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小说生命意识的探索]沈从文的悲剧意识
时间：2019-02-11 05:43:3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在20世纪30年代众多作家中，沈从文独树一帜。他的全部小说浸透着作者的血肉与终极关怀。他用饱蘸着情感的笔抒写了文学生命中灿烂的一页,奔涌着滚滚的生命意识。具体体现在：文学的“梦”与“真”，品性的迷醉描写，“经世致用”。
关键词：沈从文的小说 生命意识 探索
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矛盾张力中发展的。而“文学的现代化”发生的最深刻并且有根本意义的变革是文学语言与形式的变革，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美学观念与品格的变革。其中之一为“文学的时代性与个人化”的关系，而取视角于个人的、地域的，更具鲜明特征的，则非沈从文莫属。
作为京派小说的领军者，在30年代众多作家中，沈从文独树一帜。在他的全部小说中浸透着作者的血肉与终极关怀。他用饱蘸着情感的笔抒写了自己文学生命中灿烂的一页，奔涌着滚滚的生命意识。这种意识犹如生命之翡翠，晶莹夺目。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一、强烈的生命意识深伏于文学的“梦”与“真”
纵观《媚金・豹子・与那羊》《三三》等小说，可透视出其生命意识的流光溢彩。
首先，倾情于个性化的风俗描绘。在他的如诗如画、亦幻亦真的艺术里，他把一幅幅散发着强烈的泥土气息的风俗民情画布满了30年代的文学画廊。特别是其乡土小说在表现农村生活和描写山民的痛苦时，总是把具有农耕地方色彩的风俗画和作品的内容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强烈地显示出作品的苗族、土家族风格和酉水的地方色彩，并真实地记录了这一时期苗族、土家族的风俗史。在作者笔下，边地的自然景色、生活风习，以湘西独具的健康之态展现――而并非文明城市所认为的“苗蛮匪区”。正因侧重于从地域、民族的角度显示个人化，才凸显了叙述者对生命浓厚的眷恋之意。能够体现此种风格特征的莫过于《边城》一文。在文中，元宵节的灯火、端午节的龙船、中秋节的赏月和月下男女的对歌，男女定情时的走“马路”、“车路”，人们爱唱巫师迎神歌……都表现出湘西边地风俗的古朴纯真。其中端午节赛龙船的描写尤其绘声绘色，实为一幅湘西边城健美多姿的“龙船竞渡”的风俗图。
其次，叙述者还以他特有的审美眼光，放开笔墨，绘制出一幅幅明媚秀丽的风景画：酉水两岸的村镇、碾房；筒车、水库；河中的方头渡船，攀渡的缆绳；碧溪 的白塔、青崖、翠竹、丛林；茶峒的街道、码头、吊脚楼、黄狗，乃至山区的雾霭风雷。叙述者或浓描，或淡写，使人如置身湘西边地水光山色之中。这风俗正是满盛了情与理想化的现实，由此而构筑出叙述者独有的“梦”与“真”。
二、品性的迷醉描写，奔涌着叙述者执著的生命意识
其一，对人忠贞的浓笔，满蕴着赤子情怀。我们仍以《边城》为例。作为小说代表作，它是最好的诠释。比如，翠翠的童贞与情爱专一。作者笔下的翠翠，是一个船家少女，展现于读者面前的一举一动都带点童稚气，恰似初绽的蓓蕾，体现童贞美。她的名字就像湘西边地的青山绿水、翠竹茅舍那样明静纯朴。她与祖父相依度日，承袭了善良纯朴之美德；生活简朴清淡，却没有贪权恋势之态。在这个船家少女身上我们看到了作家所要赞颂的优美、自然的人生形式。而随着岁月流逝，翠翠的童贞美在恋爱中更体现出一种品性的升华――情爱美。由于天保、傩送两兄弟走“马路”、“车路”的不一致，情爱偏离了理想的轨道。在没有公正的裁判之前，凭着良心和道德的评判，天保退让、出走、翻船而亡；而傩送见此情景，也一时无心耽恋爱情，远行桃源……二兄弟将骨肉之情、人间之义演绎得酣畅淋漓，一如长江江畔神女峰的传说一样。叙述者为此不惜浓墨重彩地抒写了湘西边地让人为之荡气回肠的一面，以其苗人的悲悯情怀，抒写了一首湘西边地少女纯朴坚贞的情爱之歌，集中体现了叙述者对故乡一往情深的赤子之情。
其二，人情世态的描写，倾注了叙述者哀婉而炽热的爱。在小说里，叙述者调动自己的生活经历、情感体验，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人情世态。对湘西的村民、兵士、漂泊无常的水手船工、娼妓、童养媳以及吊脚楼的店伙计等，都怀有不可言说的同情和关注，并大量地渗入作家的情绪，这情绪哀婉而炽热。如《柏子》里的男主人公柏子面对妻子行为难以言说的情绪描写，苍凉而无奈。作为水手的柏子如一条随时可以掀翻的“船”，在无所顾忌地前行而不自觉。又如写边地人民生活能力坚韧、对人命运不可知的《丈夫》以及《媚金・豹子・与那羊》里男女主人公双双殉情的选择，更流露出一种跌宕悲情。
