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经济增长贡献绩效的时空差异研究

时间：2020-05-21 05:30:05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本文选取资本（K）、劳动力（L）、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投入变量，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GDP）作为产出变量，采用面板回归和DEA分析FDI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绩效。结果表明，FDI与我国经济增长呈正向相关，弹性系数明显小于资本与劳动力。我国的经济系统中，纯技术效率小于规模效率，总体技术效率不高。近年来FDI利用率越来越高，东中西部地区FDI利用率差异不显著。FDI、资本、劳动力的利用率差异不显著。

关键词 FDI 经济增长绩效面板回归效率分析

引言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资本存量、技术与知识的综合体，主要表现为生产的国际化，是伴随着生产力、国际社会分工的发展而产生的。在开放的条件下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与国际贸易一并被称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同时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也产生了及其深刻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加深，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FDI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当前，FDI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基本组成部分，对整个国民经济快速、稳定、健康增长的作用正在日益增强。FDI可以增加整个社会的有效投资需求、促进对外贸易的增长，而且能够促进贸易结构、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增加就业。研究FDI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绩效有利于了解我国FDI促进经济增长的现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为政府部门适时调整和完善引资政策，促进我国更加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积极地发挥FDI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FDI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是众多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外研究FDI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主要有促进资本形成、加快技术进步、产生知识外溢、提升人力资本等方面。在技术进步方面，Romer认为通过FDI带来的先进技术能够促进经济实现长期增长；Borensztein等认为通过FDI可以使发展中东道国获取先进技术促进经济增长。实证方面，Lee等研究得出FDI是技术转移的重要工具；Sjoholm等指出FDI对发展中东道国存在技术外溢效应；liu等的研究发现FDI可以促进先进技术在中国扩散。在人力资本形成方面，Lucas指出FDI的流入提高了发展中东道国本土人才的人力资本实现经济增长；在资本形成方面， Mello认为通过 FDI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管理方法、营销手段，培训员工等增加了东道国的资本存量；美国经济学家H.B.钱纳里基于“双缺口”理论，认为FDI对于发展中国家能够弥补“外汇缺口”和“资金缺口”，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在知识外溢方面，Chen认为，外资企业的技术、管理和营销等方面的知识将会产生外溢，使东道国受益，促进经济增长。

与西方学者相比，我国学者更多是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研究FDI的传导机制。周春应认为FDI促进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国际贸易、国内资本积累、R&D、产业结构升级、就业、人力资本、市场化程度这八条传导途径。张永赞指出FDI 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制度变革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促进经济增长，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张天顶、窦祥胜、李未元等学者的认同；朱捷认为FDI主要是通过技术溢出、改善资本形成质量、优化配置人力资源、扩大国际贸易和增加财政收入等途径促进经济增长；杨全文指出，FDI通过改变国内有效需求（消费、投资和海外需求）和国内有效供给（内资供给、人力资本增值、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增长。

在关于FDI利用效率的研究中，国外学者研究较少。易广杰从定性的角度出发研究了中国外资利用效率不高的几种表现以及改进措施；王俊松、贺灿飞等研究了集聚经济和FDI对中国汽车企业效率的影响；刘忠生等和赵志坚比较分析了中国内外资的效率差异以及收敛性。在定量研究外资利用效率方面，魏彦莉、郭继鸣等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从引资规模与外资利用两个方面对利用外资的质量进行综合评价；陈新斐在其论文中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中的CCR模型对我国1993—2005年的FDI作实例分析；何跃、何正林等运用DEA方法评价引进FDI的效率，得出了上海、广东、江苏、河南在引进FDI的效率方面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甘肃、贵州、青海和新疆优势发挥严重不足。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关于FDI促进经济增长绩效的理论研究比较成熟，但是关于绩效研究并不全面。研究FDI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绩效应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二是FDI的效率，目前学者们很少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本文基于我国最近十多年的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FDI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弹性系数，采用DEA模型研究不同地区、不同年度FDI的利用效率，最后综合分析FDI绩效的时空差异。

