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诗歌与新世纪诗歌”五人谈] 儿童朗读诗歌

　　主持人：谭五昌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 　　对话者：向卫国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文法学院教授 　　 庄伟杰 华侨大学教授 　　 柳冬妩 广东省东莞市文艺家评论协会主席
　　 杨四平 安徽师范大学教授
　　 世 宾 广东省作家协会创研部研究员
　　
　　主持人语：这一期的诗学对话以“新时期诗歌与新世纪诗歌”为论题范围，本人受刊物委托出任主持人，特约请杨四平、世宾、向卫国、庄伟杰、柳冬妩五位新锐诗歌批评家与新诗研究学者来讨论这一话题，他们撰写了五篇笔谈文章，从宏观性的角度与层面探讨了“新时期诗歌与新世纪诗歌”的“问题与经验”、“新的增长点”、“反思与重构”等三个大的话题，从微观角度来看，这五篇笔谈分别论及了新时期以来诗歌语言及诗歌写作本身的艺术表达的有效性问题、诗歌事件与当代诗歌发展的非正常关系、上世纪八十年代校园诗歌与“第三代诗歌”（或“新生代”诗歌）内部的互动性复杂关系，新世纪“打工诗歌”现象的历史演化与理论思考等论题。这五篇笔谈共同涉及到了中国经验或本土经验的彰显为新时期诗歌与新世纪诗歌所带来的独特诗学价值与审美文化价值，是这组笔谈引人思考的“出彩”之处。而每位论者在其笔谈中所讨论的具体诗歌问题、现象及其各自特定的诗学理论思考点，则既凸显了论者不同的学术立场与批评个性，也使得对于“新时期诗歌与新世纪诗歌”这一宏大命题的讨论具有了某种立体化的言说效果。
　　
　　问题与经验：对新时期诗歌的历史性回顾
　　
　　向卫国：朦胧诗以后，中国当代诗歌成为一个日益走向封闭的独立空间，除了在其内部生存的诗歌研究者和写作者之外，在一般社会人的眼中，当代诗歌几乎是不存在的；至少可以说，在其实际写作数量以相当大的比率日益递增的同时，诗歌圈子之外的读者所阅读和了解的具体文本数量却在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大幅度地递减。
　　有人说，当代诗歌的生存现状是不见诗歌，只见诗人。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太准确，应该说当代诗人也不是广泛地被社会所认识的，社会真正知道的只是通过各种媒体呈现出来的诗歌“事件”，相应的，世人眼中的诗人也多局限于“事件”的少数几个主角而已。
　　也就是说，从诗歌圈子的外部来看，世人眼中的当代诗歌实际上呈现为一部“事件”史。在此不需详细地回顾，只提供一个大概的线索就一目了然了――启蒙社（成立于天安门广场）、《今天》、朦胧诗论争、“打倒北岛”、“第三代”诗歌运动、一九八六现代诗群体大展、海子卧轨、戈麦自沉、顾城杀妻及自杀、盘峰论争、“下半身”、七○后、中间代、第三条道路及其分裂、诗歌污染城市、垃圾派、低诗歌、打工诗歌、八○后、“梨花体”、裸体朗诵、驻校诗人、余地割颈、吾同树上吊、鹿特丹诗歌节冒名风波、庸诗榜与好诗榜、“十大新锐诗歌批评家”和“十大新锐诗人”等各种选秀似的活动、名目繁多的诗歌节和研讨会、“天问”、帕米尔诗歌宣言、春天送你一首诗、诗歌万里行、新红颜写作……
　　在上述当代诗歌的全部过程中，除了朦胧诗时期有少量文本得益于八十年代的时代风气而广为人知之外，之后各个阶段几乎都没有产生出被大众从正面广泛接受的文本，“事件”不断，而“诗歌”几乎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当代诗歌的存在被各种事件和活动所代替。
　　如果说“诗歌”代表一种高于日常生活的精神生活，那么“诗歌事件”则意味着诗歌还原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作为某种离奇故事而偶然地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临时性谈资。也就是说，诗歌通过“事件”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游戏或生活喜剧而融入――其实是消失到日常生活中去了。
　　十分可悲的是，诗歌在融入生活的过程中并没有携带着有价值的诗歌文本，这是当代诗歌与古典诗歌传播最大的不同：古典诗歌的生活化是携带着文本的，并且在民间的土壤中变异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被传承下来。
　　现在我们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诗歌为什么会事件化？诗歌事件为什么不能携带文本进入生活？这大概是谁也无法完整地回答的，但我们还得试着去理解。
　　首先，应该还是诗歌自身的原因。在古代，诗歌是所有知识分子的主修课程，也是知识分子入仕的门票，因而一个人的诗歌能力极易成为社会仰慕的对象，得到大范围的模仿和学习、推广。但是，现代社会由于社会分工和知识分化愈来愈细，现代教育体制将诗歌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分支在极小的专业范围（比如中文系）内设立，造成一般民众包括非此专业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对诗歌产生了知识性隔膜：首先是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分工，使得包括诗歌在内的人文修养不再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必需的知识和条件；其次人文学科内部也愈分愈细，使诗歌成了一种专门的知识和少数人的专利；最后，当代中国至今存在的文学体制和学术体制保护少数人以诗歌和文学作为一种谋生的职业，进而成为一种权力――那些专门的从业者根据自己的优势制定诗歌的标准和规则，对非专业者加以限制，以保护自身的权威和利益。互联网时代虽然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但诗歌的准入门槛已然形成，一般民众在短时间内无法获得真正的入门资格。现阶段，通过网络所形成的民间诗歌力量与诗歌利益集团正在进行着一场特殊的博弈。其中尤其是学院派的诗歌（包括诗歌创作和学术）力量，处于十分微妙但又关键的地位，一方面它依赖于体制而生存，必须坚持诗歌的纯正的知识美学和伦理立场，维护自身的权威；另一方面由他们所掌握的诗歌知识形成了对诗歌价值的复杂认知，以及对诗歌一半出于利益（诗歌在文化和知识市场中的份额与诗歌学者的学术地位及个人利益是成正比例的）一半出于良知的保护立场，又使得他们不能坐视诗歌日益萎缩的读者市场不理，必须为诗歌寻求新的自由空间，召唤更广大的人群进入诗歌世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诗歌的现代性生存，无论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还是作为一种特殊利益的载体，都只和少数人发生关系，绝大多数人都是局外人，因而诗歌界发生的“事件”对大多数人而言，也只是普通的新闻事件，只具有新闻效应，而不可能具有诗歌所期待的美学效应，更谈不上灵魂的效应；同时，相关的诗歌文本，只有具备相应的新闻价值的部分，才能被携带入场，其他的东西一律被摒除在新闻信息之外。
