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岗石窟随想]云冈石窟

　　如果说柏拉图所记录的苏格拉底与弟子们对话的形象代表了希腊人重辩难、分析的思维特点，那么可以说佛的独语形象则是东方人重感悟思维的反映。 　　虽然之前已经在图片和纪录片中对云冈石窟有所了解，而今年春天当我置身于云冈石窟还是感到了震撼。巨大的佛像和微小的佛像从四面八方冲击人的视觉，一刹那间仿佛处在佛教的辉煌时代而回复了古心――一千五百年前北魏人对佛的信心。信仰总是要通过一定的中介物来表达的，基督教的上帝并非存在于教堂和十字架上，但人们只有通过教堂和十字架才会更容易地想到他；同样，虽然《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说由于无上法非无上法所以才叫无上法、菩萨法相因没有自己的法相所以才叫菩萨法相，但只有置身于佛像的法座下，人们才能更多地想到释迦牟尼佛万法皆空的教诲。云冈石窟高达十七米的大佛尽管比山峰要矮得多，可由于它的人类个体形象，给予远小于它的活人以视觉冲击也就不奇怪了。
　　建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的北魏王朝属于鲜卑族，这个很快就淹没于华夏中的王朝对中国文明的贡献是很大的，甚至可以说它创造了奇迹。奇迹之一是北魏人的书法艺术，其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的北魏书风是可与中原文明的黄金时代汉唐书法并立的高峰；奇迹之二就是北魏人创作的石窟艺术，中国四大石窟中有两个（云冈和龙门）是北魏人开凿的（其他两大石窟是甘肃敦煌莫高窟和甘肃天水东南麦积山石窟）。我们今天称作“石窟艺术”的东西在北魏人则是他们佛教信仰的中介物，他们对佛教的热情一如他们对汉文化的热情，这种热情结合于智慧就外化为历史性的高标境界――飞来峰般的北魏书法和石窟艺术。
　　地理决定论者不能解释何以古希腊人的天才在现代的希腊不可再复现了，历史机遇论者无法说明希波战争后为什么斯巴达不能达到雅典文明的高度，璀璨的文明恐怕是地理与历史机遇相互结合的产物――鲜卑人的地理与历史机遇成就了他们民族创造力的实现。
　　一个人对世界的好奇心大多是在青少年时代，所以人发挥自己创造力的巅峰很少在中老年，同样民族的创造力的极致也在它兴起的时候，一旦它的欲望得到满足――统治者实现了他占领更广阔地域的雄心――衰微也就在望中了。那么何以解释中华民族不枯竭的创造力呢？这是由于“中国”作为笼统的国家概念是一个巨大的开放系统，这个系统的“主人”不是汉族统治者，而是汉文化，“异族”的活力最终总是表现为丰富这个巨大系统的文化活力。
　　秦汉以降，北方少数民族（中国史书一般称作胡人）不断向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迁徙渗透，其势力逐渐增长壮大，到西晋惠帝时八王之乱后，由于晋朝王室的分裂使国家的统治力量在北方迅速瓦解，胡人乘机兴兵作乱，中国历史遂开始了长达一百三十年的分裂动荡时期，列国纷争给中原农耕地区带来了极大的苦难，战火毁灭了家园，人民流离失所，人口大量减少。以历史哲学而论，历史理性总是善与恶两个车轮推动的，而善因与善果、恶因与恶果、善因与恶果、恶因与善果之间的转化也就呈现出逻辑的、非逻辑的以及超逻辑的复杂关系，当然历史理性之善总是最终的胜利者。“五胡乱华”之历史大动荡期间，先进的中原文明在遭受巨大牺牲的同时，不仅在动乱中接受了考验、变得坚强和更有韧性，而且使野蛮民族逐渐认识到自身的野蛮性而向往文明，因此起码就中国历史来说，民族之间的互相影响哪怕是以战乱的方式来实现总是趋向于积极的方向发展。