虽然是个女孩子，因为在这个家庭里耳濡目染，却比一般农村妇女开通得多。”这就写出了凤英后来经商的家庭背景。她知道：“要做官到朝里，要挣钱到市上。”她不仅鼓动自己的男人春义去挑盐，而且“知道‘市场’这个魔鬼的威力”。她羡慕开饭铺的陈柱子的经营本事，一边暗暗记下人家的处世经验，一边悄悄学手艺，直至开出自己的饭铺。而陈柱子也曾经是难民，“自幼学的饭店手艺”，在他的奋斗经验中，就充满了中国商人的谋略：“亲是亲，财帛分”，“不论干什么，都要讲个名誉。名誉就是钱”，“只要舍得身份，现在也有钱赚”，“能舍钱一千，不教一招鲜”，陈柱子和凤英的奋斗与成功，是无数从农民到小贩的人生路程的缩影。

温州籍作家林斤澜的系列小说《矮凳桥风情》风趣地记录了温州小贩的发家历程：因为土少人多，大家就经商。“矮凳桥有句土话：发财不怕棺材钉，出名不怕难为情”。“袁相舟从小受的教育，宗旨是东钻西钻钻碗饭吃”，虽然经过一些风浪，他一直不丢手艺活，并最终成为“矮凳桥第一个做纽扣的人”。尽管没有发起来，他却乐此不疲。“矮凳桥人做纽扣生意，哪个角落不走到？别人走不到的你走到，才有钞票把你”，为了做生意，戒了酒，因为“没有工夫”！为了做生意，供销员“满天飞，飞到天边还盘三盘”。尽管如此，做生意还免不了行贿、挨整，但最终还是成为了“矮凳桥第一个起楼的供销员”。就这样，温州人以超越前辈的热情、吃苦精神和精明心计，创造了发财的奇迹。《矮凳桥风情》写出了温州人经商的热情与奇迹，并由此写出了民气因为发财而高涨，世风因为经商而巨变的气象，是一曲讴歌改革开放的小贩组歌。

武汉作家何祚欢的中篇小说《养命的儿子》也通过一个小贩的故事写出了经商的艰难：何昌农“农忙种田，农闲赚钱……木、石、瓦、铁，行行手艺算得上匠……只要是赚得到钱的手艺，他都能在很短的时间拿上手，做得像模像样”。“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是他的信念。后来因为天灾，离开故乡闯汉口，靠亲戚的提携和自己的勤劳站稳了脚跟，并最终当上了老板。然而，“何昌农的悲剧在于过分相信勤劳和忠厚的力量，把心思几乎全部用到了学手艺上，对人与人的相处，用心太少，没想到左邻右舍利害相随的关系，更没想到竞争的武器不仅仅在竞争的事业本身。在必要的时候，竞争对手的一切，诸如出身、经历、人品、隐私等等，都可以用来击倒对手”。于是他身不由己卷入了矛盾的漩涡。“流血的和带泪的教训，使他变得聪明起来。他不但早早地加入了行帮，而且想一切办法避免同行的忌恨，就是生意越做越发，主顾越来越多，也不扩充门面，始终保持小本经营的外貌”，“像他这样从事小本经营的人，以及处于底层的自由职业者们……要信奉‘富不露相’的人生哲学”，“厨房里煨汤，大门口哭穷”。虽然他常常为此困惑：“有本事讲排场为什么要收敛三分呢，为什么能够发富的人，偏偏要做一副窝囊的‘松’样子，才能为旁人所接受呢？”小说通过小贩命运的浮沉，针砭了“同行是冤家”的险恶世风。

由此看来，中国的农村其实也有商品经济的丰厚土壤：手艺人比种田人地位高的传统，乡村能人亦农亦商的双重身份，都使得商品经济在乡村悄悄地、蓬勃地生长着。这样的商品经济必然会悄悄冲击“重义轻利”、“重农抑商”的传统价值观。另一方面，“亲是亲，财帛分”（或“亲兄弟，明算账”）、“同行是冤家”、“窝里斗”的竞争“潜规则”也必然影响了乡村商品经济和小贩事业的健康发展，同时催生了许多商战的悲喜剧。而众多的小贩人物以自己起早贪黑、走南闯北、辛辛苦苦、小心谨慎的经商活动支撑起农村、乡镇生活的一片天，也在潜移默化間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奇迹——中国的许多重要商帮、著名商人其实都起于小贩。

