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仙花的芳香】水仙花
时间：2019-02-07 05:27:5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在十九世纪美国读者的眼中，中国往往是陈列于西方美术馆里的模型庭院。这些袖珍楼台令他们流连而神往。不过，若是将模型还原成一座真实的中国人的社区，让它变成唐人街的一隅，这就会叫他们跌破了眼镜。因为这背离了他们的欣赏习惯，对他们定势的阅读经验算是挑战。在这些读者的眼里，唐人街则代表着肮脏、丑陋与落后。唐人街的华人更是愚昧、卑琐和不可同化的廉价苦力。在这样的污源与“黄祸”的双重语境下，有一位作家以鲜见的勇气写了一部惊世骇俗的作品。她不仅以洁净晶莹的文字清洗掉唐人街不该沾有的污名，而且用同情肯定的笔触描绘了人性闪光、善良可亲的华人形象。这位作家的名字就叫水仙花。
水仙花的原名为Edith Maud Eaton。她1865年出生于英国，具中英两种血统。童年随父母移民北美，成年时代主要定居在旧金山与西雅图等西部城市。这也成为她后来小说中的主要故事背景。童年时的水仙花由于自己的特殊身份背景，自然体会到许多因种族差异所带来的困惑，遭受过冷遇和歧视。可是个性倔强的她却从不在人前示弱。母亲常常看到女儿从外面回到家中，浑身仍在发抖。因为她刚与一个持偏见的路人针锋相对地辩论过。其实在水仙花十四个兄弟妹妹中，她的外貌长相更接近白种人。如果为了保护自己，她完全可以借白人的血统来掩盖真实身份。事实上，她的兄弟妹妹不是以英国人就是以墨西哥人在外人面前搪塞，而她同样出名的作家妹妹温妮则为自己取了个日本名字。水仙花不仅没有向世俗与偏见低头，相反却公开对世人承认自己的华人身份。在她发表的作品前面，更是执意使用中文发音的“水仙花”笔名（Sui Sin Far――广东音）来昭示自己的族裔背景。水仙花自称“血管中的白种血液在勇敢地为我们的中国人的另一半而斗争”。她的文学创作对后世的华美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称为文学祖师母当之无愧。不仅如此，水仙花的作品更是在美国大学文学课上登堂入室，成为诠释十九世纪美国女作家创作的经典书目。而作品中包含的诸多后殖民主义因素也愈来愈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在水仙花短暂的一生中（仅仅活了四十九岁），她只创作出版过一部作品。这就是刊行于1912年由短篇小说结集的《春香夫人》。作品包含了写给成年读者的故事和为儿童创作的童话。其中针对成年读者的小说作品，主要以北美唐人街为背景，描述华人移民的艰辛经历，触及种族歧视与压迫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成功地勾画了形形色色、魅力纷呈的众生相。在十九世纪末叶，对华人移民的种族歧视与压迫随着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而达至高潮。“黄祸”一词的衍生凸显白人对华人的敌意与排斥心结。华人男性社会处境险恶，华人妇女的普遍遭遇也同样不幸。在当时白人的眼里，华人妇女不是歌女、娼妓，就是鸦片馆的伺女。她们中的大多数当初被拐骗绑架，然后再辗转贩卖到北美的唐人街。林露德（Ruthanne Lum McCunn）的传记小说《千金姑娘》中就有这方面的详尽叙述。据当时美国人口统计局的记录，三千五百多名在美华人妇女中竟有百分之六十的人被迫从事卖淫。其余女性除极少数殷实华商的家眷外，则从事各种社会底层的职业，包括洗衣娘、佣人、店仆和园农，等等。后来颁布的“佩奇法案”更将申请来美的亚洲妇女视为怀有“犯罪和损坏道德之目的”，除非提供良家妇女的证明，否则拒绝她们入境。
