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服饰习俗管窥
时间：2020-03-18 05:25:3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也是我国奴隶社会的一部“大百科全书”，它不仅反映了《诗经》时代的农业生产情况和人们的生活状态，而且还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文化信息。通过对《诗经》服饰习俗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古人们的生活习俗，透视其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这部重要的历史文献。
关键词：《诗经》； 服饰习俗； 社会性； 审美情趣； 文化底蕴
中图分类号：I222.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4-0544（2009）06-0142-03
服饰即“衣着与装饰”，它是人类的伟大创造。“衣、食、住、行”衣居首位，它和人们朝夕相处，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服饰一方面具有实用性，它起着护体、御寒、遮羞的作用，同时服饰又具有社会性，它兼有社会标识和审美功能。
从民俗学的角度看，《诗经》又是反映我国古代生活、礼仪、婚姻、游艺、岁时节日与信仰等民俗的画卷。服饰习俗是指以衣服和装饰为内容的民俗文化，它积淀了十分复杂丰富的文化底蕴，是《诗经》民俗文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诗经》所反映的时代，服饰已达到了相当发展的阶段。据统计，《诗经》305篇中有60篇涉及到对服饰的描述，而且其中数篇是专门的服饰描写。《诗经》中对服饰进行描绘的诗篇，较全面地揭示了二千五百多年前奴隶社会时期的服饰习俗文化内涵，展示了周人的服饰审美情趣和审美价值观。
一
中国传统服饰主要包括头、身、脚、胸等穿戴的各种饰物。商周时代衣服的基本形制是上衣下裳。《毛传》云：“上曰衣，下曰裳。”衣，即上衣；裳，指下身的衣服或裙。“上衣下裳”是《诗经》时代服饰的主要形式，“上玄下黄”为当时服饰的基本色调，这在《诗经》中多次描述过。“绿兮衣兮，绿衣黄裳。”（《邶风·绿衣》）“子惠思我，褰裳涉溱。”（《郑风·褰裳》）“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七月·豳风》）“制彼裳衣，勿士行枚。”（《东山·豳风》）“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秦风·无衣》）“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唐风·山有枢》）
服饰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外在表现，从《诗经》记载中已能看出相对稳定的服饰形式和逐渐完备的服饰制度。《诗经》中描绘的服饰材质多样，衣服的原料主要来源于丝、麻、葛、草、皮等，其时先民已经掌握了一定的纺织、印染技术。《国风·邶风·绿衣》写道：“絺兮绤兮，凄其以风。”“絺”是细的葛纤维织的布，“綌”是粗的葛纤维织的布。《卫风·硕人》写“硕”“衣锦纲衣。”《诗经·郑风·丰》述及“裳锦纲裳，衣锦纲衣。”“纲”即麻布单罩衣。《桧风·羔裘》中大夫们则是“羔裘逍遥，狐裘以朝。”
服饰首先具有实用性，它起着护体、御寒、遮羞的作用。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在一切人类所以为美的东西，就是于他有用——于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别的社会人生的斗争上有着意义的东西。《诗经》中所描写的服饰，有些以其实用性沿袭至今。《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袍，长衣，行军者白日当衣，夜里当被。今人喜用的斗篷或披风当源于此。现在，农村有些地方仍在使用的防雨用具“蓑衣”“斗笠”，在《诗经》中早有记载：“尔牧来思？何蓑何笠？”（《小雅·无羊》）远古时，人们为了遮风挡雨，以野草裹身，久而久之创制成了防雨的蓑衣。葛草是常见的植物，也是古代普通人衣物的重要原料，人们用它来“为絺为绤”（《周南·葛覃》），做成衣服、鞋子，舒适耐穿。
