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能称“盛世”吗? 建武盛世又称什么
时间：2019-02-08 05:33:4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一些史著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称为“康雍乾盛世”，或曰“康乾盛世”；也有单独将乾隆朝颂为“乾隆盛世”，或曰“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因之有不少人频频地津津乐道那一段昔日的辉煌。大帝的圣德和伟业更是被一些文艺家炒得沸沸扬扬，即使多出自滑稽无据的胡编乱造，但只要贴上“戏说”的标签，也就无从挑剔了。
康、雍、乾三朝能否称得盛世？单就清一代说，这三朝可谓兴盛时期。先说康熙、雍正两朝：康熙帝消灭南明的小朝廷，接着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宝岛台湾，康、雍两朝逐步建成并基本巩固了适合汉地的封建统治制度。与此同时，对边疆各少数民族采取安抚与镇压相结合的策略，实现了中华各民族的大统一，初步建立了比现今疆域还大的统一的大清帝国。国家的统一，社会的安定，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经济水平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乾隆帝继承祖、父遗志，在统治比较巩固、国力比较富盛的局面下进行他的长期统治。那么，康雍乾三朝能否称盛世，康、雍两朝姑且不论，乾隆朝能称盛世吗？窃实不以为然。
什么是盛世？应当从多角度作全方位的分析，应当有一些基本的标准：科学技术发达，经济文化繁荣，政治清明，民族和睦，社会稳定，人民富庶，国家综合实力居世界前列。乾隆朝虽不足以称盛世，但乾隆即位前朝，能矫正祖、父施政之弊，实行宽严相济的治国方针；整治统治核心，重用贤能名臣；轻徭薄赋，调动人民生产积极性，较好地巩固和发展了先帝遗业，呈现出了新的繁荣兴旺景象。特别是有两大政绩更应充分肯定：一是重农固本，振兴经济，使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仍居全球第一；二是拓土固疆，注重防务，有效地巩固和扩展了中华大一统帝国的疆域。可遗憾的是，时隔仅四十多年，就骤然弱不禁风，以致挡不过远涉重洋而来的几千红毛蓝眼贼，即从1840年开始，先后两次鸦片战争，就把“巍巍”大清帝国搅得天翻地覆，整个中国从此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屈辱历史――“盛世”礼赞余音未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就落到了“天朝”臣民的头上。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突兀的崩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乾隆的所谓“夕阳盛世”，日益孕育着许多不治的毒瘤，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年率的支配使然，只是毒瘤溃散得太快罢了。
有哪些毒瘤侵害着乾隆帝国的肌体呢？
第一，帝后频繁巡游，首开靡费之端。乾隆十年（1745），乾隆帝曾自称：躬行节俭，力戒豪侈。可他竟打着“效法乃祖，巡访乡里，体察民情”的旗号，不惜耗费巨资，一生以巡游为首乐，先后四次东巡谒陵，五次西幸五台，六次南巡江南，每秋打猎热河，几乎每年都有数月在外游幸，可谓中国史上最能游乐的皇帝。乾隆帝连年奉太后巡游，王公大臣随从，各级隆重迎送，竟尚侈丽，靡费惊人。而最大的靡费要数他踏遍秦淮花巷，尝尽苏杭风月的六下江南。仅以初巡江南为例：乾隆十六年（1751）正月，奉太后启銮，大学士傅恒等王公大臣和宫廷侍卫数千人随行，启程一年前，各地就在忙于准备御舟，修筑道路，布设行营行宫，演习迎送仪式。出发前又下谕：将江苏十二年积欠地丁银二百二十八万多两、安徽积欠三十点五万余两捐免；浙江无积欠，将来年应征地丁钱粮折银三十万两捐免。随从人等各有帮银俸饷，其中傅恒赏银六百两。帝驻跸的城邑，各地官员以至兵丁屡有赏赐。所经之地，特别是江、浙两省及诸州府县，设备接送，布饰装点，竞相比豪，层层加码，每处所费白银平均在三十万两左右，超过康熙帝南巡的十倍。乾隆帝自称：“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实际上“不过敕河臣慎守修防，无多指示”（《南巡记》）。直到他晚年退位后才有所醒悟：自己在位六十年，“唯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清史稿・吴熊光传》）――此可作为乾隆南巡的恰当的自评吧。不过，他途经黄淮交汇区，曾视察高家堰、蒋家坝等地，推动了黄河的治理；途经海宁海塘，提出具有远见的措施，并亲自试验，终于建成数百里石塘，对杭州、嘉兴一带防洪保安起了重要的作用。乾隆帝除了巡游耗费，宫廷生活也极其奢糜，不仅耗掉了前代积聚的大量资财，还助长了各地官员竟尚豪侈、贪贿敲诈的腐败之风。
