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迷的生命之旅 生命之旅
时间：2019-02-12 05:34:1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靳以 小说 “多余人” 知识分子 摘要:靳以在1930年代的小说中塑造了许多“多余人”形象。他们是爱情失意的颓废者,是黑暗社会的悲惨弃儿。由于生命主体的孱弱,其博爱追求也是虚幻的。“多余人”既体现了靳以浓厚的悲观意识与感伤色彩,也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大时代中的精神影像。
著名现代作家靳以(1909-1959)在1930年代的小说中创作了许多“多余人”形象。对其进行解读,不但可以更加深入地把握靳以的整个创作特点,也可以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庞大的“多余人”谱系,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迷惘的爱情失意者
靳以在1930年代初登上文坛,在编辑《文学季刊》等著名文学期刊的同时,也是一位高产作家,仅在1933-1934一年间,就有四部短篇小说集出版问世。小说多以爱情题材为主,描写失恋男子极度的感伤与绝望心态。这些作品与作家本人选择文学及由此导致的失恋隐痛密切相关,好友巴金曾这样回忆:“他走上文学道路是付出了高昂代价的。在当时写小说并不受人尊重,他的初恋遭到失败,就因为他不肯放弃文学的事业。”①在人生和创作旅程中,靳以一直受制于情感的困扰,如其在小说中的夫子自道:“因为一个女人,我才过了凄迷的日子。不但破了脑中好女人的幻想,也尽有无限愁苦寂寞的日子在等着我。”(《纠缠》)
这些自叙传色彩浓厚的作品,同时折射出年轻作家对人生与爱情莫名的怀疑与悲观、偏激与狂暴,“以峻急、悲怆得几乎变态的格调,宣泄着一种失落了的恋爱情绪,带有浓郁的心理浪漫主义气息,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上承郁达夫的浪漫抒情遗风的。”②而这些小说中的男性主人公,也颇有郁氏笔下零余者即“多余人”的色彩,《沉》中在学校任职的“他”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说到他自己,也将成为时代中的没落者。他虽然还年轻,可是并不为年轻的人所喜,也不为年老的人所赞赏。他有着不为人喜的直性子,全然地依照自己的方式活着。”“长到廿六岁的人,值得悲伤的事也尽有多多少少,他习于先前所厌恨的跳舞,喝酒……用眼前病态的欢愉,使自己没有空闲的时候。”造成这种状态的直接根源,则是因为穷而失去了心爱的女人。小说通过人物到舞场放浪形骸的描绘,充分展示了其失恋后痛苦茫然的颓废心态,以及游戏人生的生活态度。
20世纪初的中国,是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嬗变的转型期,也是中西思想、文化交流和碰撞的剧烈震荡期,这些都成为文学作品中“多余人”面世的催生剂。不过,郁达夫笔下爱情失意的零余者,多源自性意识觉醒而引发的灵肉冲突;靳以爱情小说中的“多余人”,则是女性背叛的直接产物。虽然产生的背景不同,其病症则是相似的:“从忧伤走向病态,由自恋转为自虐。他们精力不足,意志不坚,缺少猛进的豪气与毅力,只能退缩在封闭的自我世界,时而骄傲又时而自卑。”③《沉》中的主人公也有追求个性解放而不见容于时代的特质,这显然也继承了“五四”一代人的精神追求。
由于常常在极度苦闷中无法自拔而尽情宣泄,靳以早期小说中的滥情倾向相当突出,但也有些作品有所突破,以平实细腻的笔触塑造了较为成功的“多余人”。《卖笑》中的鲁阳既要应对枯燥琐碎的工作,还因不善交际而被同事耻笑为不适合在现代社会生存的人。由于靠岳父的供给才完成大学学业,他还必须时时俯首听命于苛刻的岳母和妻子。就这样,未老先衰的鲁阳平日只能“呆子一样地憨憨笑着,任凭人家用如何毒恶的话来宰割他的灵魂,他也不能哼一句”。《教授》的主人公是一位大学教授,他经常在课堂上受到学生的质疑和嘲讽,回家后又要迎合庸俗不堪的妻子,始终无法挣脱精神的牢笼。小说对人物的刻画是较为传神的,如下班走在回家的路上,教授感到“像是做了一天苦工的牲口,到晚间又被人牵到马房中去的欢悦”。至于结尾――“太阳升起来了,水门汀路上铺满隔夜的寒霜,他一个人提着皮包走着,瘦长的影子寂寞地投在地上。”――更可视为在痛苦与矛盾中奔波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经典影像。
