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鼐调和的别样滋味

王鼎钧是台湾著名作家。他一生致力于文学创作，涉足小说、散文、剧本、评论等多个领域，尤以散文成就最高。早在1977年，王鼎钧即入选台北版《中国当代散文十大家》；1994年，王鼎钧又被列入“当代台湾十二大散文名家”和“当代新十大散文家”。近年来，随着两岸文化交流的频繁与深入，王鼎钧的散文亦得以在大陆出版，版本繁多，颇受读者好评。大陆学者楼肇明认为：余光中和王鼎钧二人“共同完成对现代散文传统的革新，奠定了坚实稳固的基础”，但与余相比，王鼎钧的散文“意境更为深沉博大”。无论是文学评奖、出版发行还是权威学者的评价无不表明，王鼎钧的散文已日益步入文学经典之列，值得我们深入解读。

然而现存文学史中，对于王鼎钧散文的研究往往局限于他那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情结。作为文学评论的一种观察视角，这当然无可厚非，对于王鼎钧一些作品的解读也较为贴切。如散文《那一方阳光》、《哭屋》、《红头绳儿》等篇什，诗性的语言与意象中凝结着浓得化不开的乡愁，至今读来仍令人心灵震撼。但越是出色的文学作品越蕴涵着广阔的阐释空间，它们往往在不同时空中随着读者阅读视野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面貌。乡愁的确是王鼎钧散文所表达的重要母题之一，但对它的阐释若局限于此则难免过于单薄。王鼎钧散文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不仅在于他的乡愁书写沉郁顿挫以情动人，更是源于其背后潜藏的丰厚文化传统。王鼎钧一生“经历过七个国家，看过五种文化，三种制度”，不仅有着丰富的人生阅历与生命体验，更领略到多种文化传统的冲击与熏陶。他将这一切付诸笔端，融入自己的散文创作。小而言之，开阔了其散文的文化与审美境界；大而言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转换道路。

散文教化的现代内涵

大凡一个功底深厚的作家，其血液中总是流淌着多种文化传统，冲突、交融、互相驳诘又相互补充，这使其往往能够跳出单一文化的桎梏，从多元视角去审视周遭世界，从而使自己的作品展示出浑厚高远的文化意境。王鼎钧即是其中的一个典例。

王鼎钧1925年出生于山东兰陵。彼时齐鲁大地上懦风浓郁，兰陵更“满眼是孔孟的信徒”。王鼎钧虽然接受了新兴的小学教育，但战争伊始，官立学校立刻停办，私塾又纷纷成立起来，这为王鼎钧提供了系统学习旧学的机会。他曾跟王氏家族的最后一位进士衍公的儿子疯爷研习唐诗，从中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魅力，接触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尽管他后来不断地迁徙，出入不同的文化空间，但早在幼年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即已深入王鼎钧的血液和骨髓，成为他感观其他文化的思想底片。他的散文，无论是审美理念还是整体风格，无不流露出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化烙印。

他始终坚持文学的教化功能。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文学的教化功能非常重视。《论语·八佾》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因此，自孔子起，“尽善尽美”、美善合一即成为我们民族审美也是评价文学作品的主要标准。及至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毛诗大序》依据当时的社会现状更进一步明确了“善”的具体内涵，即文学应当为统治阶级服务、起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用，这一界定随之成为数千年来传统社会评价文学社会功能的主流规范。

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启了中国文学的新篇章。虽然，许多新文学先驱者莫不坚持文学启蒙，隐含着以文学教化大众的思维模式，但具体到文学创作的门类，尤其是散文，却无疑更推崇那些自由抒发性灵的作品。讲求教化功能的散文常常会因文以载道或者僵化倾向而受到质疑，这一点从学者们所确立的现代散文典范中可见一斑。王鼎钧却知难而上，追求文学的教化功能，挑战现代散文的潜在规范。他说：“作家的遭际、见闻、思考，都是上天给他的讯息，作家接收信息，‘译’成文学，纵不能参化育也要尽善美，纵不能尽善美也要求善求美，在有限的善美中表现无限的天机。”“参化育”、“尽善美”显示出他的创作追求，从内在思维上来讲反映的乃是传统的诗教观。“尽美”是为了达到“尽善”的目的，通过艺术作品美的共鸣唤起个体向善的道德觉醒，从而达到文艺的教化功能。

