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想录 [“左”右随想录]

　　“左”、极“左”、右、极右，反右、反“左”、反“形‘左’实右”、反“左”防右，等等，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些词、这些事，半个多世纪的政治史在相当程度上也就是“左右”这两个字的历史。凡是有政治头脑的人，没有不对“左右”问题进行思考的。我对此问题也常作思考，并时有零星见解，随手札记得二十条，略加整理排列，录之如下。
　　
　　一、“左道”
　　
　　以左、右代表政治上的激进、革命、冒险、过头，或是保守、守旧、反动等，乃舶来品，其远源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制宪会议，近源为列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
　　中国古代词语中多有带“左”、“右”字样的词汇，其中带“左”字词汇的一些含义，颇与我们常说的“左”和极“左”有若干暗合、巧合之处。
　　“左道”，邪恶不正之道也。《礼记・王制》曰：“执左道以乱政，杀。”郑玄注：“左道，若巫蛊及俗禁。”又《幼学琼林》云：“与正道相左之邪说，曰左道。”极“左”理论便是与正宗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左的“邪说”；极“左”行为如剃阴阳头之类，即邪恶不正的“左道旁门”。极“左”之道亦即“左道”、邪道也。
　　汉代劳动营谓之“左校”。贤臣虞翊因刚直不阿被奸人陷害，罚入“左校”做苦役。“文革”中之牛棚及“五七干校”颇似之，乃新式“左校”也。
　　古语中的“左”字有“差错”之意，如元曲《潇湘雨》中崔甸士云：“这厮敢听左了。”古语有“左计”一词，意为谋划有误或失策。“左”倾人物所谋划的国策、政策皆误国误事之“左计”。
　　晋武帝问杜预：“卿有何癖？”对曰：“臣有《左传》癖。”意为耽读《左传》成癖。“左传癖”又简称“左癖”。《老圃遗文集》之《说癖》一文云：“杜预好《左传》，谓之‘左癖’。”“左癖”一称，颇易引人联想起今之有“左”癖者。今所谓“左”癖，即俗言“凡事‘左’三分”也。邓小平论曰：“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的思想根深蒂固。”根深蒂固者，亦即积习成癖也。
　　
　　二、“左”身上的“封建纹章”
　　
　　“左”号称革命，号称“灭资兴无”，号称“反修防修”，但若揭开锦被一看，其臀部原来盖有“封建纹章”。端详一下“左”，封建遗毒就像鬼魂附体一样与之纠结在一起，个人独裁、山呼万岁、株连九族、无法无天、暴民政治、阴谋诡计、文字狱、血统论、抄家、剃阴阳头，诸如此类的坏东西，哪个不散发着浓烈的封建霉味儿？哪个不与民主、法治、平等、人权、自由、文明、科学、和谐是死对头？中国的封建玩意儿实在太发达，这造就了中国“左”的封建特色。西方也有“左”，但未必都盖有“封建纹章”，我们苏联“老大哥”的臀部也是盖有“封建纹章”的，但比起我们来，他们只能自叹弗如。回眸历史，国人反对资本主义，往往并非用马克思主义来反，而是用封建主义来反，用“封”来反对所谓“资、修”，结果越反离社会主义越远。
　　反“左”必须同时清除封建遗毒，这应该成为常识；而清除封建遗毒，就必须批判秦始皇的专制独裁主义，批判韩非的阴谋权术，批判洪秀全的神权政治、腐化堕落，批判张献忠的蹂躏百姓、杀人如割草，一句话，批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一切与现代文明、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相抵触的邪恶东西。
　　
　　三、极“左”一来到世间
　　
　　我亲眼见过“左”祸之烈，翻读过大量“左”祸记录，蓦然一句断语跃入脑际：“极‘左’一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我自信这句断语千真万确，也相信凡是经历过“左”祸，翻看过“左”祸记录的人，都会与我有同感。
