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绝的情爱与生命的狂执_生命的执 着
时间：2019-02-12 05:27:5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白先勇 同志 焦虑 救赎 自我认同 现代性 摘 要:在白氏早期的同志小说中,时间哲学已初显端倪,以同志题材敏感地表达了生命存在的时间焦虑,由青春期梦幻般的呓语到群体爱的救赎:放逐―寻求―狂欢―孤独―再放逐,背离传统,寻之不得,以狂欢掩饰绝望,绝望之后陷入更深的孤独,继续放逐亦是对生命的狂执。白氏对情爱的孤绝和对生命的狂执是超乎想象的,是复杂而悖论的一个怪圈,而贯穿其中是对存在的焦虑与无奈,对生命的虚无与狂执的追求――这一看似矛盾的复合体。它一方面表现为自我认同的危机,另一方面也是现代性悖论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文学转型体现于心理的必然。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看到白氏思想的复杂性。
“同志”一词,最早见于《国语・晋语四》“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后来逐渐带有政治和革命色彩,进入20世纪90年代受港台文化影响,转化为同性恋(者)的代称。同性恋古已有之,正如霭理士所言:“这种现象分布极广,古今中外,在任何文明的角落里都存在;并且在今日的文明社会里,它仍是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①在一般人的眼中它是一种反传统、反道德、反人伦的边缘化存在;于此规则下,同性恋者外部受排挤内部受自我心灵的挣扎与认同,这一悲剧性的搏斗从未停止。1988年白氏接受《PLAYBOY》采访时,首次公开承认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这使他成为“众多东方同性恋者中最早,最主动以自己的性别倾向涌出社会底层的中国作家”②。于此角度深入其中,其同志小说在整个创作中的地位不可轻视,从中可以探讨白氏的情爱观、生命观。他早年的同志小说尚处于青春期梦幻般的呓语中,注重心理分析、象征、隐喻、暗示,打着“青春短暂,艺术永恒”的旗帜,注重个体“为逝去的美造像”。受西方哲学特别是存在主义哲学及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存在主义和精神分析学在其人格成长中起精神支撑作用。旅美后思想变化较大,由注重个体到重视整个同志群体的心理变迁。至当下又观照那些患AIDS同志的生存状况,焦虑的心,充满了对人类情感的困惑与无奈,对情爱的孤绝和对生命的狂执是超乎想象的,是复杂而貌似悖论的。
一 、个体:“为逝去的美造像”
萨特说:“人毕生与时间争斗,时间像酸一样腐蚀人,把他与自己割裂开,是他不能实现他作为人的属性。一切都是荒唐,‘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③年轻的白氏何尝不是如此。按照夏志清的分类,白氏的早期小说分两类:一类是或多或少凭借自己经历写成的,如《玉卿嫂》《寂寞的十七岁》;第二类是《青春》《月梦》等多幻想、浪漫成分的作品,不管哪类都充满了“逝者如斯夫”的悲哀,从中可看出他对时间的敏感、对青春的焦虑。“青春短暂,艺术永恒”深入其思想中。美需要艺术之笔的再现,它是白氏对时间焦虑的具化:想抓住而徒劳。他执迷艺术的力量,所以老画家一直不停的“想调出一种嫩肉色,嫩得发亮,嫩得带着草芽上的腻光,那是一种青春的肉色,在十六岁少年韧滑的腰上那块颜色,但是每次调出来的都令他不满。”④艺术固然美,但作用于青春则显得力不从心。《月梦》中,老医生只因年轻时一次同性之爱,就拒绝一切的爱,但当他在暮年遇到一个与当年的恋人静思长得很像的少年肺炎患者时,便不顾一切地挽救他的生命,其实他挽救的是自己的生命――青春。《玉卿嫂》中,玉卿嫂专制的爱,容哥朦胧的爱,都是时间――自然时间与心理时间的错位,虚无――证明了白氏理想的破灭。
白氏同志小说中的人物敌视时间,时间让生命的尊严丧失殆尽,时间让孤独脆弱的个体在激情中欲壑难填,欲望的不可遏制将人物送向死亡。青春消逝,肉欲固留,似烈焰燃烧着他的人物。在《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里,昔日“教主”如今空空是也,而这个越老越坚的男人却不肯降低自己的欲望――一点卑微生活的需求。时光如梭,人一生都在与各种欲望赛跑。所以,白氏要把朱焰的理想寄托在年轻的姜青身上,但姜青的死亡再次证明青春的短暂与无情。在《寂寞的十七岁》里,寂寞的杨云峰――被人叫做“大姑娘”“小白脸”的男孩子,由于得不到爱与关怀而逃离学校,实质上是白氏童年生活经历的折射,那个中年男人为了一己的欲望去勾引杨云峰,不仅仅是现实的写照,更是白氏心理变化之体现,成年后他同样面临如此困惑。正如欧阳子所说:“(同志)大多数都不能安定下来,也控制不了自己,堕陷在肉欲与爱情追逐的轮回中,总是移动游荡,急切探索,不断地追寻,却像绕圈子一般,从少年时期到老年,永远找不到解脱的出口。”⑤正如保罗・蒂里希认为,时间是存在无法摆脱的焦虑,“焦虑就是有限,它被体现为人自己的有限。这是人之为人的自然焦虑,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所有生命的存在物的自然焦虑。”⑥存在主义的时间观认为时间预示着死亡的在场,蕴含着生命的有限与偶然,在白氏同志小说中追问生命的起源与归属,对生命有限而难于把握的焦虑交相呼应,带着对美的追问对生命执著的渴望,白氏的早期同志小说给我们留下很多有益的思考。
