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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胡适与梁启超的论战中学点什么:张东 梁启超 论战

    时间:2019-02-07 05:31:2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中国有句古训,叫做“君子爱人以德”,指的是对待他人态度上的一种崇高境界。但由于人们思想修养的缘故,要想真正做到这一点,还真是不那么容易。我觉得,在现代学人当中,胡适是做得较好的一个。例如,他在与梁启超讨论学问上所表现的一种风度就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梁启超是胡适少年时期最重要的一位思想启蒙者。光绪甲辰年(1904年)胡适(这年他才十二岁)来到上海一所新式学校(梅溪学堂)读书。一次,老师在黑板上出了一道作文题:《原日本之所由强》,这可使胡适犯了难。虽然他在家乡已读了不少经典和小说,但对当时风行全国的新潮书刊却还没有接触过。日本究竟是怎样从弱变强的呢,这是那个时代广大爱国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而他对这个问题却还懵懵懂懂,无从下笔。胡适的二哥为了让弟弟开窍,便给他带来一大篮子新书,其中就有当时最热门的读物――《新民丛报汇编》。梁启超关于改造民族,革新政体,并向西方寻求振兴之路的新思想,还有他那笔端常带情感的激昂文字,一下子把胡适迷住了。他仿佛从一间黑屋子突然跑到一片光天之下,开始用一种新眼光来观察世界了。胡适后来在《四十自述》里详细记述了他在各方面得益于梁启超的经过,承认“自己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
       那么,胡适一举成名并成为现代学坛新盟主之后,又如何看待他这位启蒙老师呢�从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已不再是当年叱咤风云的人物了,但胡适对梁启超仍然抱着十分敬重的态度。1918年11月20日,胡适借准备赴天津讲演之机,给梁启超写了一封充满敬意、企望谒见一面的信,“一以慰平生渴思之怀,一以便面承先生关于墨家之教诲”。可惜,因1918年的胡适日记空缺,我们已无法知道胡梁二人初次会面的情景。胡适除在学问上不时虚心向梁启超请教外,在学术讨论上也与梁启超发生过多次交锋,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两次:一是关于梁启超批评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一是关于胡适批评梁启超著《墨经校释》。两次交锋的论辩话语,两位主人公的个性表演,构成中国现代学术舞台上让人神往的一幕。
       1919年2月问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上的开山之作,为胡适的学术地位奠定了一块不可撼动的基石,很快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及全国学术界�少数顽固派除外�的首肯和赞赏,连满腹经纶、比胡适年长十八岁的梁启越也对胡适刮目相看,称他为“胡适老兄”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虽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毕竟是部早期草创之作,并不是天衣无缝、无懈可击的。1922年3月4日,梁启超应哲学社之邀,到北大三院讲演,讲题就是《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这次讲演一连讲了两天。头一天讲演胡适未出席,但事后看过记录。到第二天胡适亲临会场恭听梁启超的讲演。梁启超对胡适这部书既有肯定,也有批评,而且措辞犀利,很不客气。梁启超首先对《中国哲学史大纲》作了很高评价,指出“这书自有他的立脚点,他的立脚点很站得住。这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敏锐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然后重点地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在结论中他强调指出:“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现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人生观方面,什九有很浅薄或谬误。”梁启超讲完后还留下一段时间让胡适当场答辩。胡适的答辩不仅批驳有力,而且表现出包容异见的大家风度,说:“中国哲学史正在草创时期,观点不嫌多”,“我希望多得许多不同的观点,再希望将来的学者多加上考虑的工夫,使中国哲学史不致被一二人的偏见遮蔽了。”(1922年3月5日胡适日记)据曾参加过这次讲演会的陈雪屏回忆,胡适仅用了短短四十分钟就轻松地把梁的论点一一批驳了,当时的会场就像海边上的潮水来回翻涌一样,一开始听众还觉得梁启超讲得有理,但听了胡适的答辩后,又忽拉拉一片倒向胡适这一边了。陈雪屏说:“如果用‘如醉如狂’来形容当时听众的情绪似也不算过分。”(1976年5月《传记文学》第二十八卷第五期)
       在胡适批评梁启超这件事上,则显示了胡适性格豁达开通的一面。1921年梁启超将他用十多年所作的《墨子》笺注辑为《墨经校释》四卷,送请胡适作序。胡适在这篇长序里首先赞扬了梁先生二十年前提倡墨子研究的贡献,并说自己就是受梁氏的影响而爱上墨子的。但胡适本着吾爱我师,吾尤爱真理的精神,直率地对梁著提了不少批评意见。梁看了不太高兴,虽然也赞许胡适这种“极纯笃的学者风度于学风大有所裨”,但在编写书稿时,却反常地把胡适的序排到书的末尾,而把自己反驳的文章放在书前。对梁启超这种有失礼貌的做法,胡适只是泰然处之,并不耿耿于怀。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不幸病逝。次日胡适与陈寅恪等人一道参加了梁先生的入殓仪式,他为恩师的早逝(梁享年仅五十六岁)悲痛地落下泪来。胡适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对梁启超的个性有一段讲得非常好的评语:“任公为人最和蔼可亲,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们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日记里也提到过去那两次学术交锋的事,但他却说:“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他就是这样以无比宽厚的胸襟来知人论世的。面对胡适,今日某些缺乏尊重意识、惯以贬损他人为快事的先生们,或许也会感到一点羞愧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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