作者的生命意识的闪现更体现在他对边地人民生命自在状态的酣畅抒写上。如《虎雏》里的少年勤务兵，在上海时，“我用自己的观点想说服他的野性，能不能改，有没有必要”，后以勤务兵在城市里杀人潜逃一事为注解。还有《会明》《灯》写军队里三十年的伙夫老兵，外表雄壮、固执，实际天真。再如《辰河小船上的水手》等几乎都是将雄强与柔顺集于一身……
在这里，沈从文小说的归趋既不同于“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主题，也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的革命的romantic式以及阶级观点社会分析型。他或借助于人间至情（爱情）来表达真诚的人际关系；或假手凡间俗子的本我、自我形式来显示人生的“自然”与“健康”……这种看似平凡、琐屑而实属崇高、厚重的美德，表现了一种充满爱和美的人情世态。边城人的性情粗犷豪放，直爽豁达；重感情，讲义气，轻钱财，爱憎分明。他们见义勇为，江水暴涨时，不拘救人救物却同样在一种愉快的冒险行为中做得十分敏捷勇敢，使人见之不能不为之喝彩；他们仗义行侠，人到八十，也还是认为助人是一种不可逃避的责任；他们表里如一，言行一致，“选定了又后悔，同茶峒人平素品德不相称”。作者的生命意识在或概括介绍、或具体描写边城人民的特色品德中突出地表现了出来，用“梦”与“真”构成了一幅文化批判的文学图景。通过这幅图景，让人们不自觉地对比文本外城市文明的丑陋、人性退化，也更让人们去认识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
这一切是边地人民的生活习俗、民族风尚使然，是叙述者以爱家乡的独有方式，诠释了自己哀婉而炽热的爱。
三、“经世致用”――坚韧的生命意识旨归
沈从文的小说意蕴丰赡，其中执牛耳者有二：
一是人物形象异彩纷呈。女性形象柔美如酉水，男性形象蛮强似峭壁峻山。女性，如翠翠母女、萧萧、三三、夭夭、媚金……；男性，如豹子、弹筝者、少年勤务兵、杨老兵……
二是风俗风情的古朴。浓浓的地方色彩、淡淡的时代投影、逼真而具古意的边地风俗，总是满布于沈从文小说的叙写过程中。无论是人、物，抑或景、俗，均洋溢着灵动鲜明的色彩。相比20世纪30年代社会城市文明的缺失、人性良好品德的“打落”，湘西世界更让人感到习俗风情古朴的弥足珍贵。从这个意义来讲，边城苗族、土家族的优良品性正是一个民族不可或缺的。
然而，沈从文在30年代乃至以后很长一段时期是不受人瞩目的。因为在一些权威人物看来，他是“桃红色作家”；也有不少人认为他总是处于时代的边缘，做“没病的呻吟”，“流露着消极没落的悲观情调”。因此，他在特定时代、特定的社会环境里是寂寞的、孤独的；即使在“荷戟”，仍被认为是“作秀”。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学观、价值观的转移，学者们越来越震撼于这一位一度沉寂的作家的魅力――小说的解构具有多重意蕴。因而，或赞其田园牧歌，或扬其人性魅力，或论其远离时代政治……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而笔者认为当今诸公大多将沈置于湘西这一神奇土地的叙述者来浓墨于其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而少有将其解读为特定时代、特定区域下，作为一个文化人在用“美”与“爱”构筑了一座洋溢着人性光辉的“希腊小庙”。由“梦”与“真”组合的文学图景，只是作者小说生命形式的外形。他的生命深层奔涌着的，却是“经世致用”的思想内核，是湖湘精神光芒的闪耀。为什么？
因为遨游史河，我们可管窥湖南人的所思、所在与湖湘精神大有因果。湖湘精神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文化，兴于南宋明清、以至光大于近世的湖南区域的思想文化精神，它既包括形而上的文化流派又含形而下的民俗风情。其主要特征是“经世致用”与“纯朴尚义”。正因为湖湘文化的渊源，作为一个苗族、土家族、汉族血统的湘西人，沈从文从小就耳濡目染了湘西边地“纯朴尚义”的熏陶；加之，处于沅江流域的土著文化（群苗文化）以及以儒学为正宗的儒家文化的沐浴，铸就了他的厚道、经世致用、心忧天下的情怀。正因为他少年当兵目睹了一天之内杀人三千的非常遭遇，让他决心“奔走异地”，“徙于文明”；也正因为惶惑于“生命闪灭倏忽与卑微，人生价值的低贱”，而拥有了屈子楚赋式的迷惘，才使他穷其一生于生命的真谛与民族的生存出路这一过于沉重的主题。这种为救世拯民而求索的精神，正是中国儒家政治文化的具体体现，也是湘楚特质使然。