鲁阳与教授的不幸命运与爱情有直接关系,他们的妻子也与同期小说中只知追求物欲享乐的女性相似。不过由于没有把笔墨集中于对女性的谴责,主人公的性格得到了更为深入的开掘。他们是颇具普遍性的现代都市人:时刻处于精神上的紧张、烦闷与压抑,却没有能力去追求、想象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人生方式,已被彻底压制成典型的“单面人”,这也是许多知识分子无法操控自身命运的尴尬写照。
二、悲苦的社会遗弃者
世界最著名的“多余人”形象是在19世纪上半叶俄国文学中出现的:“‘多余人’是新兴抗议文学的主角,为极少数受有教育而道德敏感之人中的一员,在自身家国中不获安心立命之所,反躬自苦之余,逃入妄想或幻觉、犬儒作风、绝望,终则往往沦于自我毁灭或自暴自弃。”④1930年代的中国文学同样充满“抗议”色彩。靳以在前四部小说集之后的创作,日趋显露强烈的社会批判锋芒,如其所坦承:“对于现社会我有着极端否认的意向。”(《秋花》后记)不过,靳以的小说由于始终无法消除浓重的感伤色彩,人物也与俄国的“多余人”一样,多以绝望或毁灭收场。
在《黄沙》中,靳以塑造了一位疯人,其致疯的原因是家人的接踵离去:妻子难产而死,孩子车祸而死,母亲瘫痪而死,妹妹不堪忍受丈夫一家虐待而自杀。当主人公被安置于救济院时,引发了这样直白的议论:“在这个完好的社会上,他们是些多余的人物,是要把整个的善美玷污的;所以他们必须被送到这里来,和那些健全的人离开。”主人公也不断诉说自己的不幸,“愤慨像提了起来就再不能遏止”,后来他也上吊自杀了。《黄沙》书写的是一幕幕人间惨剧,然而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只有单纯的展示与控诉,却难以看到悲剧的发生与社会因素的深层关联。“如果说,文学可以夸张所有,却惟独不可夸张痛苦。因为夸张痛苦是一种‘撒娇’行为,一种缺乏足够承受能力的表现。”⑤进而言之,文学中真正能够打动读者的痛苦应该是灵魂的内在痛苦,这其实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所普遍匮乏的。在这方面,俄国文学中经典的“多余人”形象,显然更富于灵魂拷问者的内在气质,从而也拥有更为丰厚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
单纯充满绝望的控诉在现实面前又是无力的,甚至往往成为退缩和逃避的手段。在《早春的寒雨》《泥路》《过载的心》等多篇小说中,靳以塑造了一系列小人物形象,他们都生活不济、命运凄惨,充满了浓厚的悲观主义与宿命色彩。这些作品只突出了这样一种意念――黑暗的社会使好人成为悲惨的“多余人”,却同《黄沙》一样难以令人产生深切的共鸣。
借描写苦难来抨击世间丑恶现象是一切进步作家的永恒使命。可是,“新的历史正是伴随着伟大、深刻的痛苦而诞生的。”⑥由于对痛苦缺乏足够的咀嚼与提炼,无法对人间悲剧的根源做深入的探究,导致靳以的小说不但难以完成应有的社会批判力度,一系列“多余人”形象也因严重脸谱化而缺乏足够的魅力。
三、虚幻的博爱承载者
中篇小说《秋花》(1936)中的方明生,是靳以笔下一位格外突出的悲剧性人物。他曾在爱情之路上屡遭挫折,也曾在牢狱生活中饱受摧残,出狱后得知母亲故去更是遭到巨大打击,很快在身心俱疲中走向生命的终点。作家主观上想把方塑造成具有博爱精神的完美人格代表:“他自己是立足在博大的爱的上面,他爱人类,他也爱他的母亲和弟弟妹妹们。”但实际上,这一人物只不过在永无休止的颓废与怨恨中度日,是一个典型的“多余人”。