　　其次，现代社会空间中的生存性压力对诗歌的挤压，导致诗歌（也包括广义的文学）日益处于窒息状态。正如鲍曼所指出的，“安全感”的丧失（其实主要就是生存的压力）让当代人倍感生命的虚幻，生活仿佛是一种虚构：昨天成了一种惊魂不定的冒险经历的回忆，而明天则尚在规划、虚构之中，因此今天则显示为一种悬浮性的存在状态。从社会历史的角度讲，这一切似乎都有其根源，比如发展中国家、现代性转型、资本主义化所导致的生命价值的市场化、专制体制、经济帝国主义的雪上加霜等等；从纯粹文化的角度看，则表现为“文化”这个人类神话本身灾难性的破灭。
　　一则是，人类文明的原罪在现代以来通过科学的双刃剑日益暴露出来。我们一般只是从基督教文化中了解到人的原罪，殊不知在古老的希腊文明中有一个故事早就暗示了文明的原罪，这就是普罗米修斯盗火的故事。“火”是文明的象征，盗火者自然成为了文明世界的英雄；但从现代性反思的角度来看，盗火是一种僭越的行为，无疑具有原罪。由此，整个人类文明和文化其实都是戴罪之身。现代或者后现代人类的生存真相、生态与环境的现实，迫使人类必须承认这一点，所谓的文明和文化、高雅的知识生活，在当代已黯然失色，而传统意义的诗歌，无非是一条被殃及的池鱼而已。
　　二则是，“文化”的美丽谎言被戳穿之后，道德的大厦必然崩溃，而原始性的生存与竞争成为人的唯一目的，至少是上升为人类主要的现实目标，世界成为一个巨大的竞技场，资本是唯一的动力：人与人、家庭与家庭、公司与公司、集团与集团、阶级与阶级、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都呈现为日益升级的竞争关系。虽然在竞争中，无论强势与弱势都有一种最低限度的安全需求，即使是强势者，为了自身利益的持续获得和持续占有，也必须接受一定的方式以维持一个最低安全系数，这就是所谓的制度文明或制度理性。但是，这最后一层文明的薄纱怎么也掩盖不了人人自危的实际生存状态和社会心理，生活和生命完全没有了稳定性和真实感，成为比传统的文学更像文学、也更加富于刺激性和传奇性的一幕幕活剧。在这样的社会中，类似“十二跳”、“学历门”、“打错人”这样的悲喜剧每天都在发生，然后又通过媒体选择、复制、放大，以各种方式放映给大众，成为一种新型的娱乐和文化消费品，与之相比，传统的文学和诗歌远不能如此充分地刺激和满足大众的消费需求。这其中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正如诗人谢湘南所分析指出的，大众在观赏社会戏剧的同时，自己也正在参与创作、表演和狂欢。试想一下，面对如此鲜活、庞大的生活剧场，那些高傲、晦涩、死气沉沉的诗歌文本，怎么可能被大众所接受和消费呢？诗人谢湘南将这种现象概括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寻租”理论是十分恰当的，“如果说，《十二跳》是资本征用生命写作，向青春与希望寻租；《从“学历门”到“成功教”》是欲望向真诚与诡辩寻租；那么《打错人》则是行政行为的书写，是在向民众的恐惧与绝望寻租。这三种寻租的性质与方向看似不同，实则有着让人无法入睡的同一性。在我们的文学世界里，出现了一种极权，它以压倒性的优势，让个人的文学书写窒息。”尽管从传统的文学观念来看，这里的“文学”是带引号的，但它确实是以对“文学性”或“虚构性”的强占将真正的文学和诗歌挤到了生活的另一边，或者说挤回到一个遥远的旧梦中去了；而在现实之中，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曾经鲜活的诗歌事件或诗歌戏剧，终将剩下的，只能是一些新闻消费后余下的语言残渣。
　　到此，我理解到，诗歌，事件，生活，正是通过“事件”化的中间环节而实现了三位一体化，这三个词也变成了一个连体词：“诗歌-事件-生活”（其中的连字符有点类似于海德格尔似的用法）。生活正在成为一首由无数事件构成的庞大的戏剧体的诗歌；而诗歌则经由事件化的路径正在消失于生活之中。
　　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是不是完全无视当代已经产生的那些独立于“生活”，也独立于生活化的“诗歌”之外的许多高级而精致，甚至是经典（不再是因为被广泛地接受而成为经典，而是因为专家的认定）的诗歌文本呢？当然不是，我们的意思只是说，这些文本与“生活”脱离了关系，其实也与另一种作为事件史的“诗歌”脱离了关系，它们孤独地存在于另一个独立空间之中。它们什么时候会被发现――不是指被诗歌的专家，而是普通读者――这是谁也无法回答的问题。
　　
　　八十年代的校园诗歌
　　
　　庄伟杰：何谓“校园诗歌”？著名学者谢冕先生如是说：“校园诗一般指作者为大专院校学生时创作的诗，此类诗，有的称学院诗，有的称大学生诗。名目殊异，所指则一。校园诗不具单一流派的性质，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和大体一致的艺术主张，而且它的创作群体始终呈现一种松散的、不稳定的，而且绝对是流动的状态。校园诗的作者一旦跨出校门，或者虽未跨出校门，但不再是学生时，即使他们的诗写得再多再好，也不复是校园了。校园诗的性质，仅仅决定于作者写诗时的身份，而不决定于其他因素。”由是观之，校园诗人群体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历史语境下，并非是个内涵弹性、外延模糊的缺乏定性的称谓。这是一截依照身份和时间而推移的特定年龄线段。八十年代诗歌无疑是最为活跃和最具冲击力的文学样式，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乃至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既然八十年代的诗歌值得重新审视、回望和探讨，那么作为当时“在场”的校园诗群体及其创作，其重要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作为一种特殊的诗歌景观，八十年代的校园诗歌所呈现的风貌与八十年代诗歌整体处于一种什么关系？它与当下的诗歌写作又能构成什么关系并带来哪些启示和意义？把握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是非常必要的。在八十年代诗歌的整体格局中，校园诗歌（或称“大学生诗歌”）现象是朦胧诗与第三代诗歌之间的一个过渡层面。换言之，第三代诗人（又称新生代诗人）的主要力量或阵容其实多是从校园诗歌中走出来的。“所谓新生代诗的冲击，主要来自大学校园诗人的冲击”（谢冕语）。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校园诗歌中的那些“弄潮儿”，一方面是以继承者的立场受到朦胧诗的精神导引，另一方面又以反叛者的姿态企图“PASS北岛”。只是这种“青春勇气”并未能撼动北岛不可动摇的地位，相反的，却把诗歌精神和活动推向广大的校园乃至更广大的人群中，形成一个辐射圈，波及到更为广阔的地带，推动和促进了诗歌的历史进程。事实证明，校园诗歌呈现出的某种芜杂而多元的形态，以及造就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诗人和作品，均为后来的写作提供了很多准备和资源，即将推出的《六十年代出生的中国诗人――诗歌选集》便是明证。从广泛征集而后初选的二百九十位诗人中，大多是八十年代校园诗人中的风云人物，为了“全面而准确地呈现一代人的诗歌理想与诗歌人生”，主要倡导者即主编潘洗尘正是当时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风起云涌的校园诗潮中，他异常活跃的身姿始终与八十年代诗歌相呼应，在大学就读期间，他主持北斗文学社和《北斗》诗刊，创办了风靡一时的《大学生诗坛》，并主编了当代新诗史上的第一本大学生诗选《中国当代大学生诗选》。
