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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死刑与死亡的馈赠

    时间:2020-04-22 05:19:5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德里达的伦理学关怀几乎成为他后期解构思想的核心,在那些对话和演讲中,他广泛涉及性别、动物、司法的公正性、死刑与死亡问题,在这些讨论中,德里达把解构的现实性推到更为直接的境地,其思想的锐利、深刻和老道也令人惊叹。德里达涉及的这些主题,可以看成是当代后现代的伦理运动,这是对传统伦理观念的深刻挑战,同时也是建构后现代伦理的激进方案。80年代的后现代还仅只限于哲学与文学领域,随后影响到历史学和社会学,这些都还是在学术领域进行的观念解构;当解构延伸到伦理学领域,其应对策略就具有现实性。这无疑极大可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当代社会将在其最尖锐的难题上经受解构的质问。尽管说德里达本人并不认可后现代的说法,更不同意把他的思想归结为后现代,他也表示只有在批判当代文化而找不到恰当的词汇的时候,才使用“后现代”这一说法。但他的思想一直就是后现代的理论的基础,如果我们依然不放弃后现代的词汇的话,德里达后期的思想无疑构成了后现代建构的最具有活力的思想资源(1)。德里达再如何“反”后现代,他也很难把他的思想与后现代及结构主义脱开干系。从另一方面来说,可以把德里达与后现代的关系进行更加多样化的阐释,他前期作为后现代的开创,而后期则倾向于对后现代纠偏,在这种语境中来理解可能更切合他的思想实际。

    一、 动物的目光与人的自传

    不管是动物、死刑还是死亡问题,德里达后期十分关注生命存在的权利。犹太教的“不可杀生”几乎成为他的伦理学态度的基本出发点。即使是动物,也有它的不可剥夺的生存权。对动物的关注,德里达显然不是在他晚期顺应后现代潮流才提出的观点。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他几乎从一开始就对动物有一种亲密的感情。他后来在《我所是的动物(更多随后)》(“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 (More to Follow)”)(2)一文中,曾经回顾了自己学术写作中对动物关注的谱系,那些家畜确实充斥于他的文本中。我们在《弗洛伊德与书写舞台》(3)和《白色的神话》(“White Mythology: Metaphor in the Text ofPhilosophy”)(4)中可以看到“蛇”的形象,《马刺》(5)中他也不断地谈到“马”,还有“伪善的狗”。《丧钟》(6)中有不断奔跑的来自西班牙的马、鹰,还有一些小公牛、绵羊、猪和驴也是他津津乐道的对象。《马克思的幽灵》(7)中那只诡秘的鼹鼠,尤为具有象征蕴涵的是出现在《友爱的政治学》(8)中的那只康德的“黑天鹅”。《割礼忏悔》(9)中那只鸟成为他的“朋友”。《绘画的真理》(10)出现奇妙的“+R”的“鱼”,《签名蓬热》中的燕子、虾、蚝都是一些有趣的小动物。德里达说,跟随这些动物,就是跟随我们自己,就是跟随他自己。对于德里达来说,关于动物的理论记忆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远远不像诺亚方舟,它更像一个有带着动物训练者的马戏团,有着他可怜的训练对象,弯着腰,列队而过。若干动物词汇仍经受着总是有它的主人骑在其背上的痛苦,列队而过。它会有人骑在它的脖子上,因此变得驯服、训练有素、受训的、驯良的、有纪律的、顺从的……”(11) 在德里达看来,迄今为止,在人类的语言中,人骑在动物的身上,人要使动物驯服,动物忍受着人类给予它的所有的压迫。

    德里达关于动物的论说丰富而庞杂,随时随地,不拘形式,不成系统,但后期他的观点显然已经相当明晰且有系统性。其主要的观点就在于,人在给动物命名时,也是在给自己命名。人是自己的动物,自己是动物。人如何对待动物,也就意味着人如何命名自己。这些观点集中地体现在《我所是的动物(更多随后)》中。

    对动物的理解始于注视,德里达追问说,我们是否在与动物对视的一刻意识到动物的目光?那是赤裸的目光,我们在看着动物,但动物也在看我们。但我们是否意识到那种目光的注视?确实,德里达的提问几乎是破天荒的,我们什么时候意识到动物的目光?德里达这里谈到的是一只猫,一只家养的猫。但是,人只有在面对动物的敌意时,才会注意到动物的目光,那是动物凶狠的目光。但是,德里达试图把人与动物放置在一个平等的地位来对视,在这样的情境中,动物是赤裸的,人也是赤裸的。这是在赤裸中的洞察,也就是人类在没有任何优越性的纯粹自然状态下与动物的对视。这就是他者的注视,就是朋友、家人、兄弟的注视。德里达让我们去思考这样的注视给人的自我意识产生的深刻作用:

