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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立场与官方话语的纠结】坚定立场的话语

    时间:2019-02-12 05:35:3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关键词:民间立场 官方话语 问题小说 赵树理方向   摘要:无论从新文学发生以来就始终在探索的大众化课题来看,还是从解放区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历史关联来看,赵树理的出现都是重要的文学史现象。而对这一现象的考察与反思,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延安文艺”的规范,以及该规范对“当代文学”的影响。
      
      从上世纪40年代后期至今,赵树理的小说和文学观一直是评论界言说的对象。20世纪40年代后期,他被作为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方向”获得了很高的赞誉。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的《邪不压正》引起争论。此后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时起时浮。“文革”中他成了“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备受摧残,过早地离开人世。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他的价值又得到肯定。此后,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他被关注,引起讨论。对赵树理的评价是与其农村写作紧密相连的,本文着重梳理赵树理“问题小说”的创作情况,以图揭示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简称《讲话》)对“当代文学”的重要性以及“当代文学”在其生成过程中的一些复杂情况。
      
      一
      
      《小二黑结婚》和随后出版的《李有才板话》(1943年10月),使赵树理成为边区最出名的人物之一。虽然小说销路很好,但起初对赵树理的评价并不多。{1}直到1946年,大规模的宣传和评论才随着赵树理作品的广泛传播而展开,解放区的一些文化和宣传部门也开始提出向赵树理学习和赵树理方向。先是周扬在其专论《论赵树理的创作》中,把年轻的赵树理冠以“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并说“他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正是他实践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向的结果。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实践的一个胜利”{2}。郭沫若称《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等作品“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意义,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着兴趣的”{3}。茅盾说《李有才板话》“标志了向大众化的前进的一步,这也是标志了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4}。1947年7月25日至8月10日边区文联召开座谈会,负责人陈荒煤作题为《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专题发言。{5}确立了“赵树理方向”,并认为是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由此,赵树理成为延安文艺的“样板”。可以说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赵树理作为作家在解放区达到了他声誉的顶峰。
      “方向”能得以确立,除了赵树理的农民立场、农民视角外,还有更深的原因。1947年前后对赵树理创作的讨论,以及“赵树理方向”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对“延安文艺”的一个总结,陈荒煤就说赵树理的作品“是可以作为衡量边区创作的一个标尺”,这是在《讲话》之后,延安文学宣布自己文学实绩并且规范未来文学方向的一次行动。20世纪40年代后期,正是“当代文学”的生成时期,左翼文学一方面要厘清批判各种异己的文学力量,另一方面则是要树立自己的榜样,为将要到来的“当代文学”确立一种规范。尽管“延安文艺”推崇普及的是可以直接产生效果的艺术形式,但显然它们在文学等级上缺乏说服力,而且在艺术水准以及表达更为深广的政治内容上都有明显的欠缺,它们并不能够成为标志性的样板。而赵树理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则符合这样的要求,尽管这种符合也是非常有限的。
      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20世纪40年代后期解放区文学界倡导的“赵树理方向”是依照毛泽东《讲话》精神“想象”的结果。一方面肯定了赵树理小说创作中许多值得肯定的东西,另一方面对赵树理小说的丰富内涵作了简单化的描述,同时也掩盖了赵树理小说创作、文学观念上某些带有根本性的局限,它是为了显示《讲话》后解放区文学实绩进而为全国解放后实行文学规范所采取的一个策略。“赵树理方向”的确立,是关于赵树理的“故事”。在这个“故事”的讲述中,突出了民间文化正统论者赵树理与中国共产党主流意识形态及文学主张相适应的一面,忽略了二者之间的差异。事实上,对于“赵树理方向”来说,重要的是“方向”,而不是“赵树理”,也就是说重要的不在于赵树理实际创作情况如何,而在于对其创作的阐释,正是这种阐释构造了意义,构造了“赵树理方向”。而二者之间的差异,则成为赵树理后来写作上不幸的重要原因。
      
