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夫勒的日本观 托夫勒
时间：2019-02-13 05:40:4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以写作《未来冲击》与《第三次浪潮》而闻名的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对于日本问题也极为关注。他在去年出版的新著《预测与前提》中，设立了《关于日本和其他的神话》的专章来讨论日本问题。这一章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关于日本的生产率
托夫勒谈到在东京银座街上的观感，商店里售货员多，夫妻老婆店多，农业方面小农户多，在在都难以令人相信日本生产率高。要而言之，日本除出口方面生产率高，国内公共事业和服务部门生产率则很低；目前在萎缩的大规模、大量生产的部门生产率高，而在日益扩大的白领阶层的部门生产率低。在经济结构的改变上，日本也和欧美一样，一方面在向第三次浪潮的尖端产业投入人力和资金；另方面又不得不在欧美强大的竞争力面前，将钢铁业开工率压到百分之六十六，纺织业更为艰难。日本的传统产业不少正处于困境之中。
关于终身雇佣制度托夫勒说，西方人多认为日本人终身不会被解雇，其实，事实并非如此。第一，终身雇佣始于一九二○――一九三○年之间。其次，并非所有地方，所有工人都是终身雇佣。小企业很多连雇佣都无法保障，相当多的大企业也不是全部职工终身雇佣。例如，妇女便是短期或临时雇佣。青年男子不少也是如此。不仅如此，“终身”也在渐趋缩短。各企业，包括董事在内，也有被迫不得不退休的。退休后的工资只有几分之一(一般私人企业中，董事级退休后转到其企业下的公司，上层公务员转到国家的外围经营部门，工资均低于原薪。董事以下，私营的，领一次退职金，别无收入。仅国家公务员可领原薪的百分之七十左右，但都要迁出原住的公家宿舍)。
托夫勒对终身雇佣的预测是，高度成长期间起过作用的制度，目前已出现变化。一旦到了急速改变的时期，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是否仍能维持，尚待事实证明。
对未来的重视托夫勒认为，日本是有令人注目的优点，如最先使用电脑，而且对其他高技术也热心吸收。但最可佩服的还是他们令人惊奇地注视未来。日本人考虑未来，对之加以讨论、想象和争论。他们喜欢在这方面相互给以刺激。不过这绝不意味着忽视过去。日本人对未来和变化是做好应付准备的。托夫勒认为这是日本人作为集团所具有的危机感使然，也可以说是一种近乎被迫的感觉使之如此。日本人可说是患了“忧虑病”。他们对势将到来的社会、教育和文化上的问题，所作的准备也许不够；但是在经济方面，比之其他国家，则是在意识上不断进行准备的。
太平洋上的日美关系托夫勒认为，日美战争是绝对不会有的。他追述了早在一九○八年一个叫赫曼李的法西斯主义者写的一本书，该书预言过三十年后的太平洋战争，并指出太平洋将取代大西洋，成为世界贸易与文化交流的比武场，日美的经济竞争最后将发展为战争，并且说，这是由于文化上的误会、伦理宗教观的对立，以及美国人歧视东方人。但是托夫勒认为，历史将不会重演，因为今天的世界与过去不同了。东南亚也不再是殖民地，事情不会象过去帝国主义时代那样运转。而且，经济已由过去的依赖原材料变为今天的越来越依靠信息。再说，日本也不是过去的日本，政权不是掌握在军国主义者手中。战后受到民主主义教育的一代已经成长，规律改变了。不过，虽然不可用过去类推未来，但如忘掉过去，也是不对的。一度发生过的可憎恶的感受，总难轻易忘却。
托夫勒之关注日本，并不自《预测与前提》始，早在《第三次浪潮》在世界各国纷纷出版译本，一时洛阳纸贵的一九八一年二月，他便为日本《读卖新闻》撰写了一篇专稿《超大国日本的“神话”》。欲了解托夫勒日本观的全貌，这篇文章是不可不读的。托夫勒在这篇文章中首先指出，日本并不象美国人所想象的那样，是朝着二十一世纪迈进的、“所向无敌的”、有着超生产力的巨人。
他指出，把复杂的日本简单化是危险的，因为这种“超大国日本”的神话对日本的超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以及美国与西欧的种族歧视主义者有火上加油的作用。
