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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猛男”阚治东:透明的潜伏者

    时间:2020-04-26 05:18:1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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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年前,尼尔·弗格森等英美两地的历史学家合作出版了一部名为《未曾发生的历史》的著作,对“假如没有发生美国独立战争,将会怎样?”“假如纳粹德国打败了苏联,将会怎样?”等话题进行逻辑推理,内容引人入胜。

    我们借用这一方法,推断一下:假如南方证券没有破产,阚治东现在将会怎样?

    他可能会在官场走得更远,也可能会利用身份和资源做一些体外循环,但一定不会全身而退,就像今天,他依然在专心做创投和PE。这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好奇心重,战斗欲强,除非时运不济,不得不撤,否则他定会力争上游。这些性格渗入了他20年个人变迁史的每一根“血管”。其实他从来都是一个政商混搭物,以前是,今天依然是。

    天生圆润与野心

    阚治东是“50后”,天蝎座。天蝎座在一些星座研究者眼中是偏执和分裂的代名词,尤其是分裂。

    1987年,经过全国选拔,35岁的阚治东得以前往日本学习金融知识。日本一年的研修决定了阚治东一生的轨迹。赴日之前,他是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宝山区办事处的一名信贷经理;赴日之后,他被派到蓝泽证券株式会社学习证券业。当时的中国,了解“证券”为何物者少得可怜。

    但此时,中国正酝酿建立自己的证券市场体系。1986年发生过一件举世瞩目的事,美国纽交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到北京参加一场中美金融的研讨会,送给邓小平一枚纽交所的证章,而邓小平则回赠了一张飞乐音响公司的股票,并告诉约翰先生上海已经有一个小型的证券交易所了。约翰很是吃惊,随即前往参观。这一参观,等于给中国证券业在全球做了一次大广告。

    飞乐音响的股票承销商是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1988年,阚治东从日本回来,被安排至这家公司出任副总经理,主管证券和投资业务。也就在同一年,申银、万国、海通三家证券公司相继成立。1990年9月,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接手或称“借壳”申银证券公司,阚治东任总经理。这一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处的尉文渊出任上交所首任总经理,阚治东则当选上交所第一任副理事长。20年后,他们仍在一起搞PE(私募股权投资),形同“死党”,其亲密关系正是始于上交所成立的时候。

    阚治东善于察言观色,喜欢“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但这个世界,太圆润的人同样未必一帆风顺。

    与申银万国的“七年之痒”

    上交所成立时,朱镕基是上海市长。在成立前的7月份,一次朱镕基召开上海政府咨询顾问会议(与会者均是在国际上有头脸的政治或经济人物),会上讨论有关上海建立金融中心的议题,筹备小组的成员之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朱小华正琢磨着送外宾们一点小礼物。一筹莫展时,阚治东建议学习邓小平,仍然送股票。“我的目的很清楚,想借此机会提高申银证券的影响力”,阚后来回忆说。朱小华采纳了阚治东的建议。不过后来出了点娄子,因为消息放出去得太早,晚宴上朱镕基还没有送出礼物时,当天的《新民晚报》就刊发了相关新闻。

    几年后,朱镕基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正在大搞三峡水电工程,申银证券是国家物资部开发总公司等企业长期债券的主承销商。申银的项目小组出具了一份三峡建设融资建议书,由阚治东亲手交到了朱镕基手中。此后,阚又给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一批老干部讲解股市知识。对于阚治东这种靠个人能力和时代际遇,而非特殊背景站到政经舞台最中央的一类人,有人说,与其说他们希望借此飞得更高,不如说他们在努力寻找一种安全感。

    舶来词“七年之痒”,意思是说,许多事情发展到第七年时,就会出现瓶颈或是一些无法掌控的意外。从1990年到1997年,阚治东画出了一条“七年之痒”的曲线。前五年阚治东顺风顺水,跟随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发展与体制改革,把申银证券做大做强的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的暴富。在离开南方证券之前,他从不轻言金钱二字,因为他深谙自己所处的环境:作为国有金融公司的职业经理人,要学会做一名“潜伏者”。

