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心与家国|诗心

时间：2019-02-03 05:28:08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在这个工业化已然将梦境侵蚀得面目全非的年代，阅读陈国球的书是一件幸运的事情。陈国球教授是香港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他的文学研究著作就业已在大陆出版的几种来看，无论哪一部，都文心精致、文笔优雅。
　　陈国球教授已经在文学之路上行走多年。2007年，上海出版了他的论文集《情迷家国》。尽管作者在序言中谦虚地将结集在本书中的论文称作“为更好的面向群众”而整理的“断简零章”(第1页)，但书中所辑的二十余篇论文主要涉及三个领域，即中国现代文学、中国文学史学和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基本囊括了他目前所涉猎的学术领域。这样的编排，正可说明本书的独特之处：似乎是作者有意对其多年研究成果进行一次精心的小结。
　　在这本论文集中，首先触动我的是作者淡淡的中年感伤。作者以谈论现代小说家施蛰存《上元灯》中“感旧”篇章一文作为全书的起始，又在“水月镜花”一辑中收入作者早年的古典文学批评研究名作《镜花水月》，这或者是为纪念其青春岁月的缘故吧。
　　或许受到这份“宋玉悲秋”式的身世感怀情绪的影响，《情迷家国》这册本该透着“头巾气”的学术文集散发出别一种怅然若失的味道。其明澈的诗心，使浸淫在“感时忧国”愁云中的中国知识分子能弥合现世的种种隔阂，在共同的文学传统中，对家国、历史、文学与人生发出千古同悲的感喟。
　　以微妙诗心观大各世界，是陈国球教授的研究最引人入胜之处。本书中成文最早的《镜花水月――一个诗论象喻的考析》(1984)正是此研究特点的滥觞。这篇论文完成于作者在香港大学读书期间，尽管被他视为“童稚”少作，但在历经二十余载之后，它依然是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代表之作(如被辑入罗宗强编《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该文以“镜花水月”这个象喻在传统诗论中的作用为讨论的重点，运用精密的分析方法，将“镜花水月”这一模糊的比喻所蕴含的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层层剥开，彰显出不同时代的文学批评家对于文学与世界、文学与语言、主体与客体等中国文学本体问题的复杂观照。可以说，这篇论文突破了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研究困境，是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研究完成现代转型的一次成功实践。
　　从这篇文章开始，陈国球教授以文本细读为主要方法，立足文学的细部问题，考察中国文学传统之结构演变的研究思路日渐成熟。在本书的“镜花水月”一辑中所收录的古典文学批评论文，分别从“情”、“格调”、“比兴”等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重要个案人手，建构起作者对中国文学“抒情”本质的整体认识。可以说，本书所选的文章体现了陈国球教授古典文学批评研究的来路与走向，它们不但继承、更新了陈世骧、高友工等前辈大家关于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论述，更为后学树立了古典文学批评之现代研究的典范。
　　古典文学批评是陈国球教授最重要的学术基地，而对捷克布拉格结构主义学说的精通，又使他能够站在理论的高地上，对中国文学批评基准(literarynorm)和文学整体结构的演化进行深入探索。在他的研究框架中，作品与作家是构成文学结构的一个部分，具体作品只有在文学的整体结构中才能显现其演化价值。本着这一思路，他不仅将具体的、细部的文本研究向着抽象的、整体的理论研究推进，而且将研究范围从古典文学批评一隅拓展到文学史理论的宏观思考。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重写文学史”的研究热潮中，陈国球教授曾与友人共同主编《文学史》辑刊，在大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大多数学者都津津乐道北美文学理论的时刻，正是他向大陆学界积极介绍捷克布拉格学派的文学史理论，从而推动了“重写文学史”运动由具体问题的改写，朝着整体结构调整的方向发展。这一独特理论视角，一方面源自陈国球教授与布拉格学派的师承渊源，另一方面则与其所处的香港语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他眼中，香港是一个自外于大陆和台湾的“借来的时空”(《感伤的旅程：在香港读文学》，台湾学生书局2003)。在这里，中国文学的传统得到偶然的延续；在这里，五四文学的现代遗风得以发扬光大；在这里，“左”与“右”、“中”与“西”、“文学”与“政治”、“现代”与“传统”、“殖民”与“反殖民”、“国族认同”与“本土意识”等等相对的观念被奇妙地混杂、重组在一起，从而形成香港文化的独特样貌。作为一个生于兹，长于兹的香港人，作为一个从小接受西式教育的“番书仔”，作为一个终身热爱并投身于中国文学的研究者，恐怕很少有人比陈国球教授更能深刻体认香港文化的特质。因此他比任何人都更敏感地意识到香港在中国文学地图上被忽略、或被随意处置的尴尬处境。正是立足于香港特殊的文化处境，陈国球教授勘破了中国文学史“家国”论述所包含的中原心态，另辟蹊径，站在边缘地带，对以“国族想象”为核心的中国文学史的整体框架结构及其书写策略提出深刻质疑。