二、“徽商”、“晋商”的传奇与宿命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居然产生了两大经济奇迹：“徽商” 与“晋商”。个中奥妙值得研究。

先看“徽商”。中国民间从来有“无徽不成商”的说法。高阳的长篇小说《胡雪岩全传》④ 就是一部关于“徽商”的传奇。该书曾经在1990年代初中国大陆商品经济大潮再度高涨时风靡一时，以至于书市流传有“从政必读《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的广告。到2007年，还有二月河、薛家柱合著的长篇小说《胡雪岩》出版，可见当代人对胡雪岩传奇的格外青睐。胡雪岩是学徒出身，因为“绝顶聪明，善于识人，而且能言善道，手面大方”获得东家信任，他“喜欢钱多，越多越好”！他看不起官员发财时畏首畏尾，同时又通过结交官场中人、大方资助官员成为炙手可热的官商。他是有心“半官半商”、“亦官亦商”的，因为他深知“中国人做生意要靠山”。一句“我们这行生意，全靠熟悉官场，消息灵通”，道出了他的立身之本。他深知：“只要能帮官军打胜仗的生意，我都做，哪怕亏本也做，你要晓得这不是亏本，是放资本下去，只要官军打了胜仗，时世一太平，什么生意不好做？到那时候，你是出过力的，公家自会报答你，做生意处处方便。你想想看，这还有个不发达的？”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的小贩，也不同于敬官、畏官的“晋商”。当然，与官场打交道谈何容易！“做生意脱不了与官场打交道，尤其是做大生意，只要小小一点留难，就可以影响全局，因而更不愿得罪官场。在这方面他颇下过潜察默会的功夫，深知人言可畏，甲与乙原无芥蒂，但如有人传说，乙如何如何与甲不睦，结果连甲自己都胡里胡涂，真的当乙不够朋友了。这就叫‘疑心生暗鬼’”。他自己常引以为警惕。他还注意到：“洋人做生意，官商一体，他们的官是保护商人的，有困难，官出来挡，有麻烦，官出来料理。他们的商人见了官，有什么话也可以实说。我们的情形就不同了，官不恤商艰，商人也从来不敢期望官会替我们出面去论斤争两。这样子的话，我们跟洋人做生意，就没有把握了，你看这条路子走得通，忽然官场中另出一个花样，变成前功尽弃。”因此他其实看透了官场的险恶，并因此悲叹：“我同洋人‘商战’，朝廷在那里看热闹，甚至还要说冷活、扯后腿，你想，我这个仗打得过、打不过人家？”由此作家写出了中国“官本位”对商人事业的妨害。所以，尽管他“熟透世故、参透人生”，“以德服人”，既精明算计，又出手大方，从而常常化险为夷，直至成为左宗棠的得力干才，然而，毕竟因为斗不过洋商，加上在李鸿章与左宗棠的明争暗斗中成为了牺牲品，终至惨败。由此使人想到古往今来多少商人为政客所坑的悲剧！中国有许多经商的天才，可中国的商业一直命运多舛，显然与政治的风云多变有关。

胡雪岩有他的经商之道：“说到理财，到处都是财源。……不管是做官的对老百姓，做生意的对主顾，你要人荷包里的钱，就要把人伺候得舒服，才肯心甘情愿掏荷包”，“胡雪岩最善于借助于他人的力量，但他总是在两利的条件下谈合作，所以他人亦乐为所用”，“‘饥寒起盗心’，吃亏的还是有钱的人，所以做生意赚了钱，要做好事”，他通过发米票、施茶、施药、施棉衣、舍棺材行善。尽管如此，他仍然因为平步青云而常常遭谗。而他也深谙反制之术。他知道守法重要，却也成功地玩了一场钻法律的空子的招数：“朝廷的王法是有板有眼的东西，他怎么说，我们怎么做，这就是守法。他没有说，我们就可以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做。隐匿罪犯的财产，固然犯法；但要论法，我们也有一句话说：人家来存款的时候，额头上没有写着字：我是长毛。化名来存，哪个晓得他的身分？”在他看来，“生意人的良心，就只有对主顾来讲。公平交易，老少无欺，就是我们的良心。至于对朝廷，要做官的讲良心。这实在也跟做生意跟主顾讲良心是一样的道理，‘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朝廷是文武官儿的主顾，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不能不讲良心。在我们就可以不讲了”，“如果做官的对朝廷没有良心，要我们来对朝廷讲良心，未免迂腐”。在这样的算计中，充分表现出他的精明过人。由此可见，他能行善事，也敢走险棋。而多少商人能够发家就靠的是善于钻空子。因此，“胡雪岩所凭借的是信用，信用是建立在大家对他的信心上面，而信心是由胡雪岩的场面造成的，场面只能大，不能小”，固然不错，可善于钻政策与法律的空子，也是他成功的重要秘诀之一。