研究方法

1. 面板数据回归

面板数据，即Panel Data，也被称为“平行数据” 、“嵌入数据”、“综列数据”，是指在时间序列上取多个截面，在这些截面上同时选取样本观测值所构成的样本数据。面板数据最早由 Mundlak引入到经济计量中，有时间序列和截面两个维度，因此把面板数据译为“时间序列

截面数据（Time SeriesCross Section，TSCS）”，能够在本质上更好地揭示这类数据的特点，研究和分析面板数据的模型称为面板数据模型。相比于时间序列分析受多重共线性的困扰，面板数据具有信息多、变化多、共线性少、自由度多和估计效率高等优点，其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分析是当前最前沿的领域之一。

2. 可变规模报酬DEA模型（BCC）

1978年美国著名运筹学家A.Charnes和W.W.Cooper提出了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这种方法是以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简称DMU）的投入、产出指标的权重系数为变量，借助于数学规划模型将决策单元投影到DEA生产前沿面上，通过比较决策单元偏离DEA生产前沿面的程度来对被评价决策单元的相对有效性进行综合绩效评价。

DEA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对投入产出数据的综合分析，得出每个DMU综合相对效率的数量指标，确定各DMU是否为DEA有效。凡是处在前沿面上的DMU，DEA认定其投入产出组合最有效率，将其效率指标定为1；不在前沿面上的DMU则被认定为无效率，同时以效率前沿面之有效点为基准，给予一个相对的效率指标（大于0，小于1）。

DEA模型主要包括不变规模报酬和可变规模报酬两种模型。不变规模报酬模型（CCR），是Charnes，Cooper 和Rhodes提出的最基本的DEA模型，也称为CCR模型。可变规模报酬模型（BCC）是Banker， Charnes 和Cooper提出的，也被称为BCC模型。

变量选择与说明

1. 变量选择

本文选取我国各省市的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GDP常被公认为是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它不但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国力与财富，还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国内外众多学者认为GDP是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资本选用的是我国各时期、各省市的资本存量作为研究数据。资本存量反映在一定时点上人们实际掌握的物质生产手段，是在一定时点上所积存的实物资本。雷辉等采用戈登史密斯（Goldsmith）1951年开创的永续盘存法（PIM）对1952—2007年期间的资本存量进行了估算，本文采用该数据并继续计算至2012年。在生产函数中资本和劳动力被认为是推动生产发展的重要投入，大多数研究经济增长的学者认为用资本存量作为度量资本投入的指标是合适的。

劳动力选用的是我国实际劳动者的人数作为研究GDP增长的数据。劳动力是我国参与经济活动的劳动者的数量，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全部劳动力资源的实际利用情况，是研究我国基本国情国力的重要指标，并且国内外众多学者认为劳动力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投入。

本文直接采用各省市的实际FDI作为FDI的研究数据。这一指标反映了我国经济参与国际市场的开放程度。众多的国内外学者认为在当今开放的国际市场中，FDI已日益成为促进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力争吸引并利用FDI已成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以上投入产出变量的选取充分考虑了FDI促进经济增长贡献绩效的理论成果和实际成果，较准确地反映了促进经济增长各因素的投入产出关系。用这些数据作为主要指标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能科学合理地衡量促进经济增长各个因素的绩效情况。

2. 数据来源与说明

本文重点研究FDI效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绩效，以2002—2012年为期11年28个省市的GDP为研究对象。产出要素为国内生产总值（GDP），投入要素为资本存量（K）、劳动力（L）和外商直接投资（FDI），所有的数据均为面板数据，所有的数据均来自于2003—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我国东部地区有11个省市，中部地区有8个省市，西部地区有9个省市。由于缺失了西藏地区资本、劳动力、FDI这3个变量数据的统计，所以本文缺省了对西藏地区的研究，此外有几个变量指标四川与重庆是混合在一起统计的，所以本文也舍弃了四川和重庆的数据。

