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主义，或理性的悖论？

摘要： 切斯特顿在《异教徒》中归纳了基督教的四种神秘美德——爱、望、信和谦卑，并由此批判了各种自寻死路的现代理性。在《回到正统》中，他进一步描绘了基督教信仰的悖论本质，并指出基督教神秘主义是捍卫人类理性，使其不致失常、自我毁灭的保障。然而，黑格尔并不认可高超于理性之上的宗教神秘主义，他以思辨真理的正反两方面规定的统一来看待一切思维和事物。左翼思想家齐泽克正是从黑格尔的角度反驳了切斯特顿的神秘主义，揭示了宗教信仰同样难逃自我否定的悖论。

关键词： 切斯特顿；黑格尔；齐泽克；神秘主义；悖论

中图分类号：B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6）01006505

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是20世纪初英国著名的文学家和神学家，一生著作等身，其中最为影响人类宗教思想的当属两部护教作品：《异教徒》（Heretics）和《回到正统》（Orthodoxy）。在其中，他批判了各种自相矛盾的现代理性思潮，展现了对基督教神秘主义信仰的深刻洞察，这历来征服了无数读者，影响了诸如甘地、柯林斯（Michael Collin）、C.S.路易斯等文化名流。然而，黑格尔在著作《小逻辑》中挑战了宗教神秘主义的权威，认为那不过是思辨理性自身的体现。本文试图从黑格尔的角度，并借齐泽克的批评指出切斯特顿逻辑上的不足。

一、神秘信仰与理性的对峙

在1905年出版的《异教徒》一书中，切斯特顿指出基督教的四种神秘信仰：爱、望、信和谦卑。四种美德之所以神秘，就在于它们是实用的悖论：爱是原谅不可原谅之事，帮助不可帮助之人，亦即爱是没理由的东西；望意味着在事情毫无希望时抱有盼望；信意味着相信难以置信之事；而谦卑则是在自我削损和降卑中找到快乐、创造辉煌。

作者的思路并不复杂，在整本书中他驳斥了世界主义、唯美主义、超人哲学、民间文化研究等现代思潮，以各种自相矛盾、死路一条的理性主义反衬了包纳人类一切美好情感、智慧的基督教神秘信仰。

第一，作者以基督教的“爱”批判了吉卜林（J.R.Kipling）宣扬的世界主义。吉卜林周游世界，赞美人间的纪律和合作，更着眼英国的强大和讲究实际而效忠祖国，但这种超国界的赞美、理性的忠诚在切斯特顿眼中却不符合爱国主义。“一个男人可以像尤利西斯那样了解多国，但对爱国主义依然一无所知。”[1]25

切斯特顿反对只基于对象特征的赞赏喜爱。爱是无理由的，不因对象属性而产生或改变。

在《回到正统》中切斯特顿更深入阐发了这一思想：一种无关对象实质的忠诚才是爱，美好可以是爱的原因，糟糕同样可以是。爱无实际理由亦绝非盲目，先有乐天的忠诚后有改革的决心，越超乎现实的爱国主义越有注重实际的政治生活，正如越痴爱丈夫的女人对丈夫的缺点并不糊涂而总力图纠正。

第二，作者以基督教的“望”和“信”批判了唯美主义：理性的及时行乐或寻欢作乐是对人类快乐天性和笑声史无前例的打击。快乐之人绝非出于明确的计划和目的而享乐。快乐总需要某种羞怯、不确定的期盼和纯洁单纯的信仰。人只有拥有无条件的盼望和信仰才能快乐。诚然，快乐隐藏在稍纵即逝的幸福中。堕入爱河的一刻、挥舞胜利军旗的一刻，乃至爱情和战斗都很短暂，但短暂的快乐却以谜的形式隐藏在天真而永恒的信仰体验中，绝不需要像佩特（W.H.Pater）那样刻意将其提取出来，框作一个个冰冷的享乐片刻。