北方诸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对中华文明产生的影响尤以匈奴和鲜卑为著（匈奴的影响可上溯到秦汉时代），前者通过对汉族的侵扰而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武功”，后者则以统治者对汉文化的钦敬和向往而以自己的旺盛的活力丰富了中国的“文治”（按：此论仅就总体而言，实际上五胡乱华时期鲜卑人对汉族的侵扰是十分野蛮残酷的）。虽然中原人视鲜卑为外族，而拓跋鲜卑自己则认同其中国属性――在他们的传说中鲜卑人的祖先也是黄帝，是黄帝二十五个儿子之一昌意繁衍了他们的种族，而且鲜卑人继承了黄帝的土德――“谓土为拓，谓后为拔”，故称拓跋，又昌意封土中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此为“拓跋鲜卑”的由来。
　　在世界文明历史中，弱小的民族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例子是犹太民族，这个弱小民族为何有如此大的能量――使《圣经》深入而广远地影响了人类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这或与犹太民族当初的那次大迁徙有关，一个民族经历大迁徙的苦难后，当他们定居下来就能更深入地反思自我与世界；鲜卑民族也经历了类似的大迁徙。东汉末年，经历“山谷高深，九难八阻……始居匈奴之故地”（《魏书・序纪》）。鲜卑人从内蒙古草原的东北迁移到阴山草原南部的匈奴故地，于公元386年建立了北魏王朝。从此之后一个影响中华民族文明史（其本身就是中国文明史的一部分）的王朝就开始了自己的辉煌历程。
　　地理状况给予心灵的影响是很直接的，草原人的豪放与南方水乡民族婉约的区别是地理环境造成的，假若一个雄强的北方草原民族迁徙到高山流水的南方，若再经历几个世纪的和平生活的涵养陶冶，其“民族性格”也会改变；反之亦然。不过在“性格变异”的过程中其活力就格外地丰沛，宛如草原的歌声虽高亢嘹亮，但也未免夹杂几许粗砺野俗，若其中融合中原地区的文雅沉雄则能生发出高妙的新境界，这是文化融合的力量。秦汉以后“中国”与“异族”文化一直处在相互交流与融会中，通商和血缘融合使二者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不过标志性的边界是有的，那就是长城。与匈奴人流寇式的侵袭不同，拓跋鲜卑有自己的文化雄心――虽然他们对此可能并不自觉。公元398年，北魏王朝从草原迁移到长城以南的平城（今大同市），与草原的辽阔平坦殊异，这里东南是巍峨的恒山主峰，北面是连绵的长城，清澈的桑乾河水自西南向东北浩荡而过，世界上有如此佳胜之地，而向南的中原地区还有更美好的地方，在这样的向往中，草原来的统治者产生征服更广大地区乃至统一中国的雄心是不难理解的。经过不断的扩张战争，北魏王朝先后攻灭夏、北燕、北凉等国，于公元439年统一了黄河流域。当然它在向外部世界扩张中也把自己融入了外部世界。鲜卑人逐渐从以游牧为主而转换为农耕为主，汉族人民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十分向往。汉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每个重要阶段（婚丧嫁娶）都有着周全合适的仪式、长幼尊卑之间有着优雅得体的礼节、浩繁的文字可以表达人世间任何细微的情感；相比之下，草原人的生活方式便显得粗野少文，因此民间的推动就使上层施行变革政策不可避免。突出彰显生活方式变化的是服饰的汉化――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就好比冰泮发蛰、春景融和一样，鲜卑人的心灵也如恒山的植被被雨水染绿，变得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东汉以来佛教从西域传播到中土，一方面是印度而来的佛教源源不断地进入，另一方面是中原人把自己翻译和理解的佛教传播到偏僻的地区。