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徒雷登看传教士和传教运动

司徒雷登是近代基督教传教士的典型人物。他一生做了两件对中国社会有影响的大事，一是办教育，尤其是成功创办燕京大学，获得中美各界赞誉；二是当美国驻华大使，以失败告终。他在中国办教育、出任大使，是为了同一个目的：以基督教精神改造中国。他爱中国，但更爱美国。他努力融合中西文化，提倡基督教本色化。从司徒雷登身上，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基督教传教运动是列强对外扩张的组成部分，而传教士往往是出于宗教热情参与其中。传教士主观上是传教，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今天，在殖民体系崩溃、全球经济一体化、区域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依附于殖民体系的“差传”模式已成历史，取而代之的只能是相互交流和合作。

关键词：司徒雷登　传教士　基督教传教运动

作者：张化，1953年生，在上海市宗教事务局及上海市统战系统工作。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6.24～1962.9.19)是近代基督教传教士的典型人物。他出生于杭州，青少年时期回美国完成学业，受“学生志愿赴海外传教运动”的影响，作为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的传教士，携妻子回到中国。此后，在华长达55年。

一、毁誉参半的一生

司徒雷登一生做了两件对中国社会有影响的大事，一是办教育，尤其是成功创办燕京大学，获得中美各界赞誉；二是当美国驻华大使，以失败告终。终其一身，可谓毁誉参半。但是，毁也罢，誉也罢，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外国人像他那样，长期、全面而深入地参与中国的政治、教育、宗教等领域，而且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

(一)成功的教育家

司徒雷登曾在美国、杭州和南京的金陵神学院教学，1919年出任燕京大学校长。他白手起家，筚路蓝缕，10次回美国筹款，又向中国各界人士募捐。不到10年，就把燕京办成了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齐名的一流大学。到1949年，燕大共培养了近万名毕业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燕大学生和所聘教授中，有56人当选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学部委员。1979年，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美国，21个正式成员中，竟有7个燕大毕业生。

司徒雷登办学成功的重要原因，是他的办学方针契合时代潮流：更中国化，更国际化。在中国化方面，一是起用和善待中国教师。中国教授与外籍教授在薪金、住房、休假、医疗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一样参与校务。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大量中国知名教授、学者进入燕京。1929年，燕大校董中，中国人占2／3。1934年，111名正副教授中，中国籍有67人。到1920年代后期，院系领导基本上都由华人担任，校长也由中国基督徒中唯一的进士吴雷川担任，司徒雷登改任校务长。二是课程设置中国化。燕大课程既符合中国学生的特点，又能满足中国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在国际化方面。一是要把学生培养成“具有爱国主义升华的世界公民。”二是与世界名牌大学互派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先后与美国、英国、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的著名大学建立长期友好交流关系。1928年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 stitute)为中美两国分别培养出一批高素质人才，帮助哈佛大学奠定了世界东方学研究中心的基础。追考燕大办学方针的实质，就是在不失基督教内核的基础上逐渐中国化。这就类似燕大的校舍：中式的外部结构和西式的内装修。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司徒雷登这些办学成绩是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取得的。他创办燕京大学正好与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包括收回教育权运动)和美国基要派的兴盛同步。因此，他同时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他在夹缝里巧妙地选择了一条可行路径。为应对非基运动，他调整策略：“使燕大继续保持浓厚的基督教气氛和影响，而同时又使它不致成为(哪怕看起来是)宣传运动的一部分。”1922年，废除了学生必须参加宗教仪式的规定，次年又取消了必修的宗教课。师生、工友中，基督徒只占1／10。1926年，燕大向中国政府申请立案，成为第一所立案的教会大学。他把办学目的从培养教会领袖改为经基督教精神熏陶的自由知识分子。他通过组建基督教团契等方式，在校园里倡导、渲染和实践基督教的、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但是，差会历来认为传教士的责任第一是布道，第二是布道，第三还是布道。把传教视为办学的唯一目的。1921年，美国以《普林斯顿神学评论》杂志社为代表的基要派，指责燕大是“远东反福音宣传的典范”，是东方非基督教运动的根源，质疑司徒雷登的信仰属于异端。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一直把他作为现代派在中国的代表大加抨击。南长老会中国委员会主席沃尔特·劳瑞(Walter Lowrie)甚至建议取消对燕大的资助，撤走在燕大的传教士。司徒雷登不得不到他原属的东汉诺威长老会，向宗教评议会申述自己的基本神学观点，回答质疑。经评议，才肯定了他对教会的忠诚和信仰的真诚。后来，他们又派人专程到中国进行调查。直到1926年，由于美国基要派的衰弱以及人员的更替，差会才坚定地继续支持燕大。

