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与跨国倡议网络
时间：2020-04-22 05:21:2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网络分析日益为国际政治研究所重视，并发展出“跨国倡议网络”的研究进路。文章以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为个案，结合社会网络分析，对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在当前国际社会网中的运作模式进行初步的探讨。倡议网络网首先是个动态的网络：作为整体网络的存在和作为局部网的存在。前者涉及自我网络化，后者是他们嵌入国际社会网络，联合其他国际行为体，对行为对象施加影响的过程。其参与方式更多表现为杠杆模式。
[关键词]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跨国倡议网络；WCC；CCIA
[作者简介]李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政策学院博士后，上海 200433；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上海 201620
[中图分类号]F06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09)04-0061-05
近30年来，社会网络分析在社会学、管理学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长足的发展，“因为它抓住了社会结构的重要本质——社会单位间关系的模式，无论这些单位是人、集体还是位置”。这种分析方法也逐渐为国际政治研究所借用，并展示出较强的研究适用性和解释能力。随着国际非政府组织在20世纪国际社会中的迅速兴起，他们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参与跨国倡议网络对国际政治产生影响。此中，当数玛格丽特·E·凯克和凯瑟琳·辛金克的“跨国倡议网络”研究最具代表性。
他们将跨国倡议网络定义为，以道德理念或价值观为核心要素，由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等彼此发生互动关系而形成的跨国网络。这些行为体包括：国际和国内的非政府研究和倡议组织，地方社会运动，基金会，媒体、教会、商会、消费者组织和知识分子，区域和国际政府间组织的有关部门，政府行政和立法机构的有关部门。其独特之处在于，“这些非传统行为体能够从战略的角度动员各种信息来源，并提出新的问题和范畴，对比自己强大得多的组织和政府进行游说、施压，并获得针对它们的杠杆”。他们利用信息政治、象征政治、杠杆政治和责任政治，采取“回飞镖模式”的社会运动方式影响相关国家的政策制定。
然而，当前鲜有学者利用跨国倡议网络分析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这虽然与当前国际政治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与国际政治长期的研究则具有高度逻辑一致性。不论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新兴的建构主义，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的三大主流学派均在不同程度上忽视文化和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但不论是从倡议网络的行为主体构成来看，还是从现实特别是“9·11”后的世界政治现状来看，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理所当然是国际社会网络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主体。
本文试图综合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跨国倡议网络和社会学研究中的社会网络分析框架，以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WCC)为个案，对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社会网中的运作模式、过程等进行初步的探讨，试图与西方学者的某些论述形成对话。
一、研究思路
基于现行的研究状态，本文认为，在具体的分析进路上，似乎还存在着以下几个可以深入的可能：
第一，网络分析的前提是要认可国际社会网络的存在，既然存在着网络，那么在具体的国际政治中必然会出现“局部网”和“整体网”，针对不同的参照物它们又具有相对性。因此，在分析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中，我们应该依照开放系统的分析视角，将“跨国倡议网络”视为一个动态的、相对的概念，而非一个静态的术语。
第二，由于社会网是对各行为体间互动关系的描述，而关系不是行动主体的属性，而是行动主体系统的属性。因此，在现有的大部分研究中，许多学者关注于网络内部的关系结构而忽视了相关行为体的内部运作。但是如果不理清这个问题，可能会妨碍我们对于倡议网络运作方式的全面了解。因此，在探讨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国际事务的具体方式前，我们有必要理清其内部是如何先实现网络化的。