    1995年惊心动魄的“327国债期铜”事件,令万国证券破产,总经理管金生踉跄落马。如何收拾万国的残局?这个时候,阚治东提议申银合并万国,“我这不是兼并,而是平等地合作,我建议新公司名称就叫申银万国,这样可以照顾到万国证券公司员工的感情。”

    好景不长,阚治东于1997年离开了申银万国。1996年年底,国务院联合调查小组入驻上海,调查证券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违规问题。在调查小组“解剖”申银万国并软硬兼施之前,阚对申万的班子说,如果被叫去谈话,只谈公司,不要谈个人,“这件事的所有责任最后由我来承担”。这无疑给大伙儿留下了“义气”的印象。

    其实,阚治东的算盘是,如果说申万有问题的话,那也是中国证券市场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他一直以为,他以及他率领的申银万国证券,是根正苗红的,而他也是一心听党话、跟党走的,关键时候还充当救火队长,应该不会走到被免职的地步。可是,这一次他失算了,1997年6月,他被正式免去申银万国法人代表、总裁等职,同时自然失去了中国证券业协会常务理事、上海证券业协会会长等职务。

    他百感交集,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

    折戟南方证券

    阚治东进入南方证券是2002年6月23日。“老阚,组织上希望你挑起南方证券这副重担!”一天,时任深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的许宗衡递给阚治东一支烟。阚治东有些兴奋,但反问道:“证监会什么态度?”“会里也是这个态度!”许回答道。

    阚治东这才将兴奋写到了脸上。当年他从申银万国离开时,被处以5年市场禁入。聊天这会儿,离5年禁入期满,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还没有完全“解禁”的时候,证监会已经同意他再次进入证券界。“当年对我的处分,意味着我过去的工作被全盘否定。”阚治东很是激动地说,“现在‘会里也是这个态度’,等于在给我‘平反’,同时意味中国证券业的大门重新向我打开了。”

    但南方证券显然不可与当年的新生儿申银证券相提并论。此时的江湖已不再是当年的江湖。南方证券有据可查的不良资产将近80亿元,不规范的短期融资达100多亿元,自营和代客理财形成的股票库存近100亿元,2001年和2002年上半年亏损20多亿元,还有大量的诉讼……

    最致命的是,南方证券内部已经形成了各种势力,空降的阚治东显然难以撼动,更别说实施改革大计。

    “我在南方证券待了不到三个月时,就有好多人通过各种渠道打我的小报告了。”阚治东说,“我想医治好南方证券这一个肤色苍白、持续失血的病人,但力不从心。”

    进退维谷,阚治东很难在“躲猫猫”游戏中占得上风。最终,“老上海”阚治东,在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折戟。

    尽管南方证券的情况要比申银万国当年糟百倍,但阚治东万万没有想到,他最后会为此付出21天的牢狱之苦,而且还是在离开南方证券两年之后。著有《中国证券市场批判》的袁剑说,几乎所有的迹象都显示,从进入南方证券到离开,就连阚治东自己,也自始至终没有搞清楚南方证券的黑洞究竟有多深。

    原罪

    2006年阚治东在牢狱中蹲了21天,先后光临了上海看守所和深圳看守所。上海时待的是前海通证券客户经理洪姓证券人士所在的那间牢房,而到深圳后,待的是402号监仓。阚说“402”这组数字永远刻在了他的脑海中。“同仓狱友甚至比我还熟悉南方证券”,阚治东说,“因为这里曾关过孙田志、李振伟(均曾任南方证券副总裁)等一批南方证券的骨干及员工。”

    阚治东很快又被转到505监仓,第一个和他搭讪的是创投业邱姓人士——因经济案件被判13年。阚不太熟悉被褥怎么摆放,看守打开铁门让他到502监仓“参观学习”。刚到502门口,监仓里就有人与阚热情地打招呼——大鹏证券原总裁徐卫国。这时,在202监仓的刘波(与阚同案的原南方证券董事长)也挤过来寒暄……