　　李锐在党的十五大发言中讲过这样一段话：“我接触到的材料，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三个地区共杀了四万五千人，加上中央苏区、湘赣、闽西、闽浙赣等，直到陕北，自己杀自己，总数估计不下七八万（按：有统计为十万），从根据地创始人、省军地县干部一直杀到士兵。湘鄂西杀得只剩下四个党员。许多地区是自己杀得站不住脚的。”（《关于防“左”的感想和意见》）这是一段典型的材料，如果细读其中的细节，定会深切体察到极“左”的毛孔是怎样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曾这样感叹我党历史上的“左”祸：“‘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李锐所举的材料，正可作为小平谈话的注脚。在“左”祸中，与流血相伴共生的是肮脏。“左”不仅让英烈和无辜者流血，也让肮脏丑恶的东西泛滥。十年浩劫中，一边是无辜者流着血和泪，一边是卑鄙者拿着“卑鄙的通行证”畅行，这是血和肮脏的东西纠结在一起的最典型的标本。
　　
　　四、“左”右与恐怖
　　
　　“左”右常与恐怖结缘。右与白色恐怖结缘，极“左”与红色恐怖结缘。“四・一二”大屠杀，是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以及共产国际和我党执行右倾政策的结果，此为白色恐怖。斯大林的“大清洗”，夏曦、张国焘的“大肃反”，“文革”的大迫害皆为极“左”思想指导下的红色恐怖。革命与恐怖本不是一回事，但极“左”分子大多推崇红色恐怖，如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于“文革”中曾当众高呼：“红色恐怖万岁！”红色本象征革命，极“左”分子将其冠于“恐怖”之前，实乃对革命的亵渎。此所谓“红色”实乃伪红色，而所言“恐怖”，则是真恐怖。这种身穿“红色”衣衫的恐怖，正是所谓“全面专政”之妙谛所在。
　　
　　五、“左”倾空谈即画饼充饥
　　
　　人们常说两个词：“左”倾空谈、“左”倾空想。我以为，把“左”字与“空”字连接在一起真是恰当，真是科学，因为这是对事实、对历史的准确概括。苏联搞“左”，几十年前就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但他们那时的货架和冰箱却常常是空的，最后终于过渡到了联盟解体。我们搞“左”，想通过“人民公社的金桥”、“大跃进”，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结果几千万人走上黄泉路。“左”倾空谈，说白了就是一句成语：画饼充饥。那些“左”的理论、“左”的蓝图、“左”的空想，实际就是一块画出的烙饼，没法儿吃。“四人帮”给这块烙饼起了个名字，叫做“社会主义的草”。草，虽冠以“社会主义”之名，但毕竟是草，充不了饥。
　　“空”的对立面是“实”，是实惠。人民要的就是实惠，是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利益。“左”倾空谈是不在乎人民是否得到什么实惠的，他们只在乎“主义”，只管抱着那个“左”倾教条主义不放。反“左”就必须反空谈；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给人民以实惠。
　　
　　六、“左得利”
　　
　　“文革”鼎盛之际，人民厌“左”之心已起；“文革”落幕，国家清算“左”，民间讥“左”之言更炽。一谓极“左”分子为“左爷”、“左公”。“爷”者、“公”者本男子之美称、敬称，然与“左”字相连，便深含讥讽意矣。二谓“左爷”家住“左家庄”，如《流沙河随笔》：“我听到林彪丧命的新闻，好痛快哟！左家庄终于闹内乱了！”三谓有“左”癖者为“左撇子”。四谓靠“左”起家、捞得好处者为“左得利”。“左得利”一词曾被写入相声。
　　考史上之“左得利”者，擢发难数。“好学生”柯庆施发烧冒进，险些取代周恩来当上总理；林彪、康生、王洪文皆因极“左”而官至副主席乃至接班人；近十数年来，因“左”倾而捞得一顶官帽者亦所在多有。古语有“左迁”一词，若取其字面，“左得利”也可谓“左迁”，然古之“左迁”乃降职，“左得利”则正相反――因“左”而升迁也。
　　
　　七、“左”掌柜的帽子店
　　
