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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铅笔和推土机赛跑

    时间:2020-04-02 05:21:2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北京自元代至今八百多年的建城史,胡同的兴衰别具风味。这种极富北方建筑特色又兼容南方乃至西方建筑美学元素的民居建筑,是北京历史的见证,也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胡同之于北京,正如小桥流水之于苏州、白墙黑瓦之于徽州、吊角楼之于湘西,接续着一座古都的传统,承载城中百姓的喜怒哀乐柴米油盐,是活着的岁月遗痕,也是曾经的城市符号。

    近半个世纪来,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摧枯拉朽般的力量将古老的胡同一点点甚至一片片从北京抹去。“国际化都市”的形成无可阻挡,但总有些方式能将这些古朴、沧桑,有烟火气、有生命的胡同留下,纵使留在镜头里、画纸上,也好过让后人无迹可循的无奈。

    曾静默在北京一隅上百年的古老胡同,如今大多不复存在。在泛黄的老照片之外,况晗用一支铅笔为胡同在纸上构筑了另一重安身之所。

    观摩过这些画作的人,大多会被其呈现出的质朴、厚重的风格所触动,进而为铅笔画能有如此丰富的表现力而吃惊。在他的作品中,技巧已经服从于主题,蕴藏在老屋、木窗、石门墩、杂货店、蜂窝煤和爬山虎的斑驳光影中,这些北京人记忆深处的碎片在铅笔线条的堆叠中昔日重现。

    况晗初到北京是1989年8月,自南京师范大学毕业来到北京的中国石化出版社任美术编辑。在三元桥住了一年后,单位安排他和妻子住到北新桥附近的平房。虽说居住条件不算好,但胡同中浓厚的邻里之情以及触目皆是的老北京韵味令他印象深刻。多年习画的他养成了走到哪里画到哪里的习惯,画笔不能停。在北新桥的那段时光,他每天都早早起床,利用上班前的空闲画画。有限的时间里不能跑得太远去写生,于是,眼前的北京胡同顺理成章进入他的视野。“记得是1990年夏天开始画胡同的,最初我用水彩画,把我住的院子、院外的胡同等都画了下来。”由于北京冬天气候寒冷,在户外画水彩会结冰,刚画好的画结了一层薄冰,“那种效果很特别,朋友们都不知道是怎么画出来的。”不过这毕竟对户外写生是个影响,“既然画水彩不方便,那就用铅笔画吧,反正我以前也学过铅笔画。”就这样,一画十八年。

    从1992年开始,况晗的创作就以铅笔画为主。而决定就此以宽线条铅笔画为表现形式,以北京胡同为表现对象,则缘于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中国艺术博览会。“我以北京胡同为主题的铅笔画参加了这次博览会,结果反响强烈,三幅画很快售出。”他兴奋地回忆道,“很多朋友觉得我画的北京胡同和别人画的不一样,他们说,你这个人就是这个德性,和北京胡同一样。”他的性格、为人处世方式、思维方式颇有些“不合时宜”:个性平和不浮躁,相信慢工出细活,又有几分“轴”,同时下很多画家迥异。北京胡同历经几百年历史积淀,同样是慢慢形成的,同样平和质朴。“我能坚持用铅笔画北京胡同十几年,绝对是我的性格决定的,这种性格与北京胡同有相通之处,与铅笔画这种画法本身也有暗合的地方。如果心不静,画不了这么久。”

    宽线条铅笔画的创作过程枯燥乃至辛苦,限于绘画工具的特性,铅笔画无法做到像油画、水彩那样大面积铺陈,必得一笔一笔地画。画面线条的粗细、浓淡全凭手下把握,用力既要有变化,又要适度均匀,其难度可想而知。“国画中毛笔与宣纸、油画中画笔与画布,都是软对软,只有铅笔画,铅笔和绷在画板上的纸是硬对硬。”多年手握不同粗细的铅笔着力作画,他的右手中指磨出黄豆大的硬茧,已经有些变形。

