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混业经营需要重新设计制度前提
时间：2020-04-25 05:22:1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银行混业经营旧话重提，再次
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中国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门槛限制了各类金融机构“联姻”的步伐，但却无法阻拦相互觊觎和市场扩张的触角。
银行混业经营再次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这并非空穴来风。其主要征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务院已批准了银监会和保监会联合上报的关于商业银行投资保险公司股权问题的请示文件，原则上同意银行投资入股保险公司；二是银行业先前也曾获准设立了几家基金管理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三是有关“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色彩的现行金融监管格局行将打破的传言又起，近一步印证了银行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势不可当。四是国内众多中小城市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收到了一拨又一拨的国有控股银行的收购意向；五是金融企业投资入股工商企业的禁令已经打破，受2000多亿京沪高铁大单的诱惑，多家金融机构纷纷投资入股该项目；六是较为成熟的银行混业经营模式在我国早已存在，如招商银行作为股份制商业银行构建金融控股公司的典型代表，它已参股或控股国通证券、香港江南财务、长城证券、21世纪科技投资公司和深圳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控制着中信实业、中信证券、信诚人寿保险公司和中信兴业信托公司等；光大集团不仅拥有光大银行、光大证券、光大信托．而且还持有光大控股、光大国际、香港建设、申银万国的股份；平安集团目前不仅拥有全资子公司平安信托投资公司，而且还以61％的比例控股平安证券公司；七是已经完成股改并成功上市的三大国有银行纷纷加大了海外并购步伐，海外并购浪潮再起：2007年11月份中国工商银行收购印尼Halim银行90％的股份，民生银行以3.17亿美元收购美国联合银行控股9.9%股权，中信证券以10亿美元收购贝尔斯登6.6%股权，中国平安以18.1亿欧元(约27亿美元)收购富通集团4.18%股份。
银行混业经营必须重新设计和
构建制度前提
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历经三十年制度变迁，金融业的改革与开放成为重中之重。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通货膨胀犹如“九头怪兽”，大海中航行的中国金融业形似无舵小舟，所有社会矛盾似乎最终都与金融相关。资本强势、民生弱势，政府强大、居民弱小，财富无理性、资本无道德，社会要诚信、企业无效率，分配缺公平、民生很无助，这一切都预示着，银行混业经营必须重新设计和构建制度前提。
其一，从政府角度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利益博弈，实乃最大的内政问题。市场化进程中，政府的权力边界如何重新定位？如何消除金融管制进而提升金融创新？如何重新整合金融监管资源？银行混业经营挑战政府金融分业监管体制。分税制固化了经济鸿沟较大的各地方既得利益。负利率时代，缺乏独立性的央行，频繁的货币政策手段很难奏效。民众散拳往往打乱政府金融管理组合拳，掌握话语权的垄断暴利行业，不断向政府的金融监管发出挑战。据此，政府必须重新构建全新的金融监管体制，降低监管成本，提升监管效率，更新监管理念，不断铲除特殊金融利益集团，奉行金融监管的公共利益取向，否则，按照监管俘获论理论解析，银行混业经营必定会固化和产生特殊利益阶层，即“权贵资本主义化”。
其二，从企业角度说，市场化改革加剧了垄断，MBO使企业高管阶层成为新贵。国有垄断企业每年15000多亿元的税后红利必须用于全民分配。频繁的自然灾害，20多亿的春节人口大流动，具有垄断色彩的民航、铁路、通讯、电力等相关企业，其所提供和创造的相关公共品不仅总量短缺，而且结构畸形，质量低劣，民怨沸腾。当100多万民工滞留在广州车站多日，大学生回家惨死在车站站台下，民工要穿“尿不湿”乘坐火车，当飞机延误习以为常，司空见惯，每天多达几万人滞留在全国各大机场，遭受旅途疲劳之苦，当垄断通讯企业每年攫取用户500多亿元额外费用，当烈日炎炎下城铁不断散发着拥挤人群的汗臭时，当个别地区城市公交公司有政府监管人员股份曝光时，公众早已对国有垄断企业丧失了最后的信心和希望。8年多4万多亿国企税后红利以住房公积金等各种名目分光，传言高管群体还要加薪，企业作为社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不能缺失，民营企业必须终结“卖血吸毒”式的经营方式。这一切都要求必须重新对现行的企业制度进行重新构建。这是满足银行混业经营需要的企业制度创新前提。
其三，从居民家庭角度来说，作为社会的惟一资金盈余单位，未来收入预期减少，生活压力加大，不幸家庭增多，市场投资陷阱防不胜防。银行混业经营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如何为居民家庭提供规范的金融理财服务，如何使银行不再成为居民金融服务的“奢侈品”，实现银行服务提升与居民小康家庭建设的良性循环，恐怕来自于居民家庭的家计规划挑战不容回避。目前的现实是，居民储蓄一半以上由定期转为活期，持币观望，购房、股票和基金成为居民理财的三大常规工具。遗憾的是，许多居民把银行理财等同于储蓄存款，把预期收益当作实际收益，把客户经理的口头宣传视同合同约定，把投资理财等同于投机发财，非法集资日益猖獗，居民家庭财产亟待在累积、流动和保护三个环节上大做文章。其实，由于居民家庭收支总量和时间经常不一致，每个家庭必须要独立面对和处理养老、居住、教育、医疗、保险等问题。个税缴纳必须考虑到家庭实际赡养人口的全部成本，企业有扣税，家庭应该有抵税，中产阶级和弱势群体必须重点保护和救助。家庭代际赡养传统根深蒂固，国家福利制度需要重新设计，居民终身理财成为必然，面对医疗、养老、住房新“三座大山”，占家庭总数10%的最富裕家庭占有城市居民全部金融资产的45%；占家庭总数20%的最富裕家庭占有城市居民全部金融资产的66%。每个家庭如何实现财务资源配置效用的最大化，如何让更多的富人避免带着耻辱在巨富中死去而蒙羞，这也是有效构建银行混业经营制度的前提之一。