第三，作者以基督教的“谦卑”批判了萧伯纳和威尔斯（H.G. Wells）的超人哲学。他们在创作中以超人理想寄予对人类生命力发展和未来人类的渴望。而切斯特顿驳之为一种不肯面对人类真相的颠倒盼望，就像因妄想百手巨人、百眼巨人的存在而将人视为残疾人和“独眼龙”一样，或像一位乳母在喂食不佳的状态下不是寻找新食物而是扔掉怀中婴儿一样。只有回归人的真相，不抱期待，以谦卑与近乎无知之心才能欣赏世界。越是谦卑的人才越能取得巨大成功，这恰是最坚固强大的教会建基于最势利懦弱的小人犹大之上的道理。超人哲学是丢失了谦卑的扭曲幻想。谦卑总是站在弱者这边，坚持不朽的道义又总是创造辉煌。切斯特顿批斥藐视弱小崇拜强者的思想，认其为衰残文明的产物和陪葬，只能导致骄傲的自损。

综上所述，爱没有理由却促成了忠诚和改革，望和信没有条件却创造了享受和快乐，谦卑藐视力量、同情弱者却拥有了勇气和成功。这种悖论式的宗教信仰迥异于世间了无出路、自我否定的理性，因此被作者视为高于理性的神秘主义。

另外，切斯特顿还从宗教的发展中指出了基督信仰的合理和必然：古代的异教是推崇自我完善的理性宗教，但理性的追求却并不能带来明智，单纯的自我完善只会导致骄傲的自我损害。异教最终发现了理性的绝境而升华为基督教。只有将异教正义、节制等“理性美德”纳入基督教非理性的“恩典美德”中，只有抛开单纯的自我完善而损贬降卑，人类才能获得明智、快乐和成功。切斯特顿巧妙地颠倒了一部戏剧中斯多葛主义者的话语：“凡人不可能取得成功，但是塞姆普罗纽斯，我们会更努力，我们配得成功。”

[1]41基督教精神则是“凡人不配得成功，但是塞姆普罗纽斯，我们会更加努力，取得成功”。如此悖论的谦卑、无条件的信心和希望、奇迹的辉煌创造，恰如每个勇敢恋人心中引领幸福的罗曼蒂克，乃基督教真谛。

二、神秘信仰对理性的保障

切斯特顿声称评者抱怨《异教徒》只破不立，单单批判了流行哲学，于是写作《回到正统》以阐发其信仰的理由。后者延续了前者对理性的发难，却又表示信仰的价值在于捍卫理性。

一方面，作者开篇指出单纯的理性只能衍生疯狂，疯子是除理性之外失去一切的人。唯物决定论、不可知论恰是两种典型的疯病：唯物论在缜密的实证中不再相信感官之外如仙子、神迹之类的东西，丧失了人性的仁慈、诗意、勇气等特质；不可知论以世界虚无的论证拒绝相信自己的感官，同样无法走向健康快乐的生活。

另一方面，在批判的同时作者更进一步表明该书的主题：“使人不致精神失常的，就是神秘主义。”[2]22他一反《异教徒》中信仰和理性的对峙，将宗教和理性放在一面，而将现代理性放在反理性的另一面。信仰的价值并非取消理性，而是捍卫理性、避免其自我毁灭。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2月

第32卷第1期陈剑：神秘主义，或理性的悖论？

在作者看来，理性有一个固有的绝症，它迟早会怀疑自身的正确，并质疑人类思考、学习的能力。“事情为什么是对的？观察和推理为什么正确？好的逻辑为什么不像烂的逻辑般使人产生误解？两者岂不是同样是一头困惑的猿猴脑子内的活动？”[2]2930最后你甚至怀疑思想与现实是否有关系。作者指出，谦卑本是人类对自高自大、贪婪无厌的抑制，现在反变成了对自身理性能力的质疑。理性自我发展的结果就是无限怀疑以致停止思考，这是人类的终极灾难。①基督教正因先有预见，才建立起保护理性、抵御危险的权威式屏障。“宗教上一切军事制度的建立和统治，原本是为了对付这场遥远的、可预见的灾难。信条和十字军、层级制度和可怕的迫害不是为了压制理性；反之，它们都是为了捍卫理性这个艰辛的任务而架设起来的。”[2]30