　　诚然，回到八十年代的语境，还有很多问题亟须清理。但我敢肯定，作为一种存在的文学现象，我们没有理由对八十年代校园诗歌加以否认。其实，校园这个特殊的空间，是培育、输送和产生诗人、诗评家和研究者的土壤，尽管不是唯一的土壤，但不可否定的事实是，校园在古今中外都是诗歌发生的重要“根据地”。远的不说，就说八十年代诗歌与当时的校园诗歌，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因为它们彼此间有着血脉相连的必然联系。限于经历，八十年代校园诗人不可能对我们民族文化中的大劫难有切肤之痛，也不像其父兄那样承担着程度不同的精神负荷。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和文学新浪潮中，校园诗人常常新奇四顾，可在八十年代诗坛他们只能被视为羽毛未丰的“文学雏鹰”。然而他们的腾飞姿态和大胆探求的精神和艺术表现，对于当时的青春诗歌团体和之后被命名为“第三代”或“新生代”诗歌的群体却有着某种前奏意义。
　　
　　上世纪八十年代，放眼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在中国广大的版图上，许多大学校园的诗歌创作堪称如火如荼、此起彼伏。无论是庞大的写作群体还是林立的诗社诗刊，几乎遍及各地，形成了一种难以丈量的大学生诗歌写作热潮，作为一个阵容巨大的写作队伍组成的诗歌群体，“大学生诗歌热”的确十分引人瞩目，从中涌现出许多优秀的诗人。这一狂热而奇特的现象，似乎印证了大学校园与当代诗歌的关系紧密相依，证明了缪斯诗神确实对校园这块热土情有独钟。
　　请允许笔者随意列举部分八十年代大学校园里较有代表性或影响力的诗社，比如北大的“未名湖”、复旦的“诗耕地”、北京师大的“摇篮”、华东师大的“夏雨”、吉林大学的“赤子心”、山东大学的“云帆”、武汉大学的“珞珈山”、哈尔滨师大的“北斗”、云南大学的“银杏”、四川大学的“百色花”……的确，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为诗坛输送了一茬又一茬的诗人，或成为对当代文学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和贡献的诗人、作家和学者，或成为当代诗坛重要的新生力量和活跃分子，或中途改弦易辙从事小说、散文创作或转向其他领域。
　　由此足见在校园这个广阔的空间里，集中了众多的优秀诗人和活跃人物，他们彼此之间的集结、吸引、互动乃至相互对抗，往往在写作中形成特殊的诗歌气场。当校园诗人们的写作对当代诗歌进程的影响日益显露，尤其是他们走出校门之后，其写作的日趋成熟，或在一片喧嚣声中，重临新的起点与人们聚焦的中心。因此，探讨校园诗歌对当代诗歌写作的特殊意义，探究在一个共同的时代背景下校园诗人们如何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以及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结，无疑是一项颇有意味的话题。从某种程度上说，八十年代校园诗歌营造的氛围及其重要贡献，堪称代表着八十年代诗歌中的另一种声音，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校园诗群体和诗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并非是流派性质的，他们诗歌的写作意图、生命抱负、价值取向和文本意识是同异互见的，并以其相对独立的姿态存在着。由于地理环境、时代历史和社会变革的诸多因素使然，八十年代校园诗歌中的中坚人物，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批。第一批是受朦胧诗影响并作出感应的诗人，他们与朦胧诗人有着大体相似的人生阅历和体验，曾经上过山下过乡，既对青春的迷茫和失落感同身受，又不乏强烈的向往和期待；既不甘心于命运的安排，又执着地“相信未来”。就总体而言，他们尽管获得各自不同的创造性成果，却依然未能超越朦胧诗人在情感意蕴和表现方式上所具有的成就。另一批是更为年轻的校园诗人，他们学会自觉地回到自己身边、回到个人及其内在生活。一种异样的气味和特别的声音，逐渐在校园里滋长和弥漫，并出现了“生活流”与“冷抒情”两种书写形态。前者分明是显在的，多见诸于公开的出版物，拥有较广泛的读者群，如一九八三年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海星星》，地处西北的文学杂志《飞天》及有关青春类期刊，则专门开辟“大学生诗苑”园地，大致体现了这类生活诗面向身边生活的特征。之后，即一九八四年掀起的“宣叙调”，则在大学校园里风行一时，如潘洗尘的《我们看海去》、于坚的《节日的中国大街》等最具代表性。冷抒情的诗作是暗涌潜在的，在诗坛幽深的暗处地带隐秘流淌着，如韩东的《山民》《海呵，海》等，这类诗更多的是把所感所思和亲历的情境加以描述，
　　校园诗人体现在艺术表现和探索精神方面，起码有几个值得我们重视和探讨的地方。首先，一些诗人将写作重心移向艺术形式上的求异求新的不安分状态，或在冥想与体悟中突显自身的抒情个性。其次，注重对文化主体意识的强化和开放，烙印着明显的生命本体体验的情绪特征。再者，创作主体自身的身份、时代和文化境遇诸多复杂因素使然，表现出与传统文学主题悄然背离的创作倾向。他们以自己的写作实践，试图参与到八十年代诗坛最为“喧嚣”或响亮的同频共振。由于校园诗歌的特殊创作景观，将逐渐改变我们对八十年代诗歌创作态势的总体评价。诚然，在整体庞大的校园诗人群中，有一部分当代诗人将可能被历史所拒绝。那么，历史最终将以什么方式接纳谁并接纳到何种程度，取决于他们走向社会之后的创作努力和最终成就。而他们之后的创作成就，则取决于他们中谁能沉得住底气、谁能顶住时代的浮躁之风而独立于世，去赢得历史的青睐和肯定。
