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文学的书写】女性主义的概念

时间：2019-02-11 05:42:10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王安忆一直是文学界最受瞩目的作家之一，其小说《长恨歌》是女性主义小说的范本，用了近三十万字的篇幅，浓缩了上海上世纪四十年的岁月变迁，用细腻而绚烂的笔将一段尘封已久、早已被人遗忘的历史生活艺术地再现了出来。王安忆站在女性视角的高度俯视着风情与美艳并存的故园上海，审视着女人王琦瑶的一生。
　　关键词：女性视角上海王琦瑶
　　
　　在王安忆多变的文学创作中，始终有一个恒定的方面，这就是对女性的关注，她的创作一以贯之地表达着她的女性意识，女性本来就比男性要精神性一些，独立一些，自主一些，丰富一些。《长恨歌》是其二十余年创作生涯中一部令她“功成名就”的作品，于1995年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在当代中国近乎是“惟一”至少是不多的一部“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的作品。在《长恨歌》中，作者采取了一种女性视域来进行叙述，以女性为主人公，以超性别的姿态、自觉的性别意识建立起作为女性审视世界的独特方式――呈现一女数男的叙述模式，主人公王琦瑶虽然经历坎坷，但她却有着不可熄灭的生命力与自主能力，是女性顽强的生命本能，使她在柔弱的外表之下有一颗坚强的心灵。
　　女性主义思想家南希・乔多罗在《母性的再生产：精神分析与性别社会学》中指出，女性体验自我的时候，没有男性那种区别意识，她们更多的是感受到外部世界的连续性、关联性与和谐性。或许这就是王安忆在上海文化身份认同写作时倾向于女性视角来观望女人和城市的理论依据。王安忆以女性视角观察和审视上海和女人，使城市多了女人的香水味，成了温柔的富贵乡，使女人成了繁华与衰败共同经历后的昔日，透出王安忆女人式的同情。王安忆将女人与城市写到了极致，如小说的一开始便写道： “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而在上海的每一个角落都有这样的一个王琦瑶，上海弄堂因为有了王琦瑶的缘故，才有了情味，上海弄堂因为有了这情味，便有了痛楚，这痛楚的名字，也叫王琦瑶。”
　　
　　一、女性视角看城市
　　
　　王安忆说：“要写上海，最好的代表是女性。”王安忆将上海塑造成一个十分妩媚的城市，这座城市通过这些独特的女性视点浮现于读者面前。 “《长恨歌》是一部非常写实的东西，在那里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历史”①。女性与城市相互依存中建立起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王安忆在《长恨歌》中从上海女性的凡俗生活中寻找上海的城市精神。女性的悲剧命运只是她关于人性探索的一个载体，实现着对城市里平凡人生及凡俗生活的一种同情和悲悯，小说通过对女性生存的展示而到达一人的高度审视社会、审视时代。
　　“王安忆的《长恨歌》，描写的不只是一座城市，而是将这座城市写成一个在历史研究或个人经验上很难感受到的一种视野，这样的大手笔，在目前的世界小说界是非常罕见的，它可说是一部史诗。”这是在马来西亚将新设立的“第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奖”授予王安忆时，评论家李欧梵代表十八位评审的致词。王安忆在小说中以绵绵的女性意识，对城市赋予独特新颖的理解，关注城市与女人的深层关系，从而观照现代女性心灵漂泊而坚韧地抵抗孤独的生存情状。
　　上海是那个在风花雪月穿着旗袍唱着“夜来香”的时髦女郎，“风里传来的是女用的香水味，橱窗里的陈列，女装比男装多。那法国梧桐的树影是女性化的，院子里夹竹桃的丁香花，也是女性的象征，梅雨季节潮黏的风是女人在撒小性子，叽叽哝哝的沪语，也是专供女人说体己的话用的。这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大女人似的，羽衣霓裳，天空撒金撒银，五彩云是飞上天的女人的衣袂”②。
　　王安忆曾经这样说过：“我生活在上海，我对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包括语言、上海人的世界观等一直都是潜心关注的。”③女性作家对其所生存的空间有种依赖，王安忆乐于去写上海，王安忆选择王琦瑶来表现上海，实际上是女人对城市的情有独钟。上海洋场里的繁华故事和上海小弄里的飞短流长最能揭示、最反复无常、最无可奈何、最悲凉的女人心。
　　“上海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似的。它有着触手的凉和暖，是可感知的，有一些私心的。积着油垢的厨房后窗，是专供老妈子一里一外扯闲篇的；窗边的后门，是供大小姐提着书包上学堂读书，和男先生幽会的……”作为大都市的上海在继承和吸纳中更注重吸纳，骨子里有的精细和安闲，重情感和易怀旧的特质，所以女性作家借助于女性视角来表现她们生活的地方，更能将其情愫表达出来。
