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触电”
时间：2020-04-17 05:19:5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当代中国有许多作家以不同的方式在“触电”，文学与影视的互动共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和影视生态环境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和触目的现象。本文旨在探讨哪些作家在“触电”？他们是如何看待影视对文学的介入？以及影视对文学传播的影响及存在问题。
［关键词］文学；影视；改编；传播影响
美国文化学者丹尼尔·贝尔在其著名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曾说：“当代文化正在变为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作为当代文化中最突出的“视觉文化”的代表——影视，在20世纪90年代后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传播影响也是“千真万确”的。
谈到当代电影对文学的传播影响，人们自然首先想到张艺谋。的确，张艺谋在20世纪80、90年代的一系列走红的电影如《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菊豆》等都是改编自当代著名作家莫言、苏童、余华、刘恒等的小说。由于电影的传播覆盖面远比小说广泛，上述这些作家的小说一经电影的改编后，立即为更多的大众读者知晓，这既大大增加了他们的知名度，同时也带动了他们作品的热销和畅销。于是，有人认为是张艺谋捧红了这些作家，但张艺谋本人不这样看：“首先得这么说，我是得力于很多优秀作家的原作，写得很好，所以才有很多好的电影出现，不应该倒过来说是我捧红了他们。这个就显得不公平了，但是有一点是一种现实，由于电影这样一个媒体，它对于广大观众的影响力比较大，它的影响力比文学大，可以说这些优秀的作家像刘恒、莫言、苏童通过跟电影的合作，提升了知名度。这是因为电影本身媒体的作用，并不是我的作用。这不是意味着作家靠电影出名，他们本身就是非常好的作家。”张艺谋的看法更合乎事实和情理，如果没有好的小说供其改编，那么张艺谋也不会拍出那么多好电影来，从这个角度来看，也是当代文学“造就”了张艺谋。
90年代，有众多的中国当代作家“触电”，王朔、苏童、余华、莫言、刘恒、叶兆言、刘震云、铁凝、方方、池莉、史铁生、陈染、刘醒龙、李晓、张抗抗、周大新、叶辛、毕飞宇、朱文、述平、鬼子、东西、李冯、陈家桥、潘军、尤凤伟、杨争光、冯骥才、陈源斌、阎连科、张平、陆天明、梁晓声、周梅森、柳建伟、邱华栋、何申、赵玫、海岩、石钟山、张宏森、黄蓓佳、二月河等作家有一部或多部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作家们除了自己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外，还直接参与影视的改编或任编剧、导演工作。1995年，由作家杨争光的“长安影视公司”召集，当时文坛正走红的贾平凹、苏童、余华、叶兆言、格非、刘毅然等11位作家集体创作了22集电视连续剧《中国模特》，虽然由于作家们对影视剧本的创作规律还没有很好的掌握，从电视剧本身来看，是不成功的，但这件事的意义和价值不能仅从这个剧作本身来分析。我们还应该看到这是一个“信号”、一个“姿态”，它表明，当代作家已经不仅仅满足于被“影视”改编，而是主动、自觉地参与到“影视”创作中来。后来，像杨争光、述平、朱苏进、刘毅然等人在90年代后把主要精力就用于编剧或改编， 这对中国影视剧本的创作决非一件坏事。当代作家或主动或被动地介入到影视中来，他们对影视的认识和态度也有“先觉”与“后觉”之分。
王朔是最早“触电”的作家之一，他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红大紫”不能不归功于影视对他小说的传播影响。1988年被电影界称为“王朔年”，他的四部小说《顽主》、《轮回》、《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大喘气》被拍成了电影。而90年代初，他参与编剧的《渴望》更是风靡大江南北，其后还有《过把瘾就死》、《动物凶猛》等小说被搬上银屏。王朔还主动与另外11位作家创立“海马影视创作中心”，是我国当代作家自觉主动介入影视产业最早的一个人。他对影视传播影响的认识是：“我觉得，用发展的眼光看，文字的作用恐怕会越来越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最强音，影视就是目前时代的最强音。”王朔的观察是敏锐和准确的，90年代是大众文化和视觉文化主导文化的时代，而影视又是大众文化和视觉文化的代表，自然成了当时“时代的最强音”。
