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权势唱赞歌]唱给妈妈的赞歌
时间：2019-02-11 05:37:2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王石川简介 杂文作者，媒体评论员，专栏作者。近年来致力于杂文、时评写作，坚持“公民发言，权利立场”，坚信“日拱一卒，功不唐捐”。有近千万文字散见于各种媒体，多为口水，不值一哂。现供职于央视新闻中心。
○记者： 一个人的人生选择和取得的成就与他的成长环境密不可分，您从小对文学的喜爱，走上学文的道路，到后来从事媒体工作，父母的教育和家庭的熏陶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王石川：“时光是记忆的橡皮擦”，在并不诗意的时代，我们经常失忆，记忆被抹去，或者密布蛛丝，但我永远忘不了小时候摩挲报刊的欢愉情景。我常怀庆幸和感激之情，少年时代能够接触《杂文选刊》等大量报刊。家父是“报刊控”，他的阅读爱好直接扩展了我的阅读视野，少年孤单，但精神世界并不寂寞。从大学读中文到从事媒体工作，从热爱文字到舞文弄墨，少年时代的阅读史是最原始的催化剂。
性格即命运，性格即文体，有的人活成了散文，有的人活成了杂文，有的人活成了小说，还有的人活成了诗歌……我愿意活成杂评（杂文、时评）。对于巨宅的我来说，写杂评是我介入生活的最主要方式，或者说写杂评本身就是我的生活方式。能否写出精品我没有自信，但我自信找到了最好的言说方式，我甚至愿意矫情地说有朝一日我的墓志铭上可以写上这样一句话：“睡在这里的是一个热爱杂文和时评的人”。
有人说，二十岁属于诗，三十岁属于散文，四十岁属于小说，五十岁属于杂文。其实在这个言说时代，这种对应关系已不成立。在这个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杂文家、时评家。德国思想家泰奥多・阿多诺曾说过：“奥斯维辛之后，写诗也是野蛮的。”这自然有道理，而我更认同歌者周云蓬的感叹：“这个世道啊，把厨师、木匠、文青都逼成了公共知识分子，不好意思再唱情歌。”“公知”尽管越来越成了骂人的词语，但毫无疑问，当暴力拆迁此起彼伏，当“萝卜招聘”肆无忌惮，当贪官巧取豪夺，甚至“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谁能沉默？沉默是一种罪！谁不愿意吼几声、愤怒地嘶鸣？此情此景，恐怕再温婉、再绅士的人，也无法安然度外，做“铁石心肠的船长”，从此“不关心人类”。我是生活此间的一员，写杂评是我表达愤怒的最决绝姿势。
○记者：2000年进入大学，度过了十分充实的四年，能否给我们的学生读者提供一些经验之谈？
●王石川：“十年心事十年灯；芭蕉叶上听秋声。”一想到大学我就伤感，伤感是因为太留恋，感叹美景不再。大学是我最开心最充实的人生之华。我不敢好为人师，只想对学生朋友说，珍惜大学时光，多读多写，所谓“功不唐捐”。
○记者：您的作品题材广泛，多取自社会热点，如《女大学生之死能否扣动春运积弊》、《列车屡屡相撞，问责和改革能否到位》等，对热题材的把握，可以说决定了此类作品的品质。在题材的选取上，应注意哪些问题？
●王石川：你说的对，我杂评的题材几乎全是社会热点。热题材容易把握，但不容易写出彩，在众声喧哗中你要说得有理、有力，还要让人耳目一新，太难了。不过，个人感觉，对于一个杂评大家来说，在题材选取上无所谓热点不热点，不热的题材也能写热，冷僻的题材也能写出深度。窃以为要达到这种境界，除了尽可能地丰富知识储备，还应在为文的角度上多费心思。
○记者：从热题材中提炼“冷观点”，体现了作者的眼光与思考。您怎样使自己的作品“通俗”而不流俗？
●王石川： 现在的时评写作一大缺点就是流俗，也就是说同质化严重，这种状况有其弊，当然也不必全盘否定，流俗的好处在于聚蚊成雷。杂评写作不仅在于文本优美、角度新颖，还在于推动公民社会建设，比如所有的杂评作者都抨击“萝卜招聘”不合理不合法，尽管观点很俗，但分贝上去了，效果也就出来了。
○记者：时评的规则是“快”，而杂文需要构思，需要小说、戏剧等艺术养分，是一种慢工，您如何平衡速度与质量？
●王石川： 速度与质量往往成反比，但也不尽然，像梁启超，就能保持速度与质量的统一，当然梁启超太少了。无论时评还是杂文，都需要积累，没有积累，不可能写出好文章，即便能写出一两篇好文章，也难以长期保持杂评的水准。
○记者：您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杂文的使命，提到“警惕权力的恶；与为虎作伥者较量；完成新一轮的启蒙”，这三点中若只取一点，您会选择哪一个？
●王石川：当然是警惕权力的恶。为虎作伥是依附在权力之皮上的毛，如果降服了权力之恶，为虎作伥就无所依附。至于启蒙，我现在觉得虽有必要但也莫低估老百姓的智慧，所谓学在民间、智在民间、希望在民间，许多时候老百姓稍加启蒙，他们也许就洞若观火了。尤其是现实够斑斓，一个摊贩无辜遭到城管殴打的场景加上一篇启蒙文章，对老百姓来说岂不是更有力。我们缺好文章，不缺残酷现实。
