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壁江山_文坛沉寂的半壁江山

时间：2019-02-08 05:33:39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屈指算来，这本书断断续续写了三四年，时间过得真快啊。最初的写作动机如今已想不起来了，恍若曾卓在诗作《悬崖边的树》中所描述的：“不知是什么奇异的风，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平原的尽头，临近深谷的悬崖上，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曾老那些优美而又令人感伤的诗句在我脑海里反复吟咏，久久回旋。如果说我仿佛变成了悬崖边的一棵树，那么在悬崖之下，在一眼望不到边的苍茫的深谷里，则是一片少有人知晓的神秘风景。
　　跌落在深谷中的那片神秘风景，即是被后人称之为“鸳鸯蝴蝶派”的一批作家和作品。若干年前，提到鸳鸯蝴蝶派，我一度固执地认为那是个轻佻的词汇，那时我并没有完整地读过一部鸳鸯蝴蝶派的作品，现在看来，轻佻的并不是鸳鸯蝴蝶派，而是我脑子里的那个“固执”。对鸳鸯蝴蝶派我们知道得如此少，而知道的，又未必全都明白，于是，我一头钻进了那片神秘的风景地带。
　　说起来“鸳鸯蝴蝶派”始终都是个模糊的概念，曾经有一段时间，几乎所有不能划归左翼文学阵营的作家都被斥责为鸳鸯蝴蝶派，棍棒横飞，帽子乱扣，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那些人长期蒙受着不公正的待遇。如今还有谁知道：他们曾经走到新文化运动的前列引领过文学大军；他们的作品在报刊上连载时曾出现市民排队等候的场面；他们曾经是中国文坛引以为骄傲的半壁江山。历史有时候很荒诞，新文化运动之后，鸳鸯蝴蝶派遭遇多方夹攻，终于落得个七零八落的下场。
　　为了写完这本书，我除了大量搜集资料和阅读外，还进行了实地行走和考察。2009年秋天，我曾有一次江南行，来到当年鸳鸯蝴蝶派文人的密集之地，感慨良多。比如在扬州，有我所景仰的两个鸳鸯蝴蝶派文人，一个是毕倚虹，一个是李涵秋。我和妻子雇了辆人力旅游观光车，遍寻全城，却找不到毕、李的丝毫踪影。在扬州朱自清纪念馆参观时，我向纪念馆工作人员打听毕、李的音讯，对方慢悠悠地摇头，脸上一派茫然的神情。我再问一遍，重点说了他们是扬州近代的两位文化名人，“您是不是记错了？我们扬州还有这样两个文化名人？他们不会是文化名人的，如果是，哪有我们不知道的道理？”在对方连珠炮般的反问面前，我感觉到的是哭笑不得。
　　后来来到苏州，有友人黄恽陪同，情况要好一些。黄恽是《苏州》杂志的编辑，也是一位功底深厚的作家，对苏州的近代历史了解甚多，雨中他领着我去参观周瘦鹃、程小青故居，兴趣勃勃上路，结果却多少有些扫兴。周瘦鹃家的大门紧闭着，敲开了门，被里头的人摆手拒绝，黄恽的性格似乎与我相仿，没有多说什么，继续领着我冒雨绕到后边的小巷子深处，登上一座简陋楼房的二楼，烟雨朦胧中眺望周宅后院，似乎什么都没有看到，又似乎什么都看到了。然后参观程小青故居时，见程家大门紧闭，便没有再敲门，只是围着那道神秘的小巷转悠了一会，再后来，黄恽问我要不要去看范烟桥的故居？我摇摇头，说让那些故居继续存留在记忆中吧。
　　鸳鸯蝴蝶派文人生前所遭遇到的冷漠一直持续至今，真是让人唏嘘。好在这个世界并不全都是冷色调，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过程中，就有一抹抹亮色多次温暖过我的心。除开上面提及的苏州黄恽外，天津的学者型作家张元卿也给过帮助，尤其让人感到温暖的是，当书稿写至一半时，通过电子信箱试着给湖南《书屋》杂志投稿，没多久便接到编辑部来信，告知《书屋》会陆续发表几篇（后来果然陆续发表了几篇），在此之前我与《书屋》的诸位先生并无半点交往，这种从自由来稿中选稿的编辑作风，在当今社会恐怕已不多见了，因而此处的感谢更加含有深意。需要感谢的还有我的老师、兄长映泉先生，他为这本书写序，又在QQ中对我说：“文章千古事，文章死后还会被人注视，不能迁就。有意见尽管提，兄弟间，要弄得像个样子才好……”这样的话语，确实是很温暖人心的。感谢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曾永辰先生和高为先生，是他们的辛勤劳动，使得这本书得以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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