    由于与某种无底的注视一起,与他者的目光一起,所谓的动物的注视给我的视域提供了人类深渊般的界限:非人或无人,人的终结,也就是说,去知道边界的通道,从这里人敢于宣称他自身,从而用他相信是自己在给予自己以名字来称呼自己。在裸体的这些时候,在动物的注视下,任何事情都可能在我身上发生,我像一个等待着启示的小孩,我是(/跟随)启示本身,也就是终结的最终和最初的事件,启示和审判。我是(/跟随)它,启示,我在它后面,在它的整个的动物-学之后奔跑以认同它。(12)

    德里达显然要在人与动物的注视中来重写哲学史中的动物话语,“动物”作为一个词,它不过是人建构的一个称呼,人给自己权力和权威以给其他生灵的名字。这项命名,不用说,浸含着人对动物的种种曲解、贬抑,甚至于污辱。这当然还不是在其现实性上对动物的虐杀,驯服,而只是在语言的层面上来看,在思想的范畴里来看。不管是动物学还是分类学,迄今为止,人类都没有真正平等正视过动物的注视,没有与它们的视线相交叉。尽管这些人无疑都看到、发现、分析、反思动物,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被动物看见的所见”。那么,什么是“动物看到的所见”呢?说到底,那就是人类在把动物作为平等友爱的他者时对自身的认识。只有认识到动物作为一个完全平等的生命个体,人的存在才是其所是,人才找到确切的内含。

    关于什么活着以及关于动物生命的人或者人的此在的这种自我定义,这种自身理解,这种自我定位:这就是德里达要质问的“人的自传”。(13) 按照德里达一贯的看法,“自传”是对自己生平的总结、评价和交待,“自传”也有如遗嘱,那是要对身后之事有所嘱托。人怎么写自己的自传,这取决于人怎么对待动物。显然,就目前来说,这份自传已经很不光彩。自古代以来的动物的祭祀,在现代,对动物的征服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德里达认为,即使在最中立的伦理学的意义上来说它可以被称作是暴力,某些暴力可以比做是最恶劣的灭种。对于德里达来说,并不只是停留在猛烈谴责的层面上,他要唤醒人们对于普遍生物的责任和义务,并且确切的是这种基本的同情,也许更重要的是,以严肃的态度看待这种同情,从而改变关于动物的哲学问题的基础。

    德里达考察了《创世纪》中上帝要该隐献祭的故事,作为农夫的该隐把谷种献给上帝,但上帝不接受,上帝更青睐该隐的弟弟亚伯的牲畜作为祭品。该隐把弟弟亚伯杀死了,给上帝献祭。这个过错对他来说是不可宽恕的犯罪,该隐的过失太重而不能承受,他选择了逃跑。在德里达的论说中,该隐的逃跑变成了动物一样的逃奔,对他的追逐有如追逐狩猎。德里达的这一思路倒是为奇怪的想象力所指引,目的是引出上帝对该隐的宽恕。也就是说该隐已经如动物一般逃窜,那就宽恕他,上帝要人们不要再伤害该隐。杀该隐上帝就要复仇,这也就是暗喻杀动物上帝也是要复仇的。

    德里达对《创世纪》和希腊神话的读解,目的在于清理出一个宗教和神话禁忌的起源中动物的形象和处境。德里达从中看到的是人最初的失礼(对上帝的失礼而造成的过错),这是一个献祭动物却错杀了兄弟的故事,兄弟与动物之作为祭品都是同一的吗?人一直在为这样的过错向上帝赎罪吗?此处德里达奇怪地没有出现他惯用的弗洛伊德,要不这个该隐的故事可以反过来说成是为了掩盖杀兄弟的欲望,人们杀动物作为祭品。但是祭品,为什么上帝要有祭品?德里达没有作这样的发问,这样的起源对于他来说已经就是源头了,随后的西方哲学的论题不过是在重复这样的故事。德里达说道:“对人所专有的,他对动物的优越和征服,他的成为主体,他的历史性,他的出现在自然之外,他的社会性,他对知识与技术的接近,所有这些,一切(断言的无限的数量)人所专有的都源于这种原初的过错,确实来自于礼节上的缺失,由于礼节上的缺失而为人所专有的——来自于在其发展和顺应中发现的它那里发现的必要性……从亚里士多德到海德格尔,从笛卡尔到康德,从列维纳斯到拉康。”(14)德里达几乎用一个关于过错和失礼的问题演绎了整个西方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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