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逼出来的“奸”]

时间：2019-01-28 17:45:23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我们知道，这世上，�来就没有天生的娼妓、草寇和叛逆。无论中外，无论古今，所有的娼妓、草寇和叛逆都是被逼迫出来的，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逼良为娼”、“逼民为寇”和“官逼民反”。譬如李师师、董小苑就是被逼无奈才做妓女的，林冲、武松就是被遁得走投无路才落草粱山的，陈胜、吴广、李自成就是被逼到绝路才揭竿而起的，但我们有所忽略的是，那些林林总总的为入侵外敌提供服务和多方效力的“奸”，其实也是被逼出来的。
　　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有众多的中国民众为英军和英法联军服务，他们为这些“夷人”提供后勤，刺探情报、引路，甚至直接参与作战。也正因为如此，以至于有清廷官员慨叹，“汉奸”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1841年2月，琦善存连吃败仗的窘境中，上书道光皇帝，指出广东已不堪作战，原因就在于广东民众除已为汉奸者外，其余民众咸被英军诱惑以助敌势；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奏报中说：“论者本谓该逆(清廷对英军的称呼)不长陆战，而两年之中，该逆之略地攻城，皆在陆路，且能爬越山岭，又有汉奸为之导引，各处路径，较我兵更为熟悉。”还有官员则上奏，要求将“汉奸设法究办，以除稂莠而安善民”。定海战败后，道光皇帝认定“汉奸”是罪魁祸首，下令各地督抚查获“汉奸”�严发落，如果各省还有“汉奸”出没的话，则要追究地方官的责任。那么，两次鸦片战争中的“汉奸”是怎样炼成的呢?1839年12月，受命到广东禁烟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严令禁止国人与英国人的通商，那些违反禁令继续与英国人做生意的商人统统成为“汉奸”。第二年春天，林则徐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明确提出，最坏的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那数不清的与英国人往来的商人、水手和为英国人劳动的“苦力”。随着战事的进行，众多的小商贩和无业游民为了糊口而被“汉奸”。而官兵对这些所谓的“汉奸”则大加提防和杀戮，琦善甚至提出了“防民甚于防寇”的观点。官军为了谎报战绩，滥杀贫民，反污被杀者为“汉奸”，这样又人为地增加了不少“汉奸”。据《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记载，一些被抽调到前线的内地官兵到了广东后，“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掠夺财物”。镇江守将海龄亲自下令“散布旗兵，满城捉路人作汉奸，付邑宰监拷掠，不容置辩”。《夷氛闻记》则说，海龄手下的兵丁“在城上开炮开枪，击杀贫民，指为汉奸”，以领奖赏。结果英军未攻城，城内已哗变，使得英军顺利拿下了镇江。
　　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在通州，有民众主动“请缨”，告知清兵躲藏之处，并为联军带路，将躲藏清兵“围而歼之”。通州百姓为何视入侵洋人为救星，还领着洋人去消灭自己的“子弟兵”呢?原来一个叫方长孺的安徽人，有个亲戚在通州当将领。大敌压境，将领萎缩。方长孺说愿代亲戚带兵打仗。于是将领逃之夭夭，“方领军则奸掠极无状，居民恨甚”。然而，更可怕的是，这个方长孺并非个案，而是一种常态。据李秉衡给慈禧的奏折所言，“军队数万充塞道涂，闻敌则溃。就数日目击，实未一战，而巨镇小村均焚掠无遗。”
　　海湾战争时，美军进军伊拉克，一路竟如入无人之境，没有遭遇任阿真正意义上的抵抗。沿途路不破，桥不炸，雷不埋，不少城市在“盛装”欢迎美军进入后，伊拉克民众就忙着推倒他们“领袖”萨达姆的塑像，特别是萨达姆被迫藏身老家的地窖，竟有乡亲向美军告密，继而将其抓获。为什么海湾战争会出现萨达姆一个人在战斗的“盛况”呢?是因为老萨执掌伊拉克以后，视民众如草芥，横征暴敛，民生凋敝，战争频仍，还以国家的名义把人民绑在战车上当爱国“英雄”。
　　上述三例，民众被逼而“奸”，实乃无奈而为之，也无可厚非；逼迫者以民为敌，自我毁灭，应为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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