第二，边疆战事频仍，损失灾祸严重。乾隆朝先后发动过十次重大军事行动，按御制《十全记》为：“平准噶尔（按：今新疆北部）为二，定回部（按：今天山南部）为一，归金川（按：今四川金川县）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按：今越南）各一，二次受廓尔喀（按：今尼泊尔）降，合为十。”有些战争，对于巩固前期确立的版图、强化边疆的统治起过重要作用。但有些战争，如果处理得当，并非不可避免。如二扫金川，起因只是因边地出现的某些纷争和土司间的互相攻掠，本可通过协调和解，而乾隆帝不惜屡发重兵征剿，先后八年，损失重将多名，伤亡士兵数千，耗费军帑近八千万两，当地边民灾祸更重，最后以收兵纳降、“改土归流”，维持土司统治而告终。至于对缅甸、安南用兵，实属不义之战，清王朝更是损兵折将，狼狈不堪，遭受损失更大。乾隆帝从未言败认输，而是一味自诩“十全武功”，自称“十全老人”，说明他直到晚年仍热衷穷兵黩武，自炫功业的虚荣心理是何等深重。
第三，放纵贪官污吏，官场日趋腐败。在皇帝及宫廷豪侈之风影响下，各级官员贪黩腐败日盛。仅震动朝野的大案就有官商勾结，侵吞税银千万两之巨的两淮盐引案；上下串通、涉案过百人的甘肃冒赈案；“将金换银”，贪银七万多两的浙江“偷梁换柱”案；和�庇护、婪索属官“盈千累万”的山东库银案；数任连环贪污、共吞白银一百三十万两的浙府窝贪案；既纳属员贿、又受洋人贿的福建内外双贪案，等等。上列诸案，自西北之甘肃至东南之福建，遍及各大省。督抚下通州县，上接朝臣，伙同作弊。督抚大案如此，各地各级官府次案小案不难推知。已被处治的如此，未被处治的贪污更是随处可见，百姓唾骂在心。乾隆帝虽然惩办了上述一批贪官，但贪风仍是越刮越盛。其原因之一，就是朝廷还有掌握重权的宠臣，更大的贪官和�。他言必称己为“奴才”、承风希旨若“皂隶”，身领要职几十种，到底贪污多少，谁也无法说清，大约折银八至十亿两，相当于当时全国十多年财政收入（和�事发时年财政收入七千万两）。乾隆帝常年耽于游乐，放松吏治整顿，重用贪佞之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贪官，像蛀虫般地吞噬着清王朝大厦，大清王朝日益陷入了衰败的境地。
第四，“文字狱”案迭起，白色恐怖笼罩。大抵一个王朝，越是强盛时期，越能包容大度，实行开明政治；反之，越是日趋衰朽，越加偏狭疑忌，强化思想控制。乾隆帝初年，能继承父祖遗业，力矫严政，宣示宽宏，标榜满汉一体。大约自乾隆二十年（1755）始，随着朝政衰败，对汉人疑虑日益加深。由此，以“文字狱”为主的思想监控及暴力处治措施不断强化，其捕风捉影之荒唐、株连之广泛、处治之严酷，均超过了乃祖乃父。仅数得上的，以文字之“过”严惩汉族大臣文士达一百三十多起。仅举两例就足以说明“文字狱”之荒唐和残酷：例一，彭家屏案。彭家屏官至江苏布政使。乾隆二十二年（1757），往徐州迎帝南巡，以豫东连年灾荒甚重，告河南巡抚图尔炳阿（满族）匿灾不报，但帝疑，反命侍卫搜查彭家。随后，图尔炳阿反告彭氏族谱题署“大彭统一”，“甚属狂悖”；帝责谱称彭姓出自黄帝之后是“自居帝王苗裔”；斥谱署“万历”年号中的“历”不避讳缺笔（乾隆帝名弘历），足见“目无君上”。于是数罪并罚，赐彭家屏自尽；而图尔炳阿却因查办彭案功大，不究匿灾之过，仍留原任――乾隆帝制汉护满的意图十分明确。例二，孙嘉淦案。吏部尚书孙嘉淦生性耿直，敢于犯颜直谏，因此有人于乾隆十五年（1750）冒其名写奏稿，指责乾隆帝“五不解十大过”（主要批评他南巡扰民、侈奢浪费等）。乾隆帝大怒，即令各省督抚各级官员严查伪稿的炮制者和传播者，仅四川一省就逮捕了嫌疑分子二百八十多人。接着，又因有些官员查办不力和左右上下牵连，将山东巡抚革职问罪，御史书成也因为其说情，被革职服苦役；江西巡抚奏报长淮千总卢鲁生父子传抄伪稿，在刑讯诱哄中得知南昌守备刘时达父子同谋。卢被凌迟，刘等秋后斩决，家属连坐；办案不力的江西巡抚、按察使、知府等均被革职拿问，连两江总督、漕运总督也被牵连问罪；孙嘉淦惊惧而死。从此，正气傲首俱丧，敢于直言者更少了。