实证分析结果

（一） FDI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分析

1. 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为了防止伪回归问题的出现，首先要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非平稳检验方法较多，这里采用Levin、ADF、IPS、PP四种方法来进行检验。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来的数据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所以对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资本、劳动力、FDI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log（GDP）、log（K）、log（L）和log（FDI）均是一阶单整，即均是I（1），所有数据均表现出了平稳性特征，因此可以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2. 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结果

基于包含FDI的扩展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采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了FDI对经济增长的共享，要首先进行Hauseman检验，以决定采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在表2中我们发现相伴概率为0.0000（小于0.1），也就是说，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为了便于比较，表2还给出了混合回归的结果。

从回归结果看，R2结果为0.994，这说明模型方程的拟合优度高，显示了FDI对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资本、劳动力、FDI与经济增长呈现正向关系。从要素的弹性看，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资本，其弹性系数是0.887；其次是劳动力，其弹性系数为0.432；最后是FDI，其弹性系数仅为0.023。

近年来我国利用FDI的规模与水平在不断地提高，但是从回归结果看，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有限，远远低于资本。主要原因是我国FDI促进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存在问题：首先，虽然FDI对国内企业具有技术外溢效应，但是赵海英研究发现FDI对中国工业的技术外溢效应不明显，中国在吸收和利用FDI的质量方面存在一定的欠缺。其次，FDI进入中国需要的是高素质的技术、管理型人才，而我国的劳动力素质总体偏低，不能满足外资企业的需要，导致利用FDI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大打折扣。最后，虽然FDI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是中国引进FDI加剧了三大产业结构的偏差，拉大了三大产业发展水平与国际竞争力的差距，FDI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有利有弊，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增长。

（二） FDI利用效率分析

1. 年度FDI利用效率分析

采用Tim Coelli DEAP2.1 软件分析我国2002—2012年28个省市GDP的规模收益状况以及FDI的利用程度，结果如表3所示，平均FDI利用率为747%，利用效率偏低，FDI利用还有相当大的节省空间。2012年我国FDI利用率为941%，FDI的利用有了很大的改进。我国总体和东中西部地区的FDI利用率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但提高的幅度都不大，东部与中部地区的FDI利用率变化较西部地区变动大。FDI的利用率大于资本、劳动力的利用率，三者利用率差异不显著。

从全国情况看，平均技术效率为0.673，技术效率综合反映我国经济发展的管理水平与技术水平，这说明我国利用FDI的总体经济环境有待改善。这是由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国际经济环境严峻等一些问题造成的，这些都对我国提高FDI的利用效率产生阻碍作用。平均规模效率是0.909，并且近年来规模效率的数值是呈现递增的趋势，这说明我国利用FDI宏观管理环境是好的。各级政府部门出台相关政策，创造稳定的投资环境、不断扩宽投资领域，为外资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完善的法律制度，采取措施为企业运用FDI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使我国利用FDI进入良性循环的状态。纯技术效率偏低，仅为0.749，这说明我国经济的发展仍然是劳动密集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依靠增加投入、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为代价换取经济的短暂发展，经济运行的技术水平不高。因此，为使FDI更好地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应加大科技和创新投入的力度，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技术水平。

2. 地区FDI利用效率分析

接下来从地区角度分析我国28个省市11年的GDP的规模收益状况以及FDI的利用程度，结果如表4所示。东、西部地区FDI利用率大于中部地区，东、西部地区FDI利用率大致持平，东、中、西的FDI利用率差异不显著。这表明，东部与西部地区利用FDI比中部地区有效率，但是效率不明显。其中，FDI利用率最高的是位于西部地区的云南，为99.0%，而FDI的利用率最低的是位于中部地区的江西为38.1%。FDI的利用率略大于资本、劳动力的利用率，三个地区的资本、劳动力、FDI的利用率差异不显著。