作者声称宗教压制性的权威无需追究道理，正如法律制度本就冷酷无情，而自由思想者对宗教权威的抨击，如同抨击警察而对窃贼茫然无知。神父的赦罪权力、主教解释权力的权力、庭长恫吓罪犯的权力，一切不光彩的捍卫都是为捍卫人类的思考。“宗教若然死掉，理性亦早晚离世。”[2]30——不得不说，这种危言耸听的论调颇有点类似原始人的禁忌思维：首领供奉的神绝不可亵渎，否则就会导致整个部落的瘟疫。

理性和正常竟是神秘主义的产物。所谓“一物神秘万物明晰”，“人借着不认识的认识一切。”[2]23作者巧智不凡地运用童话中的“仙域伦理”再予说明：其一，童话的想象力来自所有平凡事物的奇异和令人惊诧。故事说山川流着酒水是让我们想起山川流着清水曾是多么惊奇！正常生活是最为奇异之物。现实是最大的魔法，重复是最大的创造，譬如太阳每日东升西落，是最高级的奥秘与活力。其二，在奇异而惬意的世界面前，人必须谦卑地服从某种强制而不可解说的古怪限制。一切奇异的美景都维系于一个更为奇异的小小戒条，不可思议的幸福取决于不能理解的条件。切斯特顿称其为“有限制的快乐原则”（Doctrine of Conditional Joy）。

“仙域伦理”形象地道出了人间万事万物的神奇及人类明晰生活的专横限制。我们的正常生活是神迹，建基于某种不可理解的先决条件之上（魔法、戒条），而这恰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世界是上帝创造的神迹，享有这一世界、正确生活的前提是遵从基督教的神秘信仰——那些悖论却实用的人生限制。譬如，美满婚姻基于不可解释只能服从的性的制约。性正因限制而获得了宝贵的纵许。切斯特顿于是嘲笑那些一夫多妻和抱怨只能结婚一次的人，称其为“就像一个人心不在焉地摘下五颗梨子一样”，丧失了爱情的神秘真谛。

作者在《异教徒》的四种美德之上更详实地描绘了基督教的悖论神学：从“堕落后的悲观”到“信仰得救的乐观”，从“凶狠好战的十字军”到“温顺服从的圣人”，从“谦卑、原罪、灵魂危机”到“骄傲、反抗、永远革命”，从“恋栈生命亦乐意死亡的勇气”到“对罪人无限宽恕而对罪绝不原谅的真爱”。正统的基督教始终在“两种激烈情绪平静的碰撞中取其平衡点”[2]99，将两个极度相反的概念分开又结合，从而使人类的爱和恨、乐观和悲观、原则和仁慈、盼望和理智、道德克制和自由喜乐并存不悖而落落大方地展现出来。美德总存在于冲突中，信仰必是一种悖论，十字架的中心恰是一种东南西北反向颠倒的结合。

如此看来，理性本身是绝望、自相矛盾和自我毁灭的，只有基督教的悖论信仰才能拯救理性。世界的正常就在于人能够接受那矛盾的神秘存在，能“重视真理多于一致性”，“如果发现两个貌似矛盾的真理，他就同时接受两者，连带与其并存的矛盾也一并接受”[2]22。只有矛盾的先行存在才能保障正常和理性。基督教那些不可化解的矛盾和吊诡，切斯特顿欣然宣称正是童年时他在童话和小花园中所悟真谛，如今终与正统教义合鸣共振。他视其作绝对真理，当成人类理性、正常生活的外在限制和保障，奉为遥遥膜拜、高高在上的宗教神坛。②

三、理性的悖论

当切斯特顿谈到基督教悖论式的双重本质时，笔者不由想起了康德的“二律背反”（antinomies）。当人类要去认识无限之物时，总会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但康德认为这并非认知对象的问题，而应怪罪于人类的认识能力。