　　查史上之政治帽子店，掌柜多为“左”姓。“十年内战”期间，“左”姓掌柜乱扣强送诸如“改组派”、“AB团”、“第三党”、“社民党”、“托派”等等政治帽子，根据地一片“红色恐怖”，帽子戴上，脑袋搬家。“文革”中，林、江等“左”姓掌柜更是制售出无数花样翻新的政治帽子，除“叛徒”、“特务”、“走资派”、“国民党残渣余孽”等正宗帽品外，还有“大酒鬼”、“大破鞋”、“大流氓”、“大坏蛋”等各式肮脏不伦的杂品帽子。邓小平曾讥刺“四人帮”：“这里不是盛锡福，别老是扣帽子！”盛锡福，京城之帽业名店，销路极广，可谓帽子满天飞。“四人帮”之“政治帽子店”，正可以“盛锡福”作喻也。“四匪”就擒后，曲艺家演出相声《帽子工厂》，一时人心大快，我曾作“解放词”《满江红》以记之：“帽子工厂，成笑柄，大牙要没。广兜售，强卖强扣，货色齐备。无处藏头终戴上，胡批乱整问大罪。官运通，颠倒黑与白，心何愧。螃蟹小，爪牙威；马屁精，不知累。一声谢谢妈，直如犬吠。相声真开新生面，嬉笑怒骂皆是锥。玩火者，白骨烧个透，化成灰。”邓小平南方谈话也提到帽子问题。他说：“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当时什么大帽子能吓唬住人呢？大概就是“搞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派”、“有人在经济领域里搞自由化”、“趋同论是想搞和平演变”之类。这些帽子确实威力很大，但只能吓唬住老百姓，却吓唬不住邓小平――什么“邓毛谢古毛派集团”、“第二号走资派”、“右倾翻案风”之类，邓大人见多啦。
　　
　　八、批“左”变批右
　　
　　林彪乃挑起“文革”乱局的罪魁之一，“左”之极矣，叛逃毙命后，周恩来领衔批判林彪极“左”路线。某日，毛泽东指示：林彪叛党叛国，右之极矣，以后少批点极“左”吧。周内心不服，回西花厅愤而言之：“他妈的，怎么不是极‘左’，就是极‘左’嘛。”此事为周恩来贴身秘书纪东所亲见，因是珍闻，录之于此。详情可阅纪东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之《难忘的八年》。若从政治路线上看，林彪确为极“左”，无可置疑，总理是对的。但若从林彪颠覆国家的罪行看，他也确是极右，毛泽东说的也不错。但醉翁之意不在酒，毛定林彪为极右，是为终止批极“左”，为将“反修”大业进行到底。结果是，“四人帮”乘着反极右的东风继续猖獗地推行极“左”。由批“左”翻手变为批右，使“左”势仍居主流位置，这并不是第一次。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就是由批“左”转瞬变为批右，结果是彭、黄、张、周遭殃，“左”势依然畅行。批“左”、批右竟能如此变换飘忽，委实令人眼晕，令人浩叹！
　　
　　九、“左”腔“左”调入诗中
　　
　　“左”有一套语言系统，人称“‘左’家套语”或“‘左’腔‘左’调”，浸入诗中便是“左”家诗风。“王关戚”之王力曾作诗：“大灭奴隶气，莫当归顺民，长缨握在手，当家做主人。活着干，死了算，搞好了当蒯大富，搞不好进公安部。”字句之间充溢着邪恶的“左”气和痞气，几与亡命徒发毒誓无异。此为政治流氓所发政治赌博之毒誓也。历览绵绵诗史，“左”家诗可谓空前绝后的畸胎，研究诗史与“文革”史者，不可不知也。
　　也有反“左”、嘲“左”之诗。叶帅“文革”中曾作《虞美人》：“串连炮打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其胆识可昭日月，堪称反“左”之伟词。聂绀弩多有嘲“左”之诗，如《推磨》云：“把坏心思磨粉碎，到新天地作环游。”此乃戏用“左家套语”，似是自嘲，实为讥“左”。李锐也多有嘲“左”诗句，如《金缕曲感时》句：“君不见，愚公遍地，下乡老九。报纸天天新事物，处处河山锦绣。自道是，风云领袖。”反话正说，也是戏用“左”腔“左”调讥“左”。
　　
　　十、“喜剃人头者，人也剃其头”
　　
　　“左”倾有轻重，“左”爷有大小。小“左”整无辜，大“左”整小“左”，大“左”又因多行不义而“自毙”――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习见的一道政治风景线。小“左”被大“左”整，就像清朝一首《剃头诗》里所说：“喜剃人头者，人也剃其头。”你剃了无辜者的头，大“左”也会剃你的头，而大“左”的头也自有人剃，谁也逃不脱先剃别人，再被人剃的宿命。天外有天，“左”外有“左”，谁能保证自己只剃别人，不被人剃呢？小“左”被剃后总会百思不解：“我乃左派，何以被剃？”大“左”便斥之曰：“你实乃右倾，焉能不剃？”一个“左”过一个，怎能不剃了别人又被剃，一个个都被剃了呢？周扬奉旨剃胡风、剃丁陈，结果自己被剃得一塌糊涂。“文革”中，我所住小院上演过一幕幕小“左”剃无辜、大“左”剃小“左”的戏剧，十年下来，十几户人家差不多都“左”过，也差不多都被剃过了。
　　
　　十一、“文革”爱好者必“左”
　　
