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自觉担当意识弱化了周作人的生活能力]党员意识弱化
时间：2019-02-12 05:45:4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用习惯心理学理论，探讨周氏兄弟的思想流变。鲁迅和周作人出身于同一家庭，有着同样的教育经历。面对家庭的败落，鲁迅别无选择地自觉担当，他成为周作人生命意识里的引路人。周作人习惯依赖，抑制了自己求新、求变的欲望，减低了随机应变的生活能力。周作人的研究著述涉及许多知识领域，更有写一手美文的才智，但免不了成为生活的低能儿。在某种意义上，鲁迅先生当对周作人的悲剧人生负有不可推�的责任。
关键词：鲁迅 习惯 弱化 能力
鲁迅和周作人联袂走上文坛，在文学史上，其成就可以说创造了一个奇迹。按其各自在文学上的贡献，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双子星座”当不过誉。他们是古老的封建中国走向现代的最后一代，同时也是开创现代新文化的第一代知识者。闭关锁国的中华帝国在外来文化的侵扰下在走向解体，在民族大忧患的气氛中，他们站在新旧社会的交界处，既背叛着旧传统，又无彻底地割断与旧传统的联系；既对现代文明表现出殷切的期待，又不属于新的时代。他们虽然有着共同的地域文化熏陶和同一家世，但个性殊异，文化价值取向不同。鲁迅以战士的姿态，成为新文化的一面旗帜；周作人独守“苦雨斋”，最终走向附逆，成为民族的罪人。1936年虽鲁迅先生已经离世，周作人投敌，怎样决断是非当然是该由周作人个人负责，但鲁迅先生是否或多或少当承担一定的责任？专家学者对周氏兄弟的解读众说不一。笔者思考，鲁迅对周作人的过度照顾，是否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周作人的成长？成功者与失败者之间的差别是否在于他们拥有不一样的习惯？
习惯是“一个人后天所养成的一种在一定情况下，自动地去进行某些动作的特殊倾向”①。习惯不是由遗传得来的，而是在后天的生活环境中逐渐习得的。某种习惯经过多次重复，不断得到强化，一旦形成就趋于定型稳固，较难改变。习惯一旦成为自然的事情，就已经成为我们人生在世所获得的一种依赖，很难期待一觉醒来它能从身边消失掉。
青少年时代的鲁迅，面对家庭的败落别无选择地自觉担当。祖父科场案发，父亲的早逝,不仅经济方面受到威胁,更主要的是文化支柱倒塌了，因为古老的中国是父权文化社会，寡妇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在这个等级十分严密的封建社会中，没有父亲支撑的家庭，就失去了一种安全感，虽有母亲的爱，但母爱无法保护一家人的安全。并未成年的鲁迅不仅缺失家族其他男性成员的保护，他还必须得像一个成年男人一样承担起父亲的角色，用年幼的身躯独自挑起家庭的生活重担，成为这个即将倾覆的大家庭的支柱。为寡母弱弟的家庭建立起一层坚强的保护层，把全家安置在这层保护层之中，自己独立面对外面的威胁。他与寡母相依为命，体谅母亲的不易，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他最能体谅我的难处，特别是进当铺典当东西，要受多少势利人的白眼，甚至奚落，可他为了减少我的痛苦和忧愁，从来不在我面前吐露他的难堪的遭遇。”②少年无助的痛苦和伤害于鲁迅是不堪忍受，无法也无处言语。
这种在逆境中生存的坚强意志和对家庭极强的责任感，是鲁迅在艰难的生活中自觉习得的一种舍我其谁的担当意识。他已经习惯于须臾不放松对家庭责任的承担，即使1889年离开母亲和弟弟们不长的一段时期内，不满二十岁的鲁迅俨然像父亲一样在异地他乡割舍不下对寡母弱弟的无限牵挂。到南京不久，即写信回家：“行人于斜阳将坠之时，暝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母弱弟，……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抑。故予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喧。皆所历也，非托诸空言。”③随又作《别诸弟三首》，调子格外凄迷感人。
作为长兄鲁迅对周作人的关爱，不单单显示出血缘亲情的珍贵，更是父权意识的象征。他对周作人的帮助完全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履行长兄代父对家庭的责任和义务。许寿裳常常举出两件事来证明鲁迅对于周作人的友爱。鲁迅与周作人同在日本求学，因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结婚，经济拮据，鲁迅就牺牲了自己在国外研究文艺著译出版的计划回国谋职，挣钱来供养尚在日本留学的周作人和他的日本家属。在杭州教书一事，还是许寿裳帮忙引荐的。这是许寿裳所说的“以利让弟”。他又“以名让弟”，鲁迅辑录的《会稽郡故书杂记》是他多年辑录的，印行时却署周作人的名字。鲁迅集的《古小说钩沉》原也想以周作人的名字刊行，因无出版资金而止。对这些周作人后来在他的日记中也有说明。鲁迅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宁可牺牲自己，在成家立业方面也要最大限度地给周作人以强有力的帮助，这已经成为鲁迅先生的定势思维和行为习惯。