正如方明生的旧恋人青所说:“他嘴里说着爱,实质上他已经没有那份精力。”身体表征的孱弱,根源还在于生命主体的孱弱。他虽曾为信仰而坐牢,信仰的根基却极为虚浮,以致听闻母亡立时万念俱灰,将一切信仰都抛诸脑后。他表面上具有博爱的人道主义情怀,却常常悲叹命运的残酷和不公,转而憎恶人类:“我讨厌一切的人……什么人我都不要看!”就连他的恋爱观也是极端扭曲的:当青以赎罪面目来到病榻前悉心照料,招来的只是他无情的斥责,甚至至死都不原谅她,而对另一位旧恋人、自私无情的苓却始终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以上种种,都注定了方明生难以践行博爱这一宏大使命。他并没有给予别人足够的爱,而是希望别人来爱他,是那西索斯式的自恋者。求爱不得而转为绝望,终致对一切都产生憎恨,这才是方的真实心态。“总的说来他爱人类,但对特定的人他常常是残酷无情的。强烈的爱使他燃烧,但这是一种抽象的火焰,可怜的凡人靠近时常常会被烤焦。他把观念放在人之上,他的一生就是在证明无情理念是怎么一回事。”⑦这种对西方某些著名知识分子追求博爱却走向相反路向的描绘,也完全适用于方明生。如追问方明生的性格来由,文本中已经给出了答案:他“总也没有能跳出个人感情的圈子”,而且是“一个离不开母亲的孩子”。那么,靳以又何以让他负载着不堪承受的博爱光环呢?这一人物在极大程度上可以视为作家的个人镜像,比如方在情感上屡受打击就正是以早期爱情小说为蓝本的。靳以带着欣赏态度创作的方明生,也与早期作品中一味谴责女性而很少反省自身的男主人公一脉相承。通过塑造这一充分凝聚了作家本人气质的人物形象,典型地体现出颇富浪漫(下转第97页)(上接第94页)色彩的现代文人“与其自我检讨不足之处,还不如放纵于自怜”⑧的特点。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多余人”总是充满哀怨色彩,却很少俄国文学同类形象深刻忏悔意识的重要原因。
靳以的文学创作,自始至终融会着个人的情感体验。爱情失意后的绝望、激愤,伴随着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控诉,对人类丑恶行径的极度厌憎,大量地进入了他的小说文本,这也必然产生众多的“多余人”。从更深层面来看,这些“多余人”也折射出现代作家出于强烈的感时忧国心理,“为希望和参与而满怀憧憬,同时却又被一种失败感和疏离感折磨得痛苦不堪”⑨的极度焦灼状态。靳以“从个人到众人”(其自传名称)的整个创作旅程,就始终伴有在理想与现实面前徘徊不定的深度迷茫。
由于陷入了主题先行的误区,而且过多采用宣泄和议论的表现手法,靳以的创作质量难以实现更大的飞跃,像《卖笑》《教授》这样的成功之作越来越少,笔下的“多余人”则日趋单调乏味。值得深思的是,不但“多余人”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画廊中数量众多,靳以在艺术上的种种缺陷,创作质量难以超越早期作品的现象,以及其自身所体现的诸多“多余人”特征,在中国作家中也并不鲜见。彷徨迷惘的“多余人”,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写照。
作者简介:石健,文学博士,吉林体育学院体育人文社会学系教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 巴金:《〈靳以选集〉序》,见《靳以选集》(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46页。
③ 刘广涛:《百年青春档案: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青春主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页。
④ [英]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310页。
⑤ 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⑥ 曹文轩:《第二世界》,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306页。
⑦ [英]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杨正润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⑧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页。
⑨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78页-第1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