　　替“文革”辩护者、为“文革”评功摆好者、呼唤第二次“文革”者，统统为“文革”爱好者。对“文革”是否爱好乃是检验人们思想上是否“左”的一块试金石。变着法儿想把“十年浩劫”一词换成“十年失误”的人，思想上必“左”；总想举出卫星上天、氢弹爆炸的例子以证明“文革”有大功劳的先生，不是“左”便是糊涂；看到贫富不均，不思深化改革，强化民生主义，而是为“文革”招魂，甚而提出要搞第二次“文革”的先生必是“左”爷。一言以蔽之，凡“文革”爱好者必“左”，此为定律也。搞第二次“文革”绝不可能实现“均富”，而只能实现“均贫”――遍地长“社会主义的草”，此已为“文革”史所证明。此种以“左”祸国的主张，是真正的要让中国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十二、“左”、右孰好
　　
　　“左”和右，哪个都不好，但历来人们总喜欢比较一下哪个相对好一些。薄一波抗战时写过一篇题为《决死队的优缺点及其新工作制度和工作作风的建立》的文章，提到当时决死队干部对“左”右孰好的一些看法。他说：大家重视反右，但是，“‘左’的方面却不同了，从来没有人反对‘左’的作风，并加以批判。甚至有些人以为‘左’就是革命，至少，‘左’总比右好。这种作风，成了决死队进步发展的主要障碍，我们必须集中力量来对待它”。薄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党其实已经犯过几次大的“左”倾错误了，弄得差点亡党亡军，但许多人依然认为“左”比右好。
　　新中国成立后，在作出《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的那次党代会上，毛泽东也曾谈到党内对于“左”右孰好的看法，他说：有人说，“‘左’比右好”，许多同志都这么说。其实，也有许多人在心里说，“右比‘左’好”，但不说出来，只有诚实的人才讲出来。我们党内不但有喜欢“左”的，也有不少喜欢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毛的这些话，大概主要是针对中央委员说的，当然也涉及全党。从毛的话可以看出，当时认为“左”比右好的人恐怕是占了多数的，而且他们不怕公开讲出来，而认为右比“左”好的人，虽然也有“许多人”，但较之前者恐怕要占少数，而且多不愿意直说，只有诚实的人才会实话实说。这是1955年反对高饶联盟时期的情况，与前引薄一波所说抗战时的情况差不多。
　　斗转星移，后来，“左”成了主流，人们对“左”右孰好的看法也急剧向“左”倾斜，认为“左”比右好的人越来越多，认为右比“左”好的人越来越少，即使是诚实的人，也绝不敢直说右比“左”好了。“左”于是并不全是一个坏名词了，甚至成了革命的代名词，至少，比右要好多了，于是，宁“左”勿右便大行其道了。
　　
　　十三、宁“左”勿右
　　
　　宁“左”勿右久为官场之心理，之痼疾；虽经我党历次强力反“左”，多有改观，但难说病根已除。宁“左”勿右者究竟做何想？试揣测之。他们大抵认为，“左”历来代表革命，所以即使“左”了，核心还是个左字，“左”不过是革命革多了些，其本心依然可嘉。此其一。其二，从自我保护上讲，搞“左”可以避免右的嫌疑，而右常常是“反动”的代名词。“左”可以沾，右是沾不得的。其三、即使犯了“左”倾错误，甚至是极“左”罪孽，也会有“‘左’是认识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护身符保佑自己――认识问题嘛，有啥了不起？其四，“左”帜高张之时，宁“左”勿右总是有好处可捞的，不会白“左”。
　　宁“左”勿右古已有之。《四库全书》对所谓“违碍”之书、之句，其编纂原则为“宁严毋宽”、“宁枉毋纵”，亦即宁“左”勿右。总裁于敏中曾下指示：“查检明末诸书，宁严毋宽，最得要领。”史家陈登原概括纂书之状云：“当时改易之风，几于凡违皆改，无碍不易。馆臣为谨慎从事，免于得罪，亦采宁枉毋纵之手段。”把事情搞“左”既合乎“上意”，又避免右的嫌疑（免于得罪），干吗不抽毁、改易它个痛快？
　　
　　十四、鲁迅若逢“反右”
　　
　　鲁迅没赶上“反右”，但人们多喜欢推测：先生若是活到“反右”，会是何种情形？最著名的推测，当数“反右”运动中“毛泽东答罗稷南问”。罗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答：“以我的估计，要么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作声。”这句答词由周海婴先生披露后，多少人为之魄动心惊！