周作人与鲁迅一样，是属于“中国最后一代传统知识分子最后一次直接领悟着传统文化的魅力，又切身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没落与腐朽”④。周作人生于1885年，年龄上与鲁迅有四岁之差。祖父科场案，同鲁迅一同避难外婆家，少年鲁迅因被奚落为“乞食者”，心灵大受伤害，而八岁的周作人，“逃难对他来说，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是一连串新鲜的印象感觉，一连串美好的记忆”⑤。“风头一过，周作人就带着许许多多新鲜的印象回到了新台门，并且很快进入三味书屋，正式开始了他无忧无虑，也许是更为丰富的读书生活。”⑥他享受着周家二少爷优裕的日子。父亲病亡，母亲和鲁迅承受着巨大的精神重负，而这一切于周作人，不过是另一种游戏。就是十三岁时到杭州侍读在狱中的祖父，在花牌楼的生活，只是让他“意外地获得了生活在一群妇女包围中的人生经验”⑦。
总之，周作人在这个中道败落的封建大家庭中生活依然故我，不曾受到实质性的影响。他到南京求学，鲁迅习惯于把友兄弟当成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享受来自兄长的关爱也成为理所应当。这种习惯也是通过寻求与快乐有关的感受，避开与痛苦有关的感受而产生的。它是后天训练，反复强化的结果。周氏兄弟在开始选择这种行为时，肯定是出于有利于自己的原则：于鲁迅是以兄代父自觉担当感觉舒服；于周作人则是“有利可图”。这份兄友弟恭的怡怡之情保持到在东京求学期间，周作人的一切事也完全由兄长鲁迅代办。周作人也再三回忆起“我的一点日本语知识，却是从菊地生先生学得的，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于我都没有什么用处，因为那时候，跟鲁迅在一起，平常极少一个人出去的时候，就是只偶然往日本桥丸善书店买一两册书而已，这种情形一直持续有三年之久，到鲁迅回国为止”⑧。“我学日语已经好几年了，但一直总是没有好好的学习，原因一半是因为懒惰，一半也有别的原因，我始终同鲁迅住在一处，有什么对外需要，都由他代办了，简直用不着我来说话。”⑨“老实说，我在东京这几年的留学生活，是过得颇为愉快的，既没有遇见公寓老板或警官的欺侮，也没有更大的国际事件如鲁迅碰到的日俄战争中杀中国侦探的刺激，而且开初的几年，差不多对外交涉都是由鲁迅替我代办的，所以更是平稳无事。”⑩显然，周作人已经习惯于享受兄长如父的关爱，屡次以同样的方式解决某类问题奏效时，就容易使他对类似的问题做出“习惯性”的价值判断而不做经验和熟练以外其他尝试，也不去寻求创新的更佳方法，以至于形成简单机械式甚或公式化的习惯反应倾向，这不仅会抑制他的求新、求变的欲望，减低随机应变的思考力，而且会强化他的懒惰心理增加出错的机率。周作人习惯依赖着鲁迅，鲁老太太说“老二是我们家的福人”； “老二从幼小时候起，一直受到大家的照顾，养成了他的依赖性，事事依赖家里人，特别依赖老大，他对家庭没有责任感，在他心里，家里的事都应该由老大负责，与他无关。他比较自私，这种情况从他由日本回来，表现得尤为明显”。{11}
鲁迅事母至孝，周作人常常说是“鲁迅的母亲”、“鲁老太太”，对母亲生活问题很少过问，也不负担经济资助。鲁迅去世时，电报到达八道湾，周作人找宋紫佩同往西三条告诉母亲，母亲精神因受到沉重打击，悲痛到极点，全身颤抖，靠在床上说话：“老二，以后全要靠你了。”老二说：“我苦哉，我苦哉！”周作人视赡养母亲与自己无关。老太太愤愤地说：“难道他苦哉他苦哉，就能摆脱养我的责任嘛？”{12}鲁迅去世后，老母与寡嫂朱安的生活费由许广平负责。她们的生活陷入困顿，周作人也不施以援手。周作人附逆后生活很富裕，出入有汽车，家里开支很大，而朱安和母亲拮据到要卖鲁迅的遗物。老母有病他不医，以至于母亲伤透了心，母亲对俞芳说“当我少生了这个儿子”，这是母亲对他的彻底绝望。母亲病重，重复说“这回永别了”，周作人也无动于衷。日记中“母亲病重，情况不佳。十一时回家，下午二时后又往看母亲，渐近弥留。至五时半永眠矣。病状安谧，神识清明。安静入灭，差可慰耳”{13}。与母诀别，如此漠然，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人是习惯的奴隶，养成了某种习惯的人，一旦遇到特定的场合或遇到特定的情境，习惯就会表现出来。周作人已经习惯于视 养母亲的义务依赖兄长，自己逃避责任。就是在兄长已经离世，面对弥留之际的母亲，周作人依然没感觉到这事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他只习惯于心安理得享受母亲兄长对他的爱，他没有养成孝敬母亲的习惯，没有习得这种爱亲人的能力。与其说周作人自私冷漠，毋宁说周作人依赖成性的习惯使他拒绝成长。因为成长意味着放弃比较单纯、容易和轻松的生活，代之以更重要、更负责但更困难的生活。成长伴随着许多内在痛苦，每前进一步，都是踏进陌生的而且可能是危险的领域，意味着放弃某种熟悉的、良好的和令人满意的东西。这恐怕是周作人心理力量所无法承受的。原是在鲁迅支撑和维持下的“平稳无事”的生活，使周作人免受如鲁迅一样的痛苦和伤害，始终保持一种纯净而健康的心态，得以在一种近于闲静的环境中读书、写作和观看人生世事。他没有鲁迅作为兄长那样的焦虑和无处不在的生存压力，倒是获得了更多的进入文化典籍的心境与条件,平静地汲取着中西传统中的精神文化资源。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说:“自己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鲁迅自觉担当意识的有力的证明。