康德列举了时空是否有限制、物质是否无限可分、事物是自由还是必然、世界是否有个最终原因等四大问题来解说思维认识无限时不可化解的矛盾。他从答案的正反两方面都加以论证使其互相否定，最后得出无限之物是不可认知的消极结论。康德的解决办法是把无限之物看作非认识对象而视为道德信仰的目标。这和切斯特顿对基督教的分析如出一辙，当人类用理性去认识基督教时，却发现它总是这样又同时是相反的那样，这种悖论式的存在既反衬了人类理性的局限，也被切斯特顿视为超理性的神秘信仰。比如基督教的爱、望、信、谦卑四种美德，正因其内涵的二律背反而弥足珍贵，如若违背了它，则会陷入世界主义、超人哲学等现代思潮的迷途。

然而，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康德和切斯特顿所推崇的无限之物并不一致。前者譬如无条件道德法，后者譬如宽恕盼望，一个强调自我责任，一个祈祷他者救赎。这不由让人疑心两人的信仰是否只如初恋光晕中的幻想：好比甲将西施视作幸福的先决条件，乙却独恋东施。现象之外真有康德所谓的无限之物吗？无限之物是否也只是理性生活的组成部分？康德和切斯特顿是否将某种理性的普遍悖论推演为唯心主义的终极实体？为了澄清这些问题，笔者需要从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出发。

首先，黑格尔对康德哲学作出了批判。他将思维逻辑分为三阶段：知性、辩证和思辨。知性只追求事物抽象的同一性，辩证则发现事物中内含的相反规定，而思辨则统一两者。他反对知性亦即旧形而上学对事物的片面规定而排斥其反面，并赞许康德总能发现事物的相反一面，但坚决驳斥其因思维的矛盾而贬低思维。“理性矛盾的真正积极的意义，在于认识一切现实之物都包含有相反的规定于自身。因此认识甚或把握一个对象，正在于意识到这个对象作为相反的规定之具体的统一。”[3]133事物并不如康德认为的那样，在人们思维的矛盾中体现了其不可认识和不可把握之性。正相反，人们在矛盾中已然把握了它，矛盾正体现了事物包含正反两方面的真相，它并无半点神秘和非理性。

其次，宗教也并非逃逸理性的不可认知，理性认识产生的悖论正是宗教的真相。黑格尔对宗教神秘主义的论说或许值得引述：

思辨真理，这里还可以略加提示，其意义颇与宗教意识和宗教学说里所谓神秘主义相似。……只有对于那以抽象的同一性为原则的知性，神秘的真理才是神奇奥妙的。……抽象的理智思维并不是坚定不移、究竟至极的东西，而是在不断地表明自己在扬弃自己和自己过渡到自己反面的过程中。与此相反，理性的思辨真理即在于把对立的双方包含在自身之内，作为两个观念性的环节。因此一切理性的真理均可以同时称为神秘的。[3]184

很明确，在黑格尔眼中宗教一点也不神秘，其结合相反规定的悖论只是理性思辨的自身体现，宗教神秘主义即思辨真理。譬如所谓的四大美德一点也不神秘。爱本身就包含恨，望本身就充满了绝望，信本身就坚持盲目，谦卑本身就号召“谦受益、卑向上”。这哪能算基督教的独门秘诀！

由此看来，切斯特顿同康德一样，一方面反驳了对事物片面的知性认识，将对宗教的片面论断视为“畸形人的看法”，与之相反，他总能深刻洞悉基督教结合相反规定的悖论；另一方面，他也犯了与康德类似的错误，他将这种悖论视为高于理性的非理性，跌入了神秘主义的迷阵中。

切斯特顿的逻辑漏洞因此一目了然。悖论并非基督信仰所独有。他捍卫的是悖论，攻击的也是悖论，挥舞的是刀，砍折的也是刀。在论及反宗教的理性病态时，他比拟那是逃不出逻辑悖论的疯病。但在论及十字架信仰时，他却依然用悖论来解说理性外的神秘主义。对基督教奥秘的论说始终呈现为规范的反转公式：正统到激进、克制到喜乐、悲观到乐观、绝不宽恕到宽恕、永不反抗到革命，无不如此。他所命名的当然就是某种先入为主的神秘主义，其和理性的病态亦无法借理性作出区分。