　　重返八十年代校园诗歌，在另一层面上，意在让我们不忘校园这片“芳草地”，并与八十年代校园文化精神相呼应。无论是回望巡视还是展望前瞻，诗都使人青春无限。当年诗人们对诗歌的虔诚热爱、对理想境界的追寻、对诗歌语言艺术形式的探索，所留下的一切但愿不会过时。有人认为，现在的中国大学里普遍缺乏人文精神，许多人关心的是考研、学业和走捷径等现实话题，对于文学（艺术）、历史和哲学等人文（学科）意识缺少正确的认知和了解。可见，在当代大学校园里，在普遍缺失信仰的日常生活中，呼唤和重扬人文精神显得尤其迫切和重要。譬如相形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校园诗歌热，当前校园里的诗歌教育和有关诗歌活动相对落后和疲软。
　　如果中国诗歌的创作队伍已经开始意识到面向知识化转移的必要性，就是令人欣慰的一种良好的征兆。大学校园，作为传播知识、文明和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摇篮，与诗歌自有一种天然的联系。相信校园会因为诗歌而美丽并充满魅力和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探讨并寻找八十年代校园诗（群体）的经验、演变过程、价值意义及其文化影响力的举措是弥足珍贵的。它是我们重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思潮发展全貌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可以从深处揭示中国当代诗潮发展的概况、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境遇，以便从多维度视野进行观照、透视和总结。特别是置身于全球化语境中，当浮躁的心态导致人们对生活不耐烦和对诗歌缺乏足够理解和认知的境况下，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出现的校园诗歌热潮至今尚未完全结束，那么把目光投向八十年代诗歌“现场”时，充分利用历史资源反思现实问题，并就诗歌与生活、诗教与校园、诗意与青春的关系展开深入的交流对话，无论是触及社会环境对诗歌发展，还是诗歌发展有利于社会环境，都能为我们带来丰富的启示和意义。
　　
　　新世纪诗歌“新的增长点”
　　
　　柳冬妩：新世纪十年，“打工诗歌”在后乡土中国形成一种特殊的诗歌景观。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任何想要准确叙述历史的可能性都是不存在的。因为在表达出一种可能性的同时，会立即遮蔽掉其他的可能性。因此，对于所谓的“打工诗歌”，不必作出过于严格的界定。从本质上讲，诗歌是反命名的，诗歌就是诗歌，在“诗歌”前面加上任何定语都是多余，但至少为了讨论，又不得不为自己做个大致的界定 。正如“乡土诗歌”、“西部诗歌”一样，“打工诗歌”是以题材为界定的一种诗歌现象，指所有反映打工生活和体现打工意识的诗歌作品。从本质上看，“打工诗歌”是诗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题材领域的拓展，是过渡时期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集体一分子与自由经济人、乡村与城市相冲突的有中国特色的产物。“打工诗歌”最先出现在广东，就是因为广东是全国改革开放幅度较大、经济生活最活跃的地方 。“打工诗歌”只是一种观察角度，不必勉强为流派解，更不必以这个概念为限，自设樊篱。一首优秀的诗歌，不被任何命名所框定 。基于将心比心的理解与感悟，我所理解的“打工诗歌”、“打工诗人”与“农民工”一样都是需要打入引号的概念。这是一个大量使用引号的时代，我们随时可能被装在引号里。这是我们的宿命，是我们需要通过不断打入引号来回溯、透析、否定并试图超越的生活历程和内心体验。
　　任何一种诗歌现象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生存空间和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打工诗歌”的书写关涉到中国现代性语境中最广大的个体生命的诸般复杂因素，记载了数以亿计的乡下人向城市进军的历史足印，具有鲜明的转型时代特征。“打工诗歌”的创作无可置疑地成为这个时代重要的诗歌经验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透过诗人对于城市化过程的体验与感悟、痛苦与狂喜、骚动与喧哗，我们可以窥探到民族的命运。我们民族的灵魂生长在长达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之中，但从上个世纪末以来，高速运转的现代化进程使得乡土中国的现实面貌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的城市与乡村产生了许多难以规约、需要重新把握的新的生活样态、新的审美因素与精神体验。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与相衔，都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城市化对乡土中国来说，是一个曲折的复杂的漫长的转型过程，即知识的转型、价值的转型、审美的转型、道德的转型、理想的转型，以及由此统摄而成的精神的转型，或者说，这种转型就是文化的转型――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城市文明的嬗变过程。城市化作为现代化的表征，其核心就是现代性。在这样的地方，诗歌涉足其间，成为在场者，探入乡土生活纷杂嬗变的深层本质，感应着乡土中国的整体脉动，指出它的存在，见证它的真实，广泛地占有当代鲜活的、能激活所在语境的话语，最大限度地打开存在的遮蔽。在社会转型的迷茫中，诗歌突出表现了艺术的良知和力量，探索着人与社会的各种局限和可能。“打工诗歌”作为现代化与城市化趋势下的中国社会、主要是城市生活的主体性书写，城市与诗歌的关系，实在是一种互写和互塑的关系。作为一种审美对象，“打工诗歌”中的城市与乡村隐含了各种丰富的语义。诗人在城市里找到了新的认识体系，获得了新的感觉和想象力。“打工诗歌”其实是关于中国现代性叙述的一个丰富而细致的侧面，是以诗歌为方式对当代中国所作的一种想象性的构建，赋予转折的时代以启示和意义。