鲁迅的过度庇护使周作人没机会深刻感悟人生世事，无法产生鲁迅式的人生体验，当然也就不可能磨砺出鲁迅那样的责任意识和抗争精神。周作人虽豁达仁厚，不像鲁迅愤世嫉俗，但他也缺乏鲁迅直接面对现实、关注下层民众疾苦以及自我反省的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导致他与民众距离较远，在“十字街头的塔”里不可能会有鲁迅的平民意识。周作人坚持着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贪恋着贵族绅士般的生活梦幻。从而使他缺少正视现实的勇气和力量，在大是大非面前无法正确地把握自己，只是从书本里找寻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虽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因时代的需要显现出他的才气和敏锐，但随着五四的落潮，他的那种锐气也随之消沉下去。因为他思考问题的角度仅仅是个人自身，很少与社会、时代结合在一起。
完全归咎于周作人个人的原因吗？鲁迅事母至孝，没有给周作人爱母孝母的空间，更没有给他以孝母的实际锻炼；鲁迅对周作人关怀备至，周作人在成长中没有机会增长生活能力，生理年龄增长了，但心理不曾成长，习惯于接受并享受着兄长的关爱，而鲁迅无私牺牲不求回报，周作人没有契机获得爱兄长的实际体验，换句话说，鲁迅对周作人的照顾过了头，使他减弱了生活能力并缺乏家庭责任感。没有机会习得关心亲人、照顾亲人的本领，享受现成幸福生活成为他习得的思维模式。在这样近于溺爱的环境中，周作人学得的是利用别人而不是尊重别人；是依赖别人而不是服务于别人，他没有习得健康独立的强大内心力量。
其实，母亲、兄长对周作人的爱也包含着对周作人的力量和选择缺乏信任与尊重，这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恩赐和蔑视，这让周作人在内心也形成自卑自贱的感觉。他几乎就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对别人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更不曾有机会体味奉献自己、有益他人的真实快乐感受。虽然周作人已经成年，但潜伏于生命中作为独立个人的叛逆反抗不会就此消失，兄弟分道扬镳是迟早的事。但动荡的时局是他始料不及的，他拒绝生命意识里的引路人后，面对人世的复杂，他措手不及无力应对，消极退却当是他最容易的选择吧？《闭门读书论》就是他内心痛苦，无力面对复杂世界的灵魂告白。他的研究著述涉及许多知识领域，也有写一手美文的才华，但不可否认，他是鲁迅先生一手制造的生活低能儿也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他哪里会有强大的心理力量积极投身于乱世呢？附逆有丰富的物质满足，“名利双收”，当然是他最佳的生活出路。怕死，尤其是不能安于贫困，又不能忘情于舒适甚至奢侈的物质生活，这是周作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下终于堕落为汉奸文人的终极原因吧。我们单单指责周作人是不是过于苛求他了？我们能不能说，鲁迅先生义不容辞的担当意识在一定意义上弱化了周作人面对现实的生活能力？
① 杨清：《心理学概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7页。
② 俞芳：《谈谈周作人》，《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6期。
③ 鲁迅：《戛剑生杂记》，《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7页。
④⑤⑥⑦ 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第32页，第32页，第39页。
⑧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七二 学日本语》，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5页。
⑨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八七 学日本语》，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0页。
⑩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七十 观察的结论》，见钟叔河编《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48页。
{11}{12}{13} 程光炜：《周作人评说八十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第67页，第68页。
作 者：潘付云，文学学士，平顶山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现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做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mail：zhaohongyu69@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