    美术科班出身的况晗,“什么都能摸几笔”。有些朋友不时劝他画油画,现实一点考虑,毕竟油画的受众群体更大,画价也可能卖得更高。可是,“我清楚自己画油画没问题,但我越来越觉得用油画来表现北京胡同,胡同的那种古朴、淡然的胸怀是传达不出来的。我画北京胡同,并非胜在如何逼真,胜在怎样巧妙的表现手法,我想其实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这些作品背后透出的淡定、宽容的情怀才是最打动人的。”

    有一次,他参加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我心目中永恒的北京”人文奥运主题展览。那次展览将有关北京胡同的国画、油画、水彩、摄影等作品集中展示,他选了四幅铅笔画参展,得到的评价是:参展的作品中,这四幅铅笔画中的胡同才真正是老北京的感觉。这样的肯定对他来说比获奖还要欣慰。“有位北京朋友认为,北京胡同不管春夏秋冬,整体色调还是灰色为主,气质上也是平实的。如果用油画来表现,可以把胡同的门脸和对联画得鲜艳,但是北方风沙大,漆好的门脸贴好的对联很易褪色。另外,北京胡同的高度和深度,都不是一幅对联一个人能左右的。”他这样分析,“我的铅笔画受到观者特别是很多北京市民的肯定,是因为风格淳朴、色调淡雅,我把老北京的情怀画出来了。我画的不仅是北京胡同,更是北京的城市气质和风格。”

    说及北京市民,况晗的记忆中有着太多的感触。他第一次举办宽线条铅笔画胡同主题展览的时候,很多北京市民前来参观,有些上了年纪的观众是流着泪看完的。也有一些年轻观众,听着长辈的讲述,好奇地一边看一边想像着这个城市的昨天,“他们常常跟我联系,打电话问候我,这对我的创作是最大的鼓励”。

    2007年5月,况晗终于在安定门外一处单元楼里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五十八平米的空间,四壁挂满他这些年潜心创作的以胡同为主题的铅笔画,俨然一个小型的老北京胡同作品陈列馆。对他来说,这些画作凝聚了十几的年心血。为更好地保存,他在完成的铅笔画上喷涂了一层固定液。“铅笔画是最好保存的画种,不褪色不变形,是最方便保存的。像达•芬奇的自画像,今天看上去还像是新的一样。你来摸一摸我的这些画,绝对没问题。”

    每天下班以后,吃过晚饭,况晗就到工作室画画,累了泡杯茶抽棵烟,独对画中的风景。

    最初,况晗喜欢带着绘画工具、干粮和水,趁休息日跑到胡同里去实地写生。当时很多住在胡同里的市民并不理解他的行为,甚至会心存反感。“有一天,我在后海的一条胡同里画画,一位光着膀子的北京爷们过来赶我走,他是那里的住户。他说,我们这里破破烂烂的,有什么好画的?你们画了画还能换钱,我能得到什么?”后来,随着北京旧城改造的拆迁力度越来越大,胡同不断被推土机“蚕食”,竟成了吸引外地游客和外国人的稀罕物。胡同里的居民观念也因此改变,“现在我再去胡同里画画,感觉就不一样了。老百姓会特别感激我,会把我当成朋友。当然他们也多了一些经济意识,我画他们的房子,他们也直接或间接地从中获益。不过,等到他们明白了,也已经有些晚了。”