(二)失败的外交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从战后全球反苏战略出发，希望中国成为美国在远东遏制苏联的盟友，并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划入苏联阵营。1945年底，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特使到中国调停内战，意在组建以蒋介石为领袖的亲美联合政府。国民党了解了美国反苏反共的全球战略，加上在军事力量对比上的明显优势，无所顾忌地、再三以武力威逼共产党，使马歇尔的调停陷入僵局。就在中国内战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1946年7月，司徒雷登经马歇尔推荐，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走上政治舞台。开始不知疲倦地进行国共调停，不厌其烦地向国共双方介绍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他希望国民党能推行民主，容纳共产党，用立宪、议会等政治要素建立一个“真正共和式的政府”；希望共产党能以国家大局为重，委曲求全，与民盟一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作为反对党存在，分享部分政治权利，与国民党一起组建多党制民主国家。但是，他既软化不了在国民党中占主导地位的极右翼要一举消灭共产党的立场，更不能说服共产党人放下自卫的武器。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为惨烈的一场内战还是爆发了。在此过程中，他从不自觉到自觉地背离了自己上任时希望在国共双方保持中立的初衷，提出了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得到了马歇尔的认同。1948年，美国政府修正对华政策，不再促成建立有共产党参与的联合政府，坚决扶蒋反共。他一方面积极为蒋介石争取巨额军事和经济援助，另一方面敦促国民政府实施改革，建立理想国家。当战场局势无法逆转时，他一度幻想以国民党内的开明人士取代蒋介石，维持统治。但在解放军渡江前夕，他审时度势，拒绝了国民政府要他随迁广州的要求，留在南京，并影响北大西洋集团所有外交官留在南京。试图利用自己长期任燕京大学校长，在共产党内也有大量学生，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高层领导是朋友的特殊身份，与即将夺取全国胜利的共产党建立联系。他一再向美国国务院申诉，争取与共产党政权建立关系。共产党也有与美国建交的考虑。由于美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特别是麦卡锡主义的抬头，他不得不遵照美国政府的强制

性命令，放弃努力，按时回美。

之所以说司徒雷登是个失败的外交官，一是调停失败。二是政治理想未能在中国付诸实践，在自己任大使期间，美国还“失去”了中国。三是几面不讨好。中国内战期间，他竭力争取并落实了巨额美援。但美援在国共双方均不讨好：国民党抱怨来得太少、太晚，共产党认为阻碍了和平。他回美后，首先受到中共的嘲讽。毛泽东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指出：“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而他是美国政府的代表，也就成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这篇文章被编入新中国的教科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家喻户晓。事实上，他是在为美国政府承担骂名。因为，就在这篇文章发表前的2个月，当毛泽东得知他打算到北京探讨新时期中美关系时，还说，他将“会被作为许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欢迎。”美国国内对他也不满。他久病长卧床榻时，麦卡锡也没有放过他，竟派了2个人来找他，准备问他是否共产党。因其秘书的机智、勇敢，才婉转化解。由于他最后对蒋介石失望而与共产党暗通款曲，连与他有深厚情谊的蒋介石也抛弃了他，发表公开声明不欢迎他去台湾。

二、司徒雷登的特点和梦想

司徒雷登有特点，有梦想。这些特点和梦想是个人的，也具有现代传教士的群体共性。

(一)一个宗教理想主义者

司徒雷登的宗教理想、或者说梦想是：以基督教精神改造中国。他认为美国是按基督教精神立国的样板：美国“属于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民族，我们的文化是基督教文化，我们的国家是基督教国家。一般说来，我们总是按照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法律、礼仪和实用的观念来安排我们个人和集体、局部和全民族的生活的。”他将这些归纳为美国式的“生活方式”。他梦想中国人都渐渐接受这种“生活方式”，使中国“成为一个安定、团结、进步的国家，在技术上接受美国的指导，在财政上得到美国拨款和贷款的帮助。”而接受这种“生活方式”的路径首先是信奉基督教。他说：“信奉基督教的人越多，他们的生活方式越接近耶稣，世界就会变得越好，人的命运、各民族和全人类的命运也就越幸福。”他沮丧地离开中国后，仍未放弃这一梦想。他说：“尽管我的梦想落空了，但我仍然认为，我的梦想是对的，可以实现的，因为我对中国人以及他们的历史有所了解，知道他们有着坚贞不屈的美好品德，同时，也是由于我对自由社会所实行的民主制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