鲜卑人接受的佛教有的直接来自印度，而更多的则是来自汉语表达的汉译佛典。一个人在他健康顺利的时候不大可能接受宗教――而多将其视为迂腐，只有在人生遭受打击、命运出现大的变故，偶见觉者的话语，才会感到宗教对心灵彻骨的抚慰。鲜卑人最终统一北方是以无数的征战来实现的，而胜利的凯旋总要以他们亲人的尸骨来铺垫，佛的教诲怎能不使他们在诵经的哭泣中而产生无上的信心呢？然而佛教在鲜卑人的迅速兴起却是一次他们全国性的毁佛运动激发的，好比我们今日中国文化的复兴运动是以前不久的十年浩劫为前奏一样。
　　一个少有历史传统的民族容易对外来文化采取开放的态度，但正由于他们开放的随意性，禁绝也往往很随意。自从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将都城从盛乐城迁移到平城，平城的经营和疆土的扩张也就在同时进行中，云冈石窟的开凿就始于道武帝。但时间到了太武帝，他在平息杏城的叛乱中偶然在长安一佛寺内发现了大量弓矢枪矛并酿酒作坊以及供世俗贵妇与人幽会的密室，便在震怒中下令灭佛，境内的寺庙殿宇、佛像经书几乎毁尽。然而正如一切破坏时代一样，破坏之后灾乱总是接踵而至，太武帝忽然发疯，太子暴亡，宫廷内乱不断。拓跋氏统治者在对历史神秘逻辑的反思中不难领悟，虽然太武帝可以武力灭亡他人之国，却不能熄灭自己的狂暴情绪，反而是无法驾驭的非理性激情熄灭了他自己的生命，可见祸患终究是人内心的缭乱所致，而佛的教诲就是把人类本来内在的佛性显现出来，使人认识到暴虐和贪欲不仅危害世界也危害自己。历史理性对北魏王朝的青睐尚未完结，文成帝继位后决心拨乱反正，复兴佛教，而他与高僧昙曜和尚的传奇式相遇终于成就了人类文明中的一份伟大遗产，《魏书・释老志》记载了二人相遇的故事。据说文成帝虽早闻昙曜大名，却从未谋面，某日文成帝骑马往武州山途中，坐骑忽衔一僧人袈裟不放，文成帝异之，下马问和尚何人，方知原来此人就是昙曜。历史的偶然性是存在的，倘没有这次奇遇，很可能就没有我们今日所见的云冈石窟中壮丽的“昙曜五窟”了。
　　云冈石窟的开凿从道武帝拓跋�天兴年间始，至孝明帝正光年间止，历时长达一百二十余年，再加上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凿的龙门石窟，可说石窟的开凿几乎贯穿了整个北魏历史。北魏宫廷的历史充满了血腥，子弑父（拓跋�为其子拓跋绍所弑）、父杀子（孝文帝以酒毒杀太子元恂）事件不断，更有“子贵母死”的律制（这一制度施行百年，直到宣武帝元恪才被终止），凡成太子者肯定要丧失生身母亲，生活于权力中心的拓跋氏统治者内心的焦虑和惶恐可想而知。当统治者之间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父子骨肉之间彼此都是政治对手，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的心理使亲情关系被暂时地遗忘了，但一旦对手死亡，胜利者就立即感受到了胜利后的空虚和自己手段的残酷，在对死亡的思考中，权力者才回复到家庭，摒弃了自我的权力符号而认识到自己在血缘关系中的地位；但此时死亡已经成为现实，那死于自己屠刀的至亲已经不可复活，于是想到通灵者，试图祈望超越性存在者在另一重世界使自己与自己的敌人兼至亲和解，过普通人的生活（佛教“往生西方净土”说明它也有一般宗教的彼岸世界的想象）。这种复杂心理驱动着统治者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外在的形象上，而使形象不朽之再好不过的材料是石头，石头因没有生命而使其超形体的生命得到长久的记忆。聪明的昙曜和尚洞察皇帝心理，他的方便说法“皇帝即当今如来”（法果语）――既迎合了统治者心理、又使佛法得到弘扬；其实既然“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又何必在乎佛的具体容貌呢？