    他现在已很少有机会坐在胡同里画画,倒不是业余时间的问题,而是一条一条的胡同消失得太快,根本来不及等着他为之画像存照。“在1995年之前,我的创作大多是在胡同里实地写生。后来,随着城市建设进程加快,拆迁得更快,我发现自己的铅笔已经跑不过推土机了,就只能到处去拍照片作为创作素材,回来以后慢慢画。”他不无黯然地说,“我的很多画,画中的景物都很快消失了,比如烟袋斜街。”他搜集了厚厚十几册影集的素材照片(更多的照片分装在多个盒子里),那里面的胡同,如今大多已荡然无存或者面目全非。为了日后创作起来更从容,他会在不同季节和天气拍一条胡同,也会从不同角度拍同一条胡同。很多条胡同还未在画纸上重生,这些照片已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历经这些年,况晗的身份已由最初单纯的艺术家蜕变成胡同历史变迁的记录者。这份记录并非简单还原,还经过艺术加工。“从胡同实物,到拍出照片,直到我画的画,相互比较,有很多不同。有摄影家朋友羡慕我们画家,因为摄影是写实,而画家可以对景物的细节进行取舍。这种艺术处理运用到我画胡同上,整体当然仍要保持胡同风貌,完成的画作要让观者能看出我画的是哪里,要让胡同原来的住户看了一目了然。我画北京胡同,会注明是何时画的,哪条胡同,甚至注明具体门牌号。”他觉得,获取素材经过艺术处理和取舍之后的记录和创作是他分内的事情。至于这些铅笔画属于哪个流派,有何艺术价值,那都是美术评论家的事。他对自己这些画作的定位,是历史性高于艺术性:“不管外界对我的画评价有多好,我很清楚那更多是北京胡同的好,人们被我的画打动,也就是被胡同打动。这些画艺术性再高,也不及历史的永恒。”

    这些年,况晗几乎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用来画北京胡同。偶尔回江西老家,他也会画水彩画,但机会极少。他无意去辩论铅笔画与油画、水彩之间的色彩问题,只是认为,不能说铅笔画就没有色彩,国画讲究“墨分五色”,铅笔画也有明暗浓淡。“我画北京胡同,画老宅子,注重其淳朴性。现在的城市人,最缺乏的心态就是返璞归真。如果人们的心态能静下来,看了我的画也就会有共鸣,这也就达到我的艺术追求了。”

    每一条胡同背后,每一家住户的大门里,都有自己的故事。在写生、拍照积累素材之外,这些故事也吸引着况晗的注意。“很多几代生活在胡同里的老爷子老太太,都愿意跟我唠唠他们的故事,我也对此很留心,积累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在我策划的下一本书中,专门邀请我的朋友陆元来完成文字部分。他曾写过很多关于老北京的文章,有经验。我们的合作等于是我的素材积累,经他的文字表达和思维方式进行加工,与我的铅笔画相呼应。这样和图片相配,更有历史信息,更有质感。”

    况晗特别忆及一位刘先生,他的太老爷住在东棉花胡同15号。那个大门是非常精美的砖雕,而命名为《东棉花胡同15号大门砖雕》的铅笔画作品传神地再现了那里曾经的古雅。况晗当时去画大门砖雕的时候,刘先生曾见过他,此后也曾参观过他的画展。他跟况晗联系,说起这个砖雕以及这处宅子的历史——原来,当年建这处宅院的人是中国留洋学生,归国后被慈禧重用,在皇宫担任职务,后来为保护紫禁城不被八国联军破坏居功至伟。“因为当年这位主人是南方人,又留洋归来,他建这个宅子就明显借鉴了南方和海外一些建筑元素,比如这个大门的砖雕就完全是西洋建筑的风格。所以,胡同里的一个大门,就能反映出当时主人的建筑审美,还体现了人口的迁移。北京当时的民居建筑,包容性非常大,由此,说老北京是中国民俗建筑的博物馆并不夸张。”

    后来,这幅画的印刷品在潘家园的一家画店出售,还被他的后人注意到。

    况晗不认为自己如何有绘画天赋,但他从小手巧却是真的。上小学的时候,他一边放牛一边用木头做手枪,“跟真的一样,结果爸爸看到后就给扔到火盆烧了,他说这样拿出去会吓到人家。”他在农具上雕花,精美得人家想用钱来买。“不同的形式,艺术感觉其实相通。”当年买一根铅笔要三毛钱,初学画画的他上山砍柴卖只能卖到两毛五分钱。于是他白天砍柴,晚上卖柴火,早上去挑粪,挣了钱买纸买笔。