仿照其逻辑，我们同样可以说，世界主义是超越不可超越的爱国主义而追求世界秩序的大爱，越世界主义的人越能公正地爱国爱家；唯美主义是在不美的非正统信仰的事物中寻找美，从而将庸常的瞬间点化为美；超人哲学是解放不可解放的弱者道德原则的人格理想，虽然强者及其思想最后仍会被弱者们绞杀；……

相反的，基督教的爱因为没原因便可任意施加，难免沦为一种原则混乱或错误的压迫和要求。一个无条件爱丈夫的女人越纠正其缺点，也越可能是“妻管严”的暴君，切斯特顿奉为金律的“爱罪人和恨罪”有可能只是为了追求恨而到处假装爱；而基督教的谦卑因为密切关联快乐和成功、融入群体和社会，推崇“消灭自我的人创造宇宙”，它必然成为一种无法理解异端的高傲。当基督徒以谦卑之心面对世界的惊奇喜悦、以成功之志迎接差异分歧时，他们根本没有真正的他者，一切都笼罩在神圣的上帝意志和自由精神之下。切斯特顿推行的“谦卑和永远革命”的辩证法极可能只是狭隘的暴掠扩张；……③

因此，笔者有理由认为，宗教只是人性的起点，是原初的理性，是早早失败的悖谬，而现代理性才是神秘信仰。切斯特顿是先入为主地将某种非理性信仰视为高于一切理性的圣典。这分明是上帝救世计划的凡人自吹版，是先铺一条道路再让人去走的信仰先设，在一切皆悖论的人间，以这种眼光去挑剔指责的人当然只能嘲讽他人的荒唐，瞅见别人身上的小刺而看不到自己眼中的梁木。

四、齐泽克的相关批评

同样基于黑格尔的逻辑，左翼思想家齐泽克（Slavoj iek）在《玩偶和侏儒》（The Puppet and the Dwarf）中展开了对切斯特顿的尖锐批评。他指出，切斯特顿的基本立场是“只有通过特例才能理解普遍法的奇迹”[4]66。要保存理性，就必须坚持其基础性之例外（founding exception）——基督教神秘主义。其基本信条是19世纪末怀疑论、非理性主义的盛行恰恰源于启蒙主义对宗教的攻击，而那些自由主义人士正是为反宗教压迫而丢弃了人权和自由。

切斯特顿有趣地说到：有的人为证明亚当没有对神犯罪不得不证明世上所有的暴君无罪；有的人为证明死后没灵魂不得不论述活着也没灵魂；有的人为反对宗教教育而反对任何教育。“一些人始于为了自由和人类社会攻击基督教会，而最终却单单为攻击教会而丢弃了自由和人类社会。……因为恨另一个世界而毁掉这个世界……信仰是世间一切活力之母，其敌人也是世间一切困惑之父。”[2]153154

然而，齐泽克反讽地指出反宗教人士陷入的悖论同样是当今社会基督教鼓吹者的自身问题，宗教信仰难逃与反宗教理性主义同等的悖论：有多少宗教卫士因为激烈攻击世俗文化而同样丢弃了宗教，丧失了一切有意义的宗教体验？有多少基督教民主斗士为了击垮穆斯林恐怖分子，而意图毁灭我们的民主世界？齐泽克举例说：“乔纳森·艾尔特（Jonathan Alter）和亚伦·德萧维奇（Alan Dershowitz）是如此深爱人类的尊严以至于他们打算使酷刑合法化，以凌辱人类尊严的终极方式来捍卫它。”[4]37然而，倘若我们可以刑讯恐怖分子以保卫无辜平民，那是不是也可以为抵制暴力或反抗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而发动威慑性的恐怖袭击呢？因此，酷刑反恐已先设了恐怖主义的前提。齐泽克以其矛攻其盾，使切斯特顿的伟大信仰同样陷入荒唐的悖论中。