而本书中的第一篇小说“春香夫人”里的故事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发生的。然而水仙花的笔下却创造了一位形象十足完美的中国女性，颇有逆潮流而动的意味。看看作者为女主人公取的“春香夫人”这个名字也耐人寻味。我们似乎从作者的一段文字中获得了提示：“我们并非总是快乐的，人类并非天生就总是快乐的。然而当春天的太阳照耀在我们身上，春天的声音回响在我们耳畔，春天的香味及清新在空气中弥漫，整个大自然在回归的生命中洋溢着欢乐；在这个时候，那只令我们不懈追寻而又捉摸不定的叫作‘快乐’的鸟儿，便好心地停留在我们身边。它唱出一支如此清脆动听的歌曲，连我们叫作‘悲伤’的家鸟都不得不将头缩到翅膀下面，像是死去了一样。”春香夫人的这层象征意涵由此跃然纸上。作者似乎意欲创造一位完美之中国女性，正是基于当时“黄祸”文学中完美中国女性的零存在，她让春天洋溢在女主人公的身上，与当时读者大众心目中的中国女性形成强烈的反差。
小说一开始，作者就让春香夫人亮丽登场。她初来西雅图时，一句英文也不会讲。可五年以后用春香先生的话说，“美国话再没有什么需要她学的了”。这样的间接描写，从侧面显现春香夫人的随乡入俗，领悟力之好，令人印象深刻。接下来的两段层层铺叙女主人公的聪颖与适应能力，而行文上则庄重夹带诙谐，时有叠句交错，音节悦耳，琅琅上口，仿佛是在读英雄双行体诗，真是春风得意，英气勃发。这种盎然的春意一直伴随着女主人公，只要她一出现，文字便闪烁出光彩，跃动着韵律：“天空如浩瀚的太平洋一样蔚蓝”，“空气中充满着春天般的清新”，“整个绿色的世界随着春天催发的生命而悸动”。如此复现的描述语言不亚于戏曲舞台上投射在主人公身上的一束强光或令人振奋的背景音乐。作者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故事也就这样开始了。春香夫妇的邻居有一个女儿名叫劳拉。正值论婚嫁的年龄，父母便做主，为她相中了旧金山一位中文老师的公子。婚约聘礼自不在话下，婚期更是指日可待。但是可怜的劳拉偏偏早已有了自己的心上人，死也不肯依从。唯一知道这个秘密的就是她的闺中密友春香夫人。可是春香夫人“天性乐观，喜欢看到事物光明的一面”。月落星稀，她们彻夜畅谈。告别时，劳拉喜笑颜开，愁云尽散。春香夫人为她想出了一条锦囊妙计。
随着情节的发展，故事场景移到了旧金山。春香夫人自西雅图旅行至此。名义上她是来这里探亲访友。她在唐人街受到亲朋好友的热情款待，这自不待说；与太太小姐们听戏品茗更是少不了的。就是在这样的场合下，她认识了一位名叫阿琪的姑娘。两人似乎前生有缘，不久便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并相约到公园散步聊天。公园会面的经过由春香夫人在信中向劳拉作了一番转述：“亲爱的劳拉，篁兮摇兮。下个礼拜我会陪阿琪去美丽的圣荷西镇。那位贤师的公子会在那里与我们见面。然后由一位仁慈的美国牧师主持，阿琪和贤师的公子就在小教堂里举行婚礼。奏上两支乐曲，就算两人在爱情与和谐的气氛中结合了。”
原来这位贤师之子就是劳拉的明日夫君。明明他们婚期在即，怎么会有新娘调包这一招？谜底也就这样被揭开了。原来春香夫人是肩负特殊使命而来。为了帮助劳拉解除这桩包办婚姻，她风尘仆仆赶往旧金山，当面劝说中文老师的公子。捆绑怎能成夫妻，天涯何处无芳草？无意间她与阿琪相识，而面前这位活泼可爱的姑娘和贤师之子不正是天设地造的一对？她当即为二人穿针引线。初次见面，两人竟然一拍即合。于是便有了前面信中所述的教堂中举行的婚礼景象。春香夫人不愧为侠义肝胆，才智过人。