第三，在相关的分析中，对于跨国倡议网络的探讨虽然强调其“关系”特征，但这种关系不是简单的互动关系，如同国际行为体是嵌入国际社会网络中的一样，各局部网也具有高度的“嵌入性”。那么这就存在着三个问题：首先，不同网络之间是如何实现网络联结的这种联结是对称性联结还是非对称的，前者是相互影响，而后者则是单向的联结；其次，这种联结的关联因素是什么，是何种传递性(transitivity)促使不同行为主体成为跨国倡议网络中的一员?最后，这种嵌入是否一定有效?在何时有效?对于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来说，它如何在这种嵌入过程中发挥自己的效果，实现自己的目标?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试图将跨国倡议网络视为成一种借助网络的力量而开展的一种社会运动方式。在此方式中，存在着网络的建构、运作两大关键性环节。网络建构主要探讨的是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自身的网络化，以及对自我合法性、资源的整合等问题；而网络的运作探讨的是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如何利用跨国倡议网络对涉及内外的国际事务进行影响等问题。
二、作为整体网的WCC：网络的自我建构
WCC是一个以基督教为背景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它是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最早的几个具有全面咨询地位的非政府组织(1969年获得)。作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最重要的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之一，WCC在文化交流、沟通及对话、国际^道主义救援、寻求国际贸易公正、环境保护、援助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以及国际人权保护等领域都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成为建构国际公民社会的重要力量。
WCC作用的彰显，从某种程度上讲，得益于对于网络的利用和把握。就其组织结构来看，WCC自身就是一个以正式机构为核心，以其成员教会为外延的跨国倡议整体网。但如果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这种网络体系并非一蹴而就的，不论网络形式还是网络运作模式，它也存在着一个渐进的发展和完善过程。
WCC缘起于20世纪初的“普世教会运动”。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存在着世界宣教大会(IMC)、世界联盟和普世基督教生活与工作理事会等几个国际性的基督教普世运动组织，有关注行动的，也有关注教义的。这种各自独立发展的局面成为制约他们发展的瓶颈：行动需要神学的合法性判断和支持，特别是当行动与公众权威发生抵触时更是如此；而关于基督教的教义和神学问题也只有落实到服务行动才能深得人心。
基于此种共识，1938年5月9日，各基督教教会代表在荷兰的乌德勒支召开会议，并成立了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筹备(执行)委员会。1946年召开的剑桥会议制定了WCC参与国际事务的指南性的9点宪章，并依此成立了教会国际事务委员会(Commimima of the Churehe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CCIA)。1948年，WCC第一次会议终于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会议通过了WCC宪章，标志着WCC的正式成立，同时也标志
WCC关注国际问题的跨国网络的初步形成。
最初形成的WCC网络主要是基于几个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资源互补需求之上的联合。具体而言，在国际事务方面，WEE以CCIA为中心，形成纵向和横向两种网络。纵向网络是其内部形成两个，他们通过建立起扁平化的组织网络结构实现资源共享。横向结构则包括两类：一是通过CCIA与成员教会所建立的国际事务国别委员会进行信息交换而组成的网络；另一个则是通过联系与CCIA设在纽约、伦敦和日内瓦的三个办公室而建构起的与其他组织的交叉网络。
关注国际事务的网络建立起来后，WCC多方面出击，对战后西欧重建、战后秩序、人权和灾难救助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这些成绩为其在国际社会赢得了不少声望，并一度成为基督教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组织代表。
1961年IMC和WCC合并，WCC再次进行了内部网络结构的调整。CCIA不再隶属于两个机构，并开始进行了两项重要的改革：一方面，精简行动范围；另一方面，扩大网络的地域和人员规模，使得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教会也加入WCC，同时也将原来位于孤立点的成员教会有机地纳入整体网络之中，这使得WCC在参与国际事务时更具影响力。