二、 群体:爱的救赎
其创作的转折期是1963年美国之行,其间大量接触西方现代派的作品及创作理论,而美国是当时同性恋的一个重要基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处于社会转型期,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为“黑暗王国”的产生培育了丰腴的沃土,人生的经历及性取向,为以《孽子》为代表的同志小说的产生奠定了心理和现实基础。《上摩天楼去》里面也有类似的“姐妹情谊”,当妹妹发现姐姐到美国后的巨大变化而无法接受时,其内心的焦虑何尝不是白氏自己的心声。目睹种种怪现象,不由自主地把经历与感触揉进作品中。从《青春》《月梦》到《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孤恋花》
《孽子》,从青春的呓语向深沉的充满悲剧性的爱的救赎流变,视野从狭小的个人空间逐步放大到同志世界甚至整个人类世界。放逐―寻求―狂欢―孤独―再放逐,背离传统,寻之不得,以狂欢掩饰绝望,绝望之后陷入更深的孤独,继续放逐亦是对生命的狂执。《孽子》中的父亲都是军人出身,代表中国传统父权的严肃、正直、规范,是传统道德的典范。众“孽子”的变异完全颠覆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伦理,它割断的是世代相传的家族香火,是真正的断子绝孙。李青、王夔龙、傅卫放逐了自己,在爱与恨的交织中彼此开始了相互的寻找。王夔龙、阿青、傅卫以一种恐惧、逃避的消极方式表达对父亲的寻找,而王小玉自始至终都以一种积极的方式追求他的“樱花梦”。不论是积极或消极寻父,始终难以找到,始终有一层隔阂,或有父不认,或父子天人相隔,或永远的“樱花梦”。《孤恋花》中的“总司令”风月场中几十年,地位有了家却没有。白氏和他的人物都难以摆脱循环的怪圈和深层的焦虑。其中浮现出他幼年孤寂的影子,期望得到家人的爱,长大后性取向不被常人理解,苦闷如影而随,幸而遇挚友王国祥,从其悼念王的散文《树犹如此》中,我们能够感受到那份特殊的感情“霎时间,天人两分,生死契阔” , 犹如“天裂”般的空缺而永远无法弥补。《孽子》中的莲花池象征着一个悲剧的舞台,“在那团昏红的月亮引照下,我们如同一群梦游症的患者,一个踏着一个的影子,开始狂热的追逐,绕着那莲花池,无休无止,轮回下去,追逐我们那个巨大无比充满了爱与欲的梦魇。”外在的对欲望的追逐是内心孤寂、焦虑的最好脚注,集体狂欢的背后是绝望。白氏把这些孽子放在隐性的层面,分别使他们象征一种情感的所指,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出他的情爱观,虽然清楚情感的艰难,但仍然让他的人物永不停息地追寻,字里行间透露出一颗悲悯而焦虑的心。对情爱的孤绝和对生命的狂热,不论是常人或边缘人,皆难以做到,那群死了也要爱,非常态也要爱,被边缘化了的“另类” ,对生命狂欢式的呐喊:我们也是人,也需要情爱,也需要常人世界的宽容与理解。
三、第三性世界的孤独
《DANNY BOY》和《TEA FOR TWO》这两个短篇小说,使其停止多年的同志小说再度进入读者的视野,《DANNY BOY》中的云哥是位很优秀的教师,在性取向暴露后逃往纽约,遇到患AIDS的Danny后,他全身心地照看他,灵魂得以升华。白氏在小说中还写到了云哥的表妹邵华和“香提之家”的医务人员,这些都寄托了他的美好感情:消除普通人对患AIDS同志的偏见与隔膜,由小爱到大爱。《TEA FOR TWO》中同志的生存环境较之《孽子》时代已大大改观,他们不必再困在台北新公园阴暗封闭的黑暗一角,替而代之的是“tea for two”酒吧及“fairland”餐厅,温暖而风情,物质及社会整体环境的改善,并没有真正改变他们的孤寂:出生于大企业家的罗大哥以本能性的倾向自我逃离伦理的重托,大伟与东尼这对同生死的真同志把自我的肉身放逐到死亡的天堂,痛苦与焦虑又有几人知道?他们狂欢假象的背后是对幸福与爱的焦灼与追求。安弟横死街头就为了保护罗大哥送他的相机;大伟和东尼在一片圣洁的白蜡烛的柔光中,穿着大红绸衣,相互搂着安静地“睡去” ,也只是因为大伟得了AIDS没人给胖东尼洗澡。白氏一贯的悲悯感伤和对这一群体的同情于此得以共鸣,对同性真爱的渴望和希望得到社会认可的焦虑之心,从来就没停止过,狭小的世界中,面对死神而不屈服,短暂快乐之后是无尽的绝望,在这些富有意味的隐喻暗示中,表达了他对第三性世界及整个人类情感的焦虑与困惑。物质世界的改观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群青春鸟的情爱观,他们好像生来即如此,这里似乎也寄托了白氏的信仰观,他时常感觉人世无常,佛家的生死轮回观及现代主义的末日景象,投影在其作品中:灾难、暴力、死亡,令人触目惊心的自毁自灭,极度压抑的病态的暴力与反抗,盲目的爱与恨,失落、恐惧与绝望,爱的无悔、狂执、纯洁,甚至还带着唯美主义的镜像,大伟、东尼纯洁得令人感动,这一切看起来复杂而似乎充满了悖论:一面是对生命虚无的冷淡,一切皆空;另一面却又不顾一切地爱,去追寻生命的巅峰――纯洁的爱。究竟是什么导致这一“悖论”呢?