其次，服饰具有社会性。服饰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橱窗，它能较全面地反映出它那个时代的社会关系、社会矛盾、社会风尚等，换言之，每一时代的社会意识、伦理观念必然要渗透到人们的穿戴行为中。中国旧社会的礼制，从生活方面不遗琐细地区分尊卑贵贱、君臣官员士庶，“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荀子·王制》）殷商时进入奴隶社会时期，阶级间的等级制度已形成，这种等级差别也必然会反映到服饰制度上，即根据人们的阶级、地位、身分、职业、性别等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服饰习俗，这种礼制习俗在《诗经》中得到了充分地反映。礼制主要是通过礼服和官服来表现的，如祭天地、宗庙有祭祀之服；兵事有从戎之服；凶丧有吊丧之服；婚嫁时有婚礼之服等。官服为官吏的特定服装，礼服主要用于上朝和祭祀。周代的帝王礼服主要有由衮、冕、黻、带、裳、幅、舄、衡等服饰组成。“衮衣绣裳”（《豳风·九罭》）的“衮衣”是绣龙的礼服，为古代帝王和王公所穿，其后历代因袭衮冕之制。《雅·大雅·文王之什·文王》记载“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裸将于京。厥作裸将，常服黼冔。”“常服黼冔”指身穿祭服头戴殷冕。“常服”即祭事规定的服装。“黼”古代有白黑相间花纹的衣服。“冔”即殷冕。《小雅·采芑》有“服其命服”之咏，指贵族由天子下令，赐以爵位，才准予穿某种衣服，戴某种帽子。
服饰是人物身分、地位的标识和象征。《白虎通义》曰：“圣人所以制衣服何?以为络蔽形，表德劝善，别尊卑也。”《周颂·丝衣》“士”是“丝衣其钚，载弁俅俅。”丝衣乃祭祀之服，《疏》：“礼有冠弁、韦弁、皮弁，皆不以丝为衣。《士冠礼》有‘爵弁服纯衣’，与此丝衣相当，故知此弁是爵弁。”爵弁服是古代士助君祭时的服饰，也是士的最高等服饰。《国风·召南·羔羊》中官员著的是“羔羊之皮，素丝五紽。”韩侯穿“玄衮赤舄”（《荡之什·韩奕》），士大夫则“大车槛槛，毳衣如菼”（《王风·大车》），贵族或“素衣朱襮”“素衣朱绣”（《唐风·扬之水》），或“锦衣狐裘”“黻衣绣裳”（《秦风·终南》）。皮毛是当时很重要的一种衣料，从《诗经》的记载看，当时中原多狐，贵族多用狐皮为衣。“取彼狐狸，为公子裘”（《豳风·七月》）。周朝皮衣种类丰富，有犬裘、羔裘、狐裘、狼裘、虎裘等。“羔裘如濡，洵直且侯”“羔裘晏兮，三英粲兮”“羔裘豹饰，孔武有力”（《郑风·羔裘》），裘衣穿起来舒适潇洒，因此成了当时大夫、王侯、贵族公子用以炫耀身分地位的时髦衣物。穿裘衣颇有讲究，须依人物身分、交际场合、交际目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大夫们居则羔裘，公务在身“狐裘以朝”“狐裘在堂”（《桧风·羔裘》）。诸侯们时而“锦衣狐裘”；时而“狐裘黄黄”，狐袍外套上黄色罩衫，更为耀眼显赫。
衣服标志着一个人的身分、地位，鞋帽也不例外。《诗经》中载有：“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卫风·淇奥》）弁，即皮帽，为当时贵族所戴。“公孙硕肤，赤舄几几”（《豳风·狼跋》），诸侯朝见天子时“赤芾金舄”（《小雅·国攻》）。舄，即鞋，毛传：“赤舄，人君这盛屦也”，只有在朝觐祭祀等较隆重的场合中才能穿，平日则穿屦。
《诗经》时代妇女服饰颇具特色。“衣锦褧衣”（《卫风·硕人》）是写诸侯的妻子女儿穿着饰有五彩花纹的锦衣，外面上麻纱罩衫，以遮蔽尘土。《鄘风·君子偕老》描写贵族女子服饰的美好：“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绉絺，是绁袢也。”展，为古代后妃及命妇人穿的一种礼服；绁袢，夏天穿的白色内衣。这位贵妇服饰的豪华精美与她的天生丽质相互映衬，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奴隶为贵族公子缝制了锦帽羔裘、麻衣绸裳，自己却只能穿粗劣的葛衣，及至“无衣无褐，何以足岁。”（《《豳风·七月》》）由于劳动的缘故，平民的衣服较短，葛衣为当时社会地位低下的平民之服。
服饰的社会性还体现在一些礼制习俗中。《齐风·甫田》中载有：“婉兮娈兮，总角丱兮。未几见兮，突而弁兮。”弁，即冠。古时二十岁称成人，戴冠以示成人。“巾”是《诗经》时代并不罕见的一种女服，如《郑风·出其东门》：“缟衣綦巾。”綦巾，指绿色佩巾，类似现在的围裙。《豳风·东山》写“之子于归”，女儿出嫁离开娘家前，必先由其母“亲结其缡”。缡，指佩巾的带子，后世人们以“结缡”一词来指代结婚大概来源于此。
随着社会的发展，《诗经》时代的服饰丰富多样，服饰由原来的护体功能发展成为 “周礼”的一个组成部分，增加了社会政治、道德、情感、礼俗等标识性涵义。
二
爱美乃是人之天性，人们关注自身的美化，服饰是一个关注焦点。即使在远古时期，那些古老的“服饰”也不是先民们随便披着的毛皮和树皮，而常常饰以树叶、羽毛，做成犊鼻裤或围裙。《诗经》时代的服饰，从质料、式样、花纹、色彩、装饰等方面无一不体现了周人对美的执着追求，折射出先民们的审美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
