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潮.逃港潮.株连潮] 逃港潮

时间：2019-01-28 17:44:10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着每一个角落，也强烈震撼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有限的土地上富余劳动力越来越多。一部分不满现状的农民背起行囊，离开家园，走天涯、闯天下。于是，农村一度出现了“送出一人，全家脱贫”的诱^景象。
　　据我所知，“送出一人，全家脱贫”之景象，其实并非从改革开放始。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村。新界原本并没有一个什么罗芳村，居住在那里的人全都是从深圳罗芳村逃过去的。改革开放以前，深圳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4元，新界罗芳村的人均年收入是13，000元。保安县(现在的深圳)一个农民劳动日收入为0.70到1.20港元，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60至70港元。在一些地区，普遍流传着“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的说法。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很快就寄钱回来，家人一两年就可以盖上新房。你看，这不就是典型的“送出一人，全家脱贫”吗?
　　出外打工的农民是越来越多，但什么样的农民出外打工的意愿最迫切?青年。他们不愿意还像上一辈人那样终老乡里，而是热切希望有朝一日能像城里人那样生活。这些年轻人到城里打工拼命挣钱，争取或获得了另一种生存方式。但城市好像并不多么乐意接纳他们，他们或自身难保，或无立锥之地，无法将他们的子女带进城里，留在自己的身边。同时为了生存，他们又不能够轻易放弃自己的工作，不能轻易离开城市，只好把他们的孩子留给老人照管，“留守儿童”就是这么来的。在这种带不出与回不去的双重矛盾中，留守儿童虽然有父母，但是他们依然不得不接受“骨肉分离”的现实。
　　青壮出门去，留下老和小，此等情状并非民工潮涌动之后才有。20世纪50年代，中国进行了三大改造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广东保安县也不例外。为了堵塞所谓的资本主义漏洞，保安县委作了严厉的规定，不准弃农经商，不准投机买卖，否则就一律抓捕。很多走投无路的民众，开始孤注一掷地逃亡香港。1956―1958年，经保安县偷渡的共有20，105人，其中保安县的有6448人，外省及外县的有13，657人。保安县还有偷渡出港的3955人。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以致不少边防村庄成了“女儿国”、“老幼院”。民谣便说：“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说起现在拆迁株连，我们谁都不会陌生。是大大小小的“父母官”驾轻就熟的一种工作方式，干什么都和公职人员挂上钩，这其实也是早有的。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偷渡香港简直就成了广东民间的一种风气。群众常常自发去珠江中练习游泳，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日后“逃港”中用得上。不少孩子从小便被家人灌输“好好练身体，日后去香港”之类的思想。人们之所以要偷渡，完全是被逼无奈。“大跃进”的时候，珠三角一带的民众为了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香港的亲友把一些食物等短缺的物品寄往内地。国内出于政治考虑，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于是所有的邮包又被退回了香港。为了活命，群众认为只有“逃港”才是唯一的生机。于是乎，1962年6月19日，东莞县委发出指示，对参与外流的国家机关干部、教师一律开除公职，是党员的一律开除党籍。(王梦悦《震惊中央的“大逃港”风潮》，《文史精华》2010年第11期)
　　太阳底下无新事，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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