其四，从银行自身角度说，银行作为现代经济社会的神经中枢，在过去的十年中，剥离不良资产和国家救助已经花掉了近10万亿元，相当于近一半的GDP帮助了国有银行，人为的较大息差确保了2007年度主要国有控股银行盈利2000亿以上。不可否认的是，银行制度研究早已让人疲倦，从文化角度的研究发现，我国银行业必须消除“官僚文化色彩”，面对保险业潜在风险尚未完全释放，政策性保险帮助政府排忧解难，证券业“黑社会文化”盛行，信托业“坏小孩”形象难改，通过银行混业经营，奉行大陆法系下的德国模式，以银行为母体开展混业综合经营，实为银行制度创新的必然趋势。
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金融业逐渐实现了全面开放，分业经营遭受国外混业经营金融企业的全面挑战。2005年2月20 日，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和中国证监会联合制定的《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管理办法》公布施行。2006年12月，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鼓励各商业银行在审慎经营的基础上开展各项金融创新活动，主要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纷纷开始设立保险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于1998年与香港东亚银行合作收购英国国民西敏银行亚洲证券业务部，入股“中保国际”，开始渗透到保险业。中国银行早在1978年就在香港成立了财务公司，专门从事海外资本市场业务，同时成立中银国际、中银人寿、中银保险和信托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建设银行于1995年和摩根斯坦利合作成立了CICC，完成了中国电信、北京控股和宝钢等大型国有企业的资本运营，确立了建设银行金融控股公司的经营格局。
其五，从国际经济一体化角度说，银行混业经营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国外最初混业经营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以后，由于各国“中性政府”时代的终结，面对世界性金融危机环境下的银行倒闭事件，为了防止金融灾难的发生，分业—混业—分业与再混业，一直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银行经营的轨迹。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出现了混业经营的新动向。如1986年英国通过了《1986年金融服务法》，使大多数英国银行都可能介入证券业务，并处于统一的监管标准下。1998年日本开始实施《金融体系改革一揽子法》，放宽对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等行业的限制。1999年美国通过了《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了禁止银行从事证券业务的《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允许银行、保险公司及证券业互相渗透并在彼此的市场上进行竞争，混业经营成为国际金融业发展的新趋势。就我国而言，虽然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路程依然遥远，但我国经济早已融入世界经济之中。经济国际化要求金融一体化，《巴塞尔协议》成为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共同语言，混业经营成为各国金融制度的共同模式，闭关锁国，拒绝合作，后患无穷。140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50多万亿庞大的银行资产，在一个封闭的国度内，恐怕难以实现最大的保值和增值。
综上所述，银行混业经营势不可当，需要重新设计的制度前提是，企业不仅成为银行的股东，银行也要成为企业的股东，实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真正融合，进而填平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鸿沟；政府行政改革要先于银行改革，重新整合金融监管资源，重塑金融监管公共利益取向；居民家庭要重新组合家庭财务资源，不断增加财产性收入，以真实的家庭经济能力抵御各种天灾人祸；企业技术创新及制度创新并行，要让实体经济成为虚拟经济的核心和基石；推进银行真正市场化改革，必须让市场选择人才，使行员年薪成为银行最好的广告，“血泪银行”比“血汗工厂”更可怕；外资银行翻牌，中资银行必须学会“与狼共舞”，按国际标准去经营和管理真正的银行。随着混业经营的呼声渐高，相关鼓励和支持混业经营的法律法规也应适时出台，在资金类业务、融资类业务、中间类业务和创新型业务上可率先突破。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似乎也有修改和完善的必要，最关键的制度前提当然是企业制度创新与银行制度创新的真正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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