司徒雷登在中国办教育、出任大使，都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创办燕京大学的任务有四，首要的是传播基督教。他出任大使后未辞燕大之职，只是“告假离职”。燕京的校训脱胎于《圣经》：“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这一校训经多年着意演绎，成为燕园文化，成为大多数燕京人的生活哲理。他出任大使前，从未想过会当大使。但面对任命，几乎毫不犹豫就接受了。因为他的梦想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是一致的，他以为可以借用政治力量实现仅通过宗教路径无法快速实现的梦想。他对基督徒蒋介石的评价之高，寄希望之大，完全不同于马歇尔和其它外交官。他从蒋介石身上看到了使中国基督教化的希望。在其他外交官眼中，他不是个合格的外交官。他甚至对蒋介石说：“我要按我们长期的友谊，而不以我新担任的美国官员的身份来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他坚决扶蒋反共，也是希望“使一场武装冲突尽快结束”，“让更好的制度取得胜利。”

(二)一个典型的传教士

司徒雷登曾表白：他的苏格兰祖先代代相传遗留给他的基督教信仰是崇高而不可动摇的，是一项巨大的精神财富，对政治自由和经济繁荣有着不言而喻的影响。而他和所有传教士的使命就是使社会认识到基督教的存在和力量，并以整个世界的社会进步来体现这种力量；而非仅仅使人成为基督徒，在形式上崇拜上帝。他终身追求这无上的价值，献身这高尚的事业，努力践行基督的精神。在终身追随他的傅泾波眼中，他就是基督的化身；北大校长蒋梦麟称他“真正代表了耶稣精神”。他把一生奉献给了传教事业，将几乎全部收入捐给了燕大，终身没有积蓄。他除当了几年大使，没有为美国社会服务过。所以，晚年无法领取养老金，生活一度陷入窘境。后来，美国的亚洲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发给他退休金，才使基本生活有了保障。

司徒雷登和绝大多数传教士一样，本能地反对主张唯物主义的共产党。1954年，他说：“共产党政权力图破坏人类自由的原则和实践，它们向宗教开战，使用一切可以想象并得到的劝诱和强制手段，巩固发展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制度并企图强加给全世界。对共产主义有利的行动无不损害自由世界的利益。鉴于这些结论和事实，我诚恳地希望美国基于道德和政治方面的考虑，为自身及全人类的福利，继续拒绝承认中国的‘人民政府’，继续反对在联合国中让那个政府占据中国的席位……坚持不懈地执行反对与共产党中国贸易的政策。”他极力主张扶蒋反共，是因为“那是对付共产主义威胁的唯一办法”。他认为，“只有在老百姓相信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价值，要不惜代价地去维护它时，才能防止共产党人进行阴险的渗透。”

(三)爱中国，更爱美国

司徒雷登一生在中国比在美国的时间长得多，对中国有特殊的感情。他自称：我爱中国，不亚于中国人。他晚年回美国4个月后就病倒了。他的事业、生活、朋友、喜怒哀乐全都在中国。他在美国没有家，晚年长期病卧在中国学生兼终身私人秘书傅泾波家里；他的父母、妻子等至亲都永远留在了中国。他也留下遗言，要归葬燕园。历经46年的曲折和等待，终于在2008年11月17日安葬在他出生的城市。他反对西方对中国实行殖民统治，极力主张尊重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取消不平等条约。他办燕京，要努力“与西方国家同中国签订的条约或任何别的外部因素都没有关系，仅享有中国人自己享有的，或他们愿意同我们共同分享的权利。我相信帝国主义和传教事业是能够，而且也是应当划分开的。”他晚年总结说：“那些屈辱性的对外条约和那些外国侨民，包括传教士们，在中国享受的不公道的特权早就激起了我对中国的同情。由于我体谅到中国人民正当的民族愿望，我唤醒了潜伏于我心中的对于民主、个人自由和通过实施科学达到社会进步的信念。对于中国人民的疾苦和奢望，我几乎是不知不觉地达到这样一种了解，我的感情在这些方面实际上已和他们完全一致了，以至于主导我的生活，影响了我的态度并且支配着我的活动。”对日本侵华，他和美国政府立场一致，坚定地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即使身陷囹圄也在所不辞。