从地区角度分析，东部地区的规模效率大于纯技术效率，东部地区利用FDI促进经济增长的宏观管理环境比较好，这与东部地区的现实情况是相符的。东部地区具备制度环境完善、市场化程度高和政府行政效率高等有利条件，这些都为其利用FDI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良好的管理环境。中部地区与东、西部比较，规模效率最高，纯技术效率最低。纯技术效率综合体现了一个决策单元的技术水平，反映了一定技术条件下的投入产出水平，在技术条件和投入不变的前提下，纯技术效率与产出率是同趋势变化的。这说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投入产出不高，仍然是依靠增加投资换取经济发展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方式亟须转变。西部地区规模效率最低，纯技术效率最高。规模效率曲线呈现倒“U”形，即规模效率比较小时，效率较低，随着规模扩大，效率升高至最大值，当规模继续扩大时，由于管理水平不足，规模效率又继续降低。西部地区存在经济基础薄弱、制度创新僵化、区位优势不足等劣势，导致其陷入经济条件落后、制度创新僵化、经济条件无法改善、制度创新更趋僵化的恶性循环，最终束缚了对FDI的利用。

从东中西部FDI的利用率方面来说，西部地区FDI利用率最高。主要原因是西部地区拥有众多的自然资源和人口，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低廉，农业生产地位重要，拥有一支素质较高的科技队伍和一些能源和原材料等工业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并且近年来利用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契机，利用东部地区的资金和外资来弥补资金缺口，在意识到自己经济发展的限制瓶颈与落后因素后，逐步改善自己的招商引资环境，深入挖掘本地区的优势，提高FDI的利用率；其次是东部地区，主要在于东部地区近年来吸引并利用FDI的规模过大并几乎处于饱和的状态，造成了对国内投资的挤出效应，并且由于东部经济发展带来的资源紧张、环境污染等的问题，使我国东部地区FDI的利用效率不是很理想。FDI对国内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存在于全国以及东部范围内。我国中部地区由于地域因素带来的市场开放程度低、基础设施薄弱、资源紧张、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导致吸引外资的优势不明显，加之外资企业在中部地区生产要素报酬低、企业利润率低、来源于外资企业的政府税收低、技术外溢效应薄弱、对国内投资有挤出效应等因素，使得我国中部地区利用外资的直接效益与间接效益相对低于我国东部与西部对FDI的利用率。

从年度和地区两个角度进行截面数据分析得出了纯技术效率明显小于规模效率，技术效率主要是由规模效率带动。这说明，我国利用FDI促进经济增长的宏观管理水平比较好，但是整个经济投入与产出的技术水平偏低。为此，我国要促进经济的发展主要应致力于提高资本、劳动力、FDI等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投入产出比值上。要实现经济更好地增长，通过优化组合FDI与资本、劳动力的投入量是必要的。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即主要依靠资本、劳动力、FDI的优化组合，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率，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经济的增长。

研究结论

（1） FDI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弹性系数有待提高。面板数据研究结果表明，FDI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最小，仅为0.023。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着资金利用水平不高、劳动力总体素质低下、产业结构面临着转型升级、科技创新力度不够等众多严重问题，FDI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弹性系数小，主要原因在于FDI在改善资本质量、提高劳动力素质、调整产业结构升级、加强技术进步等方面有待改进。

（2） FDI平均利用率偏低，年度FDI利用率逐步提高。东中西部的FDI年度利用率均逐步提高，资本、劳动力、FDI的利用率基本一致，相差不大，我国FDI的利用率在总体上还有提升的空间。

（3）利用率地区差异不显著，经济发展要素的总体利用率偏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FDI利用率总体不高，FDI的利用率西部地区最高，东部次之，中部地区最低，FDI的地区利用率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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