小说在写到胡雪岩事业在洋商与政治对手的夹击下滑向衰亡时，也写到了内部的问题：“只要有了私心重的档手，一到动了自立门户的念头，就必然损人以利己，侵蚀到东家的利益，即令是东家所一手培植出来的，亦不会觉得自己忘恩负义，因为他替东家赚过钱，自以为已经报答过了。”对于手下人的不地道，胡雪岩自有一套：“人不对，请他走路，这是普通人的做法……‘火烧藤甲兵’不足为奇，要烧得他服帖，死心塌地替你干，才算本事。”他在听了“方裕和”老板发现自己最信任的一个伙计的偷窃劣迹，不仅没有请他走人，反而为了不影响货行的声誉而更加厚待他，使其感恩图报的故事以后，甚至说：“照我的做法，只要暗中查明白了，根本不说破，就升他的职，加他薪水，叫他专管查察偷漏。”这样奇特的做法其实无疑养痈遗患。手下人的私欲膨胀与胡雪岩的独特算计分别昭示了中国商业乃至人心的巨大黑洞，道出了中国商场的人心之险、世道之危。

再看“晋商”。山西作家成一的长篇小说《白银谷》⑤ 就记录了“晋商”的传奇：“‘晋省富饶，全资商贾。’在明清之际，以商贾贸易致富一方而名满天下的，南有徽商，北有晋商”，“入清以后，晋商仍能富于徽商，除了一个俭字，还在于商业上的两大独创。一是开创并一直垄断了对蒙的边贸、对俄的外贸，打开了一条陆上通欧的茶叶之路。一是独创了金融汇兑的票号业，‘执全国金融牛耳’。这都是那个时代商业上的大手笔，只是不为正史所彰显罢了”。小说开篇写天成元票号大掌柜孙北溟教训得意忘形的邱泰基“莫学胡雪岩”，道出了“晋商”的立身之本：“无论官场，无论商界，这个‘藏’字，都是一個大关节处。官场一般要藏的，是拙，是愚，是奸，是贪，因为官场平庸之辈、奸佞之流太多。他们这班人，内里稀松，才爱面儿上张扬、显露。倒是官场中那些贤良英杰，常常得收敛不彰，藏才，藏智，藏贤，藏锋”，“西帮能把生意做到如此局面，生意遍天下，商号遍天下，理天下之财，取天下之利，就是参透了这个‘藏’字。藏智，藏巧，藏富，藏势，藏我们的大手段、大器局。都说财大气粗，我西帮聚得天下之财，不讲一个藏字，那气势还了得！不光会吓跑天下人，招妒于天下人，恐怕朝廷也不会见容于我们”，“世人都说，徽商奢，晋商俭。我晋商能成就如此局面，岂止是一个俭字。俭者，藏也。票号这种银钱生意，生利之丰，聚财之快，天下人人都能看见，人人都想仿效，却始终为我西帮所独揽独占，为甚？惟我善藏也。咸丰年间，杭州那个胡雪岩，交结官场，张罗生意，那才具，那手段，那一分圆通练达，还有那一分风流……惟恐天下人不知他胡雪岩手段好、场面大，他那阜康不倒还等什么！”一个“藏”字，道尽了世道的艰难、做人的不易，也教人参悟谨慎的重要、心机的必需。另一方面，“西帮借商走马天下，纵横三江四海，在入仕求官之外，也靠儒家的仁义智勇，成就了一种大业。三晋俊秀子弟在‘殊为可笑’的贸易中，倒避开了官场宦海的险恶风浪，施才展志，博取富贵，名虽不显，功却不没。山右本来多的是穷山恶水，却居国中首富久矣。富从何来？由儒入商也”。一番话，不仅写出了“晋商”的文化根基，还写出了商人自成一格的优越感来——那是为官的险恶、务农的清贫都不能比拟的。只是，传统文化也成为了经商的重负：作家有意写出传统文化对于“晋商”发展的制约：“西洋银行尊责任有限，西帮票号尊人本无限。有限责任，就能弄得很精密；无限人情，只好大而化之。西洋银行出了事，人家只作约定的有限赔偿；我们票号出了事，你东家就得全兜揽起来，倾家荡产，砸锅卖铁，也得包赔人家。那是对外，对内呢，料理号事人事，也是人情为上。除了区区几条号规，论处好事坏事，就全看东家、老号的一时脾气。圣明一些的，赏罚还能服众，遇上霸道跋扈的，就是颠倒黑白，谁能挡住？以此资质与人家西洋银行相较量，岂能常胜不衰？”“重仁义，字号受益多多。可治商只凭仁义，也会自害”。这样的隐疾一遇天有不测风云，就可能引发大祸——遭逢乱世，匪患，外敌的入侵，外国洋行的竞争，同行的挤兑，手足因为争利而交恶，以及掌柜想变革、东家却只守成的矛盾，都使得盛极一时的票号最终风雨飘摇、悄然衰亡。小说反复突出了朝廷无能、政治腐败对于商家事业的致命打击，思想新潮、谈吐疯癫的塾师何老爷那一番愤激之论因此才发人深思——“大清弱在何处？叫我看，就弱在轻工轻商！士农工商，士农工商，工商居于末位数千年，真是千古不易，你不贫不弱还想有什么结果！”因为太平天国之乱，朝廷不得不号召西帮舍财救世，“从此官家成了西帮的一大客户，生意更上一层天。‘殊为可笑’的西帮，已替朝廷理天下之财了”的转变，不也写出了中国巨商的某种宿命吗？——生意做大了，就难免官家的拉拢与利用；而官家的命运叵测也常常连带了商家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大德恒的省号掌柜贾继英一句“西帮有老规矩，不与官家积怨”，就写出了民间、商人畏官如虎，尽心巴结的心态。小说中对于慈禧逃难时大德通、大德恒、天成元竞相诚惶诚恐恭请她老人家入住商号、求觐见，同时又暗地里提访着朝廷强行借贷的描写，就淋漓尽致地写出了巨商畏官又争相媚官、如履薄冰的微妙心机。“因财惹祸”，是一个“藏”字躲不过的宿命。由此可见，“官本位”真是万恶之源。