四、焦虑中的认同
放逐―寻求―狂欢―孤独―再放逐,背离传统,寻之不得,以狂欢掩饰绝望,而后陷入更深的孤独,继续放逐亦是对生命的狂执。陷入复杂而似悖论的怪圈,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呢? (一)性别与身份的矛盾。作为名门之后,有优势亦有常人无法想象的孤独。女性为主体的童年成长环境,父亲角色的缺失,易养成柔弱善良的性格;七八岁时得肺病被隔离好几年,促使他由外向转向内向;动荡的时代,从桂林逃到重庆,到台湾,到美国,令其无助缺乏安全感。种种原因使他错过了性别认同的最佳时期,未能向社会化的男性过渡。白氏在评论欧阳子小说时,所说的一段话我想同样适合于他自己:“一个人自我身份(identity)的确定及印证。‘我是谁?’大概是最常困扰我们的问题。当我们不能给自己一个确定的答复时,往往便在他人身上求得印证,证同类,证相知,在他人的身上,找回自己,往往这便是促生爱情的动力。”⑧认同危机:寻父不得,摆脱传统又寻求传统的认同;想认同男性世界的价值标准而不得。一面在寻找童年时代父亲的象征;另一面又必须面对文化心态的失衡,他代表着一代人对传统文化――哺育我们的中华父亲文化的追寻与困惑。(二)现代性悖论。早在台大的时候,白氏就与同学欧阳子、王文兴、陈若曦等人创办了《现代文学》,大量介绍卡夫卡等西方现代派作家的作品,并亲自实践,来到美国置身于西方文化中, “从图书馆借的,却是一大叠一大叠有关中国历史、政治、哲学、艺术的书,还有许多五四时代的小说。我患了文化饥饿症,捧起这些中国历史文学,便狼吞虎咽起来。”⑨白氏“在精神上、文化上和情感上的尴尬和两难,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以往的母体文化(中国文化)熏陶和现实的异体文化(西洋文化)挑战在思想上、情感上、观念上产生出一系列深刻矛盾所致。”⑩其情感心理的两难悖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现代性的悖论。背叛与颠覆,追寻与狂执。(三)台湾现代派小说转型的心理体现。台湾现代派作家处于现代与传统、本土与西化、个体与民族等多层矛盾中,精神断裂的痛苦在白氏身上体现尤为明显。少年时代逃亡式移民,父辈的丧失原乡及政治上失败及后辈对政治专制的绝望,使得价值世界虚空、反叛,存在主义反叛荒谬的抗争精神给他带来思想的解放。但他并未停留于此,骨髓里的对传统儒家思想的认同,令他最终从对生命虚无、荒诞中走出来,转为对生命狂热的追求,对真、善、美纯洁的臆想。由青春梦幻般的呓语到群体爱的救赎:放逐―寻求―狂欢―孤独―再放逐,背离传统,寻之不得,以狂欢掩饰绝望,而后陷入更深的孤独,继续放逐亦是对生命的狂执。白氏对情爱的孤绝和对生命的狂执是超乎想象的,是复杂而悖论的一个怪圈,而贯穿其中是对存在的焦虑与无奈,对生命的虚无与狂执的追求――这一看似矛盾的复合体。他的博爱与宽容及对美的无限的追寻也充分体现了出来。
作者简介:李先宇,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抗战文学研究;何修明,硕士研究生,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
① 霭理士:《性心理学》,潘光旦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82页-第283页。
② 林幸谦:《第三性、原罪与救赎――白先勇谈同性恋者的时代挑战》,《文学世纪》,2003年第8期第23页-第28页。
③ [法]萨特著,施康强译:《萨特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页。
④ 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一卷:寂寞的十七岁》,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⑤ 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二卷:台北人》,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356页。
⑥ [美]保罗・蒂里希:《存在的勇气》,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页。
⑦ 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三卷:孽子》,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第21页。
⑧⑨ 白先勇:《白先勇文集第四卷:第六只手指》,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页,第12页。
⑩ 刘俊:《悲悯情怀――白先勇评传》,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