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拓工的失误造成的各种误解之一] 工作失误给公司造成损失
时间：2019-02-28 05:42:1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大抵碑帖拓片字口都有突出印痕，一些石刻会因为拓手不精或椎拓困难很容易造成“圆笔”或“方笔”之说。遇到碑石有破损，字边缘模糊不清，字边缘破烂，没有使用小拓包进行补救，再加上几百年上千年风雨水火、石花剥蚀，也不会都约好只在头尾而不涉中段。所以残缺的是笔画的整体，也并非只有头尾两端。而后世人在观看了这样的拓片传达与他们的信息之后，作为一个相对自由的审美客体，人们在临摹和创作的过程中不乏会有大量人去刻意模仿其残损的笔意。
如继碑学大兴之后始为世人所重视的北魏石刻《郑文公碑》，曾一度被当作魏碑中圆笔的典型，聚讼百年，至今莫衷一是。世人或纸上谈兵，或察之欠精，故语难中的。著名学者欧阳中石先生曾经近距离观察过《郑文公下碑》原石，则对此件被康南海许为“圆笔极轨”的石刻作品的说法认为不尽然：“若亲临石前稍加摩挲，便可发现其中方笔极多，概因摩崖、石面不甚光磨，字口陷于沙面之下槌拓不易得字口，方笔遗痕皆隐于沙面之下，故所得便只能为圆笔了。如只就拓片看，自然圆笔明显，而不见方笔。”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龙门为方笔之极轨，云峰为圆笔之极轨，二种争盟，可谓极盛”。就总的印象说，此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康有为这一结论的影响下，有的进而说云峰为纯圆笔，还有的就说《郑文公碑》碑额为纯方笔，碑文纯为圆笔，这些说法就未免绝对化了，有人所以如此结论，均因未看原石或细察原拓片，《郑道昭与四山刻石》一文的作者于书亭在细心留意了云峰全拓后发现郑书大字，方笔居多，小字却以圆笔为主，下碑碑额字大，多方笔；碑文字小，多圆笔。所以形成方圆之形态，除了个人书写风格之外，还有其他因素：一、为求其变化，增强艺术趣味，着意为之。二、郑道昭三山刻石，均为坚硬的粗砂砾石质，大字易刻出方峻之笔，小字即令刻出，年久石泐，锐角也会易方为圆，而凡石面较平而又较清晰的字，有的仍然保持方笔原貌。
又有书者官云程桑梓平度，常游于云峰，详查后发现此碑石质对于刻字来说难度很大，因为花岗岩石质颗粒为粗砂且坚硬无比，碑石初刊至今已逾1400余年，风化严重；再者，按此碑最早之明拓本距碑刻已去850年之久，此间碑面又有怎样的变化和损坏已经不得而知，拓本亦恐非刻石之原貌，更毋庸提及拓工技术的优劣问题。官氏亦是经过仔细的分析判断后，认为《郑文公碑》为直接书丹上石而非构摹，且书丹以圆笔为主，方笔辅之。康有为以方圆为运笔之势，提笔则圆，按则方。官氏认为从整体效果观之，郑道昭书法是作提笔圆势的，所以并不十分质疑康有为“云峰为圆笔之极轨”之说，但以由此而出的“纯方”、“纯圆”则过分绝对了，近距离摩挲后发现碑石经由刻工人为加凿之后方笔的效果有明显的增强，但多数地方俱因石筋让刀，故棱角有所未逮。再者花岗岩字口刻字，笔道线条周围轮廓便会有不规则的细碎颗粒进出，并且伴有龟裂，加之风雨侵蚀，字口漫漶，棱角更是逐渐模糊不清，便导致圆笔效果的出现。
综合以上各种说法，有亲临石前仔细摩挲经历的欧阳中石先生、干书事先生和官云程先生均认为《郑文公碑》原石当是以方笔为主，在此基础上，于氏以郑碑大字方笔多、小字圆笔为主，故称“方圆兼有”，意指“大字方”、“小字圆”，猜测书者旨在追求富于变化的艺术趣味，并指出形成此局面概因小字即便有方笔但经磨损亦化为圆。
官氏认为《郑碑》以圆笔书丹上石书者提按方圆兼用，乃刻工增强了方笔笔势，后又分析了石刻之方笔磨灭为圆笔的原因，对于方笔损泐为圆笔的经过与于氏同。
本文拟建下图：红色方块代表郑文公碑拓片中的那些运用方笔较为明显的字和部分字中因石刻或拓片磨损个别笔画不太直接能被辨别出方或圆笔的字，暂列为“方圆并用”的，空白的是就拓片来看直接看出笔势较圆的字。相比较能够在以下这个表格中发现在整个碑中，方笔的运用还是占了较大比例的，而碑额部分的“荧阳郑文公之碑”七字用笔基本上都为方笔。
由此看来在墨迹缺失的情况下，推断《郑文公碑》应是方笔为主的说法似乎应是有较大可信度的。但对于前面所引于书亭提到的、致使“方中有圆、方圆兼备”的形态出现的其中一个因素，他说是“为求其变化，增强艺术趣味，着意为之”，虽然对当时的具体情形已无法准确再现，但除了笔道“因石筋让刀”、“年久经自然风化磨损化钝”等，其中的“追求变化”之人为因素，笔者以为似乎还应再往上一层去追溯。勒迹自然已是等而下之。到了凿刻方面，錾的利钝，碑版的形制、石质、纹理、硬度，乃至当时的天气，刻工的情绪和体力，甚至某些偶然因素，如最常见的石屑飞溅入眼的瞬间等，都会影响效果。
下面这个图表，从左边第一个字到第四个字是按诸家所说的“方笔”较明显――“方笔”较弱――“方笔”剥蚀严重――“圆笔”这样一个顺序排列、依次放入的图片。《郑文公碑》所谓的方笔与圆笔究竟有怎样的差别，差别究竟有多大，所谓的“方中有圆”是怎样一种形态?这些描述性的词语与碑上的字进行一一对应之后是否真的与人们所说完全吻合?抑或是仅能够表现出它们大概的面貌而已，而那样的描述本身就存在缺陷?