托夫勒说，日本这几十年的成绩确实惊人，不论是生产、是文化、是生活，特别是寿命，都是资本主义国家最高的，但这只是一部分。在美国人眼中，看见的是它的力量，可是日本人却相反地强调他们在国际环境的变动中，是处于弱小的不利地位。
日本的石油只能供所需量的百分之十四，粮食一半靠进口，因而输出至上。没有输出，等于灭亡。国际外汇率一变动，突然发生商品供求变化，可以说，所有与战争有关的、使世界贸易不安的问题都给日本带来连锁冲击。别的国家为本国经济采取保护政策，也会使日本惊慌。世上没有比日本更受外部影响的国家，因而他们不能不十分敏感。这种背景，也可说是使日本人持有他们的思考方式和计划对策的原因。如果说日本是超级大国，那么，也可以说是忧心忡忡的超级大国。
到一九八一年，所有高技术的社会都在经受大的转变。这一事实，使日本和欧美的关系也在变。一万年前，农业生产给人类史带来第一次浪潮的变革。三百年前，工业革命触发了第二次浪潮的变革。日本现在也和许多国家一样，感到了第三次浪潮的冲击。第三次浪潮促使日本和欧美许多国家的经济(如汽车、纤维、钢铁等)不得不重新构筑。许多国家的这类工业出现了失业，同时，电子工业、信息、生物工程等第三次浪潮的产业则迅速成长。
欧美企业家认为日本的生产率高。为了回答制造神话的人们，托夫勒说，有必要弄清情况是否真的如此。
经过详细调查，可以看到日本经济的不平衡。除去以输出为主导的两三项主要部门，大部分落后于美国。实际上，生产率高的只集中于少数产业，即集成电路和光导纤维。此外则集中在第二次浪潮的产业。这些产业，一九八一年在世界上正处处碰壁。在某种意义上，日本简直是站在衰退的浪潮的顶点。
再看日本农业，更为复杂。第二次大战后开始的政府补助已无法废止。因为执政党的自民党在农业问题上将补助金变成疏通选票的走廊，农民则用这补助金生产供过于求的大米。农民在农闲时兼做其他副业。商店也一样，小商店多，百货公司售货员多、办公室职员多，从哪一点看，生产率都不高。
制造日本神话的人们把日本经济说成一种魔术。在中央集权下，有权力的领袖管理金钱和人的关系。这些领袖有超人能力。然而，很多日本人不同意这种看法。的确，在日本，是一批有受过高度训练、具有高度知识、富于洞察力的经营者。当英美等国在纷纷议论“重新工业化”，“摆脱工业化”的时候，日本的领袖们已经采取了向前看的态度。但是只要看看报章上的文章，就能明白：
“从中央官厅起，政府各机关一九七九年违法滥用公款达五千七百亿日圆。”
“政府对同一水道建设付出双重费用。”
“政府监督下的电信电话公司总裁因公司内‘财政上的违法行为’被迫辞职。”
“大藏省以‘在国家财政转为黑字前，应支持政府’的理由，从电电公司利润中收取一年五亿美元……”
这些报章记载，都是托夫勒在旅日前后(一九八一年)发生的。他说，引用这种报道并不是对他国幸灾乐祸，而是为了说明：“无敌的日本”这种说法是浅薄的。然而这种说法却在美国流行，如不纠正，它可能不久就会象飞去来器一样飞回日本。
现在大家都说日本社会意见统一。其实内部派系斗争激烈，政府与财界也不象神话般的和谐。日本银行界对大藏省不满，石油界和汽车行业对通产省满腹怨气。舆论开始报道“日本股份有限公司”在垮台。
日本社会也和其他国家一样，纠纷很多。如果把日本看得什么都好，是过于简单化了。问题的核心是日本式解决纠纷的方法和美国不同。他们“和解”的传统是，以互让的心情表达自己的看法，再由上层加以调停。不过，近来也不同了。包括松下的创办人松下幸之助在内，很多日本人说，日本现在大小纠纷都在增加。他们都怀念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意见统一的昔日好时光。
实际上，日本也和欧美一样，随着第三次浪潮的推进，最近已经出现了多样化和个人主义。过去的集团和组织开始崩溃，政治上出现非统一性、地域主义，基层群众运动兴起。以为日本人意见统一的看法已是落后于现实了。
比起北美西欧，无疑，日本仍是意见统一的。因为能源的不足和地震等等不利条件而产生的集团感觉使日本人的团结力很强。不过，今天的日本比起过去，也有了很大变化。要是认为日本人仍是紧密地列队前进，或是日本的高生产率有很大贡献，则过于天真了。
欧美人在看到“超级大国”、“名列前茅”和“日本股份有限公司”的同时，也应看到另一个日本。构成日本的不仅是大企业、政府官厅和企图征服世界市场的冷静至极的战略家们，正如所有高技术的社会，还有为适应第三次浪潮而努力的众多的人们和他们的小组织。只不过这“另一个日本”完全被人忽视了。
