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殖民 殖民历史的叙述与文化政治

　　二○○四年前后，在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和台湾作家陈映真之间，以及支持陈映真的日本台湾文学研究者松永正义与藤井之间，发生了一场有关台湾民族意识的兴起与日据时代“国语”(殖民地宗主国日语)关系的论争。论争起因于藤井一九九八年出版的《台湾文学百年》中所收《“大东亚战争时期”的台湾皇民文学――读书市场的成熟与台湾民族主义的形成》以及《诸外来政权之文化政策与台湾意识的形成》两文。三方的论争不仅涉及到如何在东亚复杂的格局中认识台湾的历史与文学，如何对近二百年来殖民主义体制做出价值判断这一核心问题，而且与上世纪九十年代国际上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理论发展及日本台湾研究界学术趣向的变化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通过学术史清理，重新思考论争中所引发的历史叙事方法和学术背后的文化政治问题。首先来看论争三方的基本论点。
　　藤井省三的前一篇论文，援引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和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理论，论述日据时代日语读书市场的成熟与台湾民族主义的形成。即最初给台湾带去近代国家之国语制度的是自一八九五年开始统治台湾达五十年的宗主国日本，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后由于强化了日语教育，至一九四三年底懂日语的岛民已经接近全岛的60%，台湾人透过全岛规模的语言同化而被日本人化。同时，共同的“国语”超越由诸方言和血缘、地缘所构成的各种小型共同体而形成了台湾规模的共同体意识，这成为台湾民族主义的萌芽。在此，藤井针对以往用“压迫与抵抗”来观察这段历史的叙述视角，提出了台湾人“主体性接纳”的另一种历史观，即“在日本这一外来政权统治下诞生的，并不仅仅是所谓压迫与抵抗如此单纯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对立关系，而是将被压迫所接受的日语意识形态做主体性的吸纳，促成台湾规模的国民认同之形成的台湾住民的奋斗过程”。而在后一篇论文中，进而提出“三代外来政权”说，并将“主体性接纳”这一提法扩展到三百年来台湾历史演变的全过程，认为除荷兰和郑氏统治时期外，清朝、日本和国民党三代政权分别在各自的后期迎来了科举文化、日语国语和北京话国语体制的成熟。“台湾的人们在面对诸外来政权所带来的文化政策时，以主体性接纳方式，于各个成熟期之中酝酿台湾意识，终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使台湾成为一个民主的国民国家。”
　　藤井省三的论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用“外来政权说”取代了以往殖民地统治的概念，清朝和国民党统治与日本殖民台湾等量齐观，强调日据五十年中台湾人通过“主体性接纳”形成所谓语言民族主义，成为九十年代以后台湾独立意识兴起的渊源之一。从肯定独立意识的角度，则自然得出殖民统治“有功”，其制度(国语)建设具有“文明同化作用”的结论。二是以上论述完全依据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说，用典型的民族国家理论模式，在通常的“近代文学”思考架构下阐释台湾文学的历史。这不仅直接涉及到如何对二百年来世界殖民主义体制做出政治“判断”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如何认识台湾历史和文学的复杂性与特殊性。
　　针对上述藤井省三的论述，台湾作家陈映真在《台湾文学百年》台湾版(二○○三)出版前后，连续发表两篇文章(《人间》二○○三年冬、二○○四年秋)提出严厉批评，由此引发了两者之间的论争。陈的批评直指殖民主义这个核心问题∶一、藤井对日据时代台湾文学的“价值判断”，不提日帝殖民地历史之下支配与被支配民族和阶级的意识形态斗争历史，而只讲“工业化”、日语“国语”的普及和读书市场的形成如何克服了台湾内部的各种矛盾而促成了民族主义的“萌芽”，从而抹消了台湾上世纪四十年代文学的复杂性和殖民历史的血腥罪恶。这是在重复殖民主义以文明开化者自居的立场。二、仅五十年的日帝殖民统治包括其“国语”政策的推广，并没有形成哈贝马斯意义上的所谓语言“公共空间”，因为在殖民主义残酷统治之下不可能出现哈氏所定义的“独立于国家机构和家庭私领域的”“对于公权力的批判”的“公共空间”，更何况在公领域之外是一片汉方言闽南语和客家语的汪洋大海。藤井把日语“国语”和北京国语等量齐观是不知日本对台湾殖民历史罪恶的暴论。三、在战后“重建台湾新文学”的讨论中，岛内外作家均强调“台湾和台湾文学是中国和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这种对台湾文学的历史属性和民族认同上的共识，说明所谓殖民地“现代化”与国民党恶政之间的矛盾造成“台湾民族主义”萌芽的论点不能成立。