　　“打工诗歌”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关怀，而是来自“底层”本身的孕育。仅在广东的“农民工”中就走出了谢湘南、张绍民、郑小琼、程鹏、许强、张守刚等一大批“打工诗人”，他们大都参加过《诗刊》“青春诗会”。谢湘南的诗集《零点的搬运工》入选中华文学基金会“二十一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二○○六年获广东省鲁迅文学奖。郑小琼获得“《人民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诗刊》新世纪十佳诗人奖、《诗选刊》先锋诗人奖、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等多项奖励。二○○一年，一批“打工诗人”努力克服官本位钱本位的压力创办了全国第一份打工诗报《打工诗人》，并迅速成为“打工诗人”诗作的集结地，第一次将分散各地的“打工诗人”汇集成军，使处于零散、贫血和孤单的”打工诗歌”写作得到了整合。九年过去了，《打工诗人》不仅出版了几十期，《打工诗人》的编委们还编选了三套《中国打工诗歌精选》，使“打工诗歌”又得到了延续和推进。为一种先在命名找补对应现实，进行成功地呼应。响应和拒绝都是它的回声。这些来自既是底层本身又超越底层的“打工诗人”，把个人体验过的生活与广阔的时代生活的本质方面联系起来，写出“打工诗歌”，是他们的使命。或有同仁对继续沿用“打工诗歌”和“打工诗人”这一概念提出质疑，甚至不以为然，对此我深表理解。命名是对命名者的开示，也是对被命名者的遮蔽。遭受污名化体验的“打工诗人”，对抗污名让他们成为言说的主体。话语并不是被动地反映一种预先存在的现实，而是一种我们对事物施加的暴力。“打工诗人”和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一样，是充满矛盾和过渡色彩的被污名化了的社会群体。他们对现实的出离，他们对“打工诗人”这个称谓的难言之隐，从本质上讲，正是一种本能性的文化警觉。从社会公正的角度看，必须淡化现有“打工诗人”的身份，我甚至希望“打工诗歌”尽快自动消逝或者最终被“都市诗歌”所取代。作为“农民工”中最敏感的分子，“打工诗人”往往最能深味并发现城市的新奇和限制。他们的书写，在中国辽阔的城市与乡村之间展开。他们的写作与他们自身的命运一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乡土中国的沧桑变化，痛苦或幸福的经历。他们身为历史主体的命运，命运背后存在着复杂暧昧的种种问题。“打工诗人”的真实处境是：带着历史强加于个人之上的不可擦抹的创痛，迎着都市文明无边的诱惑，他们所经历的内心生活或内心经验是暧昧的、复杂的、甚至是分裂的。他们的使命就是把这个羸弱、短暂的大地深深地、痛苦地、充满激情地铭记在心。“打工诗人”的人生形式充满着对命运不懈的叩访和探寻，穿过种种有限的、暂时性的因素的掩盖、束缚，去寻找人的灵魂的归属和位置，去用诗的语言，建构一个与现实的生存世界相对抗的诗的世界。与其说“打工诗歌”来自写作与语言现实之间的亲和力，不如说来自另一种更古老、更原始的冲动，即致力于去蔽破障，使那些沉默的事物从幽昧的黑暗中站出来，发出声音和光亮。“打工诗人”从自己的个体经验领域出发，把握住现实和历史一闪而过的灵光，见证了中国从乡村到城市的“宏大叙事”，唤醒群体与个体沉默或被遮蔽的记忆。当然，对于诗歌写作而言，打工的经历与其本身并非是压倒一切的东西，并非是诗歌的意义，而只是可以从中创造出意义和意味的元素，有时甚至只是背景。作为“打工诗人”自身，他必须认识到，不能从题材的角度来夸大自己写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不能将自己的写作局限在题材的框架内。“打工诗人”不一定非要写“打工诗歌”不可，他的写作甚至要突破“打工”对他的束缚，才能真正获得表达自己的可能。他必须不断突破自身的限制和集体命名对个人的遮蔽，将写作推向一个不断更新、日益深广的境界，赢得艺术自身的个性和尊严。
　　“打工诗歌”写作，也存在一个多层次的、网状的结构。尽管“打工诗人”和“打工诗歌”是相关密切的概念，但两者之间并不产生必然的联系。诗的创造永远是一种个人的活动。写什么是大家的，只有怎么写才是个人的。就一位诗人来说，其创作的阶段性与鲜明性也是可见的，我们没有必要把一位“打工诗人”的创作生硬地归结为“打工诗歌”的范畴。打工者可以写出“打工诗歌”，非打工者也可以写出“打工诗歌”，打工者写的不一定就是“打工诗歌”。“打工诗歌”主要由“打工诗人”来完成，但是“打工”进入了其他诗人的写作视野和意义世界，它的经验化入他们的感觉结构中，使他们也没有办法忽视它的巨大存在。不管是“打工诗歌”，还是其他的“底层写作”都激活了诗歌介入现实的精神，重建了诗歌与我们的生活世界，与社会历史境遇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我的“打工诗歌”评论中，曾大量引用一些“非打工诗人”写“打工”的诗歌，比如宋晓贤、卢卫平、方舟、世宾、阿斐等诗人写“打工”的诗歌。以诗性的方式处理现实题材，这些诗人率先做出了成功的尝试，体现了他们介入现实生存和把握个体经验相结合的综合意识。在所谓“底层写作”上，诗歌一直在正常地进行着的，今天距离中国底层最近的是诗人，这不是因为他们有意为民请命，而是因为他们一直与底层处于共同的生活世界。当文学批评界热议“底层如何文学？文学如何底层？”时，诗人早已先行一步，给予了有力的回应，演绎和延续了良知最深层最基本的东西。不知是喜是忧，现在的“底层写作”已变成了一个主流的叙述，一个热门的叙述，一个时髦的叙述。在一些诗人写的“打工诗歌”里，底层的姿态过高，精英色彩太浓，失去了人跟人交流的最基本的感情，变成了居高临下的一种怜悯。一些人为追赶题材的时髦而写作“底层”，或者将“底层写作”虚化，在写作时玩所谓的“美学脱身术”。“打工诗歌”也在精英知识分子的“学术圈地”中，被一些人急于转化成“知识言说”的生产资料。这样的写作对这个时代是没有交代的，它的不健康和虚假性对诗歌的伤害，在较长的时间里，是无法抹平的。当然，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运用自己的话语写作底层。问题在于，你是否能真正解读底层的诉求，想象底层人物的真实命运。
　　“打工诗歌”既然是诗歌，它肯定应遵循诗的美学原则，自觉地遵从诗歌这种文体的内在要求，展开多个方面、多种风格的美学的尝试和试验，使诗歌的艺术使命和社会使命恰当地融合在一起。“打工诗歌”作为一种新的诗歌现象，它有自己产生的根据、特征与种种不同的精神向度，它对于底层经验的表述暴露出多方面的复杂性。研究“打工诗歌”，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打工诗歌”？如果在概念上纠缠，反而不易于问题的探讨。关于定义就留给有兴趣的人去费心吧。就像对“诗歌”的认识一样，对于这种命名的必要、可能和局限，每一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在中国的地理版图和精神版图上，还处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的历史阶段。在都市经验的表达与传统的乡土抒写之间，“打工诗歌”具有了特有的过渡性、多元性、复杂性以及多变性、未完成性。这种“中国经验”要求我们不能单向度的评价“打工诗歌”，无法先验地为诗歌写作树立一个统一的艺术标准，因为单向度的世界必然会失去意义生长的原动力。面对一个更加复杂、矛盾和相对主义的时代，每一种“诗歌”都留下了它的经验和问题，这些经验和问题，都是它的研究者所要面对的。“打工诗歌”和其他底层写作一样，只是当下写作的一种姿态、一脉走向，却体现了当代汉语诗歌写作的可能性和丰富性。本质性的诗歌写作，既是个体感动的刻骨铭心，又是人类追问、期待与理想的精神幻象与普遍象征。相对于异彩纷呈、波澜壮阔的打工生活，相对于乡土中国前所未有的各种外在的生存矛盾和内在的精神变迁，诗歌对它的呈现只能算冰山一角。直到今天，我也不敢相信自己已经洞察了“打工”这两个简单汉字里的一切秘密。我也注意到一些诗人和诗评家对“打工诗歌”的不同看法，甚至是一种误读、偏见、成见或含有讥讽的批评，就连一些“打工诗人”之间也一直存在着各种芥蒂，他们在个性色彩、精神特质、美学趣味上的差异不一而足。我能理解，在“诗人”这个称谓日益变得暧昧不明的当下，更遑论“打工诗人”。我们对“打工诗歌”的认识，可能是根源于我们对现实和诗歌之间关系的一种体认和感受的不同。