　　古丝绸之路将东西方文明连接起来，文明的融合与交流使人类心灵发挥出自己的创造力，云冈石窟就是这种创造力的成果。云冈石窟主要蕴涵着三种文明元素，其中的印度和中国元素当然是不言而喻的，而第三个元素――希腊元素则未必为人们所熟悉，因为云冈石窟佛像与希腊雕塑之间的差别似乎是太大了。实际上，希腊元素通过犍陀罗佛教艺术传播到中土，敦煌的莫高窟与云冈石窟都有来自希腊的文化因子。公元前３２６年亚历山大远征南下到达印度，他本人虽然在三年后死亡，但希腊文化到达了他足迹所到的广大地区并发生了历史性影响。公元一世纪到六世纪，犍陀罗地区（今巴基斯坦北部及其毗连的阿富汗东北边境一带）佛教艺术兴盛，其艺术就像它的地理位置一样。当时犍陀罗地区作为丝绸之路的要冲是连接印度与中亚、西亚的交通枢纽，是多种文化艺术风格的交汇，其雕塑艺术中和了印度与希腊的艺术风格，所谓犍陀罗艺术也就是希腊化的佛教艺术，这种希腊化的佛教艺术沿着丝绸之路到达了北魏。犍陀罗佛教艺术特点主要是在艺术“气质”上对希腊晚期艺术风格的吸收，其外在表现是面部表情的生动，如高耸的鼻梁、宽阔的额头、波浪式的头发、流水般线条的衣纹，希腊精神以艺术形式为载体在或超现实或超历史的精神狂热、或厌世与苦行的肉体冷寂的两个极端的印度精神中注入了生机。
　　云冈石窟（共五十三窟）从第一窟到第二十窟（按现代编号）是北魏王朝的“国家工程”，规模宏大；从第二十一窟到五十三窟是民间人士雕塑，规模较小。就笔者参观的印象，每一窟都有当初雕塑的时代特点，第三窟是最早开凿的，第一窟与第二窟在北魏时是通乐寺所在地，当初昙曜和尚就是在通乐寺筹划“昙曜五窟”的。“昙曜五窟”之外，第五和第六窟最为绚烂壮丽，高达十七点七米的释迦牟尼半结跏趺坐像就在第五窟中，此窟乃孝文帝拓跋宏（元宏）为其父献文帝拓跋弘祈福所建，传献文帝为冯太后所杀，冯太后死后，孝文帝建此窟纪念亡父。而第六窟被誉为云冈石窟第一伟观，窟中壁上所有空间布满雕像，造像多达三千二百余尊，更有高达十五米的中心塔柱，其上人物、鸟、兽雕镂精美生动，极尽巧思；此窟与他窟一样显示云冈石窟特景的是“二佛并坐”，此佛像本意乃演《法华经》释迦、多宝二佛并坐故事，其政治意义则是喻孝文帝与冯太后“二圣”共同执政；而深入体察雕像所记内容，竟有完整的“释迦牟尼传”――叙述释迦牟尼从出生到出家到悟道的历程，以雕像连环画式地表现此丰富的内容，以当初北魏人的技术条件，工匠们日复一日雕刻的毅力与耐心可想而知。第七、第八窟虽风化严重，然透过损毁的痕迹，使人想见一千五百年来的历史风雨，第八窟后室南壁的拱门与明窗间所刻六供养天，其姿态尤为优美，“六美人”或拱手或抱膝或屈膝跪拜，使人联想北魏世俗人生活的状态和礼佛的虔诚。
　　第九窟到第十五窟都有令人神往的画面，不过我这里就不一一罗列了，那些欲亲身体验云冈石窟艺术的人们，就以我这里叙述的遗憾为前往的契机吧。
　　现在编号为第十六到第二十窟就是闻名天下的“昙曜五窟”了，代表云冈石窟最高艺术成就的“昙曜五窟”之中最壮丽的，吾人以为，当属其中的“露天大佛”。“露天大佛”是后人的称谓，大佛竣工时与其他窟的主佛一样都是在石窟内，后来石窟前壁和华盖坍塌，佛像就暴露出来。“露天大佛”塑造的是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佛是释迦牟尼的三个身佛之一的法身佛（其他二身佛是应身佛和报身佛）。“露天大佛”在云冈石窟中不是最高的（它只有十三点七米），却以威严的姿势、安详的神态、神秘的微笑，把印度、希腊、中国三种文化元素完美地融合为一体，可以说代表了人类艺术达到的高峰。