　　对于陈映真的严厉批评，藤井省三发表文章反唇相讥，但没有从正面回应殖民主义体制等重大问题。这促成了支持陈映真观点的松永正义也参与到论争中来。松永并没有否定藤井的所有论点，而是强调其过于简单化的叙述掩盖了问题的复杂性。一、所谓“日语标准语论”忽视了日据时代以前作为文字共同语的文言文之存在价值，对文言文或者汉字所承担的统合“我们”(共同体)意识的作用没有给予应有关注。同时，台湾政治上的抗日运动直接接受大陆五四运动的影响，其语言手段也来自与新文化运动相关的白话文，台湾近代文学便依靠白话文而形成，虽然缺乏学校教育这个环节。在殖民统治之下，被殖民者要用自己的语言乃至统治者的奴隶语言来追求与统治者不同的近代，藤井的问题在于只强调殖民统治所带来的制度建设而遮蔽了其他方面。二、所谓“日语读书市场成熟”论，其问题在于把在台日本人创作的文学与台湾人的文学等量齐观。一九三七年以后白话文文学和台语文学被封杀，在此前后出现了用日语创作的文坛。但我们在阅读被压抑社会的文学时必须注意写出来的文学之背后大多数作家的沉默。三、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民族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构成一种重叠关系，最终并非相互对立的。两者决定性对立关系的形成是在冷战时期。我们思考台湾民族主义问题时必须把战前和战后放在一起。藤井的论点是在用台湾民族主义(日据所促成)来净化和免除日本殖民统治的罪责(《日本之于台湾的意义》)。
　　我认为，陈映真和松永正义的批评，除个别用语有过激或值得再斟酌之处外，基本上是在学术的范围内讨论问题。他们与官方政治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而是从更广阔的学术政治的层面质疑藤井省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然而，藤井没有从正面回答两氏的质疑，反而在三篇反驳文章中言过其实地把这种批评视为对“东亚学术自由”的恐吓和压制，并将此与所谓共产党中国“压制言论自由”关联在一起。大陆中国过去有言论控制的不幸时代，今天也依然有言路不畅的问题，这是事实。我很尊重藤井省三对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研究，但是不能认同他将自己置于所谓西方自由世界而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大陆中国的做法，因为这本身正是一种典型的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如果真正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深刻变化并历史地审视和理解社会主义中国的经验教训，那么无论怎样严厉的批判都不会落入所谓“自由世界”的傲慢与偏见的。
　　如今论争已然过去，我们有必要拨开表面的意气之争，回到学术史和方法论，尤其注意九十年代以后日本台湾文学研究界的变化，并在这样的变化中重新审视论争中出现的具有生产性的思想课题，有效地推动学术发展。
　　
　　如果将尾崎秀树发表于一九六一年的《决战下的台湾文学》视为日本战后台湾文学研究的起始，那么近五十年的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在直到八十年代末为止的前一阶段里，研究视野形成于“二战”以后世界性的民族独立和殖民地解放大潮及其对二百年来殖民主义体制的普遍质疑这一背景，以若林正丈、松永正义为代表的研究者从反省日本帝国殖民历史的立场出发，将台湾的近代史和文学视为大陆中国近代化和五四新文学的一个嫡系，且在压迫与抵抗的殖民历史下生成发展而来。但自九十年代初期始，上述研究格局明显地出现了变化，开始进入多元发展的阶段。以一九九五年《苏醒的台湾文学》、《台湾的日语文学》和一九九八年《台湾文学百年》等著作的出版为标志，研究大大地跨出了原有的方法论架构和学术政治立场，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的文学，特别是所谓“日语文学”和“国语”(宗主国日语)制度的研究成为主要焦点，殖民主义批判和对被压迫民族之反抗斗争的关注让位于更为“学术”的制度、文化、媒体、市场等研究。同时，台湾作为独立于大陆中国的地域空间其独自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成过程，成为讨论的重要课题。