齐泽克遂呼应切斯特顿而旁征博引，说明不仅反宗教的自由人士丢失了自由、维护宗教的反恐分子丢失了宗教，追求事实反形而上学的实证主义者同样丢失了事实，寻求主体反意识形态的后现代主义者同样丢失了主体，启蒙主义为了无知的幸福而防范基因科技同样丢失了启蒙，等等。自我否定的悖论是理性的普遍特点。

齐泽克一针见血地指出切斯特顿坚持的是一种僵化的永恒标准、教条化的普遍性，违背了黑格尔“自我否定”的普遍化原则，虽然其在信仰中也揭示了同样的东西。

每一个使我们在测定个案时出现错误的概念，其本身就自在地（in itself）是错误的。切斯特顿通过抛弃这种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拒绝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程序——“黑格尔的自我否定”。……当一种特殊不符合其普遍标尺时，该改变的是尺度自身。普遍概念和其特例之间的隔阂应被视为概念自身的内在张力和不充分性。[4]5253

在黑格尔的矛盾哲学中，一切事物均包含了其相反规定，以其绝对反面为先设，概念、普遍性总在思辨真理中发现自身与其反面的统一。齐泽克推崇的正是对黑格尔的这种反转理解（perverse reading of Hegel），一个不符合普遍概念的个例、特殊推导出的概念就是其反面。齐泽克举例说，譬如从野人被当作动物对待那里推导出人类即动物，从偷来的特殊财富那里推导出财富即偷盗，或者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从婚姻的对立面卖淫那里推导出（资本主义）婚姻即卖淫。

是的，世间绝没有一是一、二是二的纯粹之物，任何事物、思想、概念总与其反面共同存活，此非基督教专属的神秘之物，亦非现代理性独有的弊端，切斯特顿没有明白的正是这点。

注释：

① 不得不说，理性本身就是怀疑，而怀疑从未终结理性。反思一切固有的信念不正是西方哲学的开始吗？苏格拉底的否定性或反讽正是针对传统宗教和流行思想的质疑。而反思人类的思考能力本身不正是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始吗？康德的先验哲学正是反思我们为什么能够思考，其“自在之物”指出了我们思考的限度，而拉康的“误认”（misrecognition）和“实在界”（the Real）更是对我们思考能力的最终怀疑性结论。我们人类永远只能歪曲地去认识，也将永远怀疑并理性下去。

② 切斯特顿还用圆形和十字架分别象征佛教或唯物决定论的因果链和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圆形代表理性和疯狂，虽然完整无限却只能自身回转；十字架代表神秘和健康，中心矛盾却能向外不断扩展。这同样说明，纯粹的理性只能导致自我循环兜圈的禁闭和疯狂，而四通八达、清新开阔的生命来自其中心的神秘主义。

③ 笔者在这里想补充一个例子。切斯特顿对基督教勇气的论说已让人叹为观止：一个勇气之人，不能单纯贪恋生命，亦不能纯然放弃生命，而是“以乐意死去的形式表达强烈的生存意欲”，要激烈求生同时视死如归，“如眷水般恋生，如喝酒般饮死”，这正是殉道和自杀、为生而死与为死而死的区分。然而，即便如此，在电影《地狱神探》（Constantine）中，笔者看到拥有这种勇气的人不仅是以自杀来反败为胜的主角康斯坦丁，同样是企图突破地狱结界却最终失败、被打入深渊的恶魔之子。勇气可以殉道，也可以殉恶。

参考文献：

[1] 切斯特顿.异教徒[M].汪咏梅，译.北京：三联书店，2011.

[2] 切斯特顿.回到正统[M].庄柔玉，译.北京：三联书店，2011.

[3] 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 Slavoj iek. The Puppet and the Dwarf：the Perverse Core of Christianity[M]. London： The Mit Press， 2004.

责任编辑：夏畅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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