1976年以后，WCC又经过一次大规模的组织重构。WCC将组织分为三个项目组：第一、三项目组主要是负责基督教内部信仰等事宜；第二项目组主要负责的是国际事务，包括教会发展、CCIA、反种族主义和教会间援助、救援及世界服务等部分。CCIA作为WCC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代表机构，全局负责WCC的国际事务事宜。其他部分则主要负责某项专门事务性的工作。
至此，WCC的整体网络得到基本的完善，通过内部组织结构的不断重构，形成了提供基督教国际参与、国际合作合法性的神学资源研究机构；宣传和发表自我观点的图书出版发行机构；以任务划分的各国际事务参与部门；且以此为中心形成的各成员教会及与其他国际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形成的交叉网络。这种既有中心性又具分散性的整体网络为WCC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了资源和信息方面的保障。
三、跨国倡议网络：WCC参与国际事务的方式
同其他NGO一样，WCC也主要通过“诉说(rep-resentations)、客观的信息、主观的信息，以及通过帮助需要救援和灾难受害者，与政府和国际政府间机构合作，直接或间接参与国际事务”。在这种参与过程中，依照信息的不同，可能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参与方式：(1)通过自身的整体网络；(2)将自己作为局部网嵌入更大的网络中，联合其他力量。
第一种方式通常涉及的是教会内部的诸如神学思想、神学教育和传教方式等问题，其实质是一个“客观信息”网络，仅在基督教团体内才有效。这种网络的结构中心是WCC的秘书处，每年秘书处都会向其成员教会定期发送有关信息，原则上也要求成员教会每年交送年报。
在当今社会，基督教组织要参与世俗事务，通常以一种主观的信息——根据客观的条件进行基督教伦理判断作为网络联结的主要纽带，因此，它必然要与其他网络，如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网络，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乃至行为体等进行对接。从某种程度上讲，WCC和CCIA作用发挥的好坏，一方面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地将自己作为一个局部网嵌入有效的国际社会网；另一方面还取决于他们的影响策略。WCC参与实践的成功之处也正在于此。
为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网络，自20世纪50年代后，WCC特别重视调整CCIA与国别委员会的关系。这些内部网络的建构使得WCC在嵌入国际社会网时，表现出强大的活力。其参与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利用内部网络协调基督教群体的分析，并借此利用基督徒的私人关系或者政治身份影响所在的地方政府；第二，嵌入其他更为强大的国际网络中，利用信息政治、象征政治以及发动国内、国际社会运动等方式，采取杠杆模式影响相关国家的政策制定；第三，利用自身优势和特征，协调网络内的各行为体，统一行动，共同对行动对象产生内、外两方面的压力。
这种网络参与方式在反对南非种族隔离过程中得以完全地体现，WCC巧妙地利用了跨国倡议网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运作方式在于：
首先，WCC积极参与和协助相关国际标准的制定。标准的制定也有助于倡议网络的运作。作为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早期少有的基督教国际非政府组织，CCIA参与了联合国《人权宣言》的制定。随后，在各方的一致努力下，代表们起草了一个关于谴责和禁止民族、种族、伦理和宗教歧视的公约草案，草案的基本精神为联合国大会所采纳。CCIA随即致函给各国国别委员会领导人，督促他们接受、支持和宣传。此外，在《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起草和最后颁布、实施的各个环节，CCIA都积极地参与其中。
其次，努力弥合内部网络。南非的种族隔离不仅表现在官方政策层面，而且在基督教教会内部也出现了分裂：白人新教教会的全国性组织是南非基督教协会，而说南非荷兰语的教会则加入荷兰革新教会联合协会。他们分开礼拜，互不来往。但他们之间更多的是基于相互不信任的分隔，前者明确表达了对种族隔离的谴责，而后者虽然支持种族隔离，但与政府的政策主张有很大的差距，他们力图通过隔离实现自治和完全自我发展。
由于两者都是WCC的成员教会，因此，WCC不断宣传“基督教团结”和普世思想，他们利用本网络的强大舆论压力，通过牧函和关系网络，要求基督教教会应该按照基督教平等和“爱”的精神带头实现和解。这种依靠基督教内部的象征和符号资源进行的调节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使得部分基督徒的观念得到根本的改变，成为南非国内反种族隔离的中坚力量。即使是荷兰革新教会最后也公开宣称，他们也不主张种族隔离和歧视，只是要实现一个能保护自己权利的分治的无种族的社会。