　　艺术的目的就是把人类精神的理想表达出来。在原始人类思维中，他们把自我繁衍看作最高的目的，因为在早期人类与自然的斗争中，人的个体的渺小使他们渴望自己群体的壮大，因此生殖崇拜显得极为自然，这样早期的人类艺术――虽然他们并不自觉自己在进行艺术活动――便夸张人的生殖能力，如原始雕塑把女性的乳房和男性的生殖器夸大塑造。随着人类理性的成熟，他们对自身和世界的观察逐渐冷静，家庭的建立使性行为得到约束，对生殖力的表现就逐渐为对人体更广泛的美的表现所代替，美的凝聚点也就从生殖器官的硕大逐渐扩展到面部表情的生动和身材的健美，我们在希腊艺术中看到了人体美的极致。然而，人类之作为人类的最高标志不完全是自身形体的美丽，而是他们的精神的深邃，如何把他们内在的精神用直观的形式表达出来――才是艺术要解决的永恒问题，我们在罗丹的雕塑“思想者”看到为解决此问题的努力；然窃以为一个裸体的男子握拳支腮的沉思状更像一个苦闷的人无法挣脱生活羁绊的烦恼情状（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故作高深的人士在照相机或摄影机前对“思想者”的幽默模仿），而不是一个伟大的智者或觉者的沉思情状。实际上释迦牟尼的端坐沉思或说法形态代表了个体精神所能达到的最完美的精神状态。如果说“思想者”裸体肌肉的丰满仍然有使人联想到原始生殖崇拜的痕迹，那么释迦牟尼的说法形象则淘汰了一切原始肉欲痕迹而表达为一个纯粹的精神人。当然人不可能达到彻底的觉悟，但我们不能否认人类个体精神经过持续的修炼可能达到的极高的领悟状态，否则佛教经典的几乎是无限的可阐释性便不可思议。就吾人的一般体验，在辩难中产生的思想因其执著而不免偏激，总不如在宁静的沉思中获得的觉悟更为悠远。
　　表达释迦牟尼的觉悟的状态――原始佛教为人类精神者所达到的精神高标提供了一个标本，然而纯粹的印度精神在宗教层面的一个向度（苦行）是在对肉欲压制到冰点状态的同时也使思维丧失了活力。释迦牟尼的苦行曾经使自己瘦弱到皮包骨的程度，精神不可能在对肉体的极端否定中获得悟彻，这样牧羊少女的羊奶之于释迦牟尼也就有历史性的比喻意义。印度精神只有结合希腊和中国精神才能到达更辉煌的境界，而云冈石窟的“露天大佛”就是这种结合的典范。
　　积极的入世总使人感到些许轻佻，而厌世的冷漠在使人对其无所求的孤傲表示敬佩的同时又不无太乏生气之感。而希腊精神一旦注入端坐如骨架支撑的髑髅的修行者就好比使羸弱者输入了新鲜血液。不过无论是希腊还是印度，其精神中都缺乏一种东西――悠闲与从容，而中国精神适时地加入，于是便在我们面前出现了比希腊化的佛教艺术犍陀罗艺术更丰富内涵的艺术品。北魏云冈石窟“露天大佛”的庄严、阳刚同时不乏悠闲与从容的情态，“露天大佛”神秘微笑中蕴涵着对人类深深的悲悯。
　　“谁发宏愿起浮屠，千五百年竣此窟。昙曜五佛缘明主，孝文一代有二都。犍陀悲容希印忆，菩萨笑靥洛敦如。庄严法座无声法，万载阿难可传书？”参观云冈石窟当天写下这首貌似律诗的非律诗，抄在这里作为这篇随想的结语。令人感慨的是，佛法的力量波及现代，连今日大同运煤的车辆也要退避三舍，唯恐大佛受到震动；而那曾与云冈石窟露天大佛遥相呼应的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却在屹立了一千五百年后于不久前（2001年）被塔利班炸毁了。回顾文明史，理性宗教遭受破坏总要带来人类生命的损害，近现代中国的巨大浩劫也是以千年不遇的毁佛、灭儒的法难为铺垫的！
　　愿云冈石窟的佛像继续微笑千年，护佑着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地存在下去。

相关热词搜索：石窟，随想，云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