    学画事出偶然。高一那年,他因病休学在家,春节走亲戚拜年时来到在美院上学的表哥家,看到墙上挂着表哥的习作,想到自己是不是也可以画画?这激发起他学画的念头,学了一年。1981年参加高考时,他成绩优异却因为某些客观因素没能考取,有些心灰意冷的他便到老家宜丰县的芳溪电影院工作。

    “电影院分给我一个房间,安排我画海报,查票、打扫卫生的活也干。一个月画五张,颜料也是公家买。要是我一天画一张,五天也就完成任务了。”独立的空间和充分的时间,让他如鱼得水,同时也是他极其刻苦的阶段。他说他当时没有再考大学的热情,但打心眼儿里想当大画家。画画让他尽可能摆平心态,不去过多思考人生的烦恼,“差不多成为一种寄托”。除了给电影院画海报,他还兼职给当地一家采茶戏(江西地方戏)剧团画布景,在那里结识了现在的妻子。况晗至今仍然觉得,他的艺术成长最重要的阶段并非后来读大学那几年,而是在电影院的那段时光,“芳溪就是我的艺术摇篮。上大学接受艺术高等教育,这对每个学生而言都没什么特别,但能有机会在那么偏僻的地方安心画画,静静地思考,却是很难得。”就这样在电影院画了六年多,直到二十六岁,他才再次参加高考,考入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画了这么多年北京的胡同,有个遗憾却始终在况晗内心起伏——没能画一画江西老家的山山水水,阡陌屋宇。“其实老家的风土人情、山川风物,值得一画的素材非常丰富。用绘画来表现我的家乡,这是我非常想做的一件事,但总是没有时间去做,心里放不下北京城里一日少过一日的胡同啊,这两件事不能两全。”说到这里他有些无奈,曾有企业家主动找到他,要出资让他回老家创作一些作品,借此也可以帮他搞个画展或者出版一本画集,他也试着开始,却意料之中地作罢,“我觉得我走进了‘死胡同’,出不来了。”他苦笑着说。

    到北京工作和生活将近二十年,况晗极少陪妻子逛街或去公园,所有休息日几乎都泡在胡同里画画、拍照。他对新闻媒体上关于胡同改造、拆迁的新闻异常敏感,一有此类消息,恨不能立刻出现在当场,画下来,拍下来。妻子经常开玩笑说:“找老公找谁都行,就是别找画画的。”但依旧给予他生活上、创作上最大的支持,并且越来越能理解他的追求。

    除了利用闲暇跑北京各处的胡同,再用铅笔画下来,况晗几乎没有其他爱好。但他觉得自己的内心很自由,无欲则刚,“歌不会唱,麻将不会打,不想学也不敢学。足球比赛也不看,上大学还看看武侠小说,现在也不敢看了。抽烟或许算个爱好?也是为了画画提神。有时候就是要舍,不舍就没有得。”

    “你要不要喝一杯?”当聊得兴致盎然的时候,很多到过况晗工作室的朋友都被他这样询问。这个对传统、对手工充满眷恋的江西老表,即使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仍然保持着自己用糯米酿酒的习惯,而且手艺相当好,酿出的米酒没有任何杂质,品尝过的朋友对“况记”米酒的醇厚味道交口称赞:“喝这样的米酒,茅台往边上放一放。”他说他很享受酿酒的过程,每年农历十月就要准备好上乘的糯米,从加工糯米到一坛好酒的诞生,带给他的成就感,恰似一条行将消失的胡同在他的笔下得到重生。

    最近,况晗在筹划出版他的一本新书。从他打出的清样中可以看出这依旧是一本宽线条铅笔画的北京胡同主题画册。但又不仅是画册,与画相配的文字,连同所画胡同今天的照片与其对比,构成引人唏嘘的人文魅力。这些照片是他从去年五月份到今年一月,一张一张跑到曾画过的胡同原址去拍的,“是个巨大的工程”。为了对比鲜明,他在拍照片的角度上特别注意和画画的视角一致。他无意质疑城市建设的正常发展,但是对于发展的方式则有自己的见解,“有些地方,花了很多钱改造,但效果如何?看看我画和现在的照片,就清楚了。我问过很多胡同里的北京市民,他们也不反对城市改造和胡同翻新,但对具体的改造翻新的细节不乏保留意见,有些改造他们也并不觉得好看。那些老宅子的主人看到我的画,再看看他们现在的房子,眼泪就出来了。”