　　上述方法论视角的变化与九十年代的学术、文化、政治背景密切相关。首先，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引发了新一轮民族国家理论研究的兴盛，其中，将民族属性及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人造物，强调近代出版资本主义的发达推动了第三世界民族国家想象和民族主义的兴起等观点，对日本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时，把文学视为媒体和意识形态分析对象的文化研究也盛行一时。其次，国际上东西冷战格局的解体与日本国内昭和时代的终结相重叠，使战后四十年来日美同盟体制下被封存的殖民战争问题重新浮出历史地表，受到知识界的关注。在这种状况下，台湾问题被置于和六十年代以来完全不同的文化政治语境之下，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另一方面是日本国内政治状况的变动，从政党政治到一般的国民层面出现了普遍的保守化倾向。新编历史教科书、历史修正主义乃至靖国神社等问题，便是草根社会与一些精英阶层在民粹主义情绪膨胀下要求重述近代“历史”以增强民族自豪感的反映。第三，台湾岛内政治格局在九十年代发生剧烈变动，日据时代的历史成为独立派批判国民党政权，推动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操作的资源。而岛内这种历史重估论与日本内部的右翼思想不谋而合(如司马辽太郎、小林善纪等)，使如何评价殖民历史的问题成为热点话题。
　　那么，如何看待一九九○年代以后日本研究界的上述新变化呢？笔者的看法是，这无疑开拓了全新的研究视野，丰富了以往的方法论视角，不过，其中也蕴含着一些理论误区和学术政治上的陷阱，需要慎重地辨析。简言之，新潮学术的背后有一个文化政治关怀，即如何估价二百年来世界殖民主义体制和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暴力，如何对此进行“价值判断”，包括如何看待“二战”以后随着世界范围内殖民地解放运动而出现的殖民主义批判这一思想资源问题。前面提到的论争的焦点正在于此。处在这个新潮学术背景之下，有些研究者在认识日本五十年殖民台湾的历史上，有一种于抽象原理上承认殖民的非道义性，但在具体研究中用“殖民地现代化”、“文明同化作用”等概念重新“客观地”描述这段历史的倾向。我认为，这种倾向蕴含着向两个相反的结果发展的可能性，一是丰富和深化六十年代以来对帝国主义殖民历史的反省而走向“后殖民批判”，从而拓展以往单纯从道义立场看待历史和文学的视野，并将这种批判推进到对整个现代性乃至民族国家制度的反省上来；另一个是在“文明”的名义下，通过制度方面技术性的教育、国语、媒体、读书市场等研究来淡化甚至抹消压迫与反抗的历史记忆，从而使本来已经普遍遭到质疑的帝国主义殖民历史，和对此予以反思的批判话语变得模糊起来。
　　为了清理这场论争背后的思想史脉络，有必要重新回顾一下六十年代以来的日本台湾研究的学术史，在此基础上进入方法论和学术政治问题的探讨。
　　尾崎秀树开启了战后日本的台湾文学研究。作为生长于殖民地台湾、经历了太平洋战争全过程的日本人，在六十年代初参与竹内好主持的名为“战时下的文学”的共同研究时，首先是把十五年战争视为日本近代化所孕育的一个恶果，并依据自己的殖民地切身体验来反抗战后日本对战争时代文学的忘却、否定和篡改，从反省历史的立场出发开始殖民地文学研究的(《近代文学的伤痕》后记)。特别是通过对杨逵、吕赫若、龙瑛宗等用日文写作的台湾作家之考察，尾崎提出了一个很有影响的方法论视角：“无论在台湾还是在朝鲜的殖民地文学中，都承载着对殖民地统治从抵抗到屈从的姿身。而且，不是用自己的语言而是用殖民统治国的语言才能表达――或者被强制如此――的状况中，蕴含着殖民地文学的重大问题。”尾崎之外，还有以戴国辉为代表的旅日台湾人学者开拓台湾史研究的筚路蓝缕之功不应忘记。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台湾与台湾人》明确地建立起这样一种台湾史观：台湾历史的主体性在于台湾人本身，台湾人不是日本人，日据时代的台湾人是被支配民族。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或许有一些建设，但那是为了统治当局而非台湾人民。