　　“打工诗歌”现象仍在继续，我仍然期待，并怀着耐心在阅读中寻找和发现。
　　
　　反思与重构： 从新时期诗歌到新世纪诗歌
　　
　　杨四平：尽管新诗成绩不小，但我们要摆脱过度自恋情结，要勇敢正视新诗发展所面临的居多难题，也就是说，不要因为“新诗成绩”而遮蔽了“新诗问题”，尤其是一些根本性问题。从大的方面讲，就是要处理好新诗的自主性与公共性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从本体论方面讲，就是要从语言方面认真检视新诗发展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新诗的“新”是从语言革新开始的。它采用了完全不同于古汉语的现代汉语。而且，在构思上，在表达上，在形式上，以话该怎么说、诗就该怎么写为准绳，应该来说，按此思路与逻辑，新诗会在有别于古诗趣味的“现代趣味”中求变革、求发展，但是，启蒙、革命和频繁改革更迭的多重时代主题，使得新诗发展偏离了这个预设的发展轨道而向着“意义中心”，向着逻各斯中心主义语言发展。因此，我们一提到新诗，首先想到的是这首诗写了什么，而很少去关心它是怎么写的。然而，一首真正的好诗恰恰在于它是如何表达的，而不在于它表达了什么。诗的美来自诗中一个个汉字的排列与构建。比如说《再别康桥》的成功不是它写了什么，而是它的话语方式，这种哈姆雷特式的“内心独白方式”（叶维廉语）以及由此引起的“新诗趣味”。当然，这种现代趣味绝非古诗的格律、空灵、意境等，而是与古代中国人性习相通的人生情怀与审美态度。这再次证明了诗不是靠思想而是靠文字“写”（非“做”）出来的。冯至也认为诗歌最重要的不是思想感情而是语言文字。所以，他主张，诗人必须要做好“小学”这门功课。
　　从思维意识上讲，新诗诗人写诗一定要有“汉字意识”，尤其是“现代汉语意识”，而非西式翻译语言意识。有人曾经提出过“字思维”的概念。因为“汉字有道，以道生象，象生音义，象象并置，万物寓于其间”。这表明作为象形文字的汉字在声律、音义等方面有着拼音文字无法媲美之处。汉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时、数、性、格“形态”变化，时空关系和主宾关系非常自由；汉语也没有内外差异，现象与本质同一，不像西方语言中还有一个形而上的上帝，因此，西方语言中有主体与客体之别；而且，汉语句子组合是“意合”，而非“形合”。以上这些特性均表明汉语自身具有诗性。何况海德格尔说，语言的本性就是诗！汉语比其他语言具有更丰富的诗性。这绝对不是夸大其词。有诗评家说，汉语“语法灵活容易造成文脉气运摇�多姿；词性转变同音多义容易产生变幻多端的弹性；较少关联词有利时空变换加大张力；几近‘无时态’容易造成巨大空隙留白和多重效应；众多双声、叠韵产生错杂和谐的音乐美；数十种修辞手段：双关、顶真、镶嵌、衬跌、复迭等，使汉语语言颇具‘压缩、槌扁、拉长、磨利’的可塑性。”
　　那么，新诗如何充分彰显现代汉语的诗性呢？换句话说，新诗如何体现语言美、结构美呢？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纠缠不清的问题。有人主张用白话、口语写新诗。胡适是这方面的旗手。他在《谈新诗》里强调，新诗必须正视汉字自身的特点，必须注重自然的韵律、节拍和停顿，而非随心所欲、胡乱涂鸦。而近一个世纪来，人们对胡适提倡的白话诗写作产生了严重的误解，这种严重后果直接危及当下新诗写作。有人主张用高雅的书面语写新诗。闻一多是这方面的代表。他怀疑用白话、口语能否写出文言诗歌的那种节奏感、整体感，指责白话诗西典和词汇用得过多，内里匮乏民族性、本土性、汉语性，而且，白话诗过于散文化。因此，他提倡严谨的“三美”现代格律诗歌的美学模式，其实闻一多的现代格律诗也是用中文写的西方诗。乃至还有人主张用文言或文白相杂的语体写新诗。这以李金发为代表。他们因为不满白话、口语写作的内容空洞、不讲格律、面目可憎，而写堆砌连词、文言词，并进行诡异省略的新诗。就像我们既要关注诗的“意义”也要重视诗的“趣味”那样，我们既要关注诗的“外在律”（汉字本身音调的起伏、音长的变化，词语之间的平仄黏对、合辙押韵、对偶等）又要重视诗的“内在律”、情律（情绪的自然消涨），而不要非此即彼，走向极端，从而使新诗跛着腿前行。新诗要健康发展，就必须注重节奏、结构、暗示等，要使情感节奏、意义节奏统一于声音节奏。为此，新诗在语言上大体要实施“整体隐喻化”、“意象化”、“陌生化”（变异、跳跃、悖论）等诗学策略。
　　只可惜，这些有益的探索被内忧外患的革命斗争弄得断断续续，支离破碎，直到新时期以来，人们才渐渐可以在比较“宽松”的心境下来思考现代汉语与现代汉诗的关联性命题，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它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纵观百年新诗发展史，现代汉诗的诗语风格则从庄重典雅到口语俏皮再到无间距叙述，雅俗合流，冷热交汇。而从现代汉诗的版图和场域来看，真正具备现代汉诗精神的时空有三个。第一个是白话诗时空，包括从它这里衍生出来的象征诗、《现代》诗、九叶诗派等在内；第二个是朦胧诗时空，包括反朦胧诗的第三代诗在内；第三个时空就是新世纪以来从汉语内部出发的、与国际同步的、具有鲜活的、自信的、开放的、重塑现代汉语特征的中产阶级立场写作，这种写作就是“直接诗学”时空。质言之，中产阶级立场写作在经历了“一次断裂”――白话诗与古诗之间的断裂后，又经历了“两个变革”――朦胧诗对白话诗的变革和中产阶级立场写作对朦胧诗的变革。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这种直接性的中产阶级立场写作是白话诗运动之后第二次现代汉语的解放运动，是对现代汉语自身发展的时代性表现出的整体不稳定进行有效的纠偏，从而使汉语的“自生性”落实到现实之中，完成了现代汉语开放形象的再塑造。在这三个时段时空中，前两种时空里的写作几乎都是在一种纯然的本土语境里的“借鉴性”写作，而中产阶级立场写作则是第一个具有“国际背景”的，也是真正有能力与国际接轨的“自生性”写作。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产阶级立场写作是经历了两次“借鉴性”写作之后的一次彻底的“自生性”写作。所以说，中产阶级立场写作的国际性和本土性兼备，必将与国际诗歌一道为建构人类诗歌的生态美学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在本文，我主要谈“第二个时空”和“第三个时空”里的新诗写作。“第二个时空”里的新诗写作主要分朦胧诗写作和第三代诗歌写作，而朦胧诗歌写作与此前的新民歌体、新民谣体写作“对抗”，张扬的是“一代人”觉醒的“群体意识”，其实，是以“反人民意识”面貌出现的又一“人民意识”，是此前“人民意识”的变体。