从这个途径来看，WCC是作为一个整体网络对其成员施加影响，这种影响之所以得以进行，与其利用的象征和符号资源密不可分。因为对于任何一个基督教组织来说，其存在的合法性就是对于基督教教义的遵从和实践，在网络体系中，当合法性的标准为网络主体认可，那么，只要其不脱离该网络结构，任何有违此做法的教会，都必定要面对强大的群体压力。
最后，作为局域网参与时，利用杠杆模式和结构洞(structural hole)发挥自我作用。在WCC，和CCIA具体的参与过程中，他们作用的方式可能更多表现的不是回飞镖模式，而是一种杠杆模式。在杠杆模式中，WCC广泛利用信息政治和象征政治，采取内外结合的方式对南非政府施压。在信息政治中，WCC借助其网络资源，通过自己的图书馆、出版发行系统以及其他的诸如会议等渠道，不断向其他国际行为体和国际社会网公布南非种族隔离的现状和恶劣影响；同时将人权、平等等观念与基督教的教义结合起来，投入大量的象征和符号资本，从神学上撤消南非政治的合
法性，并在国际和国内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运动潮流，对南非政府施加压力。在联合外部力量方面，WCC成功地与其他世俗网络相互联结。第一，WCC成功地通过CCIA进入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网络体系。这种参与不仅表现为前述标准的制定，而且还实质性地参与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各项相关的程序和行动。他们积极向联合国提供相关的信息和报告，CCIA起草的南非问题和平解决研究报告也常为联合国专家组所采用。第二，WCC还通过影响经济组织来发挥作用。即使是在联合国制裁南非期间，还有些国际金融组织与南非有信贷往来。WCC通过调查，公布了向南非政府发放贷款的银行名单和具体的金额，如由欧洲六个大银行共同组建的欧美银行公司曾向南非政府贷款21亿美元。消息一经公布，EABC等国际经济机构承受着强大的舆论压力，被迫中止与南非政府的金融往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网络内部的不和谐因素，强化了国际制裁的效果。第三，作为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国际网络的一个局部网，WCC还积极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这既包括与天主教的合作，也包括与人权类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
综上所述，WCC一方面通过自己的整体网络资源，整合内部局部网的分歧；另一方面，WCC将自己深深嵌入进国际社会的网络，以联合国、国际经济组织、其他国际组织以及国际、国内的社会运动为筹码，以神学、道义、合法性和制裁为杠杆，在撬动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在WCC将自己嵌入国际社会网络时，它并未消失自我，而是能在适当的时机提供恰当的信息。这个适当的时机表现在网络结构中即是结构洞。“通过填补结构洞，NGO可以为其他相互分离的实体提供有价值的联结点。”不论结构洞是存在于两个相对的网络间(如国际反种族隔离网络与南非)，还是存在于同一整体网络之中的不同局部网络之间(与联合国网络与国际经济网络)，WCC作为一个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都能通过提出信息，从而彰显自己在网络中无可替代的功能。
四、小结
从WCC的自我网络化和参与国际事务的方式可以看出，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倡议网络网首先是个动态的网络，这种动态表现为作为整体网络存在的倡议网络和作为局部网存在的倡议网络。
对于国际宗教非政府而言，其自身就是一个倡议网络体系，而且它的自我网络化程度和合理性直接关系到参与国际事务的能量和效果。在自我网络化过程中，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通常是以某一共同的宗教信念为基石，从其产生开始就是一个网络结构，此后随着内部结构的调整，更是由于参与国际事务范围的增加，网络在这些需求下不断扩展、完善。
当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进入国际事务领域时，作为一支没有强制执行力的国际行为体，它很少能独自解决相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方式可能更多的不是回飞镖的模式，而是一种杠杆模式。他们将自己嵌入进国际社会网络之中，联合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力量，整合相关的权威，对行为对象施加影响。在此过程中，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利用其他权威的力量，而其他行为体又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他们的网络资源，双方基于信息的对称性联结而建构起一个大的跨国倡议网络。
责任编辑：舒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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