沈先生说：照我所思，可以知我；照我所思，可以知人。我们沿着沈先生的小说思路可找出其创作的精神家园，并透视出湖湘精神在他身上的闪现；就会发现沈先生所为正是湖湘精神的“果”，其小说的生命意识的浓烈恰是最好的诠释。从《蜜柑》《神巫之爱》《沈从文甲集》到《虎雏》《如蕤集》《黑凤集》以至后来的《沈从文杰作选》，或者从官僚政客、军阀、武夫到底层的娼妓、船夫、猎户、木工、石匠乃至巫师，沈先生在创作过程中显示了如下的心灵驿动：不论建构文学的“梦”与“真”，抑或对边城迷醉的描写，都通过对边城乡民厚道、血性、善良、热诚的品质的刻画，描画了一种“自然、健康”的人生形式，表达了我们的民族应该如此而非别样的观点。我们民族的品德也应该有着边城人所承传的诚实、厚道、勇武、有血性，而非堕落、失去这些品行。凡此可见，沈先生所为不是某些人所说的“超越了现实，远离了政治”，而是以他的小说来寓意、来昭示出人物涌动于内心深处的生命意识，这种意识使读者相信，即使在黑暗的地狱里也有闪亮的阳光，能使人们重新燃起“自尊心”和“自信心”。
正是基于“经世致用”这一出发点，沈从文无论对古道热肠与仗义的男性形象的勾勒，还是对柔美与钟情的女性形象的塑造,都体现了自己的苦心经营。在沈从文的构思中凸显了社会与人性中善的一面,尽管也不忽略人性中的浅陋和卑微，但人物纯朴、尚义、守信成了小说的主导。沈从文是在以小说中人的“纯朴尚义”与归趋的“经世致用”来观照现实中的社会人生，让人们去反思“我们”的过去怎样？现在又如何？“我们”的路归向何方？这种独特的探索方式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界争论不已的中国社会的性质、国人的出路、民族的出路等问题是一脉相承的。沈从文是在以小说文本的形式参与对这一热点问题的讨论，并提出自己的见解、构成寓意，即民族的重造。这正是以“经世致用”为原则的湖湘精神传统基因在起作用。沈从文让人们通过“湘西世界”，去明白边城人的“纯朴、豪爽、和睦、尚义”正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所需要重构的。在这里，沈从文不像左翼作家那样从时代环境和社会关系的影响上去把握和描写人物个性的形成与发展，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并把社会结构的分析与心理结构的描摹结合起来以取得战斗效果；也不似“新感觉派”那样借鉴现代主义的技法来表现都市生活的病态，现代文明的畸形。他是试图通过建构理想的生命形式，即由文化来改造人、改造生命、改造民族以达到“经世致用”――建构理想的民族生命形式。
“湘西世界”虽历经风霜，但终以健康的形式展现于世人眼前，并益于当今，功在后世。这可告慰九泉下的沈先生。渡尽劫波终不悔，建功于当代，敢为人先，恰是湖湘人以儒学为正宗的政治文化的鲜明特色，更是沈从文“经世致用”的思想动因，是湖湘精神光芒的闪耀。
也正是基于此，湖湘精神才是沈从文生命意识的真实底蕴，才是其创作的生命深层意识所在。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湘行散记》，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2]苏雪林：《沈从文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3]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集》，仿古书店1928年版。
[4]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5]汪曾祺：《又读〈边城〉》，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作者：龚永标，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编辑：张晴E-mail：zqmz0601@163.com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