所以，朦胧诗的语言往往也使用最高级的形容词等伟词宏语，声调也是高分贝的，情绪是激越的、昂扬的，如北岛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又如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还如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等。即使是杨炼、江河的“文化寻根诗”也是“神性写作”，只不过它们取材的时代不同罢了。前者是我们经常在国家高级文章里看到的词汇和情节，而后者通常是在神话历史书籍里读到的词汇和情节。第三代诗歌一开始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朦胧诗写作的，包括“反英雄、反文化，反意象”，尤其是韩东那句“诗到语言为止”更是名重一时。其实，他们是要剥离朦胧诗身上过重的政治意识形态因素，以朦朦胧胧的“公民意识”取代“人民意识”，同时，还要清除涂抹在朦胧诗身上的浓重的文化油彩，进而，使诗歌语言从官方的状态回归到日常的、民间的状态。质言之，第三代诗歌是以反讽，尤其是那种赤裸裸的解构去取代此前诗歌的崇高。其实，第三代诗歌也是一种对抗性写作。不同于朦胧诗对抗的是此前的新民歌体写作，它对抗的是朦胧诗写作。因此，在我看来，第三代诗歌也是以“反朦胧诗”面貌出现的另一种意义的朦胧诗，有人称之为后朦胧诗，也许就是这个意思。贺绍俊曾经说过，革命性和日常性共同作用于当代文学发展的思维和逻辑。现在，人们通常把朦胧诗视为革命性，而把第三代诗歌视为日常性的。这种看法过于简单、绝对，其实，第三代诗歌是革命性和日常性的变奏，是人民意识和公民意识的共生。
　　如果抛开时代巨变的外在推力，单就新诗内部变革的力量因素而论，第三代诗歌为新世纪诗歌的新变积蓄了巨大的能量，一些是是非非的、朦朦胧胧的问题，到了新世纪，就慢慢在一部分诗人和诗歌评论家那里明朗起来。这也就是我在《中产阶级诗选》的“前言”里所论述的“中产阶级立场写作”。正是这种写作，把中国新诗带入一个新的历史时空。这也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新诗“三个时空”里的第三个时空。
　　中产阶级立场写作反映的是，在由人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人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当代中国的“新经验”在“诗歌社会”中的诗性呈现，自觉承担“立‘公民’”的法治与民主启蒙使命和责任，努力回到现场，并在现场还原事件真相，营建以反讽为特色的（而非诗意为特色的）、抛弃简单意识形态对抗的、摆脱暴力美学纠缠的“直接诗学”及其对当代中国诗歌发展所产生的变革意义。
　　总之，新世纪中国新中产阶级写作之所以说它比此前的写作有“进步”，一是因为它摆脱了简单的意识形态对抗，以公民意识取代了此前诗歌写作里凸现的人民意识，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从人民社会发展到公民社会的历史进程，北岛说过，“背景”早已经修改，对抗写作已经失效，据此，我认为，中产阶级立场写作在“写作意识”上超越了朦胧诗；二是因为它摒弃了一味的解构，而追求“解构性的建构”，解构只是手段，而最终是为了严肃的建构，与其说它是在追求解构，还不如说它是在追求建构，它把反讽发展到了自我反讽的境地。据此，我以为，中产阶级立场写作在“写作技法”上超过了“第三代诗歌”。正是这种“双重超越”使我确信中国新诗发展到新世纪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当然，我们也要警惕任由汉语自身固有的自然和谐牵制新诗写作，使新诗像很多古诗那样最终变成一场中国语言所特有的“几乎谐音的游戏”。显然，我们不要那种僵硬不化的“和谐”。我们追求的是汉语特有效果中的高超的诗的效果。为此，我们可以采用断裂、反音乐效果、“延异”等语言手段，使诗与歌真正分裂开来，从而确立并彰显当代新诗的现代性身份。
　　我坚信：现代汉语一定会因现代汉诗而伟大，而现代汉诗也一定会因现代汉语而辉煌。
　　
　　对新世纪以来当代诗歌写作的反思及其他
　　
　　世宾：站在世界诗歌史的角度，回看近百年中国新诗，从胡适的《尝试集》所开启的新诗运动，到解放救亡的革命诗歌，到解放后四九年开始的社会主义诗歌，到文革诗歌，再到新时期的朦胧诗、第三代，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五花八门的诗歌潮流，中国诗歌除了给世界诗歌史贡献了一点中国经验之外，在诗学上，并没有给世界贡献多少新的东西。近百年的中国诗歌写作历史中，中国诗歌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让我欣喜的是，我们的诗歌基本已完成了语言的学徒期，我们终于能使用语言来表达我们所置身其中的世界给予我们的所感所受。这是一个不小的成就。我们曾在传统习惯的束缚下，无法认清世界的变化，我们曾把变化了的工业城市当成一千多年前的唐宋山水；我们曾把奴役下的社会当成春和景明的太平盛世；我们曾把个人的一切诉求迷失在集体的丛林中，今天，我们终于能从各个角度真实或逼近真实地观察和体验我们生存的世界，我们终于能自由地，至少在写作意义上自由地说出我们在这世界上活着的困境、不幸和因我们的勇敢所没有被遗忘的喜悦。
　　但是，虽然诗歌比其它文体可能有更逼近我们生存的真相，有着更高的作为文学的成就，但那也只是一次关起门来的横向比较。一百年的诗歌写作史，我们基本上找到了与置身其中的世界相对应的语言，我们终于像所有有着伟大诗歌传统的民族一样，能立足于一个不是幻想出来的大地上表述自己深切的体验。然而，如果此时我们以为自己有了自喜的资本，那还为时过早，我们的语言，进入世界的方法，以及所谓对诗意的寻求，这一切――作为诗歌成立的要素，基本还是来自对他人的学习。布罗兹基在上世纪说“在二流时代，我只想作一个二流的诗人”，我们现在依然如此，我们的所有写作，只是再一次向大师、向滋养过我们的伟大心灵致敬的练习。
　　如果有一天，我们能自豪地说出我们对世界诗歌的贡献，那必然是我们在当前世界面临的困境下，在朝向新的文明进程中说出诗歌和我们人类生存的新的可能，在人类进化过程的停滞时期，开启新的方向。这种说出，是发现的过程，就像在文艺复兴时期，但丁、莎士比亚发现了“人”，它使人从模糊一片的神的阴影下凸现出来；或者像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伏尔泰他们为让人类美好地生存下去，贡献了作为人类思想基石的理念；或者像狂飙突进时期的歌德、席勒贡献的作为人类不屈不挠活着的情感动力――一种来自个体的、不被外部力量扭曲的浪漫精神。在人类陷入困境，在世界已进入再造时期，人类必须扭转发展的惯性，在另一个维度上开启新的文明。我们人类的出路在哪？我们是否有朝向美好生存的可能？在西方，友爱和正义曾经被认为是城邦民主的两个支柱，但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多少次的征服、殖民、战争和剥削、不平等的存在，都无可置疑地否定了友爱在社会生活中的实施、落实，它成为一个口号和被遗忘的谎言。在未来的文明中，我们是否有机会重新发现爱―友爱？它也许是使我们的文明重新散发活力的动力。