回过头来说权力的恶。权力本应该向公众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为公共利益服务，但不少时候权力太恶了。世间的一系列悲情、惨剧让人无法忍受，可以说，有时权势成了罪恶的渊薮。
可怕的是，权势具有诱惑性，每年报考公务员的人如过江之鲫。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说：“当青年坚定不移地选择公务员这条道路时，有一系列问题：这是个有名望的职业吗？不是很有名望。付的薪水多吗？付的不多。”“这意味着，他们选择这条道路是因为这是快速致富的方法。”年轻人最容易被瓦解、被名利绑架，有的可能最终成了权势的帮凶。
更可怕的是，不少权势掌握者依然沉睡，或者装睡，老百姓已经为权利不懈抗争，他们仍然狂妄自大，鼾声如雷。因此，我希望无论左还是右，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人，都应找到最大公约数，即警惕权势的恶。当然，不仅是警惕，应该是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官不聊生，民得聊生，降服权力，民之大幸。
我的博客上有网友这样留言：“我担心的不是中国社会不会进步，而是社会进步总以鲜血为代价！从来制度的重新建立，要么是在老制度的基础上，要么是在老制度的废墟上，无疑前者比后者付出的代价更小，也更容易办到。”深以为然。
○记者：在这篇文章的末尾，您说：“如果实在不济，我们承载不了巨大的使命，我们得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吧。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说：‘千差别，万差别，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和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对于当下的“公民意识”，你怎样看待？
●王石川：在当下，做个公民也难，在家里你无法做平等的成员，在单位在社会你无法做平等的公民。在内心你有专制的基因，为什么这样？对此，鲁迅先生曾有过深刻的论述；鲁迅的愿望是，老百姓不要做臣民更不要做太监，不要做暴民更不要做顺民，独独应该做公民。
遏制社会溃败，离不了权力的自觉，更离不了公民社会的形成，离不了公民精神的不断壮大。历史学者马勇追问，假如不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海外的革命宣传，假如没有革命党人在周边在帝都的连番爆炸，假如没有1904年日俄战争这场奇怪战争引发的外交危机，清廷会立宪吗？会预备吗？会让咨议局自由选举吗？答案自然是肯定不会！这就需要公民的抗争。当然，公民不能速成。
○记者： 时评以其短平快的特征颇受一些受众欢迎，在您的创作中，时评亦占有很大的比重。不可否认的是，当下的时评写作渐趋快餐化、肤浅化，速生而速朽。思想与形式，决定了一篇作品的生命力。您在《杂文选刊》杯首届全国杂文大赛获得二等奖的杂文作品《群众已经过河，他们还在摸石头》便是一篇思想性与文学性俱佳的作品。能否谈谈您是怎样由时评写作渐进杂文与时评“双栖”轮番写作的？
●王石川：首先感谢《杂文选刊》，感谢评委老师，《群众已经过河，他们还在摸石头》获奖让我很惊喜，也提升了我的自信，让我坚定地继续写杂文、写时评。
呵呵，我确实没什么创作经验，或者说我还没有资格谈创作经验，我只希望继续发言，继续激情地观察这个社会，继续保持敏感和热爱，保持文章的温度和热度，不辜负各位师友的期待。
○记者：那么，能否谈谈您的写作观或者写作状态？
●王石川：我现在的写作状态很焦虑，经常漏夜失眠，翻个身，叹口气，看几行文字，继续愁苦，为社会忧，为他人愁。这是不正常的状态。这种焦虑来自于内心的不平静，来自于社会的不安静，我的内心常有兵荒马乱之感，特别是一看微博，就无法镇定自若，悲苦的事情太多，惨烈的事件太多，让人牵肠挂肚的东西太多，我做不到把脸扭过去闭目养神，更做不到酣然大睡。而又帮不上他们的忙，文字太无力，实在纠结。于是，常常愤怒。当然，愤怒不是我的全部，英国当代诗人西格夫里・萨松说：“我心里有猛虎在细嗅蔷薇。”一个再愤怒的人，也有明亮和沉默的一面。
关于写作观，我告诫自己应尽量做到我手写我口、我手写我心，尽量做到“不为权势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
我期待这个社会好一点，权力为民众，天空蓝一点，河流干净一些，吃的东西卫生一些，更期待社会公平一些，社会的不平等少一些，阳光明媚、自由普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