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与当代英国文化政策的路径选择

时间：2020-05-21 05:30:39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 “第三条道路”是1997年布莱尔执政后英国新工党试图将政治、经济、社会等原本分离的政策目标纳入到文化治理范畴的中间道路。英国文化政策由此开始转向以文化创意为资本、以市场培育为目标、以艺术普及与文化教育为手段的工具主义与功利主义。其路径选择表现为经济复兴与社会发展两条平行线：通过教育与相关能力培训构筑创意经济的全球竞争优势；通过文化市场干预实现社会融合与社会公正。第三条道路所奉行的社会化市场模式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主要体现在卓越艺术标准与艺术低能化的矛盾、“起跑点公平”与“再分配-识别困境”，以及创意教育内容选择的困难等问题影响了政策实施效果。

关键词第三条道路社会化市场文化政策创意经济路径选择

一、第三条道路与当代英国文化政策的政治背景

“第三条道路”是1997年布莱尔执政后英国新工党试图弥合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尖锐对立，希望在进步与公正之间建立新联盟的政治选择。其目的是在亲社会（pro-social）与亲市场（pro-market）的政治纷争中探索新的国家治理范式。新工党的“第三条道路”实质上是带有些许社会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它更多地汲取了后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希望通过低税率、较少的政府规制等组合策略调节社会矛盾：首先，政府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试图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原本分离的政策目标纳入到一个有机的、系统化治理范畴，避免政策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相互抵触与矛盾。其次，第三条道路的“中间性”体现在既避免高度集权化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也回避新自由主义过于放任的市场经济。

支撑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工具是所谓的“社会化市场”（social-market）。英国的社会化市场的治理实践既汲取了美国的新民主党治理模式的成功经验，也从北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治理模式中汲取了有益的经验，在承认资本主义促进生产力增长、推动创新的制度选择基础上最大化社会公正。社会化市场认为市场能够转向关注社会或者文化这样的非经济目标，社会目标、文化目标可以通过与市场有关的更加有效和更高标准的管理得以实现。换句话说，社会化市场的核心是社会目标可以通过市场手段来获得。通过将“社会”与“市场”的结合，可以调和社会主义与经济宿命的矛盾。新工党的第三条道路的目标就是通过不同类型的资本（经济资本、教育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与文化资本）在社会各阶层中有限的再分配模糊阶级、社会等级的边界，实现社会平等。社会化市场重新定位传统的社会主义思维，认为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的协调经济决策分散性的手段。

以文化作为黏合剂整合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最终构建稳态的社会结构，成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英国实践社会化市场目标的主要路径选择。由此，英国文化政策开始从传统意义上关注单纯的艺术传达转向一种全新的范式：以文化创意为资本，以市场培育为手段，以艺术普及与文化教育为路径，实现政治结构稳定、社会包容和谐、全球经济竞争与国家文化认同的多元化社会目标。文化政策与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的边界日益模糊，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聚合成为英国文化政策的鲜明特征。

英国工党政府选择具有鲜明工具主义与混合功能的文化政策作为其推行第三条道路的战略有着深层次的政治背景：首先，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发展变革的新阶段，尤其是战后福利国家的政治治理结构大有钝化阶级意识与阶级对抗的趋势，作为政治理性层面的阶级性在英国政党寻求执政的选举战争中已经逐渐淡化，而作为政治价值层面的文化性则成为跨党派和不同阶级和社会阶层的选民能够认同的向度。其次，从文化本身的视角来看，文化尤其是大众文化具有隐含的政治属性，而政治也具有鲜明的文化属性。文化的日益大众化、平民化使精英文化视角下的艺术的卓越标准被打破，保守主义的价值观受到挑战，有着显性的政治意蕴。也就是说，隐藏在大众文化商业性、娱乐性与消费性背后的一股无形的操纵力恰恰是政治。文化具有满足社会结构稳定运行和延续的功能，它与政治的理性维度与道德维度相契合。政治的理性维度表现为以平等的方式缔结契约，确立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政治的道德维度表现为政治具有代表公众实现精神利益和社会诉求的道德价值。工党政府的第三条道路选择文化工具主义作为突破口的真正动机是在市场经济理论的框架内寻求社会公正的目标实现。既承认资本主义拥有革新、适应和创造经济与社会生产力的能力，又不伤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此外，社会化市场理论在英国的实践还有国际竞争的外部驱动：金砖国家的崛起与欧洲经济的停滞不前使社会化市场理论很容易同时逢迎左、右翼政党，因为它们（尤其是中国与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英国全球竞争力构成了最大的威胁。

二、创意教育：当代英国文化政策的经济向度

当代英国文化政策的四大关键目标（卓越、参与、教育与创意经济）将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捆绑打包，试图以文化为杠杆，以经济为动力，撬动制约英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绊脚石，最终实现社会公平。支撑英国文化政策的主轴首先便是创意教育。

1. 创意与当代英国经济新动能。受葛兰西文化霸权主义影响的英国左翼学者将撒切尔主义的成功归因于与特定时期经济结构有关的社会与经济差异性导致的某种融合。现代产业组织和社会消费方式的影响动摇了传统的文化商品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假设，创新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由于这种创新驱动力来源主要在科学技术领域而不是文化艺术领域，通过借用技术创新的概念将“创意”、“创造性”与模糊的文化概念对接，巧妙地将文化从边缘引导到中心，为文化谋求国家经济利益提供理论支撑。

创意是经过塑造的、充满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活动，这种活动会产生原创与富有价值的成果，想象力、目标、原创性与价值是其四大典型特征。

NACCCE（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Creative and Cultural Education）， All Our Future： Creativity， Culture and Education， London： DfES， 1999， p.1.“创意”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的教育与心理学界。因为使用频率不够广泛，1933年前的《英国牛津大辞典》均未收录该词，20世纪的40年代、50年代也未见“创意”一词的广泛运用。创意是对社会与技术环境快速变化的现代性反应。作为创意经济核心动力的创意已经超出最宽泛的文化概念的范畴。从文化到创意的概念转换不仅仅是语义学的变化，而是后工业化时期英国执政党对文化政策理论的重新界定。创意经济这一概念其后在英国文化、传媒与体育部首任大臣克里斯·斯密斯（Chris Smith，1998）的讲演集《创意英国》中得到更加具体的表述。斯密斯特别强调创意应该面向社会中的每一个存在个体而不局限于极少数有天赋的个人，通过创意培育个人成就感、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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