小说也写了学习经商的不易：“学徒的三四年，从沏茶倒水，铺床叠被，到誊写信件，背诵银钱平码，那真是处处都在受考验。稍不当心，就掉进掌柜们的圈套里了。说是学生意，其实什么都没有人教你，只有掌柜们无处不在的圈套，想方设法在套你！躲过圈套，也没有人夸你，掉进圈套呢，谁都会骂你笨。”因此，从做学徒就得“学会了提心吊胆。从早起一睁开眼，就得提心吊胆，大事小事，有事无事，都不敢松心大意。就是夜里睡着了，也得睁半只眼，留三分心”。这样恶劣的生存环境，岂独“晋商”学徒为然？人们彼此戒备，已成自然，所谓“为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几人”，“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世事茫茫难自料，清风明月冷看人”，“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人人自危”，“如履薄冰”，世道的险恶、人心的叵测，于此可见一斑。因此，康笏南在危难中向儿子传授经商之道时将“诚信”强调到了极致就颇有些悲壮的色彩了：“西帮生意能做大，就凭这一手：赔得起，再大的亏累也能赔得起！不怕生意做败，就怕赔不起。赔不起，谁还再理你？大败大赔而从容不窘，那是比大顺大赚还能惊世传名。”“晋商”靠“诚信”起家，靠“诚信”在危难中力挽狂澜，可最终仍然没有抵抗住乱世的冲击、政治腐败的掠夺。

三、现代商人的浮沉

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浙商”得天时地利之便，在新的时代延续了、发展了“徽商”、“晋商”的精神。一直到今天，“浙商"仍然在国际商界叱咤风云——宁波商帮、温州商帮、湖州商帮、义乌商帮以“舍得”、“和气”、“共赢”、“低调”、“敢闯”的品格创造了一个个商界奇迹。