    他的朋友在这份清样上写下了这样几句话:不但要保护胡同,还要保护这样的画法,这不仅是胡同,还是北京市井生活现场的速写。

    况晗对人生中的种种偶然看得很淡,无论这偶然是得是失。“如果我第一次考大学就考取,就不会去电影院画画,也就不会有那样的积累;如果我初来北京的时候不是去住平房而是直接住楼房,恐怕也就不会开始用铅笔画胡同了。这些年来,我经历的很多事情有戏剧性。”他自言人生追求中始终包含一份艺术上的“野心”,并不只是谋求世俗生活,“哪怕把我发配到一个海上孤岛去,也许我仍能另辟蹊径画出一方天地。其实,对什么事情都不用着急。”他强调,考虑问题不应只看到眼前利益,他之所以多年来专注于画北京胡同,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把一段北京的历史,一段这个城市的根留下。“国家发展得再怎么快,不也还是需要记得这个城市发展的几百年历史,记得我们的根在哪里吗?”

    如今况晗在出版社担任美编,周一到周五,每天工作八小时,一早一晚的时间在工作室画画,双休日继续跑出去拍照片搜集资料,一看电视里播到哪个胡同又要拆,就赶快跑过去,整天忙忙碌碌。算起来,他画过的胡同有五百多条,这包括两百多幅成型的作品和一些速写。他对自己继续画下去的标准如此界定:今天画的要和明天画的有所不同。“要是每天画的感觉一样,那就不用画下去了。我跟我儿子说,我就是想看看铅笔画到底能够达到什么样的表现力度?”

    他对铅笔画表现力的要求是画完了看着感觉舒服,“有些画别人喜欢,但我自己能够看出问题。画画的人,手低一点不要紧,就怕眼低。画完了之后,自己能感觉到很多缺点和可以提升的地方。画画的人就是跟自己较劲,如果不这样,那就麻烦了。”宽线条铅笔画所用铅笔和画纸之间的接触点面积越大,手上用力也就越大。要是画一条线,还省力一些,但在创作过程中不仅对入画景物有取舍,对光影的表现也要加以提炼。他现在每年大约画十几幅成型的作品,自觉拿得出手的不过十幅。将近五十岁的况晗说,“再画二十年可能是吹牛,也就再画十年吧,画铅笔画很要劲儿的,太辛苦,老了就画不动了。”

    据他了解,如今国内专门从事铅笔画创作的群体非常小,很多人只是把铅笔画作为其他画种的辅助,用来画速写。年轻一代专门画铅笔画的人更少,他们要么画国画、油画,有些又依赖电脑技术进行创作。对此,他觉得,“技术的进步对创作肯定是好事,但是如果过分仰赖技术,就是弊端。电脑永远是机器,是工具。有人觉得电脑也能画油画,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我画的画,每一笔都是有情感蕴含其间的,而电脑是无法完全传递出人们的情感的。”他保存了一本美国画家西奥多•考茨基的《宽线条铅笔画》,书中的内容他临摹了不下四遍。近年来,他的坚持也逐渐获得回报,前几天有个画廊老板打电话来,说又有几幅他的作品被海外收藏家看中了。“我的画在海外反响还不错,有些买家只要看到我的画就会买,从不还价。现在有些国内收藏者也开始买我的画了。”

    北京幸存的胡同越来越少,是否意味着况晗要画的素材也相应递减,以至于他会慢慢地闲下来?“当然不会,我手里还没画的胡同素材照片起码有上万张,都能画到一百岁啦。这份胡同情结,在我心里是抛不掉的。”他说,他会画到自己画不动了为止。

    (况晗先生的铅笔画已经由学苑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消失的胡同——铅笔画中的北京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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