给劳拉的信写完了，春香夫人又给丈夫修书一封。这封信写得很长，也写得妙。她先是请丈夫原谅，因为她不得不在旧金山再多待上一个礼拜。端午节将至，亲友们都希望能品尝一下她亲手做的美式牛奶软糖。接下来她又介绍了几天来的见闻。美国朋友史密斯夫人举行了一场报告会，她也被邀请参加。报告会的题目为“美国是中国的保护人”。不过怕触痛丈夫的伤疤，想起以前白人给他受的窝囊气。比如那次理发师只收白人顾客五十美分服务费，却要他掏一美元。还有一次，春香先生的哥哥来美探亲，却被美国海关扣押起来。她劝丈夫还是忘掉这些不愉快的往事罢，想想今天有这样的安全可靠的保护人，损失那点钱又算什么；也应该安慰一下大哥，让他知道自己在受到象征自由的美国之鹰的保护呢，多关些时日又有何妨。当然这些观点都是她从史密斯太太的报告会上学来的。到了信的末尾处，为了让丈夫高兴，她说已为他买了一个精美的烟斗，云云。这封信写得很幽默，其中有暗讽，有夫妻之情，也有文采。春香夫人堪为性情中人。不过这些有着沉甸甸内涵的文字竟也是春香夫人信手拈来的障眼法。实际上她是要争取时间为阿琪与贤师之子的婚礼做充分的准备。春香先生毕竟有些守旧，想必会反对妻子的此种举动。春香夫人只好再施连环计，岂止瞒过了众人，也瞒过了丈夫。结局皆大欢喜，劳拉的父母做出了妥协，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故事的发展妙趣横生，不时回荡着笑声。
这种有惊无险的喜剧情节，力求突显女性才智锋芒、敢于冲破世俗偏见的勇气，在当时表现华人妇女的英文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在作者的笔下春香夫人与莎剧《威尼斯商人》中的女主人公鲍西娅简直可以相媲美，她们之间不乏惊人的相似之处。一个男扮女装，一个调换新娘，是身份转换的类同。她们皆机智过人，巧妙地将丈夫与众人都蒙在鼓里。她们都天性乐观，散发着青春活力。鲍西娅对新婚丈夫海誓山盟，与春香夫人写给丈夫信中的亲密口吻似乎异曲同工。并且她们都身处新旧时代的更替之际，具有时代先行者的特点，宁为爱情、友谊或者女性权益、婚姻自由铤而走险，也在所不惜。
在另一篇小说《次等女人》中也不难发现这种有趣的类同。春香夫人明察暗访，为人排忧解难，最后不仅改变了一位美国妇女的社会偏见，还促成了一对白人青年喜结良缘。只见她时而埋首疾书，时而合扇凝思，时而又举着粉色阳伞在烈日下敲门私访。这又似乎变成了业余神探马普尔小姐的化身。
春香夫人的象征意涵由此得以强化。不错，水仙花努力创造的就是这么一位具综合特质的完美女性，理想化身。她热爱友谊，憎恶偏见，不分种族，无论卑贱。正如作者本人所说：“我并无国籍，也不急于得到国籍，个人大于国籍。我将右手伸向西方人，将左手伸向东方人，希望他们不要将中间这条并不重要的纽带彻底破坏掉。”这也许就是春香夫人的真正寓意吧。
与这篇小说不同的是，以探讨异族婚姻为主题的《嫁给中国人的白种女人》及其续篇《她的中国丈夫》却揭示了一场由种族偏见造成的人生悲剧。故事讲述了一个白人女子在遭逢了不幸的婚姻之后，产生了轻生念头，而被中国人刘康喜（音译）所救，二人因此相识并结合。学者张敬珏认为，这篇小说的灵感是来自当时轰动一时的一个白人与日本人结婚的新闻事件。而事实上，自“佩奇法案”颁布后，因为中国女性被限制入境，中国男子就不得不开始被迫与异族通婚。当时的华人男女比例是一百比四。在《新的智慧》和《歌女》两篇小说中，便出现过华裔男性与白人妇女通婚的描述。可见这类事件并非绝无仅有。但是仍然可以想像这篇小说的发表会给当时的读者带来不小的冲击，因为作者以极大的同情心正面肯定了这种异族婚姻。