王鼎钧曾用“胎生”和“卵生”来比喻文学创作的两种过程。所谓“胎生”乃是由内而外，是作者情感的自然流露，是郁于中而泄于外、不得其平则鸣的产物；“卯生”则是作者源于社会使命感而将抽象的理念转化为具体感性的作品，从而起到化育社会的教化功能。王鼎钧的散文有“胎生”者，如散文集《情人眼》中的篇什，情感流溢、思绪跳跃，宛若优美的音符；亦不乏“卵生”者，最典型的是他创作于早期的寓言型散文集《人生三书》系列，以短小精悍的故事蕴涵丰富的人生哲理。然而，王鼎钧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突破了古代传统文化中文学依附于政治伦理的创作倾向，在台湾1950、1960年代政治挂帅的社会大环境下，与当时国民党官方倡导的“战斗文学”保持了距离。《人生三书》系列散文中，王鼎钧深入浅出、言近旨远，熔炼丰富的人生体验，以极为诚恳委婉的姿态将人生的智慧传达给读者，“给读者娱乐、给读者知识、给读者教训”，成为许多青年成长道路上的指路灯，从而达到提升人类道德的艺术境界。同时，也正因为超越了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从幽微的人性出发，了悟于日常生活的瞬间，《人生三书》才具备了一种永恒的艺术魅力。

二　直面现实人生的阳刚之美

王鼎钧的散文承继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阳刚之美。大陆学者楼肇明的评价至为中肯，那汪洋恣肆、突兀峥嵘的想象力与排山倒海、阅兵方阵般驾驭文字的能力使其散文拥有泰山日出、雷霆万钧般的阳刚之气。其实，作品的风格源自作家的气质修养，也是作家精神底蕴的最好标识，王鼎钧散文阳刚之气的形成与他刚健充实、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密不可分。

“人生三书”系列包括三个散文集：《开放的人生》、《人生试金石》、《我们现代人》。在这些寓意深刻的短小故事中，他告诉读者，要奋进不息：“光阴是不会停止的，既然如此，我们也要使品学日有进境，不止不息，这才是一个充实而圆满的生命。”(《开放的人生·三种成长》)“奋进是道路，苟安是峭壁，懒惰是墓穴。”(《人生试金石·记得当时年纪小》)“跑道为什么划得那么窄?因为他是属于你一个人的，所以你要勇猛精进，勇往直前。”(《人生试金石，你的跑道》)这种法天地万物、积极奋起的态度令人回想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的古语；他又说“我们无法改变气候，但是我们可以锻炼体魄。”(《开放的人生，炎凉》)“逆流来时，不要犹豫，迅速地面对它，坚决地迎接它，勇敢地冲破它!只有如此，才有生存的机会。”(《开放的人生‘看鱼》)“处逆境需用开拓法”(《开放的人生，迎接挑战》)这种在逆境中磨练自身意志的思想似乎更是孟子主张的千年回响：“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

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章句下》)。

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作为主流的儒家文化一开始就注意到这种刚毅进取的人生观。孔子讲到“仁”时曾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在“进”与“止”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进”而不取“止”：“子日：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论语‘子罕》)这种品德更表现在孔子自己一生的道德实践中：“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日：‘女奚不日，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矣。”’(《论语‘述而》)孟子进一步将这种道德主体的人格之美发扬光大，以充塞天地间的浩然之气培之育之。《周易》的最大贡献则是将这种人生观与天道自然相合一，天道循环无止无息，所以人亦当自强不息，努力向上。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竞争异常激烈，王鼎钧的散文承袭中国传统文化乐观进取的精神，既为现代人应对外在环境提供了信靠的精神理念，亦是将传统文化中仍具现代意义的精神资源发掘出来，重新熔铸而发扬光大。

然而，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上坚守“中庸”的审美原则，呈现为一种乐感文化：“它将人的整个心理引向直接的昂扬振奋、正面乐观进取的同时忽略或者有意回避现实生活中的黑暗、罪恶、恐怖、悲惨等等负面的领域，总是以大团圆的结局来安慰甚至麻痹受伤的灵魂。”从小生活于大家族中，看惯了母亲所受的苦难，又躬身体验到战争的残酷，王鼎钧感触良多。他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张扬的积极乐观的精神，但对整体上粉饰太平的文化弊端则深恶痛绝。他说：“文学是文化中的一种平衡。历史写大人物，文章写小人物。宣传写光明面，文学倒要表现阴暗面。”许多描写故乡生活的散文中，王鼎钧固然寄托着极为浓厚的乡愁情感，但他并未因此而美化故乡的一切风土人情，而是直面现实人生，对其予以冷峻犀利的揭示与批判。散文《哭屋》一方面描写故乡进士第的书香门庭，另一方面却将更多笔墨转向了那为科举所束缚而最终湮灭的个体生命——二先生，吟吟不止的哭声将科举体制的“吃人”揭露得淋漓尽致。回忆录《昨天的云》则用冷静的笔触描写故乡婆婆驯服小媳妇的风俗：婆婆百般虐待媳妇被看做理所当然，小媳妇若不堪忍受而寻死则是自己想不开。司空见惯的风俗背后隐藏的是冷漠的国民性。有时候王鼎钧挖掘人性中的邪恶与残忍，其极致处令人惊悚。散文《敌人的朋友》中写到战争时期特殊的刑罚“栽人”。“栽人”的时候，犯人自掘坟墓，被埋到只剩头部。渐渐的，“头就浮肿了，膨胀了。他渐渐不能呼吸，血液向头部集中，一张脸变成弹指可破的气球。他的嘴唇向外翻转，舌头拖得很长，舌尖沾土，眼珠从眼眶中跳出来，挂在鼻子两边”，紧接着会有一个“专家”来做最后漂亮的—击：