在用这个图表进行分析过后，可以看到，有些字虽然现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形态是“圆笔”的笔画，但它是否本身就是圆笔书写，抑或是初始的方笔一步步剥蚀而致，还需对其有更细致深入的考察分析方可结论。
前不久，日本学者、别府大学教授荒金大琳在完成其所著《唐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之前，克服各种困难，亲自进入西安大雁塔，完全“零距离”地靠近《雁塔圣教序》原碑仔细观察、研究、比对，竟然惊奇地发现：在全文1463个字中，978个字中共有1492处修正的地方，而且很多地方如果只看拓片的话几乎是看不见的，而且亲眼看原碑的那种准确度也是一样有限的，只有在放大的情况下才能够发现真实的情况。因为大雁塔内不允许逐字地在那里摩挲，荒金父子经过将拍得的照片进行放大后又历经多年的研究，最终解开了一系列围绕在《雁塔圣教序》身上的谜团。荒金先生对《雁塔》的研究已有三十余年。他通过将《雁塔》逐字拍照，放大，――细致观察研究，发现《雁塔》有修正现象，通过对此现象的研究，荒金先生指出：《雁塔》部分字是由行书修正而来。即此碑是以行书来修正楷书的，刻了两次，文物出版社有带原碑照片的字帖。在该研究的基础上，荒金先生更进一层将与此课题关联的《同州圣教序》的制作问题提了出来。他也是通过照片比对，发现《同州圣教序》系由《雁塔》的拓片制作而成，《雁塔》拓片不清晰的字，《同州》则选用了《兰亭序》等字。论文《从雁塔圣教序制作的同州圣教序》正是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释。
可见，没有见过原石的、只见得各式拓片的会持一种说法，详察过原石的又会持一种说法，并且这里面的认识也存在着很细微的差别。
故但凡研究者不能简单地轻信某一家的文字，这是因为，碑石本身已有千余年的历史，风化漫漶颇多，无法拓得一完善 佳本。只可惜云峰诸碑(包括《郑文公碑》未留下墨迹对其探讨只能凭石刻来加以分析。但墨迹与石刻有多大差距，石刻有无失真则不得而知。但有一实例可借鉴，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吐鲁番挖掘《画承及妻张氏砖墓志》时所见：该墓志刻于公元546年(西魏大统二十年)其文字共八行，前五行已刻成，笔笔方饬；后三行仅有书丹而未动刀则方圆并用，笔画与近代人写的近似。那么刻于宣武帝永平四年(公元51 1年)的《郑文公碑》是否应在书风上与此墓志相去不远呢?
这当然也只能是猜测的一种，但这里叙述的重点更多的旨在讨论，因那时流行的学习范本是拓本，原石(原迹)的很多锋芒棱角，甚至是其背后的一些隐秘的故事都几乎在拓本上被隐没了，面对着一纸拓本，用功再细再多也只能是接近原作99％的揣度。这种误导最直接地导致了一批从小就被灌输着僵化的用笔方式一路走来的学书者对于行书书写的认识。笔者自幼干青少年宫学书时段，受老辈的启蒙老师引导，行笔之时总不忘叮嘱，句句皆“藏锋”、“逆锋”、“裹锋”云云，对笔者影响颇深，甚至于在书写任何碑帖之时都会产生如此之惯性。这样的行笔习惯一直持续到大学本科方才有所更改。更因为这一层屏障的遮蔽，加之古人对于哲学上的“中”、“藏而不露”等精神的惯看，类似“藏锋”、“圆笔”、“襄锋”、“逆入”等技法理论便逐渐潜移默化，被人们所接受。这样一来，一方面使我们进一步远离了原作的真容；一方面致使我们在这样的认识下建构起了一些概念体系。我们的书法史、书法美学乃至书法技巧理论中大量出现被逐步建构起来的诸多名词和概念，这里面实际上有很多观念都是建立在拓本被作为传播媒介之后的。
当然，刻帖造成的误导又势必催发艺术创造契机的萌生。所以，任何改变也不尽然都只有负面的破坏作用而不含有积极因素，应当追问改变后的效果是否理想。因为这些误解很有可能就会成为后来人们实践的切入点。
注释：
①《楷书浅鉴》，欧阳中石、张荣、启名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第一版，第27页。
②《郑道昭与四山刻石》，于书亭著，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6月第一版，第24页。
③内容详见官云程《浅谈的书体与刻体》，载《书法文库・石上风采》1992年第六期，总第87期。
④为行文方便，自此后皆用《雁塔》代指《雁塔圣教序》、以《同州》代指《同州圣教序》。
⑤《云峰刻石与》，载《美术观察》2001年11月，第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