日本企业现在最大的不安是青年人不再象过去那样驯服，不愿当“经济动物”的人在增加。据最近调查，个人主义在增多。一九七七年的白皮书中说，对社会愿做贡献的不到百分之六，比欧美还低。这说明青年人已对集团主义离心。
神话家描写的半机械人般的日本青年正在减少。毋宁说，青年人在试图适应新的世界的现实。日本也和欧美一样，正处在第二次和第三次浪潮交替之间。
当然也有坚守第二次浪潮时代的人。不过，已有不少人逐渐认识到第三次浪潮将给经济带来变化，因此，环境、社会和文化等也需要变化。
要向日本学习的很多。但如果想学得有效果，就必须先否定这套神话，然后向真正的日本学习。即便企业领袖和高官有才干，也不能只学习他们，而是必须向包括“另一个日本”在内的日本整体学习。
日本的长处，有如下几点：
1.通过协商这一反复进行的过程使工作人员集结于企业的目标。2.作为经营管理者，不仅重视生产目标，而且将社会、环境及其他因素也考虑在内。3.使工人能转到专业以外的新工作岗位上。4.对上述改变工作岗位者加以训练。5.不是依靠法律专家，而是依靠法律以外的调停来解决问题的社会运营术。
优秀的企业家和经济学者知道日本今天成功的背后含有许多复杂的原因。日本的成功不是来自什么魔术般的经营方式，而是依靠生根于日本的历史、文化各方面的因素。
首先，日本成功的起点是在工厂全毁于战争后，使用了比欧美为新的生产设备。其次，日本夙来积极向不同文化学习，而欧美则自视甚高，不屑学习他人。再有，越南战争挫折了美国，繁荣了日本。日本的成功还有赖于日本过去三十年的外交，有节度而且慎重，不哗众取宠、不冒险。
如果对日本加以细致绵密的研究，值得学习的重要之处还有：日本人对明天不是举棋不定、犹豫不决。试看今天日本之能获得相对繁荣，其决定因素就在于日本能够及时预测变化，对变化采取应变的对策，并为缓和因变化带来的冲击而努力。日本人认识到变化是必要的。他们期待变化，这说明日本在世界高度技术国家中具有丰富的未来导向性和未来意识。这是出类拔萃的。在对待未来――变化――上，日本较英、法、意大利，甚至美国，都较好地采取了对策。
日本人强烈地认识到急速变化是必要的这一点，在其社会制度中，实际上也有反映。索尼会长盛田昭夫有一次在晚餐会上强调说，欧美经营者只看到当前的生产目标，而日本则是立足于长期的展望来考虑，并看到对未来的投资的重要意义。美国公司的董事们的报酬决定于该年度利润，但日本则根据多年的功绩来评定。
日本的未来导向性的典型例子，是向世界市场采取攻势的电子技术、半导体等最尖端的产品。野村综合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指出：“作为后起的工业国日本，经营者为了达到长期的成长，是不惜牺牲短期的投资效果、投资利益的。……经营者首先做市场调查、商品开发，并且大胆地先行投资，进一步再引进现代设备。”
更重要的是这种“先行投资”的原动力，并非只在少数上层经营者及少数干练的官僚集团手中，而是也有群众参与。报纸上每天刊登有关变化和目前预测的问题，对未来的预测和预测数据，关于未来的学术讨论，以及小组讨论的报导。此外，各报社还主持这种研究会，讨论未来的书籍也经常出版，电视在这方面也是一样。甚至日本总理府向儿童征文，也要孩子们写有关未来的作文。
日本对变化不感惊讶，毋宁说，他们预期变化，在变化的现实中，孕育着期待。
日本人对未来不抱憎恨情绪，不甘于受其束缚。确实，日本人由于处在不安定的世界以及日本本身的脆弱而总是忧心忡忡。不过，他们和欧美的许多人不同，他们对电子技术等没有盲目的敌意。再者，托夫勒认为，由于日本在电脑化之前，先给工人做好转业训练，然后使之转到新岗位上去，所以电脑化时，能不象欧美那样引起工人罢工。
托夫勒说，看来日本将静静地从第二次浪潮进入第三次浪潮，不会遇到象其他国家那样的混乱、抵抗和严重的对立。
日本的体制并非尽善尽美，人民也不是事事服从。一部分工人被摒于体制保护之外。不过，总的来说，这一体制有着缓和未来冲击的机能。
托夫勒最后说，目前，欧美世界已处于被动的受挑战的地位。与其将自己产业的衰退归咎于神秘的日本，不如自己起来，面对历史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