　　细酌毛答，可知毛认定鲁迅是绝不会当“反右”积极分子的，而只可能是中派或偏右，或干脆就是右。“识大体不作声”，就是中或偏右，“关在牢里继续写”，当然是右，甚至是极右。毛对鲁迅可谓知之甚深，他敬重鲁迅，又了解鲁迅的个性，他说过，自己的心与鲁迅是相通的，他是中国最了解鲁迅心灵的人之一。毛的推测确是知人之论，不深知鲁迅之为人，是不可能那样作答的。鲁迅历来是左而不“左”的，他是左翼作家联盟的领袖，但他一向反“左”，就在左联成立的大会上，他还批评了“左”的倾向。毛深知鲁迅的天性中有与“反右”不合的特质，更深知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所以便做了那样的估计。我对鲁迅若逢“反右”也有过推测，我推测鲁迅必成“右派”，但我没想过他可能会被关进牢里。
　　
　　十五、反极“左”的硬骨头
　　
　　反极“左”之艰难、之险恶有时甚至超过铁血的抗敌。反极“左”的硬骨头比战场上和敌人刑场上的硬骨头，有时甚至更让人钦敬，因为反极“左”往往更难为。他们常要付出精神和肉体的双重代价，要忍受巨大冤屈，要失掉名誉和尊严，甚至也要流血和失去生命。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就是这样的硬骨头。
　　还有另外一种反极“左”的硬骨头。他们虽然没有被残酷批斗，甚至还有一定职位，但他们反极“左”时所表现出的那种敢于豁出性命、敢于冒犯“天威”的壮伟气概，同样令人钦敬。宋时轮将军就是这样的硬骨头。1976年夏，毛泽东病重，邓小平下落不明。宋时轮将军忧心如焚，与军队诸将领商讨局势时扼腕奋臂曰：“万不得已时，我们要实行兵谏！”真是一语惊天地，大有当年张、杨二将军的伟大气概（见吴东峰著《开国将军轶事》一书，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宋将军所言虽然都未曾实行，但他们为了民族最高利益的赤心和壮思足可光耀千秋！窃思之，倘若当时我党高层能有更多像宋时轮将军这样的人物，极“左”势力必会低眉敛气。
　　
　　十六、臣罪当诛
　　
　　“左”的理论有个可怕和怪异的特点，就是它伤害了人，被伤害者还迷信它，认为它无比正确，认为自己就该挨整，“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罪错全在自己。“左”的理论的这种魔力，真仿佛邪教一般。
　　“文革”中，历史学家王伯祥一次坐人力车回家，车夫问起他的收入，王如实相告，不想车夫大怒，说“我拉车，你坐车，已不公平，你竟然还拿这么多钱！”随即令王伯祥下车步行（叶兆言《陈旧人物》）。这个车夫的理论显然是歪理，是极“左”思潮的反映，但后来王伯祥与人说到此事时却说：“车夫说的一点也不错，所以就会有革命，就要造反。”实际上，这个车夫的行为怎能与旧社会劳动人民的造反、革命相提并论呢？王先生的话显然也是歪理，其源头便是当时流行的极“左”理论。另有一位教授“文革”中下放劳动，本来是苦不堪言的，但当某外国记者问到他的感受时，他却说：“在这里锻炼很好，比在学校学的东西多。”这个记者后来采访邓小平时转述了教授的话，邓小平当即回答：“他是在撒谎。”我想，这位教授说那种话，可能是迫于政治环境不得不撒谎，也可能根本就是那么认为的，他觉得自己就该在泥巴里改造，只有如此才能把自己肮脏的灵魂洗干净。
　　挨了“左”整，还为“左”说好话，还认为“左”的理论是伟大真理――“左”的魔力真是大无涯�，令人浩叹，令人不寒而栗。
　　
　　十七、“左”是世界性现象
　　
　　“左”并非中国的特产，“左”曾是世界性的现象。列宁“左”过，后来用“新经济政策”纠正了一些；斯大林搞“大清洗”，“左”得出奇；匈牙利“四人集团”实行极“左”政策，酿成全国性“民族对抗”的乱局；“文革”时，一些国家的激进分子也学着中国红卫兵的样子造反；柬共波尔布特“左”得不亦乐乎，倏起倏灭；法国激进学生打着托洛斯基、格瓦拉、“毛主义”的旗号造反；意大利有红色旅，日本有赤军，都高呼“世界革命”的口号，实际是搞极“左”恐怖；等等。
　　我党的“左”右倾错误都曾以共产国际、以苏联为背景。陈独秀时期的右倾错误，共产国际要负极大责任；李立三、瞿秋白、王明的“左”倾错误都以共产国际为背景，特别是王明，更是由苏共卵翼扶植起来的；红军长征时期的军事冒险，德国顾问李德要负主要责任；斯大林要赶超美国，向共产主义过渡，实为激发起毛泽东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兴致之渊源。
　　斯大林去世后，“左”的中心不在苏联了，转移到了中国。“文革”也有国际背景，就是反国际修正主义，反国际上的所谓右，反赫鲁晓夫的右――“文革”的目的，就是要防止赫鲁晓夫式的所谓“和平演变”。对于模仿中国红卫兵的国外激进分子来说，中国又是他们的国际背景。至今，国际上仍有极“左”分子赞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赞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流，他们可以说是中国“左”爷的外国余孽。