“他的工作是，最后在那颗摆在地面上的头颅顶端找一个标准的位置，猛敲一下。他敲的不偏不倚。不轻不重，恰好在上方造成一个小洞。走投无路的血液，从这里找到出口，一条红蛇窜出来，嘶嘶有声。只要这个专家不失手。血液会从小孔里先抽出一根细长的茎，再在顶端绽一朵半放的花。死囚提供了最后可观的景色之后，红肿消褪，眼球又缩进眼眶内。群犬一起涌上，人们则向相反的方向走散，一面走，一面纷纷议论，称赞最后一击的手法干净利落。”

整个“栽人”的过程描写得干净、利落、细致、冷静，其间既有精彩的表演者，又不乏热情的看客，甚至还有一群慕腥而来的野狗。暴力在王鼎钧笔下演化为一种奇观、一种美景，仿佛一面镜子，将人性的丑恶反衬到极致。所有这些无不是传统中国的子民，然而传统散文或者追求文以载道，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服务；或者注重抒发性灵、讲究和谐冲淡，哪里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王鼎钧却要肆意地将其揭示出来，予以无情地批判。一种民族审美心理的形成端赖其传统文化的孕育与熏陶，王鼎钧的散文故意拂逆以和谐为美的中国传统审美心理，正是试图以此揭露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警醒民众，引起疗救的注意。

三　文化调和的努力与创新

新文学运动以来，为了启蒙民众，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五四”先驱者们纷纷举起种种文化大旗，揭露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因此，我们的文化建设中从来不乏“破”的实践，后来甚至发展成为一种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传统。矫枉过正的文化姿态在新文化形成初期自然无可厚非，我们需要凭借“破”的力度来攻破旧文化中的那些顽固堡垒，然而，揭露弊端、破除旧制后又当如何?

无“破”即无“立”，但只“破”不“立”的文化姿态同样要不得，它是虚无主义的渊薮，我们何能指望在精神废墟上培育深沉阔大的灵魂?所以，我们更需要以“立”的耐心来重塑我们的精神之本。作家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为一些具体的人生问题提供解决办法，但从人类本体的角度来讲，个体应该如何面对生命中的苦难，如何使人类的救赎成为可能，却是每一个悲天悯人的作家无可回避的难题。王鼎钧意识到，要实现文学教化的宏愿、令现代的读者有所教益，仅仅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远远不够，以现代的眼光有“破”有“立”、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方是一种创新的文化建设姿态。

基督教文化正是王鼎钧重建文化中借鉴的便利资源。早在明末清初，基督教文化就进入了山东地区。随着西方列强的一次次侵华战争，基督教在山东的传播取得了长足发展，其足迹亦延伸到王鼎钧的家乡。传教士们一面兴办学校、积极赈灾、创建各种医疗机构等为当地的百姓服务；另一方面又以懦解耶，宣扬基督教义和儒家文化的相通之处。种种“利民”措施的实行以及对基督教文化的“误读”逐渐减少了人们对“洋教”的反感与敌意，基督教文化慢慢渗透到当地百姓的精神建构中。王鼎钧的母亲即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封建大家族的传统生活使其备受压抑与磨难，她无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到精神救赎的力量，却在基督教文化中发现了崭新的生存价值与意义。

母亲的遭遇和基督信仰对王鼎钧影响极深，一方面促使他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另一方面又从基督教文化中寻求可以矫正这些弊端的文化资源。在王鼎钧看来，唯有基督教文化才具有彻底救赎人性的力量，它教人博爱、谦卑以及圣洁的思想，可以助人为善、提升人们的性灵。王鼎钧早年曾从事校对工作，错字的校不胜校使他体悟到人的生存境遇：“人是犯错的动物，人不能自我完善，人需要宗教的救赎。”因为即使有心为善，但是“你的行为，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种瓜得瓜是瓜田的经验，很难普遍推广。人，即使是为善，也时时处处留下沉淀物，所以，尽管文明进步千里，人类的处境和远景依然黯淡。于是需要救赎”。而没有神的救赎，没有彼岸价值的观照，比如美育、比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恕道，虽然同样可以教人为善。却无法将这善进行到底，因为纵然是孔圣之仁，也只可以直报怨。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现实性、功利性的一面，使得为善不能长久，为善的价值需要另一种超世俗精神资源的肯定。基督教文化的博爱思想乃是建立在“上帝爱世人”的观念上，基督徒为善不是施舍、要求回报，而是谦卑柔顺地为上