刘恒也是一个较早和主动介入影视的作家，他说：“作为一种现代的表达方式，电影已经成为一种越来越重要的艺术，到了21世纪，作家的声音会越来越小，现代的传媒工具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仅仅依靠文字本身来传递信息是远远不够的了。所以，作家没有理由孤芳自赏。我觉得现在的电影、电视剧之所以不是令人很满意，是因为一大部分很有才华、艺术天性比较高的人没有介入到这里面来，没有被市场所接纳，一旦这些人都介入到这当中来，他们所具有的丰富的创作思想和丰厚的艺术准备会推动艺术向前发展，会使电影、电视剧的艺术层次更高一些。”刘恒对于影视这样的现代传媒在当代影响力的认识是与王朔持相同的观点，对作家介入影视则持积极的态度，而且由他任编剧的电影《菊豆》、《秋菊打官司》也都获得成功。他的成功鼓舞了更多的作家走近影视。
同样有多部作品被影视改编，并多次参与编剧的刘震云在谈到一些作家对影视持比较轻蔑的态度时，表白道：“从我来说没有。但是的确有一些作家认为电影和电视是一种比较通俗的东西，觉得和文学有一段距离，但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肤浅的看法，说明这个作家对影视并不知道多少。我非常讨厌一种这样的人——像一只非常爱惜自己羽毛的孔雀，他们经常在日常生活里也显示出一种庄严感、神圣感、崇高感——我觉得他们对自己的职业喜欢到了病态的程度。”在2003年，他与冯小刚合作编剧完《手机》接受记者采访时，再一次表明自己类似的态度：“自己的东西要自己吆喝！国内凡是有名的作家，你随便想一个，都有影视作品！许多作家都是通过电影让人们知道的！生活在变，过去卖豆腐挑着担子，一边走一边喊：豆腐！现在卖豆腐开着拖拉机，用小喇叭喊：豆腐！豆腐！人们现在更依赖影视剧而不是小说，如果不认识到这个现实就会很麻烦，恐怕会很酸——陈腐。”
相比较刘恒所说的“作家没有理由孤芳自赏”，刘震云的话有些过激，但所幸的是像这样自恋到“病态”的“陈腐”作家，对影视持“轻蔑”态度的当代作家，已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都明白“影视”对自己作品的传播，“好处”是明显的。就像余华说的：“对我而言，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只是一个收入的延伸。不过，影视对小说确实能起到巨大的宣传作用，原先不知道你的读者，看了电影、电视可能就来买你的书，就关注你的作品。”既能获得一大笔改编版权费，又能起到“巨大的宣传作用”，作家们有何理由“孤芳自赏”呢？
有一些作家一开始也会考虑到影视对小说的改编如果不成功会给自己的小说带来负面影响，尤其是那些本已畅销的小说，但最后他们还是想通了：与文字的传播相比，在当代这个“视觉文化”时代，人们更乐意接受“影像”的直观形象。如果一个作家试图扩大自己作品的影响力、受众面，被影视改编是再好不过的途径了。如陈忠实在《白鹿原》被改编成秦腔、陶塑和连环画后，起初他还顾虑改编成影视会不会成功，但最终还是决定：“再也不能拖下去了”、“包括许多世界名著的改编，也不无遗憾。我作为小说作者，不能不关心，但管不上……，比起任何形式的改编，影视无疑是最好的形式，如果把电影和电视比，最好还是电视连续剧……我也寄希望未来的导演，能给读者一个直观的形象，对作品的体现和传播都有好处。”
池莉的小说在90年代一直很畅销，开始她对自己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并不在意，她说：“小说的好坏与电影的好坏没有太大关系。电影再好也是导演的，不是作家的。电影拍砸了，那也绝不等于小说不好。我的小说与电影的关系到目前为止仅仅是金钱关系。他们买拍摄权，我收钱而已。”但是，自从她的小说《来来往往》在1998年被改编成电视剧后，轰动一时，她的观念就渐渐发生了改变。2000年伊始，池莉第一次尝试电视剧本，创作了电视剧《口红》，后来还将该电视剧改编成了同名小说。池莉说：“我是从小就迷恋文学的。我从来都认为只有文字才可以表达一切。现在我不这样看问题了。现在的高科技空前发达，电影艺术运用高科技把时间、空间、现实和想象统统糅和在一起，它随心所欲地运用光线、色彩、音响等各种各样的效果，再加上当代影星个性化的表演，现在的电影更有巨大的表现空间。与之相比，文字的表达有它相对的局限性。”像池莉这样的畅销作家一经“影视”的扩大影响，就如海岩一样，在小说和影视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小说畅销——改编后轰动——小说更加畅销。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当代作家们对影视的介入不仅越来越普遍，而且越来越主动、自觉。大多数的作家对影视改编文学也比较多地持欢迎和肯定的态度。当然,也有少数作家对文学改编成影视持否定的意见和态度，比如张抗抗，对自己的小说《情爱画廊》被改编成20集电视连续剧就颇为不满：“我的原作与剧本改编有很大的分歧，他们改得太匆忙，没有和我认真磋商。当然改编可以丰富原有的情节，但要看是否符合原著精神。我的原著精神是对人间真爱的颂扬，相当于‘正剧’，那是作者确立和倡扬的东西，而剧本却改成了悲剧。悲剧是揭露和撕碎，是失望和破灭。剧本与原小说完全不同，造成了与目前大多数影视作品的重复和趋同。”