上海籍作家程乃珊的长篇小说《金融家》就讲述了浙江人祝景臣出身贫寒、靠父亲在杭州大户人家当差的关系得以在洋学堂读书、进银行从练习生做起，从此闯荡上海滩、成为金融家的故事。小说中描写中华银行的行徽是一枚古币图案，上面写着前任总裁的题词：“事闲勿荒，事繁勿慌，为人处世，取像于钱，外圆内方”，就显示了现代金融家对传统经商之道的继承。但小说也写出了他在乱世中艰难求生存的坎坷体验——一方面，“现在国家的金融都捏在这些姓官的手里”，他只好抱着“人生本就是一场充满投机因素的旅程，谁个不在找盘押宝呢”的想法，去周旋、拼搏；另一方面，在知道了内部有人暗中利用职权投机，借公肥私，获利甚丰，严重影响了声誉之时，却由于该人后台强硬，是董事长的亲戚而不得不哑巴吃黄连，无可奈何。可也正是这位董事长口口声声“古训言必信，行必果，这是钱业的信誉”，口是心非，反倒使手下人冷言相讥。作家由此写出了裙带风、上层人物的言行不一及其对现代商业、金融业的伤害。尽管祝景臣绞尽脑汁，苦苦支撑，多方突围，还是因为战火，因为日寇、汉奸的打压，货币贬值，风雨飘摇，而饱经磨难。《金融家》的悲剧与《胡雪岩全传》和《白银谷》的悲剧颇多相似之处。

当代改革开放，引得商潮空前汹涌，至1980年代末已经流传有“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扩张”、“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跑单帮”的“顺口溜”，折射出“全民经商”的时代风尚，也涌现了一些反映当今商界风云的重要作品。

上海作家李晓的中篇小说《关于行规的闲话》就暴露了几个中国的厂长、经理在与日本商人做生意时损公肥私的劣迹：他们去了一趟日本，得到日商的“好处”以后，就“高抬贵手”，悄悄出卖了中方公家的利益。可到了与美国公司、法国公司打交道时为什么又一开始就便宜得连外商也觉得不合常理？原来中方经委主任之女就在美国公司工作！而中方企业是必须服从经委的领导的。这就是“官商的行规”：按照上级的指令做生意，同时可以损公肥私。可事实上那些昏庸、腐败的官员常常是连那所谓的“行规”也不放在心上的，一切以他们的私欲为转移。正可谓：“行规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就像鲁迅所说的路，看只看贴着哪边走抄近。”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做私营小生意的原则：“咱们小本生意有个行规，就是货物进了门，就不能白送人，要不就算你八字里有三才聚顶都得倒运。”这样的故事与《胡雪岩全传》、《白银谷》、《金融家》中那些坚守商人道德的人物相比，相差何止千里！《关于行规的闲话》因此成为一面镜子：商界操守今不如昔。这样的素质悲剧无疑是当代人文精神危机、道德沦丧危机的一个缩影。