      二
      
      “赵树理方向”在文本、现实、读者三者合力下得以确立。但赵树理是一个“特别”的现象,其创作意图并不在于通过阶级对立来构造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他坦诚自己并不是那种能够承担建构意义秩序的作家。在1947年的两次采访中,他都表达了“不幻想做一个大作家”的态度,“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就是我的志愿。”{6}这样的志愿使赵树理将自己的小说称之为“问题小说”。
      关于“问题小说”,赵树理本人说“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了所要写的主题”{7}。他在1965年的一次座谈会上还说:“我常是以工作员的身份去工作,不是为了搜集材料去工作的。在工作中遇到什么人、什么事,解决了哪些问题,有什么社会意义,这常是应该写的东西。”{8}显然,赵树理“问题小说”的写作是为了在现实中解决这些问题,这样急功近利的写作态度是不能够承担起根本方向所要求的通过二元对立确立“新人”的历史主体地位并进而进行历史叙述任务的。
      纵观其小说创作实践,“问题小说”实际是他认识生活、反映生活的独特的创作方法。因此,我们有必要把“问题小说”作为他采用的创作方法来看待。这样,就有可能使我们把赵树理创作的独特性更清晰地揭示出来。“问题小说”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在赵树理用来是得心应手且乐此不疲的。但正如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尖锐地指出,“当赵树理把目光盯在‘问题’上面时,而忽略了人的存在和人的思想情感、心理表现等问题,大量的社会问题构成‘问题’的现象描写,取代了对人的灵魂问题的探讨。”{9}这样的批评不无道理,文学不能沉湎于对某些具体问题的解答,更重要的是对形而上的求解。就连作者本人在20世纪50年代谈到自己的创作时也说他的缺点之一是“重事轻人”。应当说这个问题是存在的。其作品多以事件为中心,而不是以人物为中心。客观地讲,对人的关注理应成为一个作家最根本的任务。赵树理在解放后的创作没有能够超越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这恐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问题小说”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赵树理是顺应当时时代要求创造并实践了这一创作方法的。解放区的老百姓希望通过看戏或小说能解决生活中的实际的、具体的问题。而赵树理的一系列“问题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老百姓的这种实际愿望,因而受到极大的欢迎。读者的喜爱和认可是其“问题小说”得以存在、发展、延续的基础。在特定的时期,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也使他成为现代文学中继鲁迅、沈从文等大家之后又一写农村的现代乡土小说家。但“赵树理方向”赋予了赵树理太多的东西,作为一个“特别”的作家,如果说当初的他是受宠若惊却不无自喜地接受了“方向”这一桂冠的话,后来的创作实践及评价却使赵树理这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实践者”几乎不堪重负。这一点在建国前夕的关于《邪不压正》的争论就已经开始显现了。纵观其20世纪40―60年代的小说创作,以1947年夏被确立为“方向”为界,可以把赵树理的小说创作分为三个阶段。从1943年代表作《小二黑结婚》的发表到1947年夏边区文联提出“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口号是其文学生命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可以看作是赵树理同解放区文艺界上层之间基本和谐的“蜜月期”。从1947年“方向”的确立到1956年间,可以看作是赵树理与主流话语之间艰难而痛苦的“磨合期”。而1957年至赵树理逝世的1970年,则是他同主流话语间的“疏离期”。赵树理的“问题小说”创作,在对“方向”的接受与反抗中注定不会走得太远。加之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使新文学由局部的“延安文艺”扩大至全国范围的“当代文学”,一系列新的文学规范也在建立着,创作具有“史诗性”品格的作品成为主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建构“当代文学”意义秩序的根本方法。而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标准来全面检测赵树理的创作,显然赵树理在“创造英雄主义”这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中心问题的实践上并不合格。即使是1955年反映重大题材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三里湾》,他所关注的也是合作社应不应该扩大的问题。此后,在多次“谈话”和“拯救”无果后,主流话语便决定“放弃”这一昔日“方向”的集中体现者。以至于1964年挨批并调出北京后再无小说创作,至此,赵树理的“问题小说”创作思路由渐趋受阻以致最终被迫放弃,直到1970年被迫害致死。
      
      三
      
      1943年赵树理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涵盖了他未来小说的两大主题:农村封建落后意识与基层政权问题。作为一个农民式作家,赵树理民本主义思想、现实化的创作原则及经验式的历史观显示了他在讲述农村革命时与国家话语要求的差距。这种差距也预示着他未来革命叙事的危机。赵树理关于农村革命的演说很大程度上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但与作为浪漫主义代表的同期孙犁不同的是,作为现实主义代表的赵树理,更多地继承了传统文人的民本主义思想及其谏诤风骨。他对文艺大众化的追求,对民间形式的热衷具有强烈的功利意识。当文学生长的空间在建国后发生重大变化,持久而惊心动魄的政治风雨给任何作家都以极大的心理压力时,赵树理面临着时代对农村革命话语的取舍,而他最终未能解决好这个问题。
      赵树理立足于农村为农民而写作的“问题小说”,在其自身缺陷和同主流文学规范的“观照”和“反抗”纠结中最终走向终结。其实,这一宿命是早在“赵树理方向”的构建伊始便已注定了的。从一个作家被确立为“方向”和“样板”,到主流话语对其疏远疏离,再到最终的放弃,以及赵树理作为一个具有良知的作家在此过程中所做出的种种艰难而痛苦的努力(或抉择),从中所引发的我们对于现当代文学的思考一定会持续下去。
      作者简介:侯长振,文学硕士,菏泽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1} 杨献珍.《小二黑结婚》出版经过[A].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C].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89.
      {2} 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A].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C].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177.
      {3} 郭沫若.《板话》及其他[A].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C].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175.
      {4} 茅盾.关于《李家庄的变迁》[A].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C].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189.
      {5} 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A].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C].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197.
      {6} 李普.赵树理印象记[A].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C].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19.
      {7}{8} 赵树理.也算经验、回顾历史认识自己[A].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C].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97,99.
      {9} 孔范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225.
      (责任编辑:赵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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