张抗抗的不满也不无道理，文学与影视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艺术，所遵循的艺术创作规律自然不同，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必然要丧失掉一些纯粹的文学性的东西，同时还要加入一些画面和情节性、戏剧性强的东西，当然如果改编者不负责任完全违背原作者的小说精神胡编乱改，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对原作者的一种不尊重。相比较张抗抗“温和”的不满，作家赵凝却异常偏激，在一次文学嘉宾节目访谈中，赵凝说：“我对目前的影视改编实在是有些不信任，那些叫做‘编剧’的人，大都是临时凑起来的路边游击队，他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古代的、现代的、破案的、言情的，只要给钱，什么都能写，凑够了字数就交稿，稿子通不过就改一遍，再通不过就再改，直到把投资方看烦了为止。每一部小说都有它自己的魂，而影视改编大多制造出一些没有灵魂的东西，是把小说的外壳剥下来，再把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抽出来，在这个基础上注水、注水、再注水，电视连续剧大都是一堆多次注水的注水肉。由小说改编成戏剧的过程，应该是一次重新燃烧的过程。而目前市面上流行的把小说原著改成影视剧，完全不顾原作者的意愿，强行进入，胡乱改编，无异于一次精神上的强奸。”无疑，赵凝的观点是比较偏激的，尽管在对作家作品的改编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但有的是改编的客观需要，有的也确实是曲解甚至是歪曲作品原著的精髓，但像这样极端地完全否定影视的改编态度也是不理性的，甚至可以归入到刘震云所嘲讽的那一类“病态”和“陈腐”的自恋作家之列。
如果我们单从影视这种现代传媒对文学的传播影响和作用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仅会认为影视与文学的互动共生、相辅相成，对双方都有益，而且在一个“文学渐渐失却轰动”的时代，通过影视带动文学产生新的“轰动”，让作家被更多的人知道，让文学作品被更多的人阅读，这对文学的发展来说，绝对是一个值得肯定和鼓励的方向。就像作家陈村所说的：“这应当是一种好的现象。作家多参与剧本创作，改小说为剧本，这也会逐步提高剧本创作水平，这是在以前所没有的。另外作家也让自己的作品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影响，获得了更多的读者、接受者。”当然，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文学借助影视扩大了传播的效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当然应该感谢影视传媒。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影视传媒的发达不啻为文学书写的危机。”这种观点还是辩证的，比如“有的小说家的小说写作，完全遵从了影像叙事的法则，迎合影视的生产逻辑，看上去是为影视编导度身定制，写出的小说与影视的分镜头剧本仅有咫尺之遥。” 这就完全违背了小说创作的宗旨了。对此，作家苏童就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我的作品改成电影的比较多，但对我的创作没什么影响。我写小说之前不会考虑能不能改影视。专门为影视而写的小说，我认为是不能成功的。”贾平凹也持类似的观点：“不是说文学改编影视剧不好，有了影视剧以后，出版社是好操作了不少，同时也扩大了影响。但这是创作以后的事，创作的时候我不会去想能不能改影视。我想的是，作品里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能不能传达精神，唤醒些什么，我会去寻找一些形式，但这些形式主要是为了表达我内涵服务的。”所以，小说是小说，影视是影视，二者在创作时应遵循自己的创作规律。
[参考文献]
[1]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156页.
[2] 张英.《文学的力量——当代著名作家访谈录》.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80页、98页.
[3] 沈苇、武红编：《中国作家访谈录》.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7年，第215页.
[4] 池莉.《信笔游走》，《当代电影》.1997年第4期，第88页.
[5] 耿翔.《陈忠实坦言改编〈白鹿原〉》，《中华读书报》2001年8月8日，第13版.
[6] 陈霖.《文学空间的裂变与转型》.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9页.
[作者简介]陈尚荣,男，南京理工大学副教授、博士；王列，男，河北师范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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