　　在本书“情迷家国”一辑中，作者集中选择了关于香港文学与中国文学史之关系的多篇论文，从南来学者、在地文学家，以及大陆、香港、台湾、日本等地学人的不同角度，细致地比对了不同文化立场的文学史书写策略，并以错综的笔法，揭示出这些策略背后起着结构性作用的文学史观念之间的博弈。特别是在《收编香港》一文中，作者以绵里藏针的态度，微言大义的例证凌厉精准的分析，列举出大陆文学史在“收编”香港文学时所存在的五大误区，即“板块组合”的结构、从“历劫”走向“光明”的情节模式、包容异物的“超自然世界”、“去政治化”的过滤手段、错乱的评价标准等问题。其论证可谓一针见血，读来让人有振聋发聩、畅快淋漓之感。
　　更为可贵的是，陈国球教授能够在“大破”之际“大立”。在本书中，作者同样遵循从具体到抽象，从局部到整体的研究方法，提取香港文学史上的重要个案(如广东南音《客途秋恨》所寄托的家国想象、岑昆南和李英豪等人所推动的香港“现代主义”运动、李碧华和张爱玲作品的文化政治解读等)，通过对戏曲作品、文学宣言、诗论、文学评论、学术论文等文本的细读，揭示出香港文学在中国文学整体结构中独特的演化价值，从而使香港文学真正成为中国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敏锐的读者必然会为陈国球教授在香港文学史研究中流露出的精诚和热忱所感动。对他教授而言，香港文学史的建构，决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家为追求学术声誉或创造知识价值而进行的一项纯粹的生产活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把这一研究看作一个在“家国”情结中进退维谷的香港知识分子的一次悲壮且孤独的精神探险。正如他在评论王德威的《历史与怪兽》时所说的：“王德威可以将‘小说’与‘现实’、‘历史’与‘叙事’、‘书写’与‘书写者’等等区隔的屏障完全摧毁，通过交错的阅读，重新梳理其关联互涉的脉络，破剖那相生互毁的缠结”(第239页)。这一评价，又何尝不是陈国球教授的夫子自道呢?
　　正是出于对中国文学史整体结构之局限性的深刻体认，陈国球教授特意在“已是惘然”一辑中，以施蛰存和林庚为研究对象，撰写多篇论文，尝试为深陷“家国”史观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建构新的传统脉络。在这里，作者将施氏早期作品中从“惘然”到“惆怅”的“感旧”情绪从文本的情节中层层剥落出来，以令人惊叹的细读方法，彰显出作品内部所蕴含的幽微奥妙的诗心；同时，又在《文本、言说与生活》一文中，从记忆和当下、文本与言说、语言与现世经验等的抽象的文学本体问题出发，在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结构演变中，揭示中国现代小说的美学特质。抛开这两篇论文的运思给读者带来的精美感受不谈，仅就其以“文本内证”方式考掘文义的研究方法而言，就对大陆现代文学界某些“隔靴搔痒”或“穿靴戴帽”式的浮泛的文本研究具有启迪意义。
　　至于陈国球教授对林庚的诗作、诗论及其文学史书写的论述，同样贯穿了作者本人对于中国文学结构的整体判断――即中国文学的结构是以“抒情”为中心，而非以“家国”为中心。因此，他特别敏感于林庚对于“诗意”的强调，并期望通过对林庚的文学实践、文学观以及文学史的研究，为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在现代的延续寻找到一个有力的证据。
　　书读至此，掩卷遐思，“诗心”与“家国”――这一纠缠了中国文学几千年的谜题，至今仍让人费尽思量。也许，在历史与现实的重压下，以“诗心”超越“家国”的梦想，永远是文学研究者的迷思。好在，南中国的海边，仍然有一个人，会为袅袅南音中那吹拂千年的“凉风”和照耀万古的“秋月”发出亘古的太息。正是他对于“诗心”的坚持和信守，使我们在“意乱”、“情迷”的历史纷争中得以蓦然回首：在那千古同悲的“伤逝”情怀中赫然发现，在你我幽暗的内心深处，始终保存着一份穿越历史与现实、国族与阶级、地域与性别的共同的文学记忆。
　　(《情迷家国》，陈国球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1月版，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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