　　
　　二、女性视角看女人
　　
　　王安忆是个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作家，她对女性生命的透视也日益逼近着生命的本质。王安忆以女性视角为关照，通过描写王琦瑶丰富的生活和情感世界，将她浓浓的隐藏深处的女性意识展现出来。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以一个脱离男性束缚的完整的女性身躯，浑身散发着女性气质的女性形象成为城市的闯入者。“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的女儿。每天早上，后弄堂门一响，提着花书包出来的，就是王琦瑶；下午，跟着隔壁留声机哼唱‘四季泪’的就是王琦瑶；结伴到电影院看费雯丽主演的‘乱世佳人’，是一群王琦瑶；到照相馆去拍小照的，则是两个特别要好的王琦瑶。每间偏厢房或者亭子间里，几乎都坐着一个王琦瑶。”这就是王琦瑶，也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弄堂中那些待字闺中的女孩的一个缩影。
　　王琦瑶是上海的影子，她的衣着服饰、举手投足、低眉敛目，都是有上海味的。王琦瑶是充斥着流言的闺阁里走出来的典型的上海女人，无论是弄堂还是爱丽斯公寓，她所过的都是上海人的生活。上海塑造了她的传奇，演绎了她的“倾城之恋”。无论是繁华还是平淡甚或是有些艰难的时候，王琦瑶都能处变不惊、从容应对，在一点一滴中过着虽然琐碎却坚韧的日子。王琦瑶执著而从容的生活方式，标示了当代女性的独立个性与理想信念，具有更强的存在能力和更为坚实的精神内核。王琦瑶的形象是多维而复杂的，她美丽温柔不失典雅，她多情乐观不失豁达，她积极努力不失性情，她娇羞动人不失大方。王琦瑶是全篇的灵魂人物，也是这城市的象征，代表了上海的精神。作为上海三小姐的王琦瑶，“可说她是真正代表大多数的，这大多数虽是默默无闻，却是这风流城市的艳情的最基本元素。……三小姐其实最体现民意。大小姐二小姐是偶像，是我们的理想和信仰，三小姐却与我们的日常起居有关，是使我们想到婚姻，生活，家庭这类概念的人物”。王琦瑶用女性的身躯包容城市，城市的气息已经深入她的骨髓。她对男人爱情和物质的渴求是她物化的结果，而物化正是这个城市的实质，也是与它血脉相通的王琦瑶的本质。
　　在《长恨歌》中，王安忆通过质询女性身份的迷失，演绎女性悲剧宿命轮回，来思索女性的性别境遇、女性的生命体验，为女人的性别本体复归而呐喊。作品里陪伴在王琦瑶左右的是女人并且在王安忆那里似乎男人只是女人生活中的附庸。这不失独到地表现了女人之间的相互依恋，同时更是女性视角关注女人的真实体现。小说中并没有出现男性掌握主导权的传统的感情体系，他们都没有强烈的征服欲望，反而表现出的是内心的孤寂与懦弱。王安忆小说中的男性形象从形体到心灵一般都比较模糊贫弱，在性格上或多或少的都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缺陷。他们当中的多数并没有参与到传统男性所从事的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事业中去，而是充分享受着平淡生活的悠闲，她一生中遭遇过的男人都是其生命中的匆匆过客，谁也不能真正拯救她，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做自己的救世英雄，依照自己内心的愿望顽强地生活下去，完全自觉地走向命运的归途。
　　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将女性历史的书写平静自然地铺展开来，选择上海为依托，以王琦瑶为比附，站在女性视角关注城市和女人。从女性相对完整的、边缘琐碎的生存史入手，展现和肯定女性个体生命的世俗形式和意义，营建一个世俗民间的女性自我，王安忆立足于女性视角，立足于她所能彻悟的情感，对宿命中的王琦瑶充满了同情，使《长恨歌》成为女性主义文学的写书。
　　
　　①王安忆：《重建象牙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192页。
　　②王安忆：《长恨歌》，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5页。
　　③王安忆：《王安忆说》，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作者：吕佳，文艺学硕士，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文艺美学。
　　编辑：赵红玉E-mail：zhaohongyu69@126.com

相关热词搜索：书写，女性主义，文学，

【女性主义文学的书写】 女性主义的概念

热门文章

【女性主义文学的书写】女性主义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