已故山西作家钟道新在1990年代初开始发表了一系列聚焦于官商黑幕的小说。中篇小说《单身贵族》就暴露了有后台的赖明依靠情妇有权势的父亲发大财的黑幕。对于赖明，找情妇也是有经济目的的。而一当他有了情妇父亲的权势背景，就成为想升官发财的人们竞相巴结的对象，同时，这些人也在巴结权势的过程中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他和他的情妇也就利用这样的背景聚敛财富。围绕着这样的情节，故事中还点化出种种富于当代“官本位”气息的议论：“喜欢你上级所喜欢的，这是条放之官场和生意场而皆准的定律。生意场其实就是简化了的官场”，“在现今社会，什么都得用成本—收益这个公式算一算”。中篇小说《公司衍生物》也写了一个高干子弟李寒开公司，“他的本钱无穷无尽”，可他心胸狭小，心术不正，行事浮躁。他全靠邪门歪道发财，因为他知道：“金融市场以信任关系为基础。中国现在哪还有信任？！至于自我监督那就更扯淡了，根本就没有一个共同的价值标准。至于国外经济学家们常说的双向监督，在咱们这块土地上也实行不了。”他想通过贿赂民营公司总经理浦耳发更多的财，遭到为人谨慎、世事洞明的浦耳婉拒。他就决定不惜金钱、开动“关系网”打击浦耳。而浦耳则通过挂靠Q大学“给自己找顶‘红帽子’戴。和前清的人花钱捐个候补官当差不多”（这一笔足以令人想起胡雪岩捐官以方便做大生意的历史）。多行不义的李寒因为嫖娼被抓才使浦耳重见光明。另一方面，小说也通过浦耳的所思所虑写出了世道玄机：“钱、权、名从表面上看好像各不相同，实际上它们是一种东西。在这三者当中，钱最基础，也最低级；权力如果寻求‘租赁’的话，几乎随时可以‘变现’；而名气则是一时半会儿买不来的”，“现在贿赂、回扣之类的，几乎蔓延全中国，可干任何事情都得有分寸”，“商场上的风波险恶，处处都是陷阱”，“中国的银行比较独特：银行是国家的，大部分企业也是国家的……如果有企业破产了，吃最大的‘倒账’的，也是国家”，“有人謀取个人利益，他是知道的，也容忍了。如果查实一个开除一个，那真成了‘水至清则无鱼’了”。他的部下秦德夫也是心机深不可测之人，他看破了规则：“从八三年起，中央关于政府官员的吃饭标准问题，一共发了一百多个文件。哪一级干部在接待哪一级的人时，该吃什么、喝什么，都说得一清二楚，可屁用也不管！”同时他也告诉他的情人：“不要背比你上司太太好的包，这是生活小知识，同时也是人生大道理。”这些耐人寻味的议论，道出了当代中国经济问题的一系列顽症。而李寒的猖狂、秦德夫的心机太深最终成为他们失算的陷阱，和浦耳因为谨慎、机智而绕过了商场上的陷阱，也毕竟写出了商场自有商场不可违逆的运行法则。一些人常常因为中国充满“无规则”的“潜规则”而忽略了那些法则的存在，可到头来追悔莫及的大有人在。到了中篇小说《权力的成本》中，也由水利局、电力局因为涨价闹矛盾指出了一种“中国特色”：“中国有一个很独特的现象：类似铁路、银行、电力等垄断性企业，他们在作为经营者时，叫某某铁路公司、某某电力公司。但他们在同时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时，又叫某某铁路局、某某电力局。也就是说，他们既当经营者，又当管理者。这就和既当律师，又当检察官一样，属于体制上的乱伦。因为他们的财产和干部，都归各自的上级主管部门管辖，地方政府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这种现象，使得他们成为一个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与之形成互补的，是中央集权体制的另一面：“经济决策权极其分散，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的能力也很有限。地方政府控制行业的能力也极其有限”，“这种有限的控制力就造成了各级政府、各个行业的自我利益、自我意识、自治权力的高度膨胀”，这“势必成为今后发展的重要隐患”。这其实是历代统治者都解决不了的体制痼疾。小说还写出了行业、政府的“潜规则”：“城区电力局长对自己区域里所有的重要用户都是很熟悉的——这就和《红楼梦》里的‘护官符’一样，不通晓它就没法当这个官”，“在政府工作中，唯科学论是要不得的，因为政府工作里，不管是决策还是具体操作，都有很多地方不符合科学，但又必须那样做的地方”。小说中的金冶副区长精明能干，正直廉洁。高干子弟曾可凡要开赌场，组织部的苏副局长为其疏通关节，利诱金冶，遭到了拒绝。同时金冶也知道，自己为此一定会付出代价。小说因此写出了中国经济与政治关系的错综复杂性，将批判的锋芒直指权力膨胀、世事混乱的现实。这样的“官场小说”因为渗透了作家研究中国政治的心得而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从而不同于有些一味暴露官场黑幕的“官场小说”。

在当今这个崇尚张扬（而不是“藏”）、追求暴发（而不是稳健的积累）、为了成功不择手段（而不是恪守“童叟无欺” 的诚信道德）的年代里，西方的遵纪守法意识和本土的“和气生财”的传统都受到了尖锐的挑战。从当年的“走私潮”到后来愈演愈烈的国有大型企业的“造假风波”，已经导致了空前的商业诚信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读当代的商界小说，一切都耐人寻思。

注释：

① 转引自钱钟书《管锥编》第3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00页。

② 古伯察：《中华帝国》，转引自沙莲香主编《中国民族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③ 利希霍芬：《独立种族》，转引自沙莲香主编《中国民族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

④ 高阳：《胡雪岩全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版。

⑤ 成一：《白银谷》，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简介：樊星，男，1957年生，湖北武汉人，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刘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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