乾隆在迭兴“文字狱”的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查禁时人著述与藏书，先后延续了十余年之久。世人曾将编纂《四库全书》誉为乾隆“一代之盛事”，殊不知，他“集《四库全书》之名，焚禁天下诋毁清廷之篇籍”（章太炎《民国光复》），毁掉和糟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古籍，造成了一次文化浩劫。乾隆帝谕令四库全书馆拟定查办违书条款，查禁范围及处理办法：一类是全毁：所谓“诋毁本朝”、“语涉狂悖”的清人著作、文集，前代各书涉及辽东、女真，语涉偏谬者；宋人关于辽、金，明人关于元代的记述，“议论偏谬尤甚者”，书籍内容无违，但作者在清朝获罪者的著作，共被销毁的书籍三千种七万多卷，大于《四库全书》所收书目。二类是抽毁：抽出违碍字句部分销毁之书达四百多种。三类是删改：其涉及典籍和内容极为广泛。“全毁，抽毁，剜法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因而使一部分入选书籍面目全非，与原义乖违；“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骨气的人”。乾隆帝“一面说提倡文化，一面又抄袭秦始皇的蓝本。所谓黄金时代的乾隆六十年，思想界如何不自由也可想而知了”（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我们考察盛世，除作孤立的即本朝的观察，还要进行纵向和横向的分析。从纵向看，即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来看，史学界公认的盛世有三：汉朝文景之治和唐朝贞观之治、开元之治。西汉文帝、景帝实行与民休息、减免租赋、倡导节俭、省减刑罚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开创了我国封建史上第一个“太平盛世”，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把中华大一统帝国推向全盛时期奠定了比较雄厚的政治、经济基础。汉盛之世，不仅天下大治，为世界首强，更值得大书的是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它东起中国，横贯中亚，西达欧洲，是欧亚各国和中国友好往来不断增进的桥梁，是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流融合的桥梁，从而推动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唐代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大大发展了汉初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使大一统的中华帝国上升到鼎盛时期，东西方各国仰慕、崇敬、效法。汉唐盛世开创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比较开放开明，这决定了它们能吸纳当时世界文明之精华，激发民族的发明创造精神。再看乾隆朝：除了追求生活豪侈，崇尚穷兵黩武，对内强化思想禁锢，对外闭关自守，盲目自大，社会岂不腐朽，朝政岂不衰败！
再从横向看：乾隆帝在位六十年（1736―1795），加上当太上皇四年（1796―1799）共六十多年里，或更前一段时期，世界上特别是西方发生了什么变化？1640―1688年，英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为工业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前提，使其很快成为世界最强的“日不落”帝国。1789―1794年，法国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最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对整个欧洲和拉丁美洲革命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推动作用。1764年，英国发明了蒸汽机，逐步广泛应用于生产和运输，从而开始了西欧工业化进程。几乎同时，欧洲也开始了与经济发展同步的人文领域革命。作为社会主体和生产力第一要素的“人”，得到空前的尊重和解放。在民主开明、思想开放浪潮推动下，科技成果日新月异，经济建设飞速发展，国家实力大幅提升，社会充满勃勃生机。这时的乾隆帝还在浑浑噩噩地做着“天朝”梦，陶醉于“万国来朝”、“四夷宾服”、大清“物产丰盈”、“原不藉外夷货物”的“夜郎自大”之中――自己什么都远远落后于人，却要以天王老子自居――万分可惜地错过了“睁开眼睛看世界”，走开放强国之路的大好机遇，带来的是积贫积弱难返，人民起义不断，向东方寻求殖民利益的英国虎视眈眈地盯上了中国这块大好的肥肉，大清王朝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危机之中，由此，“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马克思语），这还有何盛世可言！