　　以上传统，成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日本台湾研究学术发展的主要思想资源。在此基础上，松永正义于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他最近结集出版的《台湾文学的丰富性》和即将刊行的《台湾文学的复杂性》两部论文集就代表了其业绩。松永在从事研究的起点上，首先确立了在“日本与亚洲关系”中考察中日关系乃至其原点台湾殖民地化问题的方法论视角。而戴国辉经常讲述的日据时代语言同化政策造成战后台湾人在语言转换上的苦恼，给松永留下深刻印象，使他在从事研究之初，便牢固确立起对殖民地统治之语言制度的批判立场。八十年代，松永在整体把握台湾文学的历史和个性的基础上，对诗人陈映真和“乡土文学论争”做了深入考察。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他也开始关注台湾的日语文学和“国语”问题，尤其注意将光复后国民党的“国语”政策与七十年代民主化运动和八十年代以后台湾意识高扬的问题联系起来。他认为，台湾的民主化运动由旅美台湾留学生发起，与世界范围内的六十年代革命有其关联。但是，进入八十年代后的台湾化即台湾意识开始高涨，形成了与七十年代不同的运动结构：民主化同时促成了台湾意识的觉醒，而台湾意识又进一步推动了民主化。就是说，八十年代以后出现的台湾意识其起源并非在于日据时代的“国语”共同体的形成。
　　藤井省三的学术研究也是起步于八十年代，其主要对象为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自九十年代开始涉足台湾文学，虽属半路出家，但十余年来致力于运用新方法，成果便是那本引起争论的《台湾文学百年》。与此同时，他积极推动有关台湾文学的国际研讨会的召开，成为九十年代新潮学术影响下台湾文学研究一时热潮兴起的代表之一。藤井的研究一开始就试图在尾崎秀树的传统之外另辟新路，因此，也与松永正义的台湾文学研究多有立场方法上的不同。他承认《决战下的台湾文学》“坦率地正视日本殖民地统治带给台湾人民的伤痕”而有历史意义，但对“压迫―抵抗、压迫―屈服的两项对立主轴”不以为然，要“另外从战时下台湾日语文学所形成的台湾人主体性这一个视点来重新评价”。就是说，通过引入文化研究、语言民族主义等理论，强调日据时代“国语”(殖民地宗主国日语)的推广“形成以台湾皇民文学为核心的民族主义”，由此追寻台湾文学独立于大陆五四新文学的发展历史和台湾本土意识产生的原因。如前所述，这里直接涉及到如何对近代殖民主义体制进行“价值判断”，如何在特殊而缠绕的东亚近代史语境下叙述历史，如何创造性地运用西方理论及学术背后的文化政治等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松永正义最近在回顾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日本战后台湾认识的历史时，指出了三个重大的缺失。一、战后复兴之际为了抹消帝国记忆，没有很好地总结过去殖民地统治和侵略战争的问题，而日本放弃殖民地不是殖民地人民斗争的结果，而是随着战败自动放弃的，由此使日本失去了直接面对和解决殖民统治问题的契机。二、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台湾研究一直被视为禁区，因而造成了研究的滞后。三、新闻报道中冷战和七十年代的台湾是一个空白。这导致了八十年代以后的日本研究者把八十年代台湾本土意识的高扬与日据时代台湾人的台湾意识直接联系起来的偏颇认识(《思考台湾问题的困难之处》)。上述分析告诉我们，今天日本学者在研究台湾文学，特别是用文化研究、民族国家理论等处理殖民地历史时，不能以单纯超然的学术姿态进行，需要重新认识殖民历史的暴力性，承担学术研究应有的伦理政治责任。
