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与中国古典哲学
时间：2020-04-22 05:18:2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一
一九○五年，托尔斯泰在给一个中国人的信中写道：“很久以来，我就相当熟悉（当然，大概是非常不完全的，这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说是常有的情况）中国的宗教学说和哲学；更不用说孔子、孟子、老子和他们的著作的注疏（被孟子所驳斥了的墨翟的学说，更特别使我惊佩）……”(注1)翌年，即一九○六年，他在给另一个中国人的信中，再次写道：“中国人的生活常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曾竭力要理解我所读到的一切，尤其是中国人的宗教的智慧的宝藏：孔子、老子、孟子的著作，以及关于他们的评注。我也曾探究过中国佛教状况，并且读过欧洲人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注2)
托尔斯泰，一个以其不朽名作《战争与和平》以及《安娜·卡列尼娜》而闻名于世的伟大艺术家，为何又要研读那么多中国的古籍呢？这是因为，托尔斯泰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同时还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他不仅创造了不朽的艺术杰作，同时还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学说。被后人称之为“托尔斯泰主义”的学说，与中国古典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托尔斯泰从未承认过他对建立学派有兴趣，但历史已经表明，他的影响无论在俄国还是在全世界，都已远远地超出了文学的范围。
那么，在我们主要是谈论文学影响的时候，为什么要提到这种非文学的影响呢？甚至还要提到托尔斯泰与中国古代宗教哲学的关系？这是因为，不了解思想家托尔斯泰，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艺术家托尔斯泰；同样，不了解托尔斯泰对世界的非文学的影响，也就不能真正了解他的文学影响。美国比较文学家约瑟夫·肖曾就这种非文学影响的重要性写道：“某些作家，甚至某些文学运动，可能对社会或其大部产生一种非文学的或者文学以外的影响。例如，伏尔泰、拜伦，或者托尔斯泰的思想、行为甚至于服饰，在当时或以后的各个社会中都可能有广泛的表现。这种社会行为可能有助于一个作家的社会意识的形成，而这个作家与那个外国作家的作品未必有直接的联系，但是，他却可能在文学中表现出这种社会意识。”(注3)肖的这些话不仅合乎托尔斯泰对他人的影响，同样也合乎托尔斯泰本人所受到的影响。而中国古典哲学，恰恰就是托尔斯泰所受到的外来影响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与托尔斯泰整个思想方式以及思想倾向联系在一起。
为了阐明中国古典哲学究竟对托尔斯泰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必须先从客观上考察一下中国古典哲学的一般特征。
中国古典哲学以儒、墨、道三家为主。关于这三家，钱穆曾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注4)一书里总论道：“继孔子而起者有墨翟。……墨翟言兼爱，与孔子言仁不同。孔子言爱有分别，朱子（熹）言仁者爱之理是已。兼爱则是一无分别爱，故曰：‘视人之父若其父。’既不主分别，乃亦不言礼。……而后起儒家言礼又有主张大同者，则在儒家思想中渗进了墨家义。……儒墨之后又有道家。兹据老子为说，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特举道与名两词，其实即据儒墨之所争而言。不通儒墨，即无以通老子。老子又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始也。’此处老子所用道德仁义礼各词，皆承儒家言，而意义各不同。又老子此处反礼则同墨，是则儒墨道三家，在当时实同具共通性，一贯性，而亦并有其和合性。”钱穆以为先有儒，后有墨，再有道，这种先后次序在中国哲学史上并未论定，当有别说。但是，他认为儒墨道三家有其共通性、一贯性以及和合性这一点，却很有见地。然而，这种共通性、一贯性以及和合性，究竟是什么呢？钱穆仅举出了用词方面的联系，似乎还不能令人满意。
但是，若从现代比较文化学的观点来看，这一问题也许可得进一步的阐发。
比较文化学以认识论为出发点，大体区别出两种主要的文化心态，即所谓的WONDER心态和CONCERN心态。前者大体可翻译为“求知”心态，后者大体可翻译为“关切”心态。但是，“求知”和“关切”并未将WONDER和CONCERN两词译尽，为了免于误解，以下拟用原文并先作一点解释。
WONDER心态和CONCERN心态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WONDER心态里，主体与客体是分立的，甚至是对立的，即主体永远是主体，客体永远是客体。客体不仅是主体的认知对象，而且是“超越”的对象，也就是说，客体尚未被主体所认识，而且客体与主体之间有着一定的距离。由于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客体对主体便有一种引力，招引主体去探索客体。在主体探索客体的过程中，客体对于主体来说是相对绝缘的，而在主体的意识状态中，客体便构成其认知世界的全部。在这种心态里，主体所追求的问题只有一个，就是：“它（即客体）是什么？”至于客体是否会对主体不利，是否有益于世道人心，本身是美是丑，主体一概不管。只要能解答“客体是什么”这一问题，WONDER心态的历程便告完成。
相反，在CONCERN心态里，主体与客体不取对立关系，也就是说，主体不完全把客体当作客体。在这种心态里，主体可能把客体当作共主体（co-subject），有时也把主体自身当作共客体（co-object）。在主体的意识里，主体自身是与客体休戚相关的，换普通的话来说，就是：“设身处地”，即主体并不关心“客体是什么”，而只关心“客体将怎样”。而当主体认定了“客体将怎样”之后，CONCERN心态的历程便告完成。
换言之，由于在WONDER心态里，主客体是对立的，主体对客体是纯粹的“旁观者”（spectator），并不“参与”（commitment）或者“卷入”（involvement）。反之，由于在CONCERN心态里主体与客体之间并不存在心理距离，而是与客体“共存亡”的，因此势必“参与”或“卷入”到客体中去。
当然，无论是WONDER心态，还是CONCERN心态，两者之间并无高下之分，而且在人类生活中每每是相互交叉着的。但是，这两种心态在各民族文化中所占比重不同，从而使各种文化呈现出不同的趋向。一般说来，西方民族，尤其是十八世纪以来，其WONDER心态表现得特别发达；而东方民族，则明显地偏重于CONCERN心态。前者导致科学精神的确立，因为科学要求主体对客体进行冷静的、客观的审察；后者导致伦理精神的确立，因为伦理要求主体“设身处地”地“参与”或者“卷入”客体。
中国文化，作为东方文化的一大分支，其CONCERN心态特别发达。因此，要论儒、墨、道三家究竟有何共通性、一贯性以及和合性，就得从文化的总特征上加以考察。我认为，这三家的共通性、一贯性以及和合性就在于它们都基于共同的文化心态——CONCERN。无论是儒、是墨、是道，都是一种伦理体系，而不是科学体系，它们都偏重于人的行为规范，而不在于审察人的行为特点，换句话说，都旨在于教导人应该如何做人（“客体将怎样”），虽然它们各自的中心点可能有所不同，在儒家曰“仁义”，在墨家曰“兼爱”，在道家曰“无为”，等等。
至于佛教，若以比较文化学的观点而论，其CONCERN心态同样表现得十分发达，其对人的行为规范甚至比儒墨道三家更为严格。当然，作为宗教，佛教还有一个较为复杂的本体论问题，在此不便赘述，我们关注的是从佛教中演化出来的伦理。宗教以救人救世为本，就这一点而言，任何宗教都具有极重的CONCERN心态成份。佛教当然也不例外。
从以上大体辨明的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特征来看，我认为中国古典哲学，至少作为其中心体系的儒、墨、道、释诸家学说，俱为CONCERN精神——或者说伦理精神——的高度表现。(注5)
相关热词搜索：托尔斯泰，中国古典，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