《诗经》中所描写的服饰，从衣料看，有皮、毛、麻、丝、葛、草之别，不同的质料有不同的实用价值，做成款式各异的衣物，或华贵、或雍容、或挺拔、或飘逸，各具美感。人们在衣物上绣上各种花纹，如飞禽走兽、植物花卉、几何图案等，反映了先人们崇尚大自然和图腾崇拜的文化心理。据考证，至少在商周时期，我国先民已发明提花装置，织出了色彩华美的提花织物，并有了罗纱和织锦。奴隶主、王侯、贵族对服饰的审美趣味，主要表现在对服装面料和色彩的选择、以及衣服边缘部位（领口、袖口、襟、摆）的装饰上，即“衣作绣，锦为缘”。如前文述及的做工考究、装饰精美的服饰“黻衣绣裳”“衮衣、黻衣”等皆是帝王、贵族们炫耀自身地位的“时装”。
《诗经》时代，人们的服饰审美情趣还体现在对色彩的选择上。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等级制度的产生和上下尊卑之分，对中国古代服饰形制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服饰的基本服色也得以确立。人们可选择丝、葛、麻制成的衣料，还可选择朱、黄、青、玄等色彩，讲究衣和裳不同色，衣与衬里不同色，衣用不同色的衣领。就《诗经》有关篇目所提供的资料看，当时服饰色彩主要有玄、黄、红、绿、兰、青等几种。如《豳风·七月》中有“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诗中的“玄”是指黑中泛红（有说天青色的），“朱”是红色；“孔阳”是鲜明的意思。人们何以崇尚玄黄之色呢？盖因天在未明时为玄色，故上衣像天而服色用玄色。地为黄色，故下裳像地而服色用黄色。这种上衣下裳的形制以及上玄而下黄的服色，就是由于对天地的崇拜而产生的服饰上的形和色，以此表达对天和地的崇拜。当时的门客一般著缁衣（《郑风·缁衣》），男子有时穿白衣（《曹风·蜉蝣》），有时著青色（《郑风·子衿》），女子也有“缟衣綦巾”者（《郑风·出其东门》）。《诗经》中服饰色彩搭配艳丽，如对“绿衣黄裳”、“绿衣黄领”、“素衣朱禄”的描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种朴素之美。
上述几种服色，红、绿两色尤为当时青年男女所钟爱。《王风·大车》写一对相恋男女“大车槛槛，毳衣如菼”“大车啍啍，毳衣如璊”的难舍之情。高亨先生《诗经今注》云：“菼，初生的芦荻，如菼言衣是嫩绿色，指女子所穿。”“璊，谷之一种，苗赤色，如璊言衣服是红色，指男子所穿。”《秦风·终南》亦有“君子至止，锦衣狐裘，颜如渥丹，其君也哉！”之句。“渥”即湿润；“丹”指一种红色石。因为男著红，女著绿，且著红之男，尤以“公子”为甚，后世所谓“红男绿女”之说盖源于此习俗。
从《诗经》对青年男女服饰的描写中，我们不难看出，时人在服饰色彩上追求一种大红大绿、对比鲜明的绚丽美。人们缘何垂青于红绿二色？这种审美观念是怎样形成的呢？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审美意识也同人类的一切意识现象一样，“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还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红色代表火，人们对红色的珍爱，首先源于原始人对火的顶礼膜拜。刀耕火种时代，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火不仅给先人带来温暖和光明，而且使人类在饮食方面结束了茹毛饮血的时代。火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向文明社会大大跨进了一步。在打火石发明之前，人们要努力寻找、保护火种，它是人们的希望之光。其次，红色是人们战胜大自然和敌手的力量之象征。猎手在捕猎各种凶猛野兽、将士们在征服凶残敌人的过程中，身上往往会溅满血迹，当一个浑身染满鲜红血迹的猎手或战士凯旋时，无疑心中会充满自豪感。故红色象征热情、温暖与富有的，是勇敢威武的标志，这个已由原始母系氏族社会而转入父权制的奴隶社会里，有荣誉之象征的红色理当由男子来享有。周人的“常服”也以红色为主色。如《小雅·六月》中写道：“四牡骙骙，载是常服。”至于周人对青绿之色的偏爱，其缘由则应归结于人们崇尚大自然的心理情结。长期以来人类一直依赖森林和各类绿色作物，无论是采集还是种植，人们都离不开绿色。绿色是旺盛的生命力之象征，它蕴藏开花结果繁衍子息的能力，这种色彩理应归属于女子。
先人对服饰美的追求，还表现在对佩饰的重视上。佩戴习俗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据考证，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广大地区就已流行佩饰之风了。《诗经》时代最重要的佩饰是玉饰件，玉佩为贵族阶级的随身饰物，它不仅可用来美化外表，也可标识人物身份等级，是人格化的象征，《礼记·玉藻》就载有“古之君子必佩玉”。《齐风·著》诗中写道：“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 ”。“充耳”即古代贵族冠冕两旁悬挂的玉，下垂至耳，“琼华”“琼莹”“琼英”皆为美玉之名。贵族男子以精美玉饰美化自己，女子也毫不逊色。《鄘风·君子偕老》描述贵妇人“副笄六珈”“玉之瑱也，象之挮也”“瑳兮瑳兮，其之展也”，极言其佩饰华美。