司徒雷登的基本政治立场是美国的，特别是出任大使后，更是以美国国家利益和在华利益为准则。他坦承：“一个国家制定政策，无须说，首先是以自身的利益为基础的。我们美国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使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统一、进步的国家，让它有一个为其人民所接受的、对我们友好并能稳定太平洋地区局势的政府，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他的价值观更是美国式的。他具有内在的民族优越感，虽有传教士式的谦卑，但时常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居高临

下的同情、体恤和慈爱。

(四)努力融合中西文化

司徒雷登认为，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虽属两源，但可以互相包容。他曾在耶路撒冷的国际传教大会上请人代为宣读论文《基督教与儒家》，指出：批评孔子无助于基督教的事业，西方在中国应该利用基督福音去补充，而不是去摧毁孔子学说的精髓，并且利用孔子学说补救西方文明本身的偏弊。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人更广泛更全面地理解我们的宗教。他十分赞赏王阳明和王阳明的“天人合一”思想；特别认同王阳明的教育思想：教育的最高理想就是“使学者为圣人”，这正是他努力做的；他称赞王阳明是“集施政者、教师和具有罕见洞察力的思想家于一身”的人物，这样的人生目标正是他努力追求的。简而言之，他主张“儒耶互补”。这让我们想起300多年前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他在徐光启等人的帮助下，采取了宣称“补儒”，实质“附儒”、“借儒”的传教策略。他们寻找并借用儒家的概念，翻译和解释天主教教义，使天主教教义与先儒学说相吻合，甚至相似，便于中国人理解和接受。只是他们高度肯定宋明之前的先儒，坚决排斥王阳明和他的“天人合一”思想。

司徒雷登主张中国基督教走“本色化”之路。他认为，基督教必须发展成中国的宗教，才能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他为实现“本色化”设计了路径：一是传教士要研习中国文化，洞识中国国情。二是要培养中国的宗教领袖。他“最大的梦想是在燕大建立一所宗教学院。在这里，越来越多的既谙熟本国崇高的文化遗产，又受过西方最好的神学院教育的中国籍教师向本国人民讲授真正的基督教。这种基督教根植于他们自己的宗教体验之上，与20世纪的知识和谐一致，符合中华民族的精神，清除了所有按西方历史环境所做的无用的解释。”事实上，他很快就把这一梦想变成了现实。

三、从司徒雷登看传教士和传教运动

从司徒雷登的身上，我们可以抽象出一些传教士和中国近代基督教传教运动的关系。

(一)近代基督教传教运动是列强对外扩张的组成部分，而传教士往往出于宗教热情参与其由

近代基督教传教运动与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张同步发生和发展。前国际福音派联盟的Ronald.J.Sider博士坦言：“在以往两千年的时间里头传教活动与殖民化进程一直联系在一起。不管我们怎样去解释这两者背后的联系，显而易见的是西方政治势力的扩张与教会的扩张总是在同一时间、发生在同一地点。”在中国，基督教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受不平等条约保护才大规模传入的。1983年5月12日，美国基督教会联合会通过《关于中国的政策声明》，认识到“西方的传教运动，从消极方面来看，中国政府官员和许多中国人包括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基督徒，认为西方的基督教传教运动是西方为统治中国及其社会，全面施加影响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传教士以及在某种情况下，他们在中国所属的教会，都是在西方列强的旗帜保护之下的。这使得耶稣基督的福音在许多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是和西方世界强权的权力与力量结合在一起。”美国官员对传教士的贡献也作过充分肯定。曾担任美国驻华公使13年之久的田贝(Denby，Charles)说：“近一百年来，男女传教士曾努力将我们的威望、语言和商业带进中国。如果把他们除掉，我们国家的声誉将会黯淡无光。无疑的，没有他们，我们的商业将受到重大损失，我们的外交将失去它主要的支柱。”正如宣教学家David Bosch所指出：从16世纪开始，“差传”的概念已经与殖民主义等同。无论传教士本人是不是这样知觉，他们充当了殖民扩展先遣者的角色。