　　
　　十八、并不总是抱着本本
　　
　　“左”爷总是迷信教条，动辄用马列本本训人，这是“左”爷给人的一般印象。这个印象当然符合实际。但“左”爷还有另一方面的情况，人们注意不够。这就是“左”爷有时明明知道马、恩是怎样说的，却既不照搬，也不引述，甚至假装不知道马、恩曾经那样说过。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总是抱着本本不放的。例如，恩格斯有一个著名观点，就是反对在工人阶级力量很弱小的时候与强大的敌人决战，称那是很愚蠢的想法。但号称娴熟马列著作的王明和博古，却并不理睬革命导师的这一观点，而是一味胡打乱来，弄得差点亡党亡军。《共产党宣言》里讲过“自由人联合体”，讲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但“左”爷却有意回避这些话，不愿理睬马、恩的这个极重要的观点，他们连“自由”二字都不愿提，甚至硬说只有资产阶级才谈什么“自由”。马、恩曾讲过“社会所有制”和“重建个人所有制”，但“左”爷也装作没看见，更不去研究其内容，只知固守斯大林模式。看来，总是批评“左”爷“死抱着本本不放”，并不十分准确。
　　
　　十九、反“左”须比“左”劲大
　　
　　“左”有一股邪劲：力大，顽强，有韧性，且常常反噬反“左”者为右。夸张些说，搞“左”有点像吸毒，易上瘾，且难戒，更抗拒戒毒。因之，欲反“左”，就必须力更大，更顽强，更有韧性，且不怕“左”爷扣“右倾”帽子。
　　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一种主张立即消灭资本家的“左”倾情绪，颇为激烈，刘少奇论道：“‘左’的东西是常常有一股劲的，反‘左’的劲头一定要比原来的劲头更大才行。”又说：“反右的时候，他一听右倾机会主义就会改。反‘左’的时候，他往往会反过来说你右。”刘少奇显然是深知“左”这个怪物有一股邪劲的，因为他深谙党史，因为他昔日在白区切身领教过王明“左”倾路线的邪劲。“左”之可怕，尤在其反噬反“左”者右，所以，反“左”者必须不信邪，不怕鬼才行。邓小平反“四人帮”，反“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就不怕被诬为“右倾”，不怕说什么“走资派还在走”。
　　“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何以要用“主要”二字？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左”劲太大太顽强，所以，反“左”的劲必须要比“左”劲大才行。
　　
　　二十、以人为本，与“左”决裂
　　
　　蔑视人的价值和尊严，拿人不当人，乃是“左”的理论的根本特征之一，诸如漠视民瘼、辱人整人、草菅人命、批人道主义、否定人权理论、赞扬古代游民胡乱杀人等等，皆由此而来。上世纪，某封疆大吏乃“左”爷之翘楚，一个好端端的天府之国，竟被他治理成了饥饿之乡，饿死人无算。民众非之，此公竟答曰：“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在这位“左”爷眼中，人民的生命轻如鸿毛！现在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理论，正是要弘扬和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彻底与拿人不当人的“左”的理论决裂。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共产党人的天经地义。反对以人为本的“左”的理论，本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践行“以人为本”，便是践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践行“以人为本”的共产党才是真正的共产党，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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