古人的佩饰在其行走时发出叮当之声，富于音乐美感，能够产生立体的美感空间。《诗经》对佩饰的描写，无一不体现了周人对佩饰“声色”之美的注目与追求。饰物不仅是人们追求美的体现，还被时人视作人格的象征。人们在日常交际中，常以佩饰为信物，崇尚“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卫风·木瓜》）。《女曰鸡鸣》载有“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夫妻间持赠送玉，象征人格的高洁，也宣誓情感美好与坚贞。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于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诗经》对先人服饰的描述，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及礼仪制度，周礼的“秩序井然”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设计倾向和思想内涵。但某一时期的审美设计倾向、审美意识并非凭空产生的，它必然根植于特定的时代，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只有将这种特定的审美意识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才能见其原貌。《诗经》诞生的时代，正是胼手胝足的人类从荒滩和丛林中跋涉而来、从“干戈寥落四周星”的部落纷争中挣脱而出的时代，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重要的变革时期，思想上的进步给人们的服饰文化观念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人们开始萌生理性思考，逐渐从盲目无边的神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中国服饰文化以人为本而不是以鬼神为本的朦胧观念渐显清晰，以宗法社会礼制为基础的服饰文化观念开始萌芽、诞生。
三
《诗经》是诗，又是史，它保存了翔实的历史、文化史资料，承担了记载历史和传承文化的重任，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是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诗经》又是我国奴隶社会的一部“大百科全书”，它为我们研究古代民俗提供了最可靠的原始性文献。《诗经》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极为广阔，它不仅让我们比较全面地了解到当时的农业生产情况和人们的生活状态，而且它还蕴藏着十分丰富的文化信息，上述对周人服饰习俗的初步分析，让我们可窥一斑。值得一提的是，至今，我们语言中的一些词语如“深厉浅揭”“衣冠楚楚”“青青子衿”“纨绔子弟”“狐裘蒙戎”“素丝良马”“红男绿女”“与子同袍”等，无一不是与《诗经》中的服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由此发展变化而来。
服饰习俗和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紧密相连，凝聚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和创造，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心理、习惯诸多因素的综合表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审美观念和宗教信仰等相伴而生并反映到服饰制度上，服饰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类文明的象征。从纵向看，服饰延续着民族文化古老而优秀的传统；从横向看，服饰形象地彰显了一个国家、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开拓程度。《诗经》时代的服饰，从质料到式样、从花纹到色彩、从冠帽到佩饰，丰富多彩，无一不各具特色，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了周人的思维方式、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诗经》时代的服饰习俗，是中国古代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贵贱之别，望而知之”的社会模式的一个微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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