但是，考察传教士的心路历程，绝大部分传教士是抱着宗教热情来传教的。即使像司徒雷登这么深地卷入中国政治的传教士，也是本着以基督教精神改造中国的目的而来，并以终生精力以他认为有效的方式付诸实践。他从政，也是为了尽快建立体现基督教精神的理想之国。他反对殖民统治，却被毛泽东指为“美国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战争”的关键人物。近代不少传教士也是这样，他们身处列强扩张殖民地时期，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对殖民地国家的侵略。他们对所在国国情的调查，本意是为差会制定传教政策和鼓励教徒捐款之用，事实上，往往成为军、政、商界决策者最早利用的、最准确、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比如，1922年出版的大型调查报告《中华归主》，由在华传教士历时十年完成，有中英两种版本。该报告第一部分详细记述了中国各省的地理、气象、语言、人口、经济、社会、宗教和文化情况，不仅供教会使用，西方国家政府都曾加以利用。由于传教士对中国国情的深度了解，以及语言等优势，一些早期传教士或参与了不平等条约的制定或起草，或作为随军教职人员参战，帮助审讯俘虏，直接参与侵略。司徒雷登也先后多次被威尔逊、罗斯福等美国总统叫进白宫咨询。他在任大使期间，向美国政府写了不计其数的情况调查和分析报告，直接为政府服务。他晚年回顾自己人生经历时说：“在我个人生涯中，许许多多有重要意义的选择都是在受到外部束缚并与个人心愿相违背的情况下作出的。有一股并非属于我自身的力量，一再驱使我去经受磨炼和从事一些我不曾企求或预见到的冒险事业。”由于传教士熟悉所在国国情，会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提议，但往往不被采纳。之所以不被采纳，或者是有损所属国当时的实际利益，或者不见容于国内主流政治势力。

(二)传教士主观上是传教，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传教士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早期来华的外国人主要有军政人员、商人和传教士。在文化传播方面，前两类人基本未涉足，而传教士是主力军。进入20世纪，来华人员增加，分工逐步明确，各类专业人士增多，但传教士仍是重要媒介。即使是1919年才创办的燕京大学，学校的骨干力量毫无疑问仍是传教士和中国教会人士。

传教士促进了西学东渐。传教士的主要使命是传教。在教会内，教育、卫生、体育、出版、社会服务都只是传教手段，是教会事工的组成部分。在很长时期内，司徒雷登作为一个传教士的使命就是办燕京大学；或者说，美国差会派他办燕京大学就是传教。差会几次威胁司徒雷登：除非为了传教，否则不给钱。但是，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在现代科技和文化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教会的这部分事工客观上传播了西方先进文化。再者，为了取得更好的传教效果，一些传教士在西方受过良好的教育和专门培训，带来了各种新的文化形式、先进的仪器设备和技艺。而这些往往成为近代中国开风气之先之举，对中国知识界具有启蒙意义，给无缘涉足西方的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观察的窗口以及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包括燕京大学在内的教会大学在办学理念、组织架构、管理方式、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各方面成为新式大学的范式。

传教士也促进了中学西传。不少传教士为了让所属国理解他们的工作，给予更多支援，往往不厌其烦地对其国内介绍中国。在此过程中，中国文化逐步传人西方。英国传教士理雅各在中国学者王韬的帮助下，用了25年时间，将中国重要典籍一一译成英文，介绍给了西方。这批译著至今仍为英文标准译本。美国传教士卫三畏1848年出版的《中国总论》，被美国各大学用作中国史课本长达一个世纪。传教士创办的刊物数量多、跨时长，发回本国的信件和报告真实可信、数量众多。这些资料不仅在当时有助于西方了解中国，今天仍是研究中国的珍贵材料。燕京哈佛学社的宗旨就是传播和保存中国文化。成立后在近20年的时间里，先后编纂出版了64种、81本中国古籍引得，内容涉及经、史、子等传统经典，也包括佛、道教经典，诗、传记和小说。这些引得至今仍是世界汉学研究者的重要工具书。由燕京哈佛学社资助到中国学习或从事研究工作的，包括费正清在内的美国学者，撰写了大量研究中国的著作，又将一些中文书籍翻译成英文。他们在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自己也成为有影响的汉学家和中国通，组建了美国汉学研究的基本队伍，任职岗位几乎遍布美国所有的著名大学。

司徒雷登的毁和誉，功与过，荣耀和苦涩，是基督教传教士在近、现代中国的缩影，是基督教传教运动在中国的必然结局，也恰恰是历史的深长意味所在。

(责任编辑：袁朝晖)

相关热词搜索：司徒，传教，传教士，运动，雷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