    这显然是中国证券史上颇具戏剧性的一幕。“置身这样的场景,我百感交集——如果把管金生、张国庆(原君安证券创始人)、陈浩武(原湖北证券创始人)等也关在这里,几乎可以开一次中国证券业的开创者大会了。”阚治东感喟道。

    这样的感喟,很容易让人想到两个字:原罪。其实,在这些证券界老人当中,阚治东是最幸运的一个了。1995年之后,管金生被判17年,在监狱待了10年后才获准保外就医。

    蓝海潜伏

    2006年阚治东回到上海时已经54岁了,他的使命是什么?

    一如当年从申银万国退下并遭到处罚的同时,他又开始急匆匆寻找自己的新归宿——一方面对体制心有眷恋,一方面又常揣“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担忧,最后却是阴差阳错到深圳做起官办的创投业(1997年至2005年)一样,他现在的身份是东方汇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他说他钟爱创投,几乎是前世注定。

    阚治东不太喜欢与祖国大陆之外的商人打交道。阚治东的一位朋友说,对于弃政从商进入民间创投业的阚治东来说,“读心术”之本领可谓非凡,如果与台湾、香港或是老外合作,文化氛围和商业理念不一样,阚治东担心“读不懂”,“毕竟现在不在体制内,必须做到有的放矢。”这是阚治东与草根出身的创投者的差异之一。

    在中国,除了上海这一他的老本营外,阚治东对区域的选择也有着特殊的偏好——到中部省市去——他在安徽、河北、宁夏等中西部地区都布下了重兵。他的法则是——上下求索,左顾右盼。

    “上下求索”是指既打民间牌,又有信托官方的风格。前者自不必提,后者以安徽高科创投公司为例,自2010年3月3日成立就成为当地政府的资本宠儿,其大股东是省属国有独资企业安徽省能源集团,持股40%;阚治东旗下的上海东创万富和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实业发展公司并列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均为30%。截至目前,这一基金已投资参股了合肥三一重工、同智机电和中新软件等一大批企业。

    “左顾右盼”指的是既寻找投资机遇又为退出渠道未雨绸缪。早在2009年年中,阚治东就通过旗下的安徽徽商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简称“徽商基金”)成功入股安徽省股权交易所,并成为第二大股东(持股23%)。值得一提的是,徽商基金的董事长牟坤林,目前为安徽省政协常委、省工商联副会长。

    显而易见,虽然阚治东目前名义上的角色是民间创投大亨,但很多时候他走的仍是上层路线,“过去那个亦官亦商阚治东”的蝴蝶效应仍在发挥。正是亦官亦商的身份成就了阚当年直至今天的江湖地位和不竭的资源。如今的阚治东,手法更高超,自由度更大,但他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控制欲。因为他明白了,“潜伏”是资本家的通行证。

    2006年阚治东以第一大股东的身份参股了如今的风电巨头——华锐风电,成本价每股1元。2011年1月14日,华锐风电上市,约7.75亿元的收益让阚治东赚了个盆满钵满。

    有人说他“潜伏”华锐风电多年。他反驳说,“我不喜欢‘潜伏’这个词,这说明我们不够阳光啊。”

    事实上,在过去的20年中,“潜伏”这一词汇几乎就是为阚治东式的人物量身定做的。对阚治东们来说,重要的不是“要不要潜伏”,而是“如何潜伏”。

    投资界有个概念叫“对赌”,是指PE和VC(风险投资人)在股权投资时与被投资企业签订的自我利益保障性条款。每个人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像在跟自己玩对赌,尽管输赢仅自己知道。

    “我也不喜欢‘对赌’这个词”,阚治东说,“它和‘七年之痒’一样,是个舶来品。”

    (刘宇荐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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