　　这只是一个诗人在再造世界无路可逃的处境下执着的想法。但我相信，我们的诗歌，中国的诗歌只有勇敢面对当前的处境，真诚地去探索人类未来的出路，而不是纠缠于他人的方法、伦理和语言，才能开启一个新的诗歌世界；重新整理我们的传统，以我们的智慧为世界诗歌史贡献出具有未来意义的诗歌文本。那时，我们将不再纠缠于细枝末节的东西，一种新的思想、语言和体验世界的方法就自然会呈现出来。
　　
　　再次梳理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写作。我在世纪初有一篇文章《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之后的诗歌写作》，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到一种我所称谓的“完整性写作”，在大众媒体热衷于出位和短暂目标的本能催动下，被有意无意地冷落了；另外两种写作，在这种情势下，获得广泛的关注，成为新世纪显现的写作潮流，那就是策略性的写作和日常主体性写作。对新世纪诗歌写作的整体判断，我的结论是失败的，理由是诗坛失去了长远的目光，对于人类无处不在的苦难，我们没有一种更具有穿透力、包容力和从容的精神去建构我们的诗歌世界，诗歌仅满足于匆忙的发言，以博得急功近利的大众的喝彩，或满足于习惯性遗忘的大众那转瞬即逝的消费冲动，我的意思是说，诗人作为世界的精神之光――那无论处于怎样的境地都不可动摇的信心和永怀不被扭曲的理想――的主体性没有建立起来，他们对于世界的关怀只满足于眼前的痛快和个体的欲望。策略性的写作是以自我解构的方式，以讽刺、自我践踏、不合作、逃离和向下的姿态去面对他们想象或确实存在的“庞然大物”，在解构“庞然大物”的过程中，他们也把自己解构了；在写作过程中，由于长时间过度关注对象，而忽视内在的自我建设，他们最终成为精神溃败的一群人。日常主体性写作由于人群众多，他们在关注个体生存状况、欲望和由各种背景――家庭、教育、阶层、把持的道德等等――所塑造的人格形象时，的确提供了不少有效的中国经验，但由于他们只满足于日常心灵的欲望和短暂的精神诉求，在他们的诗歌中，只呈现一个并不宽广，甚至是狭隘的精神空间。那种深远的，具有永恒性意义的精神、价值立场的短缺，使我对新世纪诗歌的判断持失望的态度。
　　
　　新世纪中国诗歌的失败根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第三代诗歌运动，新世纪诗歌精神之根的溃败源于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去崇高化、个人化、平民化和日常化。第三代诗歌运动的起因是有着特殊的社会背景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后，理想主义的热情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冷却，知识分子从社会、历史的宏大叙事热情中撤回到个人的救赎，主要是回到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去述说个人的欲望、情感和细小的需求。对于习惯了、厌倦了战争和政治生活的中国人来说，这无疑在个人的生命里补了个人生活的一课；它同时也消解了八十年代所培养起来的社会热情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所留下来的忧闷。当时许多人开始下海；或者由于理想的丧失，有些人开始不计后果地捞取个人的利益。在朦胧诗时期所培养起来的具有人类思想立场的诗歌传统被拦腰折断，弃之如敝屣，甚至成为第三代诗歌运动pass的对象。从社会角度看，朦胧诗应和了现代主义文艺思潮中人类在宏大的社会叙事中对个体所必须坚守的立场和精神价值的追寻。朦胧诗无疑把中国诗歌推到了世界诗歌的前沿。从西方的现代诗歌史，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两大传统。一个是以诺贝尔奖诗人圈所形成的具有理想主义的传统，他们强调无论人活到何种境地，都必须保持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保持拯救的信心；他们的写作会触及人类生存的黑暗部分，他们会表达置身其中的痛苦、绝望和感同身受的怜悯，但他们不会沉溺其中，在他们的写作中，存在着不屈、反抗、和拯救的维度。另一个传统是以波特莱尔和金斯堡为代表的书写人类幽暗生活的写作，他们专注于人类溃败的生活，以堕落、黑暗的生活描写来讽刺和反叛被虚伪和谎言武装了的社会。朦胧诗无疑应和了第一个传统。
　　但第三代诗歌运动却在强大的社会生活中，看到了理想被扭曲，以及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的让人绝望的对理想的摧毁力量，他们不再相信宏大理想的拯救的可能，他们也不再把社会生活溃烂的部分当成自己的批判对象，他们转而把朦胧诗的理想、英雄主义作为批判的目标，柿子找软的捏，他们扮演了从理想阵营反叛的英雄，他们不再书写站立着的人，他们不再给予那些在黑暗生活中不屈不挠的灵魂以注目的眼光，他们歌颂那些“大腹便便”的人，他们热衷于狼狈不堪的个人生活，他们否定一切知识，目的在于否定他们不再信任的精神价值和道德立场。这种诗歌写的是日常常态，自理想的远处回到日常的近处，虽然我们知道理想对于生活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远方。从社会学角度看，这种反理想、反崇高、反知识的写作，一方面是社会理想破灭回归个人生活的必然，一方面对面目可憎的“庞然大物”具有解构的作用。这种回归个人，说到底是一种逃避，一种消极的对抗。
　　如果第三代诗歌写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具有开启个人写作立场的意义和消解苦闷的压力，那么，由它所影响的随后九十年代末和本世纪初的策略性写作和日常化写作，无疑在诗学上已丧失了意义，或者说，它所延续下来的写作传统在社会背景转换、精神生活庸常化的现实面前，已失去了它作为先锋的意义，而在精神上，由于缺乏建构的力量，依然在表达个人的欲望、个人在历史和社会生活中的无力，以及作为日常主体而不是被人类文明所塑造的具有人类之心的主体，面对当下所持有的道德伦理、姿态、情感和趣味，而流于肤浅，失去了诗歌对生存现实深刻的揭示，以及作为生命可能性追求的功能，使诗歌与日常生活重叠，成为生活的复制品。诗歌只起到大众媒体的功能，并在表述上和时效性上要低于大众传媒。这也就难怪大众会对当下诗歌冷漠和嘲讽。
　　（实习编辑：张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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