刘康喜救下梅妮母女之后，便将她们安置在唐人街的亲友家里。他还好心地安排梅妮在他开的杂货店里做零活，并让她学习中国的刺绣。这样一来解决了母女的生计，二来正对梅妮的心事──她原本就喜欢绣花。可是这种平静的生活不久便被打破。一天，梅妮的前夫突然闯进了她们的住处，威胁要将孩子带走。他并警告梅妮，如果告到法庭，法官了解到她与一群中国人生活在一起的话，那判决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可是梅妮认为自己为一个中国商人做工，有劳而获，错在哪里？“天哪，你已沉沦了！”前夫讥讽地说道，“那个满身油腻的小中国佬把你的心夺去了！”梅妮此时平静地回答说：“没错，是大大方方、像个男人样地夺去了我的心。你人高马大，可是你那颗渺小的灵魂怎么能够和他伟大的灵魂相比呢？听到你在背后侮辱他，我才知道我爱他！”小说的开头也正是以这么一句开始的：“为什么我会嫁给刘康喜，一个中国人，首先因为我爱他。”
虽然这种异族通婚在当时已并不算稀奇，但是黄种人与白人结婚在西部几州仍属于违法。十九世纪通行的反异族通婚法禁止有色人种与白人结婚，触犯者会遭受牢狱之灾，可见当时华裔男性腹背受挫、进退两难的窘境。刘爱美（Aimee Liu）创作的同样描写异族婚姻题材的小说《云山》，讲述的就是一对中美新人不得不远走他乡，绕道天高皇帝远的怀俄明州，取得一纸结婚证书的惊险历程。可是大多数的中国男性却没有这么幸运。我在一次加州早期华工实物与图片展上，曾见到这么一组触目惊心的图片：原来是一座座人丁兴旺、熙熙攘攘的城镇，到后来却变成了一片颓废凄凉的空城、死城。这是因为当地的单身华工，或者由于年老无嗣，最后客死他乡；或者不甘寂苦，弃城外迁，到东西两岸的大城市落脚，寻求摆脱自我毁灭的命运。
而梅妮就这样地成为了中国的刘太太。水仙花通过梅妮的眼睛，借用她的口吻，作了一次对中国男人的公正评价。首先，梅妮觉得在刘康喜的身上看到了许多美国男人所不具备的美德。他们“比大多数的美国人更有道德感”。这一点从刘康喜不畏社会偏见，搭救并安置一对白人母女来看就是证明。其次是他们的坚韧与耐性。中国人在异国他乡漂泊不定，遭逢艰辛困苦，中国男人都能默默地承受。他们虽然表面看来似乎不苟言笑，但是在家中却能百炼钢化作绕指柔。梅妮若是疲劳了，他便亲自下厨，为她烹饪可口的菜肴。谁说中国男人不懂得幽默。看到梅妮恢复了体力，竟说他很失望。言下之意，他再无法显示自己的好厨艺了。梅妮担心丈夫会到中国再娶一个姨太太回来──这正是一般白人对中国旧时男人的印象。可是刘却对她说，如果两人真正相爱，怎么还会去另娶姨太呢？尽管丈夫也有他的缺点，如他有时过分讲面子，总要求她在族人面前穿什么衣服，讲什么话，颇使梅妮困惑。可是与她的前夫相比，刘带给她的是“幸福、健康与进步”，而她的白人前夫留给她的却是“悲伤、苦涩和狭隘”的记忆。
纵观全书，除了个别人物，如《小咪的礼物》中的富商被水仙花讥讽过以外，其余大多数的华人男性都被作者予以正面的刻画。与此相反，除了春香夫人的白人邻居威尔算是被作者正面肯定之外，其他白人男性角色大多被水仙花予以负面的处理。是正本清源，还是矫枉过正，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然而刘康喜与梅妮的婚姻并不能见容于当时的社会。不仅是白种人的社会，也不能见容于中国人的社会。小说到了结尾，刘康喜被同族的一颗子弹射进了后脑。这场异族的结合终以悲剧结束。
读完了这本小说集，我一方面为作者挟带十九世纪英语韵味的精彩文笔所着迷，另一方面不禁为其作品所引发的现实意义而深思。一百年以前上演的这一出出种族偏见与歧视的悲喜剧，难道今天已卸下了帷幕了？在时下的“政治正确”的语境下，昔日显性的仇视与排斥已转变为隐性的异己意识。可是它仍旧存在，像空气中的微尘，在我们的四周弥漫。正因为如此，水仙花的作品今日读起来，依然感觉清新如初。这朵洁白晶莹的水仙花仍然散发着扑鼻的芳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