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敢【于局长勇敢】
时间：2019-02-10 05:26:5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斯大林是谁?无须多说,全世界的好人坏人都晓得他。于局长叫于再清,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论级别,斯大林比于局长高出许多。论胆量,斯大林一生敢做敢为。但勇者千勇,必有一怯,某次大会,斯大林就“怯”了一回。
那次大会,有一项重要内容:给一个叫萧斯塔科维奇的人颁奖。萧斯塔科维奇(1906-1975),苏俄乃至世界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但是,他再伟大,也伟大不过斯大林。此刻,斯大林就坐在台下,稍稍仰头,翘着那撮著名的胡须,微笑,期待,不怒自威。左右身后,是文武百官,以及其他能代表人民的人。
萧斯塔科维奇登台,发表获奖演说。他说:“我所取得的成绩,应当归功于……”这时,萧氏停顿了一下。全体在场的苏联人以为,接下来他会说,应当归功于斯大林、归功于国家、归功于人民。当时的苏联人,不用现教,人人都会这样说。
我们这些不在场的中国人,虽然不说俄语、不喝伏特加,但是遇到类似场合,大致也会往相同的方向去想去说。因为,我们都是在相同的话语氛围中呼吸、浸润、生长。我们反反复复、一遍又一遍地将成绩和荣誉归功于路线的指引、领导的正确、国家的关怀。
可是,萧斯塔科维奇并不这样认为。他在停顿了一下之后,说出的竟是,他的成绩,归功于――他的母亲。刹那间,全场静了下来。可怜的、听惯了官话的、早被整得没了脾气的苏联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紧张,担忧,以为将有可怕的事情发生。要知道,未被“归功”于己的斯大林同志,他老人家就在现场啊。那时还没有电视,即使有,相信也不会出现斯大林的反应画面,出现也得掐掉,苏联老大哥在这方面应该很麻利。
奇怪的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萧氏说也就说了,斯大林听也就听了,并没有跳起来批评纠正,而是显得很不敏锐,很不“原则”,很不勇敢。
读到这里,各位一定意识到,我该拿谁去作对比了。没错,就是于局长。近日于局长在政协会上指责冬奥会冠军周洋的一句话,已使他迅速成为焦点人物。周洋有句脱口而出的真心话:得金牌“会让我爸妈生活得更好”。这话感动了世界,却让于局长不爽,于是当众批评说:“感谢你爹你妈没问题,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别光说完感谢父母就完了。”
于局长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但我要说,于局长比斯大林勇敢,至少在这件事上,他比斯大林敢于表达,敢于批评。
我无意说于局长像斯大林那样,是伟大的灯塔,人民的父亲(有时也说成儿子,瞧这辈分乱的),我只想说,我对于局长充满感激之情。中国的小孩子写作文为什么虚情假意,大言不惭?中国的成年人为什么爱说假话、套话、场面话?中国的官员为何总爱拿国家和人民说事儿?于局长一句话,让我豁然开朗,多年的困惑迎刃而解。
国家是什么?国家应为人民而设。“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两千多年前孟子的论述。据此,人民应该排在国家前面。现在都说以人为本,换言之,也可说是以人为先。周洋的父母是人民,于局长让周洋“把国家放在前面”,就不大对头了。
然而,另一种看法认为,人民虽重,却是由一个个“个体”构成,需要有人替国家代为组织,代为管理。个体人民的利益,随之也被泛化为整体人民的所谓“根本利益”。因此,国家至上,整体至上,人民的根本利益至上。这样一来,于局长所说的“把国家放在前面”,又巧妙地获得了某种正确性、神圣性。这还不算完,因为这些“至上”之上,还有一个“上”,那就是我们想在心中的领导。由于领导被认为代表着国家、全局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说到底,只有四个字:领导至上。
顺着于局长的话题往下推导,还有一句话他没说出,却早已整装完毕,呼之欲出,那就是:要把领导放在前面,不但放在人民前面,而且放在国家前面。由此,“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次序就完全被颠倒。颠倒就颠倒,千百年来,孟子虽被尊为亚圣,却没谁真正拿他的这句话当真。
国家,人民,根本利益,按说都是好东西。可事实上,却常常被当成挡箭牌、糖精水、魔术棒。大家都不是傻子和愣头青,出于种种考虑,还是不说破为好。于是,假话盛行,空话泛滥,言不及义,一起忽悠。
突然间,一个十八九岁的毛头丫头,冒冒失失,说了一句大实话,媒体广为传播,民众大叫其好,于局长却激流涌进,挺身而出,匡正“时弊”。所以我说,他比斯大林勇敢。周洋小丫头呢,毕竟是中国人,因此比萧斯塔科维奇听劝,领导一发话,很快就改口了。
倘若萧氏灵魂不死,附在周洋身上,她会不会反问局长一句:我为国家增了光,你为何不让国家感谢我?
(标题有改动)
●作者自荐
插图/代言/小黑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