　　而借鉴源自西方的理论方法，首先要剔除其普世主义的结构性弊端，结合研究对象创造性地加以运用。例如，以西方人眼光考察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兴起”的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理论，是以印尼为“个案”分析对象的，它在抽取出颇有价值的有关“民族主义”理论模型的同时，淡化了其中隐含的权力关系，甚至放弃了应有的对西方殖民主义历史的批判。《想象的共同体》的“导论”是这样定义“民族主义”的：“民族归属(nationality)，或者，有人会倾向使用能够表现其多重意义的另一字眼，民族的属性(nationness)以及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人造物(cultural artifacts)。”“这些建构之所以在十八世纪末被创造出来，其实是从种种各自独立的历史力量复杂的‘交汇’过程中自发地萃取提炼出来的一个结果；然而，一旦被创造出来，它们就变得‘模式化’(modular)，在深浅不一的自觉状态下，它们可以被移植到许多形形色色的社会领域，可以吸纳同样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组合，也可以被这些力量吸纳。”
　　张旭东曾对安德森上述关于“民族主义”的定义提出过质疑。他认为，把关于民族、民族性和民族主义的问题放置在“文化人造物”的范围内，也就潜在的把这个问题抽离了作为当地的始源和谱系的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一旦在“文化”和“人造物”上赋予西方以绝对的支配权，用审美的术语来审视这些问题，就已经是一种政治性行为了。不管是否被充分地意识到，这剥夺了当地的需要和理想――它们是物质的和政治的，而非安德森所谓的“情感的”。《想象的共同体》的瑕疵就在于它对隐含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的探讨远不够彻底，而这既构成了第三世界的民族、民族特性和民族主义理念的历史形成，也构成了重新建构它们的策略(《批评的踪迹》)。就是说，安德森的理论模型从“个案”分析出发，最终指向对包括第三世界在内的各种民族主义的批判，其中从特殊到整体的普世主义理论追求依稀可见。普世理论的成立往往以牺牲“特殊性”为代价，极容易造成抹消本地历史复杂性的后果，从而遮蔽深层的压迫与抵抗的权力关系。结果，用心良苦的民族主义批判却导致了对殖民主义的反思的忽视。而在考察与印尼的历史政治语境大不相同的台湾日据时代的文学时，如果简单挪用“想象的共同体”理论，就很有可能产生同样的以普世理论牺牲“特殊性”的后果。
　　又比如，“文明同化作用”论。这并非什么新鲜货色，它与日本战前的“东亚论”话语叙述有暗合重叠的地方。已有日本学者指出，黑格尔“停滞的亚洲”特别是其中文明史论上的“西洋与东洋”、“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模式，影响及于日本的“东洋学”和“东亚论”，成为将自己规定为“文明国”而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域规定为于文明边境之外的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思考依据。更重要的是，战前日本的“东亚论”话语叙述，在结构和逻辑思路上都与日本帝国对亚洲的殖民地经营以及一些日本国民对时局的认识相一致：把在中国大陆和东亚推行的帝国主义战争行为理解为是将其从停滞性中解放出来，从而走向文明化的必经之路(子安宣邦：《东亚论》)。如今，殖民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但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却远远没有被清除，它依然是强者和霸权国家横行霸道的理论逻辑之一。所谓“文明同化作用”论并非中性的概念工具，在使用它之前需要首先剔除其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性。
　　当然，藤井省三的研究与小林善纪的《台湾论》有意识抹消殖民统治的罪恶不同。然而，西方理论的简单套用和政治意识的淡化确实容易走向历史批判的反面。如果没有对安德森理论中的症结进行必要的处理，没有体察到“文明同化作用”论话语背后隐含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欺瞒性，对“文明与野蛮”二元对立的理论暴力缺乏敏感，就容易造成以技术层面的制度、文化研究抹消压迫与反抗之历史记忆的后果。“文明同化作用”论乃是十九世纪以来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理论核心和正当性逻辑依据。这个体系在“二战”结束之后兴起的民族独立和殖民地解放运动中已经遭到了世界性的普遍质疑。这应当是今天学术研究的理论资源和文化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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