帝做工。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犹向上帝请求饶恕伤害他的人，他是上帝为世人树立的楷模。正因为有了上帝这一超然的参照体系，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才有了超越世俗与功利的一面，成为彻底救赎人性的精神资源。

不过，基督教文化毕竟源自异域，与中国传统文化分属不同的文化系统。王鼎钧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珍视中国传统文化，对基督教文化的借鉴不是生搬硬套、生吞活剥，而是弃其俗套、取其精义，处处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印证。他的散文集《心灵与宗教信仰》多方譬喻、娓娓而谈，在基督教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穿梭自如。

他或者积极发掘两种文化的相通之处，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求同存异，有取有舍。比如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没有上帝这一至高无上的参照物，却同样存在感恩思想。中国人“不一定信教，可是他知道谢天、谢地、也谢眼前的人”。相较之下，基督徒将所有的功德归于天恩反倒不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受人滴水之恩以涌泉相报的民间思想。从感受上帝的恩德延伸至对先贤、祖宗、父母甚至普通人的感恩，王鼎钧的关注兴趣由彼岸世界转向现实世界，于世间伦理道德关系中寻求精神的慰藉，这一创造性的感恩思路显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注重现实人生的底色。

他又或者以基督教文化为参照，重新镀亮传统文化中许多被忽视的精神资源，从而将基督教文化自然而然地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古代送子娘娘的传说原本只是寄托了人们求子的美好愿望，经他阐释却展现出新的精神内涵。他认为，送子娘娘与耶稣有某些相似之处：耶稣是用死来为世人赎罪，送子娘娘自己没有孩子却保佑世人早生贵子，两种传说中都包含基督教的精义——爱人。

也正由于吸收了基督教文化的博爱精神，王鼎钧的散文才能直面现实人生的悲苦、剖析人性的阴暗而不陷入虚无，那种种人类罪恶或者苦难遭遇的背后其实有一双深沉悲悯的眼睛。描写罪恶是为了彰显上帝启示的必要，渲染苦难才能凸显灵魂的需要救赎。现代许多作家从人性中寻找兽性，王鼎钧则是从兽性中寻找人性，从人性中寻找神性。他说：

“人性是非常复杂的，是丰富的、矛盾的。音乐家只管往上走，文学家却是往下走，走到底，再冒出来，冲上去。他一路上把那些复杂、矛盾理出一个头绪来，开出一条路来，最后，音乐家能到达的境地，他也能到达，或者几乎到达。很可能，音乐离上帝最近，美术离上帝稍远，文学离上帝最远。文学家向上帝招手，美术家与上帝握手，音乐家与上帝挽手——牵手。音乐是上帝的语言，美术是上帝的手巾，文学是上帝的脚印，我们顺着脚印寻找上帝，想象上帝。”

在王鼎钧看来，作家应该如何接近上帝、如何最终贯彻其教化民众的社会功能，最好的方式莫过于罪恶——救赎的文学构架。文学家在杂念纠结中想象圣洁，在罪恶叙述中仰望救赎，重要的不是寻找的结果，而是主体心灵追寻的过程。唯有如此，文学才能提升读者的性灵，为人世有所补益。他的散文集《随缘破密》效法了《圣经》的结构，开卷似创世纪，终篇似启示录，中间历经纷纭世相。在展示了人间种种险恶生相之后，王鼎钧说，我们仍需以道德作为最终的盔甲。

值得一提的是，王鼎钧虽然是一个基督徒，但他却说：“我觉得宗教信仰是混血的，佛徒心中不止有佛，耶徒心中不止有耶，儒释道耶俱在，你我每个人自己调一杯鸡尾酒。”由此看来，与其说他把基督信仰看做一种宗教，毋宁说他只是将其作为文化的一种。在重塑现代人的精神底蕴

“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兰的花／……你的眼睛省略过／病树颓墙／锈崩的铁栅／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向着没有被污染的远方／出发……”

——舒婷《童话诗人》(1980)

过程中，王鼎钧的本意也许只在调和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为现代人提供足以依赖的人生价值资源，但他所执着坚守的中国文化本位却使其创作事实上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革新。因此，王鼎钧散文经典地位的形成，不仅源于其文学审美层面持续的探索创新，更是由于它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继承与革新，对其现代转化产生了深远的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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